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颖

　　为着“批判剥削阶级”，长时间里，史学界几乎众口一词认定，洋务运动的目的就是出于镇压农民起义。据此，每当提及，很少有人不将其斥之为“反动”的。洋务运动的目的果真如此吗？近年来，不少论者就此提出了质疑。固有的观念毕竟难以束缚历史研究的前进步伐，“洋务派之办洋务主要是出于民族意识”（注：徐泰来《也评洋务运动》，见《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4期。）。这种新的见解终于向传统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科学论争的杠杆必将使学术水平获得进一步的提高。

　　本文亦拟就洋务运动的目的问题，作一些肤浅的探讨，希望能够得到史学界前辈们的指教。

　　　　（一）

　　洋务运动历时长达三十余年之久，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要弄清洋务运动的目的，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它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社会正处于“千古变局”的动荡时期。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骤然而至的外夷侵略，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腐朽政权，从内外两方面摇撼着封建统治，大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中。面临着“内患外侮，一时并至”（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264页。）的局势，清朝统治者徒感岌岌可危之势。于是，消弥危机、挽救统治的问题，刻不容缓地提到了议事日程。正是在“内忧”、“外患”的交互作用下，洋务运动应运而生，承担起巩固清政府统治的任务。

　　探索洋务运动历史的动因，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内忧”是片面的。追本溯源，倒是“外患”首先触动了人们兴办洋务的神经。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声就曾震动了地主阶级某些有识之士。失败的中国，侈谈闭关自守已成梦呓。从惨痛的失败教训中，林则徐、魏源等人已深感“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必要。他们上奏撰著，力陈兴利除弊、开眼向洋。这些主张，当视为洋务思想的最早发端。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可谓凤毛麟角。由于人单力薄，更由于“徒守旧制，顽僻倨傲”（注：《鸦片战争》（六）198页。）的顽固势力把持朝政，因而，这些主张尽管是远见卓识，这种思想尽管闪耀着时代的光辉，但很快就被强权窒息于萌芽之中。林、魏等人只作为历史的匆匆过客而未能把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践，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当朝权贵继续昏睡于“天朝上国”的卧榻而梦幻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更惨重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果然不错，第二次鸦片战争接踵而至。“堂堂华夏”竟然被区区外夷打得京都不保、一败涂地；天朝的声威连同当朝权贵平日“深闭固拒、尊人而抑己”（注：陈炽《庸书》。）的臭架子，也一起被外夷的坚船利炮轰掉了。于是乎，卑躬求和、割地赔款，朝廷当局的昏聩无能终于使整个民族更深地沉沦于半殖民地的深渊之中。这样的教训，确实称得上“创钜痛深”。严酷的事实，一方面无情地惩罚了狂妄无知的顽固势力，另方面却有力地启迪着不少有识之士走上改革的道路。震惊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注：《李文忠公全集》卷24。），人们不能不承认外夷“一在战舰之精，一在机器之利”（注：《洋务运动》（一）13页）的事实，而领悟“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致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注：《李文忠公全集》卷3。）的道理；瞻前顾后，痛定思痛，人们除了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注：《李文忠公全集》卷4。）而深深叹息外，更现实地觅求着御敌的“自强”之道。听听他们焦虑的呼声吧：“现在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注：《洋务运动》（三）441页。）历史的过程尽管迂回曲折，但毕竟总是具有继承性的发展。经过二十年的失败教训和痛苦求索，人们重温“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历史课题，也就势所必然了。“于是，一八六○年前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变革的思潮。一八五九年洪仁□的《资治新篇》；一八六○年前后容闳向太平天国建议的七条纲领，以及他向曾国藩所提发展近代工业的献策；一八六一年刊行的冯桂芬的《校□庐抗议》；以及王韬在这一时期的一些学习西学等有维新倾向的言论，都表明了这种变革思潮的形成”（注：夏东元《洋务运动发展论》，见《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年第3期。）。正是在这股变革思潮的推动下，便有了奕□等人一八六一年“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注：《洋务运动》（二）页。）而兴办洋务，以“审敌防边以弥后患”（注：《洋务运动》（三）441页。）之请，洋务运动此时大有呼之欲出之势。时势不仅培育了锐意求新的思想家，而且还造就了倾心洋务的实践者。这些实践者，就是后来的洋务首领奕、曾、李、左等人。无可否认，洋务思想首先是在外侵的炮声中始而萌动的

