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运动期间的“官督商办”

来源:《社会科学》198209

 

杨晓敏

  官督商办是洋务运动期间洋务官僚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经营方式。评价官督商办企业的历史作用是研究洋务运动的重要课题。

    采取官督商办形式的历史必然性

  洋务企业采用官督商办形式,是有它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

  中国在明清之际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侵略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维新思想家和爱国商人反对列强经济侵略,要求自办企业以分洋商之利的呼声日益高涨。洋务官僚此时也有了经办近代企业的要求。(1)他们看到西方国家富强靠发展近代工商业;(2)发展军用工业要求燃料、原料和近代交通运输等工业相应发展;(3)列强经济侵略的刺激,使洋务官僚也想办企业,以敌洋产而保利源(注:李鸿章:《议制造火柴》,《李文忠公全书》(下简称《李书》)译署函稿卷二21页。)。

  追求利润及与洋商争利是官商合办企业的基本前提,但两者能结合,还有中国特殊的客观原因。

  由中国封建专制政治所决定,官的势力强有力地渗透到社会各部门,洋务官僚又受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他们说,企业归商不归官,则久恐争利滋弊(注:李鸿章:《复翁玉甫中丞》,《李书》朋僚函稿卷一五,29页。)漫无钤制(注:《洋务运动》(六)61页。)商民势涣力散,非善为倡导,则不能集事(注:《洋务运动》(六)350页。),因此他们决定,新办的民用企业必须由官总其大纲(注:李鸿章:《论试办轮船招商》,《李书》译署函稿卷一,40页、39页。)。

  清朝后期,国库空虚,洋务官僚因经济实力不足,不得不借重商人、买办筹资办厂。例如,轮船招商局开办时,华商不仅态度极端冷淡,相反向外轮公司投资。如旗昌、金利源等,华人股份居其大半。(注:李鸿章:《论试办轮船招商》,《李书》译署函稿卷一,40页、39页。)后因李鸿章札饬了买办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才使招商局在两月间入股近百万(注:李鸿章:《复沈幼丹船政》,《李书》朋僚函稿卷一三,31页。)。买办徐润被委为招商局会办后,他因友及友辗转邀集(注:经元善:《居易初集》卷二,38页。),到1883年,他自己附股达四十八万两……各亲友之入股者亦不下五、六十万两(注:《徐愚斋自叙年谱》86页。)。另外,洋务官僚缺乏经营近代企业的能力,也使他们不得不与商人合办企业。李鸿章说:若官自办,恐有法无人,不可持久。(注:李鸿章:《条陈四事》,《李书》海军函稿卷三,3页。)可见,洋务官僚与商人合办企业是他力不从心的表现。

  中国商人的实际能力也很难单独与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抗衡。其中除一小部分人投向侵略者的怀抱外,大部分人都希图从清政权处找到奥援。例如,轮船招商局在怡和、太古两轮船公司的联合竞争倾挤下,局务难支而向钱庄借贷。18747月至18766月,每年支出的利息高达九万一千余两,以致招商局几濒夭折。后因官商合力设法维持(注:李鸿章:《论维持招商局》,《李书》译署函稿卷七,21页。),才使该局气力为之一舒(注:李鸿章:《论维持招商局》,《李书》译署函稿卷七,22页。)。可见,民间商人确希望得到官方扶持来增强与洋商竞争的能力。面对厘金剥削和封建地方势力的勒索阻挠,商人也很希望得到官方的保护。郑观应曾说:办近代企业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注:郑观应:《开矿上》,《盛世危言》卷四,17页。)。

  由此可见,官和商这两种不同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办企业,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他们仍有各不相同的出发点。商人着眼于经济利益,洋务官僚则是以富图强,最终为了巩固清王朝封建统治。官和商既然存在着对立的一面,这就决定了在官督商办的企业内部始终存在着官商间的矛盾和斗争,企业的性质和作用也必然受上述矛盾的影响,表现出它前后期的差异。

    官督商办企业的前期

  官督商办企业开创之初,因为官既无财力又无经营经验,所以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一再声明,企业应赖商为承办,赖官为维持(注:李鸿章:《整顿招商局事宜折》,《李书》奏稿卷三31页。) 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注:李鸿章:《论试办轮船招商》,《李书》译署函稿卷一,40页、39页。)。而事实上商人也确掌有企业的实权。

