承仁/柏峰

　　徐泰来同志在探讨中国洋务运动失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时认为：日本地处中国这块大肥肉之旁，列强都想吞噬这块大肥肉。于是，英美利用日本作为牵制帝俄而侵略中国的工具，这样，就不但放松了对日本的侵略，反而扶植日本。日本倒幕派利用列强的矛盾，得到了英国的支持……。明治政府成立后，它很快获得了列强的一致承认。后来，明治政府的内外政策始终得到英国的支持。这一点也是洋务运动所不曾有的条件。”（注：徐泰来：《洋务运动新论》第301页。）这些看法粗读感到有道理，真认思考则觉得用这些论点来说明治维新成功，洋务运动失败的外部条件，确是似是而非，故特提出我们的不同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

　　　　一

　　按照徐泰来同志的看法，英美两国早在明治政府成立前后，就为了吞噬中国这块大肥肉而放松了对日本的侵略，确定了“利用日本作为牵制帝俄而侵略中国的工具”。这是不确切的论断。

　　在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在远东进行殖民扩张的重点是中国，英美在一段时期曾企图利用日本作为他们与沙俄在远东争夺霸权的工具，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这里必须弄清英美在把中国作为侵略重点的同时，是否放松了对日本的侵略，他们企图利用日本作为抗衡沙俄工具的政策是什么时间形成。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根据史实，明治政府成立前后，西方列强并没有因为把中国作为侵略重点而放松了对日本的侵略。洋务运动前的二十年，英法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列强趁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同种类的不平等条约26个（注：参看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目录1—2页。），使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这时的日本，从1853年被美国首先打开闭关锁国大门，到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前夕的十五年，英美法俄等国的军舰多次侵入日本，对日本发动过两次侵略战争，强迫日本签订了不同种类的不平等条约25个（注：参看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附录第685—698页。），使日本的国家主权遭到了严重破坏，民族独立开始丧失。人们如果把这一时期中日两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内容作一个比较，就不难发现中国除割地赔款两项损失更大外，其它方面，日本国家主权遭到的破坏并不比中国轻，在某些方面和在某种程度上还比中国重。如英法侵略军可以在日本领土长期驻扎，他们有在日本筑路开矿的特权等。明治政府成立以后，西方列强强迫日本再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1868年11月11日与瑞典、挪威签订了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及贸易章程，次日与西班牙签订了类似条约。1869年2月20日与北德意志联邦签订了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0月18日与奥匈帝国签订了同样的条约。1874年5月10日与英德签订了有关关税的协定。1876年2月8日与美国签订了邮政交换条约的追加条款。这些条约都不同程度的损害了日本的主权。

　　资本主义列强对日本进行经济略侵也非常严重。大家知道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是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侵略的基本手段。日本自1858年开港后，外国略侵者凭借他们所攫取的税权和商权，向日本大量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进入明治时期，这种情况不仅没有放松，而是变本加厉。当时日本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发展迅速，入超严重。1859—1867年的九年时间，输出额增加近14倍，输入额则猛增了35．9倍。1868－1879年，进口棉纱又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4．3倍，棉布增加了2．1倍，以后的对外贸易仍继续增长。二是出口以农产品原料为大宗，生丝、蚕种、茶叶占极其重要的地位。进口主要是近代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产品，以棉毛纺织品为大宗。三是外商以“居留地贸易”形态垄断了日本的对外贸易。据统计1874—1894年，无论在出口、进口或进出口贸易合计的交易额中，外商经手的交易额所占比重平均都在90％左右，最高年份达99％以上（注：参看万峰著：《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202页表28。）。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他们不愿意放弃已攫取到的特权外，还由于外国银行垄断了日本的外汇金融业务，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了日本的海上运输业等。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说明，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因为以侵略中国为重点而放松了对日本的经济侵略，日本与中国一样，开始成了西方国家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英国企图利用日本作为他牵制沙俄南下力量的思想，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虽已萌生，但把这种思想变为行动，则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八十年代，帝俄因在近东和中东的扩张受到英国的阻挡，便致力于在远东的扩张，急于要在中国和朝鲜海岸寻找不冻港，企图控制朝鲜，并与英国争夺中国。1885年4月，英国为抵制沙俄南下，突然出兵强行占领朝鲜南部的巨文岛，英俄之间因争夺朝鲜一时形成尖锐的对立。从此以后，为了抵制沙俄，英国政府才把利用日本抗衡帝俄的政策提到议事日程上。九十年代初，沙俄开始修筑西伯利亚大铁道的乌苏里一段。这段铁路一旦建成，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就要受到严重威胁，迫使英国开始真认考虑扶植日本抵制沙俄在远东扩张的问题。他的第一个行动是1894年与日本签订英日新约。根据这个条约，英国放弃了他在日本取得的大部分侵略特权。在此以前，英国并没有因要利用日本牵制帝俄而对他采取大的扶植行动。因此，以所谓英美为了利用日本作为牵制帝俄的力量而放松了对日本的侵略，作为明治维新成功，中国洋务运动失败的重要外部条件之一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