　　如果说外部危机仅是触动了人们兴办洋务的神经，那么，太平天国革命创造的客观条件，则最终促使洋务运动发轫：革命的烈火焚毁了当朝权贵“神胄华明”的堂皇衣冠，暴露了他们昏聩腐朽的本质，从而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迅速分化；在镇压革命的过程中，新势力的代表者分掌了部分权柄而成为新的权贵，这就使得他们有可能利用掌握的权力倡导和致力于洋务运动；“华洋会剿”的局面，客观上提供了“托名学制”以自强的“不可失之机会”（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265页。）；更重要的是，形势的发展，日益显露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注：《李文忠公全集》卷4。）的趋向。无论是应“目前”之急抑或为“长久”之计，都迫切需要把萌动着的洋务思想立即付诸实践。于是，洋务运动终于发轫，而新势力也就因此最终与顽固势力分道扬镳，被称之为“洋务派”。

　　“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567页。（三联书局1957年版）。）回述历史，事实很明显：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意在挽救清政府封建统治的洋务运动，一开始就必然包括着“剿内寇”和“御外侮”的双重目的。这样的认识，应当说是我们评价洋务运动的目的的基点。

　　　　（二）

　　洋务运动虽然一开始就包括着“剿内寇”和“御外侮”的双重目的，但两者从来就不是均衡的，总是依一定的情况而形成轻重缓急之势。判定两者之轻重，不宜过分纠缠于某个洋务首领的嗜好或品格，而应依据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事实上，就洋务派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而言，两者中究竟以何为重，乃是视何者构成威胁清政府统治的“心腹之害”而定。历史的事实正是这样记载的。

　　洋务运动伊始，时值太平天国革命的末期。就当时的形势而论，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与清政府封建统治之间的矛盾，仍然占居社会诸矛盾之首；威胁清政府统治的“心腹之害”在于国内。一八六一年，奕□在分析形势时就曾认为：“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注：《洋务运动》（一）6页）这个分析，集中了一般地主阶级分子对时局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洋务派自然是奉行“剿寇第一”的方针；洋务运动一开始也就难免以“灭发捻为先”（注：《洋务运动》（一）6页）。不言而喻，洋务运动此时主要是作为农民革命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因而，“剿内寇”便成为其目的的重心所在。正是在统治者的枪炮声中，农民革命最终被血腥镇压下去了。洋务派用人民的鲜血写就了洋务运动历史的绪篇，使之一开始就烙上了反动的印痕。

　　如果洋务运动到此便溘然而逝，那么，将其主要目的斥之为反动，自然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洋务运动并未就此而止，它还在继续发展。在其后漫长的二十多年发展进程中，其目的的重心也就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无疑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如果说农民革命的存在能够使之暂时缓和，那么，随着革命被镇压下去，它的尖锐化也就不可避免了。事实正是如此。太平天国革命刚平息，民族矛盾便显露出上升的趋势。稍后，更是外侵纷至沓来、连绵不断。查查中国近代大事记，对此便可一目了然：一八六七年，美国侵台受挫；一八七一年，沙俄侵占伊犁；一八七四年，日本侵台；一八七七年，沙俄操纵阿古柏势力进犯西北边疆；一八八三年，中法战争爆发；一八八六年，英国威胁云南边境；一八八八年，英国向西藏发动进攻；一八九一年，沙俄入侵新疆帕米尔高原；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外侵频仍，构成了此时期历史背景的显著特征。

　　中国封建官僚地主并没有被弃之于中华民族之外，因此，民族矛盾的上升势必影响到他们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面临列强持强侵凌、咄咄逼人之势，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便骤然紧张起来，“中外和好”的局面不免裂痕显露。于是，洋务运动与侵略者之间的潜在矛盾渐趋明朗。这并不奇怪。中国地主阶级与外国资产阶级本来就存在着矛盾。特别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化刚开始且国内阶级矛盾暂趋缓和之时，这一矛盾常常也会趋于尖锐而诉诸武力。只要我们实事求是的考察一下此时期洋务派的言行，对此也就不难理解了。一八七四年，日本侵台的炮声，引起了洋务派的严重关注；随之而来的边疆海防危机，更使之惶恐不安。于是有人大声疾呼：“西洋各国以船炮利器称雄海上，已三十余年，近更争奇斗巧，层出不穷，为千古未有之局，包藏祸心，莫不有眈眈虎视之势”（注：《洋务运动》（一）60页）。置身于这种危急形势之中，洋务派已经本能地感觉到，不但外侵是“心腹之疾非仅肘腋之患”（注：《洋务运动》（二）395页。），而且“海疆不防，则心腹大患愈棘。”（注：转引自《光明日报》80.7.29，乔还田《洋务派筹办海防小议》。）据此，一八八四年，有人作出了“当今之世，安外较治内为尤急”（注：《洋务运动》（一）232页）的结论。“肘腋之患”已成为“心腹之疾”；“灭发捻为先”发展到“安外为尤急”。洋务派这种认识的转变，反映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此相应，洋务运动目的发展到以“御外侮”为重心，便是势在必然了。