  从经办人员看,轮船招商局大权在握的是买办商人徐润。徐曾说:一切局事俱有职道一人经理。(注:《徐愚斋自叙年谱》88页。)开平矿务局则一直由唐廷枢主持局务。为了保证商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和利益,矿局订立章程,规定煤铁仍由商人销售买卖仍照常规,股分达一万两的大股东准派一人到局司事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中选定(注:《开平矿务招商章程》23—26页。)等等。

  从企业最初的资本构成来看,商股占主要地位。在轮船招商局,所借官款均属存款性质,而商股资本却在逐年增大,1872—1873年度为十余万两,1879—1880年度增至八十多万两,1882—1883年度高达二百万两(注:见《交通史航政篇》有关章节、153156页。)。开平矿务局招集资本时,主要投资人就是唐廷枢和徐润(注:《徐愚斋自叙年谱》82页。)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港粤殷商。电报局的主要投资人是任上海分局总会办的郑观应、谢家福、经元善。其中经元善一人就投资八分之一(注:经元善:《居易初集》卷二,38页。)。机器织布局的股分中一半由郑观应、经元善、苏北大盐商李培松、宁波富商蔡鸿仪等认购,其余的则向社会公开招募。

  既然商人资金占很大比重,他们必然要求取得管理企业的实权。以轮船招商局为例,1877年,洋务官僚盛宣怀不满意自己处于挂名会办的地位,多次向李鸿章进言诋谤唐、徐,并以辞差相胁。由于唐、徐在处理局务上作用比盛宣怀更显重要,李鸿章看到招商局无雨之(徐润)则已倾复(注: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李书》朋僚函稿卷一七,42页。),因而对盛宣怀的求退,表示可否听其自去,免致意见歧出,风浪暗生(注: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李书》朋僚函稿卷一七,41页。)。1882年,封建官僚又想派大员干涉招商局局务。唐、徐等商人坚决反对,他们指出,商务由商任之,盈亏商认,与官无涉,请免派员。(注:上海图书馆藏未刊稿;《唐廷枢,徐润,张鸿禄禀李鸿章》光绪七年。)由于商人们的斗争,企业前期经办权基本在商人手中。

  由于商人的一致要求,洋务官僚也想办好企业以与洋商争利,因此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来扶持企业。洋务官僚大致通过如下途径来增强企业的实力:一、借款免息。洋务官僚说,创办民用企业是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须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注:李鸿章:《复陈招商局务片》,《李书》奏稿卷三六,35页。)。轮船招商局创办时,从户部借到制钱二十万串,到1879年,招商局向清政府先后贷款达一百九十二万八千余两。机器织布局在1893年清理资财时统计,借到北洋官款达二十六万五千余两(注:盛宣怀:《规复机器织布局禀》,《申报》18931221。)。开平矿务局借款虽不多,但它在1886年修建的从矿场到大沽口的铁路,就是利用海军衙门的经费。政府对所借给的款项往往采用分年还本,缓缴利息的办法。二、轻税免厘。洋务官僚感到,要征外人之利而护本国之商(注:李鸿章:《请减出口煤税片》,《李书》奏稿卷四44页。)必须轻税免厘。他们把开平煤税从每吨六钱七分二厘减至一钱(注:李鸿章:《请减出口煤税片》,《李书》奏稿卷四44页。);招商局在缴纳捐税上除报纳关税外,其筹防落地等捐概行免缴(注:《海防档》911——915页。)。上海机器织布局在1882年又取得了所产布匹运往内地只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注: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李书》奏稿卷四三,44页。)的待遇。三、必要的保护措施。轮船招商局一成立就享有运输漕粮的特权,漕粮水脚收入每年约银二十二万至二十五万两(注:参看《李书》奏稿卷三六,33页;卷五六,2页。)。为了改善开平矿务局的运输条件,清政府同意将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延长六十五里,展至阎庄,后又以海军衙门名义修到大沽(注:李鸿章:《醇邸来函》,《李书》海军函稿卷二,25页。),使开平煤矿的产量迅速上升。招商局船只赴英贸易时,清政府令驻英大使曾纪泽随时设法保护,若遇洋人阻挠,应由中外合力维持辩论以为华商保护(注:李鸿章:《论试办轮船招商》,《李书》译署函稿卷一,40页、39页。)。可见洋务官僚确曾用各种优惠待遇来扶持新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当然,他们也借此加强对企业的控制。