　　　　二

　　按照徐泰来同志的看法，好象英国只是支持了日本倒幕派的倒幕活动，明治政府得到了西方列强的一致承认，他的内外政策始终得到英国的支持，而清朝的那拉氏政权，弈、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及洋务活动，都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承认似的。这不管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善良，都不能不说这是掩盖了历史的真像。

　　清朝那拉氏政权的建立，和这个政权建立后得到的西方列强的支持和扶植，绝不下于日本倒幕派的倒幕活动所得到的支持和扶植。1861年8月，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病死，年仅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由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个赞襄政务王大臣辅政。这些顽固派大臣坚决反对“回銮”，外国侵略者对此非常不满，英国公使就认为：“只要朝廷不在北京，怡亲王、端华、肃顺等继续掌权，我们就不能说中国人民（应该作清政府）已确实承认了条约。”（注：转引自《历史教学》1952年第四期。）为了使清中央政府尽快回到北京，侵略者支持与他们来往密切的奕，与在热河的小皇帝的生母那拉氏勾结，发动宫廷政变。10月，奕在北京作好了政变准备后，以奔丧为名到热河与那拉氏密谋政变事宜，并向那拉氏保证回京后的安全。那拉氏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即11月1日便发动政变，宣布她与慈安（咸丰的皇后）垂帘听政，任命奕为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处死了载垣、端华、肃顺，罢免了一批顽固官僚。处死肃顺等的罪名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和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反对“回銮”（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第9页。）。公开向侵略者表明屈服妥协的态度。

　　外国侵略者也承认，这次宫廷政变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英国公使卜鲁斯曾得意地说：“在过去十二个月中，造成了一个倾心同外国友好的派别，并且有效地帮助这一派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供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成为这个政权的顾问”，表示“我们要比同中国发生联系的其它任何时期，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注：转引自丁名楠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171页。）。美国政府也明确表示：“对于清廷，不但应以合法政府视之，且因人道之关系，对于清廷之压平内乱，也应予以道义上之援助。”（注：转引自李抱宏：《中美关系史》。）美国在华税务司马士对当时中外反革命勾结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描述：“他们（指清政府）明白，必须与外国和平合作，才能削平太平天国革命及恢复满清的可能”，西方国家“为着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不得不一步步地加紧干涉的步骤来镇压革命，并且一步一步地来支援帝国政府”（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61、65页。）。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中外反动派的武装镇压下失败的，清朝的垂危统治就是在西方列强的武力支援下得救的，而洋务派则是这种勾结的实际执行者，并以此为契机变成了清政府中最有实力的派别。可见，西方列强支持清政府和洋务派镇压中国革命人民，远远超过了他们对日本倒幕派的倒幕活动的支持。对于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泰来同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置一词，却大谈什么西方列强对日本倒幕活动的支持，对明治政府的承认，这不符合比较研究的要求。作者之所以这样，绝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有不便言的苦衷。

　　认为“明治政府的内外政策始终得到英国的支持，这一点也是洋务运动不曾有的条件”的论点也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大家知道，不平等条约是使日本丧失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记录和标志，明治政府成立的初期，虽然也与西方一些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但他们对不平等条约的态度是极为鲜明的。他们认为日本国与各国交际，必须以不降低皇威，不损害国威为重点”，“如今允许外国军队在我国港口登陆，侨居洋人违犯我国法律者仍由外国官员处理等情，乃皇国之奇耻大辱”（注：山本茂著：《条约修改史》第107页。），必须要进行修订。因此，通过修改不平等条约，以达到收复国家主权，实现民族真正独立，曾是明治政府的一项重要国策，是他对外政策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明治政府成立不久，便着手做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准备。以后，每当日本提出修改条约内容的要求时，英国总是首先出来作最坚决的反对。不仅反对修约，还要求增加新的侵略权益，要求给予外国人在日本国内随意旅行，和允许外国人在日本投资的新特权，使日本的修约要求均遭失败。这种情况，一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因英俄争夺远东的矛盾加剧，英国政府为了拉拢日本对抗帝俄才有所改变，怎么能说明治政府的内外政策始终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呢？！