　　历史的事实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论据。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是个落后的国家，边疆海防建设素来薄弱，因而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原始的弓箭刀矛阻挡不了列强的坚船利炮，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洋务派对此感触尤深。李鸿章就曾指出，日本之所以“敢于鸱张”侵台，就是“窥中国器械未精”，“海疆备虚”（注：转引自《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册，233—237页。）；奕□也认为：“日本扰台湾，正恃铁甲船为自雄之具”（注：《洋务运动》（二）337页。）。中国要摆脱落后挨打的地位，必须“力破成见，以求实际”（注：《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北师大）上册233页。），在边疆海防紧要之处“调兵集船，购利器，筑炮台，一时并举”（注：转引自《光明日报》80.7.29，乔还田《洋务派筹办海防小议》。）。有鉴于此，七十年代后，“切筹海防”的呼声高涨起来。伴随着这种呼声，洋务派的军工企业获得了迅速发展。我们不妨从下列三方面看其发展概况：

　　一是增加投资设备、扩建原有军火企业，制造更多的海防军需。“供给海防水陆诸军”（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373页。），“为水陆各军取给之源”（注：《洋务运动》（四）276页。）。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均为六十年代创设的军工企业，七十年代后，这些局厂均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以天津机器局为例，该局在日本侵台前，还只是个仅有铸铁、熟铁、锯木等简陋设备的小型企业，但在此后的十五年间，却很快扩建成为一个拥有电气、水雷、火药、淋（磷）硝、镪水、炼钢等近代化设备的大型军工企业，产量持续上升（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374页。）。七十年代后，该局“所造军火，除支应本省防练各营及调防他省各军，并储备海防各项要用外，如热河、察哈尔、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征防各军，皆取给于此”（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371页。）。中法战争期间，该局因各省“拨用军火繁巨，其各省咨拨者，亦较往年多至数倍，不得不倍数赶造，……自七月间闽省马尾开仗，催造调拨益形严紧，各厂皆添做夜工”（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363页。），其他局厂也未尝不是如此。由此可见，洋务派之扩建军工企业，完全是出于“御外侮”。

　　二是在沿海边防各省创设军工局厂，以便就近“供给当地驻军以军火”（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502页。）。一八八一年，《申报》曾报道福建省城前因海防吃紧，开设制造局，制造“海防要需各军械”（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453页。）；地处东北边防“根本重地”的吉林省，也于一八八○年由李鸿章代奏“设厂筹造小轮船”，“既为陆军所依辅，又防俄船之侵越”（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496页。）。投产后，制造枪炮弹药，“积极准备抵御强邻的入侵”（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498页。）。其他诸如广东、浙江、云南、甘肃、台湾等“枪炮一项最为急需”的“边防海防，胥关紧要”之地，也纷纷设立局厂，制造军火。在“外侮叠至而不穷”的情况下，洋务派把新兴局厂绝大多数分布于沿海边防省份，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三是“设厂内地”，试图为海防边疆造就一个可靠的后方基地。洋务运动初始，“内地军营多用外洋枪炮”，“内地所用皆取购于外洋”（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474页。），这种状况，难免“非受制于洋人，即受骗于洋行”（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478页。）。因此，洋务派认为：“腹地宜置机器局”（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507页。）。按他们的解释，这样做，是为“思患预防起见”，“以备不虞”（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508页。）。一八七六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在一分奏摺中更明确地说，“设厂内地”，目的主要是“不为彼族所觊觎，万一别有他事，仍可闭关自造，不致受制于人。”（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475页。）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七十年代后，在沿海边防军工局厂广为兴建的同时，山东、湖北、四川、北京等内地军事企业也相继上马，其发展速度也是颇为可观的。例如，到九十年代，山东机器局便已发展为包括八个厂的中型近代军工企业，“能制造炮、枪、枪弹，以及机器、锅炉、火药、电灯与电池等”（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483页。）。“东省留防各台暨嵩武军，……所需火药铅丸铜帽及各种军火，无不随时支应，悉与外洋制造无异。”（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481页。）