  由于商人的努力和斗争,加上洋务官僚给以各种优惠待遇,官督商办企业在它的早期,对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发财致富。(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430页。)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官督商办企业出现后,为了追逐利润,不可避免地与外国资本家发生矛盾。如招商局成立后,就遭到太古、旗昌等外轮公司的排挤,但借助洋务官僚的支助和买办、商人的惨淡经营,招商局不但没被挤垮,相反,独占在华营业十多年的外资轮船公司巨擘——旗昌公司地盘日小,亏本不少,最后归并给轮船招商局。据统计,招局商自开办以来,通计岁收轮船水脚银一百数十万两,计先后十七年总共少入洋商之手者约银三千万两。(注:上海图书馆藏李鸿章未刊稿。)就炼铁、织布两大端来看,每岁中国之银少漏入外洋者不下四、五千万两(注:《洋务运动》(七)209页。)。开平煤矿开办后,从此中国兵轮商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进口洋煤数量迅速下降,到八十年代末,天津已不复有洋煤进口。由此可见,企业抵制外资的经济侵略作用是明显的。

  再来看官督商办企业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在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巨商的号召下,一般民间商人看到主要几个商督商办企业前期利润优厚,看到政府颁给企业各种优惠待遇,以为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能负起兴商(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一二,4页。)的责任,又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刺激下,他们对官督商办企业变疑虑为颇感兴趣。例如,以1877—1883年六年中,很多中小型矿业公司,都以官督商办的名义到上海,以创办企业招集资本相号召,收集到数量可观的私人资本。据估计,这一时期企业通过发售股票,大约吸收到三百万两资本(注:《字林西报》1883111。)。当时的报刊评论说:现在沪上股分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商人一经禀准招商集股,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注:《字林西报》18831122。)私人资本向官督商办企业踊跃投资,说明企业逐渐得到了社会的信任,也说明了它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官督商办企业的后期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之后,随着清统治集团的日益腐朽,洋务官僚对官督商办企业也加强了官督。商股被排斥,商人受压抑,企业的商办性质明显减弱,封建性和买办性大大加强。

  在招商局任会办职的洋务官僚盛宣怀早想排挤唐、徐,独搅大权。1884年商局营业亏蚀,他乘机控告:商局根基不固,弊窦滋生,几难收拾。最后徐润遭革职,唐廷枢被调离专主开平煤矿。随着唐、徐的离局,原来和他们有联系的股东相继提款、下股,退出招商局(注:见《交通史航政篇》有关章节、153156页。)。商人力量大幅度下降。盛宣怀攫得多年谋而未成的商局督办职后,为了在制度上保证他的权力,他详订用人章程,规定商局用人理财悉听督办调度会办三、四人应由督办察度商情秉公保荐(注:见《交通史航政篇》有关章节、153156页。)。招商局的经营大权全面转手,企业逐渐转变为北洋官僚的私产。日本史学工作者曾评论说:唐廷枢以重商主义政策来求得企业自身的成长发展;……盛宣怀经办企业是为了强化他的政治地位,为他家族攫取财富。(注:杨天溢:《清末洋务运动期の企业者活动》、《经营史学》第一卷第三号84页。)这是有道理的。

  除了商人的企业经办权被剥夺外,官督商办企业在它的后期,其资本情况也以官僚投资、举借洋债代替初创时的招募商股。盛宣怀曾说:招商、电报、铁路、银行皆属笼罩之中,不必真有商股,自可通筹兼顾。(注:上海图书馆藏未刊稿:《盛宣怀致张之洞函》,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可见他践踏商权,独霸企业的野心。为了避免商董的查问,他宁借洋债,不招商股。如,轮船招商局于1885年以所有局产作抵押,向英国汇丰银行借英金三十万镑。借款合同严格规定:合同订立后汇丰派一监理之洋人可随时查看局中帐簿,并验看各船各产业,又规定招商局与汇丰来往银款均由汇丰经手(注:上海图书馆藏未刊稿:《招商局向汇丰银行借款合同》。)。汇丰驻商局代表马士,在企业中专横拔扈,招商局几乎成了洋人监督下的官僚私产。开平煤矿在1892年唐廷枢死后落到了官僚张翼手里,张一反矿局历来采用的招集商股的办法,先后向英商墨林公司和德华银行乞求贷款(注: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32—33页。)。外国侵略势力乘机渗透到企业的各部门。上海机器织布局经过整顿,私人资本蒙受巨大损失。龚氏兄弟对初创时投资的商股一律打七折,限期要老股东每股(一百两)加价银三十两以辅助新股,逾期不交,则并三股为一股,换给新票(注:曾国荃:《查复织布局务疏》,《曾忠襄公奏议》卷三一,13页。)。此时虽也有新股筹集,但入股者大都是与官场有密切联系的人。