　　诚然，日本明治政府进行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近代化事业，都从西方引进了大量设备、技术和人才；引进了经济管理制度、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制度，等等。如果说这些都是属于西方列强对明治政府维新活动的支持，那么，中国的洋务运动不是也得到同样的支持吗？！而且，我们认为，西方列强要求清政府进行洋务活动更具主动性。总理衙门是主持洋务活动的总机关，它的设立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和称赞。奕在总理衙门成立前曾派人征询英、法意见，英国使馆秘书威妥玛得此消息，“甚为欣悦”（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28页。），说这是他们长期来求之不得的。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极表赞成，认为这是中外各国永敦睦好之最妙良法”（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28页。）。

　　洋务运动的启动和发展也得到西方列强的鼓励和支持。第二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后，西方列强深感清政府的衰弱对他们不利，认为“在东方海上发生的新的东方问题，不是由于中国的强大，而是由于中国的衰弱”。为了使清政府能适应其侵略的需要，他们极力怂恿清政府“借法自强”。洋务运动开始后不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上《局外旁观论》（注：转引沙琴特：《英中商务及外交》。），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上《新议略论》（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第13—22页。）都极力强调清政府“借法自强”的必要。赫德建议清政府及早举办“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车火兵法”（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第23—32页。）等等。威妥玛则要清政府从速在“各省开设铁道，飞线（电线），以及五金煤炭各矿开采，水陆各军要设操练”等等。并说“若照行，泰西各国必致欣悦，无事不助，无时不合”。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不管是清政府和洋务派从事的创建和训练新式海陆军、举办军事工业、兴办民用性企业、开办新式学校，抑或是雇请外国各类技术管理人员，购买各种备设和洋枪、洋炮、洋船舰，以及派遣留学生和出国使团，无一不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和资本家的大力支持，这是洋务运动史中有目共睹的事实。人们在读《李鸿章全集》时，只要稍加注意，就能发现李鸿章在奏折中，要求清廷给予奖赏的洋人不下数十名，它包括了各类在华的技术管理人员，外国大企业如英国的阿摩士庄、德国的克虏伯的老板及其代理人，和外国政府的要员，包括外国公使，海军部、外交部的部长或大臣等等，并称赞这些人对中国的洋务事业是“认真襄理，况瘁不辞，询属界域无分，效忠出力，而外部大臣毕士马克系该国相臣之子，曾迭属海部尽心助帮，顾全睦谊，又克虏伯、伏尔坚两厂主，皆充商务议员，于中国历届造船、造炮事宜，尤能始终尽奋勉”（注：《李鸿章全集》奏稿，25卷37页。）。真可谓尽心尽力的帮助，怎么能说“明治政府的内外政策始终得到英国的支持。这一点，也是洋务运动所不曾有的条件”呢？！

　　　　三

　　上面所述，只是说明徐泰来同志在阐述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成败的国际条件时，认为这是西方列强对两个运动实行了两种不同的政策的结果的论点，不能令人信服，并不是说他们的侵略政策不对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产生影响，不对中日两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作用。如上所述，十九世纪中叶至九十年代初，即洋务运动破产前夕，中日两国都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面临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本质，就是掠夺和剥削落后国家和民族，这种政策给中日两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两国社会经济的独立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但是，为了侵略的需要，他们又同时支持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兴办近代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希望中日两国沿着独立富强的道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推销自己的机器和机器产品以获得高额利润，并对运动加以控制，把它纳入到自己所设置的轨道。这就向日本的维新派和中国的洋务派，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利用这种局面的问题。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清政府和洋务派与明治政府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使运动结局很不一样。这里，我们仅就两国的对外政策、与洋商争利、技术和人才引进等三个问题谈些看法。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都是在中日两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后进行的。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力大致相当，西方列强对两国的政策也大致相同，因此，对外态度和政策是否正确，就成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成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从现有材料看，日本明治政府在对外关系上，一开始就执行了一套双轨外交，即既积极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争取国家民族的完全独立，又拼命向邻国扩张，争当殖民帝国。在做法上，他使用了三线出击的手段，即既积极争取修改和创造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时机和条件，又北以拒俄南下，南以侵略琉球、朝鲜和中国。这个政策和做法，既反映了它具有正当的和正义的一面，又反映了它具有侵略性的非正义的一面。对它的殖民扩张的一面，应该给予揭露和批判，但从政策的视角看，它是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而清政府和洋务派执行的，却是在承认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实行“以羁糜为上”的政策，这是消极的妥协退让的外交政策，反映了清政府和洋务派具有惧外的软骨病。

