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

　　　　一、晚清官场与幕府中的特殊人员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来，形形色色的外国来华者也日益增多。六十年代以前来华的有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军人及众多的冒险家等。尽管他们已经有了相当的活动范围，然而除海关税务司外，尚无人以局内人的身份出入于中国的官场。

　　不过，六十年代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兴办洋务事业和抚驭外夷而急需有关人才，却使上述情形发生了变化。它起始于借洋兵洋将助剿太平军。1860年，太平军进军上海，清苏松太道、署江苏布政使吴煦，奉署江苏巡抚薛焕之命，向英、美、法等国借兵助剿，候补道杨坊又延揽美国流氓华尔，招募西兵组织训练“洋枪队”数百人，这是中国第一支外国雇佣军，华尔则是中国官员所雇佣的第一个外国军官。1861年华尔入中国籍。因其镇压太平军，“保卫”上海有功，故1862年3月被任命为参将，所率部亦改称“常胜军”。同年5月，华尔因军功升副将，9月于宁波战事中毙命，李鸿章为请得朝廷优恤，于宁波松江两地建祠纪念，则俨然为清朝的军将了。

　　在华尔常胜军之后，仿之而起的还有1862年浙江巡抚左宗棠所编练的中英混合军（号“绿头勇”），中法混合军（“常捷军”、号“花头勇”）。聘请英国军官为绿头勇教练，以华尔侍卫长英国人葛格任统领，下辖两队，其管带亦为外国人。常捷军由法国驻宁波海军司令勒伯勒东任统领，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军官日意格为帮统。1863年勒伯勒东及其继任者买忒勒相继毙命，由法国军官德克碑接统。1864年攻陷湖州，德克碑官至浙江总兵，并得提督衔。后日意格与德克碑二人均入左宗棠幕，任福州船政局正副监督，德克碑且随左赴陕甘镇压回民起义。此外，还有三口通商大臣崇厚1862年在天津组建的天津洋枪队，由英国军官克乃任统教习，后又有英国军官薄郎入该队任总教官。

　　上述各军皆系为助剿太平军而成立，几年后均陆续解散，为时短暂，担任指挥和训练的外国人一般均返回该国军队，但也有一些重要将领如华尔、德克碑等或改籍，或易服为清朝军官。由此开创了聘用外国人为将领、教习，特别是军幕吸收外国军事人员的先例。

　　由军幕开其端，清朝中央政府和各地官府也开始雇聘洋人，所聘者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从事教学、教练工作的教习。如1863年北京同文馆聘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为英文教习，1865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接任；1869年丁氏升为总教习，总管同文馆校务近三十年。上海广方言馆亦聘有外人为教习。李鸿章的淮军及北洋海军建军，均曾聘有洋员教习，海军以英人琅威理、德人式百龄任训练的主要职务。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聘德国洋员至十余人，分别担任军队教练、德操、炮队、马队教习及德文学堂教习。

　　从事翻译工作的翻译、编译。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聘编译傅兰雅、教习兼编译林乐知，以及伟烈亚力、玛高温、金楷理等译员。

　　兴办各个洋务局厂的外国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方面所用人员数量较多。如江南制造局一些重要工厂的厂长。造炮厂厂长先后为英国人柯温、麦金泉、韦尔毛德、康尼虚，造枪厂厂长英人裴兰，造弹厂厂长纽敦以及各厂所用工程师彭他、史蒂文森等。张之洞所办汉阳铁厂总监工为英人亨纳利·贺伯生，总设计师为英人约翰生，萍乡煤矿总矿师为德人赖伦。铁厂的技师先用英人，后因向德国借款而改用德国人。但当日本人注目于此，竭力促成大冶铁矿向日本人借款后，多数德国工程师被解职而代之以日人。如曾任清廷实业顾问的西泽公雄，从1900年起改任大治技师管理员，曾为日本势力进入汉冶萍立下汗马功劳。此外，两江总督沈葆桢为开办台湾煤矿，曾通过总税务司赫德雇用英国矿师翟萨为之选址，选购机器和雇请外国矿师工匠。1876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偕英国矿师马立师为其勘探唐山开平煤铁矿的蕴藏量。八十年代，由郑观应等筹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请驻美副使容闳在美国代聘对织布有历练、有名望的洋匠，容闳介绍了美国技师丹科。丹科来沪实地考察并亲携棉花回美试验，又为织布局选定机器、规划建立厂房，为洋务派大员主持创办管理局厂最著名的是李鸿章手下的马格里，左宗棠任用的日意格、德克碑，以及筹办和操纵了天津机器局的崇厚的亲信英商兼丹麦领士密妥士。

　　清政府在海关、邮政、铁路等重要机构中也聘有大量外国人。其名最著者，有先后任总税务司的英人李泰国、赫德、以及实际上主持了大清邮政创始事业的法人帛黎。

　　出使各国人员聘用的随员，通商口岸及重要省份的督抚所用洋务委员中的外国人，多用以办理外交事宜并兼作翻译。如英人马格里先为李鸿章主持金陵机器局，深得李之信任。然因其出身军医，并不谙悉军械制造，以致所督造之大炮于演放时一再爆炸而均成废品，李不得不撤了他的职务。然为照顾起见，不久立刻又将其介绍给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作随员，为郭办理外交庶务，联系出访、会客、参观、陪同接见、撰写照会、兼充翻译等。不过郭嵩焘对其评价甚差，谓之“诸事生疏，而喜持意见专擅……心实苦之。”（注：《郭嵩焘日记》卷三，第20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李鸿章曾经主持了晚清朝廷二十多年的外交，其身边所用洋文案及出使洋随员也最多。如赴日议和顾问、美国人科士达；1896年赴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使团中有参赞柯乐德、随员赫政、杜德维，以及久在直隶督署的西医安温等。平时所用洋顾问有美人毕德格、英人宓吉，另外还聘有美国人丁家立为家庭教师。担任出使官员的还有先任江南制造局翻译，后为中国驻俄使馆参赞的金楷理。最著名者当推1867年清政府任命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美国人蒲安臣。聘请洋人作顾问秘书的重要督抚大臣还有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等。