　　鉴于“外患”大多来自海上的事实，洋务派着意建立一支近代化海军。早在洋务运动初始，左宗棠就曾明确指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376页。）他提出“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267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376页。）的设想。但是，由于当时尚集中精力剿捻，对此无暇多顾，所造船只寥寥无几。自日本“恃铁甲船为自雄之具”侵台后，“仿造轮船”与“整顿水师”才受到足够的重视。“今日自强之道，陆军固宜整顿，水军更为要图”（注：《洋务运动》（一）232页），已成为普遍的看法。为着“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夷船于海中”（注：《洋务运动》（一）14页），“足以在海洋上与列强争强媲美”（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289页。），洋务派力排阻挠，设局造船，训练水师。正是由于洋务派的苦心经营，中国才得以建立起第一支实力颇为可观的近代化海军，在对外战争中亦发挥了一定作用。人们所熟知的黄海海战，便是显著的例证。甚至连“洋人”也不能不承认：“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已拥有一支在机械上与数目上强有力的舰队。”（注：《洋务运动》（八）440页。）

　　洋务派设局造船、兴建海军，其“御外侮”之目的应当说是显而易见的。从海军的创建和发展过程来看，一八七四年后才大量造船，显然是有鉴于日本侵台，“揣度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豫为之备”（注：《洋务运动》（二）498页。）。所以李鸿章说：“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注：《洋务运动》（二）221页。）；一八八五年新设海军衙门。主要是接受了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孤军受敌、全军覆没的惨痛教训，因而专设机构，集中力量，统一指挥以应外侵。诚如洋务派自己所说：“今日之举，不令疆臣自行分办，而必总搅全局，特立海军者，诚欲收首尾击应之效而无复轸域彼此之分” （注：《洋务运动》（三）17页。）；一八八八年后，北洋海军全部建成，更不能说不是出于对付外侵。李鸿章曾说，北洋海军“入可以驻守辽渤，也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 （注：《洋务运动》（三）64页。）；“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注：《李文忠公全集》卷72页。）。这些话，如果用后来北洋海军的实际作用与之相印证，自然会被认为是言过其实，论者们也常以此讽刺洋务派踌躇满志、自鸣得意。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即从说这话的出发点和愿望来考察，岂不正好说明，扩建海军的目的，正是为着防范和抵御外侵的吗？如果我们再看看洋务派主要局厂所造兵舰的分布情况，问题也就更加清楚了。一八七五年初，福建船政局造兵舰已达十艘。这些兵舰全部用于沿海各地防卫，“以固门户”。其分布情况大致是：“镇海”驻天津；“湄云”驻牛庄；“扬威”、“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常驻澎湖；“福星”驻台北；“万年青一号”驻厦门（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406页。）。鉴此，后来左宗棠曾自豪地说：“福建设局造轮船……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注：《海国图志》卷首3页。）；一八八五年，江南制造局共造轮船八艘，其中包括两艘铁甲船。这些船只用途何在？据《美国外交官文件》中透露，“这些炮舰造成后，拟做长江巡防之用，正有如福建各炮艇担任沿海巡防一样”（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291页。）。此外，一八八二——一八九一年份的《海关十年报告》中还记载说，黄埔船坞建造或装配的七艘炮舰和九艘水雷艇，用于协助珠江炮台进行防御（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470页。）。洋务派把所造兵舰大多付诸巡江防海，其“御外侮”之心显而易见。某些论者试图证明洋务派建海军主要也是为了防范和镇压农民起义，实在令人难以信服。问题很明显，七十年代后，中国社会并无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迹象，而外侵却有增无减。就近代中国农民起义的军事水平而言，远远谈不上以近代海上力量置清政府于死地，相反倒是外侵屡屡从海上叩关而至。因此，早就有人评论说：“整顿陆营则内患不作，整顿水师则外寇不兴。”（注：《洋务运动》（一）14页）一语道出了兴建海军以御外侮之用心。这样的评语，就是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仍然不失为中肯之谈。