　　两种不同的外交政策必然会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日本经过不断的努力，到甲午战争前夕，摆脱了不平等条约大部分内容的束缚，解决了与沙俄的边界领土的争端，使日本北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了安宁，并吞并了琉球，侵入了朝鲜，威胁到中国的安全。这些都为明治维新运动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有利于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并逐步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清政府和洋务派的妥协退让外交，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王韬当时就指出：“秦西大小诸邦，叩关互市，辄以兵力佑其商力，所至各埠，设官置戍，艨艟相望，每挟其所长，从而凌侮我，来必应，请必遂，一旦龃龉，而伺我者数十国，腹心肘腋之间，遍布森列，几于国不可为国矣。嗟乎！此盖误于羁糜之说，而驾驭未得其宜也。”（注：《洋务运动》第八册第8—9页。）这就从根本上阻滞了洋务派标榜的“富国强兵”事业的独立发展。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时期，正是西方列强垄断中日两国民族市场的时期，中日两国要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就有一个从侵略者手中逐步夺回民族市场的问题。对于这一重大问题，日本明治政府和中国洋务派所执行的政策，也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外国侵略者垄断市场的情势，中日两国这时都提出了“与洋商争利”的口号，但实际的活动和政策却不一样。清政府和洋务派的“与洋商争利”，仅仅是“稍分洋商之利”，这就是说，他们是在承认西方列强占有中国市场的前提下分得一点余利。这样做，不仅是“所夺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之一毛”（注：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卷十一。），还必然导致在竞争中与侵略者无原则的妥协，使民族利益进一步丧失，自己的手脚遭到更紧的捆绑，为洋商占有中国市场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轮船招商局与英国太古、怡和洋行所订的“齐价合同”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日本这时则提出了“贸易立国”的政策主张，这种把贸易提到立国的战略高度，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在发展和开拓市场上的主动性和进取心，反映了他坚决要求摆脱半殖民地贸易结构的强烈愿望。为实现这个目标，明治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扶植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支持本国商人与外国商人的竞争，使民族工商业在竞争中日益得到发展，在国内市场所占的份额逐步增加。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航运业与资本雄厚的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英国大海运公司“P·O”公司的竞争中，由于得到了明治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取得了胜利（注：参看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第207—208页。），外国轮船公司垄断日本船舶运输的状况从此逐渐改变。日本的棉纱市场也通过竞争，由为外国产品所垄断变成为本国棉纱所占领，并开始出口，到1897年，出口量远远超过进口量（注：参看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第150页。）。竞争日益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时期，中日两国都大量引进了西方的人才和各类技术备设。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引进，兴办近代企事业就难于启步。中日两国需要引进西方的技术，但列强并不是乐善好施者，他们输出人才和技术，既受获取高额利润的欲望所驱使，也有企图借此达到控制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目的。因此，能否做到既利用西方的人才和技术，又能防止外人侵权和控制技术，就成了两国这时兴办近代企事业成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明治政府与洋务派在人才技术引进的做法和方针上，是不尽相同的。日本在人才引进和管理使用上，基本上做到了：既注重人才质量，又严格管理：既大胆使用，认真听取其意见，又不允许干涉内政和有越职权的行为；既大量引进，又大力培养本国人才，力争人才逐步自给。在技术引进上，也基本上做到了：引进先进和适用的技术与消化创新相结合；引进先进技术与改进自己原有的技术设备相结合；既购买又制造，并逐步以造为主。明治政府的这些做法，是落后国家争取人才、技术自主自立的正确方法和道路。