  据上所述,官督商办企业在加强官督后的显著特点是:排挤商股,侵夺商权,依赖洋债。曾对官督商办企业寄予很大的希望的郑观应,目睹这种状况愤然指责: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办有成效倏变更,官夺商权难自主。……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注:郑观应:《商务叹》、《罗浮鹤山人诗草》卷二。)从此企业的封建性买办性明显加强,其主要表现:

  第一,实行封建垄断。1887年,由招商局投资拟设的广东江海民轮局规定:只准他人添股,不准他人另设。(注:上海图书馆藏未刊稿:《招商局禀复饬议粤商拟设内地江海轮船章程》,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七日(1887122)。)他们一发现长江内河有民间小轮要行驶,即以派船试行相威胁;1882年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建时也作了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注: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李书》奏稿卷四三,44页。)的规定。

  第二,重用洋人。长期与洋人打交道的郑观应曾说:洋人皆好揽权恃霸,初到性似和平,久者渐形桀傲。(注:上海图书馆藏未刊稿:《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但盛宣怀并不以为然,他认为洋人心地忠实,办事勤敏经营缔造,忠心实力(注: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一四,29页,卷三,6页,卷四,19页。),所以洋员更为横行不法。

  第三,与外国企业签订齐价合同。以电报局为例,1889年,中国与俄国的陆上电线可以接通,陆线一通,发报价较低,人们就不会用英、丹的水线向欧洲发报。英、丹为了挽回损失,一边怂恿俄国不要和中国接通,一边威胁洋务官僚与之签约。条约规定,中国若向欧洲发报,陆线、水线价格,必须划一;还规定占中国对欧电讯交通极大部分的上海、福州、厦门三口的电讯收入归英、丹两公司,不占重要地位的十六口电讯收入归电报局。这种规定大大阻碍了民族电讯业的正常发展。此外,官府电报在电报局享有免费待遇和优先发报权。因为官报的排挤,商人都到外国公司去发报,原来可得之利转入洋商之手(注:《洋务运动》(六)388页。)。为此,李鸿章也不得不承认:溯自电报创设以来,实在功效,在官者多,在商者少。(注:《洋务运动》(六)365页。)

  第四,封建的裙带风盛行。例如上海机器织布局在官僚杨宗瀚主持后,他将前任雇员驱逐净尽,而他亲友中的贫无聊赖者,皆一航至沪,杨则兼收并蓄,细大不捐(注:《字林沪报》,1893119。)。这些来自官场的大小官吏假公济私,营私舞弊,根本不把生产安全放在眼里,结果造成1893清花间起火,……厂货被焚(注:李鸿章:《重整上海织布局片》,《李书》奏稿七七,38页。),损失达七十万两之多的惨剧。

  最后,官督商办企业后期的封建腐败性,还表现在洋务官僚把早期对企业的支持作为后期勒索、掣肘的依据。1891年,李鸿章强令已亏空的招商局向清政府报效十万两,1894年慈禧万寿盛典又报效五万五千二百余两。开平矿务局也报效三万两。北洋官僚在招商局亏空的情况下仍无理要求所谓的报效。为此郑观应愤怒指斥道:督办不问年结虽亏,仍须报效银十四万两,尚得谓之保商乎?(注:郑观应:《致盛杏荪宫保书》,《盛世危言后编》卷一。)电报局从1884—1902年先后向清政府报效达一百零七万余两(注: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一四,29页,卷三,6页,卷四,19页。)。从这些惊人的数字中可见封建势力对官督商办企业的严重摧残。

  虽然官督商办企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从它成立那天起已经具有,但是随着整个统治集团的日益腐败,却大大加强了。这必然使企业纳入官僚资本主义的轨道。所以大部分官督商办企业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明显暴露出种种弊窦,这些企业的归宿则是:开平煤矿在1900年为英国所并吞;电报局于1908年全归官办;招商局和织布局则成为官僚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盛宣怀的私产。
返回

上一篇:论洋务运动失败明治维新成功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与徐泰来同志商榷

下一篇:论洋务运动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