　　七十年代后，洋务派还兴办了民用企业。其目的也是很明显的。一方面，从军事上来看，是为军工企业和海军兴建筹款，即所谓“寓强于富”。这方面的“御侮”目的不言自明，无需深论。另方面，就经济上来说，力图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以维护权益。这就是通过“求富”以达“自强”。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史籍记载颇多，仅举数例为证：

　　“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注：《李文忠公全集》卷36页。），李鸿章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以图“夺洋人之所恃，收中国之利权”（注：《洋务运动》（一）158页），“庶使我国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63）。当时有人评论说：“中国未设招商局以来，利源皆归西人，自开创招商局，华人乃渐思自擅其利”（注：《洋务运动》（一）447页）；轮船招商局“近年以来，根基渐固，获利较丰，观其每年所缮清单，颇有蒸蒸日上之势”（注：《洋务运动》（六）5页。），“即如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为领袖……已有退让之势”（注：《洋务运动》（一）475页）。事实上，招商局开业不久，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便破产停业。两者间不能说全无因果关系。

　　设立纺织厂，是因为对洋布洋纱“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598页。）。一八七七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　辑下册896页。）。一八八○年投产后，“织成的呢片分三种，品质还好，比洋呢便宜”（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398页。），从而起到了“抵制洋呢入口”的作用（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901页。）。

　　创建上海机器织布局，为的是“敌洋产而杜漏卮。”（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1059页。）为使该局“免被洋商排挤”（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1052页。），李鸿章曾为其奏获十年专利权。一八八二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就曾以此为由，逮捕了协助美商企图在上海办纺织公司的华商王克明，明确宣称：“既不准华商另行设厂”，“何能反而允许洋商得设欤？”（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161页。）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列强企图染指中国织布业的阴谋。

　　兴办采矿业，是为了“不失中国富饶之权，不启彼族觊觎之渐”（注：徐泰来《也评洋务运动》，见《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4期。）；“毋使外国奇货可居，而我为所贫”（注：《洋务运动》（一）481页）。关于这方面，黑龙江漠河金矿的开采颇能说明问题。大家知道，沙俄对我国东北垂涎已久。鸦片战争后，他们不仅在边界上屡动干戈，而且在经济上也无孔不入。“俄自嘉庆季年创开金矿，逐渐缔造，至道光、咸丰之际，尼布楚遂为雄城，已有□□东逼之势。……彼方治兵招矿，并议自阿穆斯克至乌苏里海参威一带兴筑铁路，绵亘黑龙江、吉林东北，伺隙蹈瑕，意殊叵测”（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723页。）。光绪十二至十四年，地方官员和总理衙门更是频频相继奏报：“漠河金矿出产颇旺，俄人越境开采”（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722页。）；“有俄商萨比汤在出使大臣处呈请，欲租粗鲁海图地方设厂捞金”（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730页。）。为了“杜外人觊觎”（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721页。），“重在防边，兼筹利国”（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721页。），“与黑龙江北岸俄城声势对抗，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植百年根本之谋”（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723页。），清政府招商集股，兴办漠河金矿。“所用机器非自外洋购来，而系矿厂附近之机器厂所制”（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735页。）。漠河金矿的及时开采，不仅在军事上具有重大的边防意义，使“绝域穷荒、人迹罕到之地，兵民辐集，商贾繁兴，屹然为边陲重镇”（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737页。），面且在经济上亦“成效昭彰”，“至（光绪）二十二年，矿局获净利银三十万两，是为漠河金矿之极盛时代。每年所产金量，当不下六万两”（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734页。）。这就从军事和经济的结合上抵制了沙俄的侵略。沙俄是列强侵华元凶之一，对其采取抵制的态度和行动，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正因为民用企业对列强侵略具有抵制性，因而受到了侵略者的“嫉忌作梗”，“合力排挤”（注：《洋务运动》（六）13页。）。美商金能亨在提及招商局时，曾毫不隐讳地说：“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总是洋商与华商之间的斗争。一旦贸易由华商掌握，我们的安全何在！”（注：转引自聂宝璋《从美商旗昌公司的创办与发展看买办的作用》，见《历史研究》一九六四年第2期。）这些反面言行，恰好成为民用企业抵制外侵的注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七十年代后，洋务运动无论从哪方面来考察，都主要是作为外国侵略的对立物而存在和发展的。在此期间，尽管存在着诸如洋务派内部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各种弊端，但就整个运动而言，无疑是以“御外侮”为基本出发点的。