　　在人才和技术的引进上，洋务派虽然也说过“借才异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并非终用洋人”，购买器械是为了“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但实际行动却是事事仰赖于外国侵略者。洋务派引进人才和技术，主要是通过如下三个渠道：一是聘用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侵华军事人员，和与他们勾结镇压太平天国的洋员，并通过他们引进一批人才和技术；二是依靠西方驻华使领馆官员，和在清政府中充当官员的洋人引进人才和技术；三是由中国驻外使节通过所在国的政府和资本家，聘请洋员和购买设备。洋务派所依靠的上述各类洋员，大多数并不真懂技术，但在政治上却多是别有用心者。因而由他们推荐或聘用的洋员，技术上多为平平，道德并不高尚之辈；所购之器械和设备，多为过时和落后之物。对于这种状况，洋务派的首领们不仅很少采取弥补的办法，还一味地吹捧这些人和事，把不少部门的技术甚至行政管理大权交给他们。同时，又没有制定出培养本国技术、管理人才和发展生产技术的措施和政策。这样的引进、使用、管理人才技术的做法和方针，不具有自主自立的性质，而是一条半殖民地性质的引进人才技术的道路。

　　两种不同人才技术引进的方法和道路，导致中日两国在人材技术上出现了很大的反差。甲午战争前，日本在各类技术管理人才上，已开始逐步自给。据统计，1874年和1875年，明治政府聘请的外籍人员超过了500人，到1880年便减少到237人。如铁路系统，1874和1875年时，聘请的外籍人员是110多人，1883年便减到10余人；铁路的管理和建设，分别于1879年和1883年，由日本人取代。1887年东京大学初建时，学校教师多为外籍人员，但到1886年帝国大学工科大学成立时，外籍教师则仅有4名，本国教师增至18名（注：转引自《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军事系统的情况是：陆军“各种学校不复须外国教师”；海军“军政之经营不复顾问外国人”；造船业也是“日本技术专家专任其工，不复借外国人之助”（注：《开国五十年史》。）。人才的自立自主给技术的发展以有力推动。1880年，日本就发明了适合本国人体型的村田步炮，并逐渐成批生产，1888年被规定为全军统一使用的武器。1887年发明了褐色六棱火药。1892年又创制了47毫米的速射炮和朱式鱼雷。在造船技术上，八十年代以前，日本的造船水平不如福建船政局，但不到五、六年就迅速赶上和超过，不仅造船数远远超过中国，而且还能造三千吨的新式快船，和四千吨的铁甲舰。其它各种民用工业的技术也多有发展。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初步建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农业工业国。

　　与日本的情况相反，中国雇请的外人，不仅不是逐步减少，而是日益增加。初步统计，晚清雇聘的外籍人员（不包括海关人员），二十世纪前为610多人，二十世纪的十余年则为680多人。如轮船招招商局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雇请洋员144人，经过近半个世纪后，到1880年还是全部雇请洋人，船长几乎全部由洋员充任（注：转引自《江西财政学院学报》1982年第四期。）。江南制造局从一开始就由美国旗记铁厂的老板任全局总管，下属各主要分厂的厂长由洋员担任。到了1906年，“厂中事务，皆系巴斯主政，故各项工作，均受成于外人，中国员司所能办之事，今亦有由洋员办理者”。巴斯离任后，“由彼引用之洋员毛耕主持一切，各项价目，悉由核报”（注：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428页。）。这就不仅说明，江南制造局在技术上长期依赖洋员，而且生产经销大权和行政管理大权也为洋员所操纵。电报局更是掌握在洋员手中。海军的情况连奕劻也不得不承认：“仅藉洋人充船主、大副等紧要司事，终是授人以柄，不得谓之中国海军。”（注：《洋务运动》（三）第125页。）其它企事业单位也有类似情况。当时就有人批评洋务派是“综理一切，统用西人，绝不思教养华人以渐收其权利”（注：《戊戌变法》（一）第247页。）。一切依赖洋人不仅引进的技术设备陈旧，而且生产中仍用旧法不改。当时洋务派中就有人指出，福建船政局所用的，是法国旧法；江南制造局所用的，是英国的旧法；北洋船坞、海军机器各局所用的，是英、德两国的旧法。加法配镶，绝无创新。军事工业产品，也多半质量低劣，“试造之炮，炮身不长，机器不灵，施放过迟，一点钟止能放七八炮”（注：《张之洞全集》奏议，卷36第6—10页。）。生产出来的“小船只能供给海军巡缉之用；太平年月无用，战争起时是废物”（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89页。）。生产技术始终停滞在落后的阶段。这就使得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所办民用性企业成效甚微，不能达到“求富”目的；所办军事工业生产的武器和所建新式海陆军，只能镇内寇，不能御外侮，在对外战争的关键时刻，在洋人的操纵下向日本投降，将北洋舰队的剩余舰只和大批军火、物资拱手送给敌人，庞然大物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殁，洋务运动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