　　　　（三）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既然洋务运动在不同阶段里主要目的不尽相同，那么，就整体而言，其目的的主导方面何在？笔者认为，主导方面是“御外侮”。

　　为什么？

　　第一，就洋务思想的发端而论，其动因首先是鉴于严重的外部危机，故洋务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御外侮”的目的。这种目的，如前所述，与林、魏的“制夷”思想是有着继承关系的。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过去某些论著里，对此往往否认，有的甚至断言，洋务派“抽掉了魏源‘制夷’的爱国精神”（注：《重评洋务运动》，见《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这是令人难以苟同的。事实上，“御外侮”的目的贯穿于整个洋务运动始终，即使是在镇压农民起义之时，也并没有因此而泯灭。一八六一年，洋务运动方萌未兴，奕□就曾指出：“购买外国船炮，并请派大员训练京兵，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一八六四年三月，太平天国革命尚未平息，“江浙尚在用兵”。奕□奏请“派心灵手敏之武弁八名，兵丁四十名，发往江苏，交抚议大臣李鸿章差委。专令学习外洋炸炮炸弹，及各种军火机器，与制器之器。”他认为，“如此则御外侮有所凭借，庶国威自振，安内攘外之道不外是矣。”到了一八六五年，李鸿章更明确指出：“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 （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274页。）。因此，创办江南制造局，意在“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 （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275页。）。如此之谈，能说没有“制夷”精神吗？其实，问题并不是洋务派抽掉了“制夷”之精神，而是在于加上了“靖内患”之内容。这种情形，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并非洋务派所独具，如林、魏等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查查当时林、魏的踪迹，不难发现，他们也曾加入过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行列：林则徐抱病应诏前往广西，准备率军镇压农民起义，不料卒于途中。弥留之际，留下了“未效一矢之劳，实切九原之憾”的遗言（注：转引自杨国桢《林则徐传》462页。），为未能亲自参加镇压农民起义而耿耿于怀；魏源则举办团练于江苏高邮，试图以地主武装与太平天国相抗衡。这些事实说明，无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改革派，或者是六十年代的洋务派，他们都是为了巩固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因此，当外侵威胁这个统治时，便是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问题，林、魏等人的“制夷”思想，正是基此而提出的。但到了六十年代，形势发生了变化，“外忧内患，至今已极”（注：《洋务运动》（二）221页。）。为着巩固清政府的统治，洋务派“师夷长技”，不仅需要继承“制夷”思想，而且还需要加上“制民”的内容，使两者同存于洋务运动目的之中。关于这个问题，夏东元先生曾有文详加论述（注：夏东元《洋务运动发展论》，见《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年第3期。），笔者不再赘述。

　　第二，就洋务运动两重目的各自占居首位的时间比例来说，以镇压农民起义为主的，只占整个运动刚开始的一小阶段。大家都知道，洋务运动的起点，要算一八六二年曾国藩举办安庆军械所始，从那时起到捻军、回民起义失败止，前后只有十多年时间。而到了七十年代，洋务运动显然已转到对外为主了。这十多年的时间，只占整个洋务历史的三分之一弱。这说明洋务运动的大部分时间，是用于实践“御外侮”之目的的。

　　第三，从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来看，无非是兴办军工和民用企业，以及兴建海军。如前所述，洋务派兴建海军和兴办民用企业，均始于七十年代，它们一开始就是作为外侵的对立物而存在的，谈不上与镇压农民革命有何联系，因而，其“御外每”之目的毋庸置疑。军工企业虽则说始于农民起义失败前，但它的大力发展却是在农民起义失败后。且不说新的企业如何纷纷兴办，就是原有企业也是此后迅速扩建，越办越大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而洋务派却宁愿花那么大的血本去发展军工企业，这是为了防范农民起义的东山再起吗？看来主要用意还不在此。因为早在一八六四年，李鸿章就曾对清政府的军事力量作过这样的估量：“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注：《洋务运动》（三）591页。）“有余”便可以停步，“不足”则需要发展。由此看来，发展军工企业主要还是出于“御外侮”。

　　第四，从洋务运动的作用来分析，其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作用自然不可饶恕，但它“御外侮”的积极作用也不应低估。全面评价洋务运动的作用，我们应当考虑这样两个问题：其一，洋务运动伊始，太平天国革命已近尾声，失败已成定局，就算没有洋务运动，失败也难以挽回；捻军、回民起义固然英勇壮烈、可歌可泣，但毕竟只是作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尾声，难以再次掀起全国范围的革命声浪。因此，农民起义之所以失败，主要并不在于洋务运动的兴起；其二，农民起义期间，洋务运动刚刚兴起，所办企业，不仅从数量上说是寥寥无几，就是从质量上来说，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些简陋设备。这种状况，会不会影响到其作用的发挥？回答应当是肯定的。由此看来，洋务运动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作用，也应当说是有限度的。基此两点，笔者以为，指出洋务运动的反动作用固然必要，但应恰如其分，不宜过分夸大。

　　就洋务运动的后期作用来说，也不象某些论者所说，只是加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恰恰相反，它在抵制外侵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我们且不论民用企业如何在抵御列强经济侵略方面有所收效，单就军事方面来说，它毕竟用近代的大炮火枪淘汰了原始的弓箭刀矛；以新式的机械轮船更新了陈旧的帆篷舟楫，从而给古老的中国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近代遗产。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成效似乎微乎其微、不屑一顾，但可别忘了，这却是当年林、魏等人梦寐以求、为之倾心的东西。很明显，没有这种更新，就不可能出现诸如出兵新疆、镇南关大捷、黄海海战和旅顺御敌等壮观的历史场面。侵略者之所以迟迟不能灭亡中国，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的激烈反抗。一部中国近代史，也就是一幅中华民族英勇反抗外侵的宏伟画卷，而在这幅历史画卷中，不也包括了上述图景吗？这些历史事实，正好说明，洋务运动对延缓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至于其他方面的积极作用，已有论者予以阐述，故本文略而不谈。值得指出的是，洋务运动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作用，仅仅局限于农民革命后期的军事领域内，而其“御外侮”积极作用，却不仅在军事上有所发挥，且在经济范畴里也有所收效。两相比较，孰轻孰重，可想而知。

　　上述四点，绝非偶然现象的巧合，而是民族矛盾长期占居主导地位的必然反映。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为其开辟道路的，而我们的任务，正是通过种种偶然现象，来觅求历史必然性的踪迹。

　　不可否认，洋务运动对内对外的目的，都是基于巩固清政府封建统治的。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两者的性质和意义却迥然不同：前者反动，后者进步。因而，评价洋务运动之目的，不能将两者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不错，这里所说的“外”，显然是指资本主义各国。资本主义社会较之封建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历史的进步，但是，如果据此便认为列强侵华也是一种进步的举动，则大谬不然矣！“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591页。）。所以资本主义各国对我国的侵略，就意味着我国国家主权备受践踏，中华民族横遭蹂躏，而中国社会的正常行程也将受到阻碍而走向歧途。从一八四○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不正是这样记载的吗？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洋务派为着防御列强继续侵略而发展洋务运动，求富求强，虽说是出于巩固曾经残酷镇压过农民起义的落后的封建政权，但这一事实本身却已包含了维护国家主权的进步意义。因而，它客观上符合整个民族要求御敌的愿望，符合保护国家人民利益而免遭外国入侵的原则。

　　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不是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农民政权已被镇压下去；资产阶级民族运动遥遥无期。面临着日趋严重的外侵危机，整个民族迫切要求抵御外侮。进行这种斗争，当然不可能等待农民政权的重建或资产阶级的启迪才开始。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清政府之外，人们还不可能设想用别的什么更好的方式来代表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只要清政府尚存反抗外侵的可能，就仍然被视为国家的象征和民族的旗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着抵御外侵而巩固清政府统治，是为人们所首肯的。这种情形，其实也并不是什么绝无仅有的“怪异”现象。翻开我国古代历史，每当外族入侵，人们又何尝不是以当时的封建王朝作为自己的民族象征。如果从理论上解释这种现象，那就是退居于次要地位的阶级矛盾服从于上升为主导地位的民族矛盾。

　　当然，由于洋务运动最终是以失败而结束了自己命蹇运舛的历史，不能完全实现其“御外侮”之目的。但是，运动的失败并不能说明其目的的不存在。动机可以与效果相统一，但也可以与之相背离。因此，试图以洋务运动的失败来否定其“御外侮”之目的的存在，不仅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而且在理论上也是难以成立的。况且，总的失败并不排斥目的的部分实现。洋务运动在抵御外侵方面曾有所收效，不正是其“御外侮”之目的部分实现的具体反映吗？

　　按惯例，我们在文末也写几句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