　　在此数十年间，清朝各级政府和重要官员所雇聘的外国人员约莫在百人以上。这些人分布于军队、新式学堂、洋务企业、轮船铁路、海关、邮政等新兴机构，出入于官场幕府，不少人兼有官的身份或头衔顶戴。他们有的借培训军队和将官争得指挥号令军队之权，如琅威理，式百龄；有的以母国为后盾执掌了清朝的关税命脉，如李泰国和赫德；在厂局者通过输出管理才能和技术，获得了对厂局程度不等的控驭；更有一些人因接近重臣而参预机要，活跃于外交内政之舞台，此即入幕诸人马格里、日意格、福开森、班志远等等。如此看来，他们是晚清官场幕府中的一些特殊人员。

　　　　二、“洋人”之入幕

　　在上述这批特殊人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由佐幕而入官场的“洋幕宾”，因他们贴近实力派地方大吏，从而参预机要，其影响可及于晚清的某些政治事务。

　　外国人之入幕，约始自六、七十年代的湘淮军幕府，但当时只是星星点点，仅数人而已。早期入幕的马格里诸人，皆因助剿太平军而与幕主发生关系。洋务运动兴起后，这些人又首先被安排到各企业局厂的位置上。马格里乃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生，1858年入军医部，后随侵华英军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久辞职任“常胜军”司令白齐文的秘书两个月，此后一直协助李鸿章与太平军作战，深得李的信任。淮军的第一个随军小兵工厂（即苏州洋炮局前身）即由马格里一手组建，兵工厂后移至南京，改称金陵制造局，专为淮军制造枪炮弹药。制造局的实际权力一直掌握在并非总办的马格里手中，直到1875年他被解职为止。去职后，由李鸿章介绍，他即入郭嵩焘的幕府，任为总办英文文案、翻译官，此时他已拥有三品顶戴兼道员头衔。

　　日意格和德克碑也是与马格里同时的两个重要幕府人物。他们因参与组织和指挥常捷军而结识湘军首领左宗棠并为左氏攻克浙江出过死力。德克碑攻下奉化后本应归国，史称其因感服于左宗棠之抚谕而“愿易服受节度”。（注：《清史稿·日意格附德克碑传》，列传222，联合书店1942年。）战后日意格仍归税务司，德克碑则游历越南，但仍与左宗棠保持密切联系。1866年左氏在闽浙总督任内创设福州船政局，遂任命日意格与德克碑分任正副监督，直到1874年合同期满解职，其间左宗棠檄调德克碑至甘肃参与镇压回民起义。

　　八十年代以后，外国侵略加剧并趋频繁，以及通商范围的扩大，使涉外事务显著增加，洋务活动亦较前普及化，各省洋务局厂相继建立起来，这一一切都使督抚们对洋务人才的需求更为孔亟，因而极力招揽包括留学生、新式学堂毕业生、直至外国人在内的各种洋务人才充实幕府以济时用。而各国在华势力亦借机在握有实权的督抚身边，尤其是北洋重臣李鸿章、袁世凯身边安插亲信，从而使外国幕宾的人数有所增加。如直隶总督李鸿章幕府中的毕德格、宓吉、科士达、丁家立；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中的钖乐巴、时维礼；盛宣怀、刘坤一所用之福开森；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开始至帝制自为垮台止先后聘任之曼德、班志远、古德诺、莫里循、有贺长雄等。

　　这些人的入幕，有些是慕名而来或自荐，如毕德格1874年来华，原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后“慕文忠之名，舍官就幕。”（注：刘体仁《异辞录》卷三第25页，上海书店1984年。）德国人时维礼1886年来华，原为德国驻华使馆工程司，1889年获悉湖广总督张之洞欲建汉口——北京的铁路后乃主动拟订计划亲呈张之洞，然后辞去使馆职务做了张的顾问。有些则是由居心叵测的各国出于政治目的向幕主推荐而来，如班志远。班原名坂西利八郎，乃日本间谍，原在日本参谋本部专研中国问题，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由日本参谋本部荐为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军事顾问。班名义上帮助袁练兵，实则因日本见袁势力喧赫，位居封疆大员之首，必须拉拢利用之，以便及时了解掌握清廷政治军事方面的实力动态，扩张其在政治军事枢要中的影响。而坂西这样忠实于日本利益而又熟悉中国“极有心机”的人物就成了合适的人选。至于民初古德诺、莫里循、有贺长雄的出任顾问虽不一定由其本国政府介绍，但他们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力图为本国利益效劳却是昭然若揭的。如有贺是著名的国际法学家，中日甲午战争担任日本第二军司令部法律顾问，战后在各著名大学任教，过去与中国无甚关系。他在民初来华，几次见袁均对其备极推崇，力劝他实行君主立宪、帝制自为。故袁及亲信均视有贺之来为日本政府指使，并由此确证日本政府对袁帝制自为的支持态度。

　　作了幕宾的洋人，其名称、身份、地位也随之变更了。六、七十年代的马格里诸人多是随同作战而来，具有军职官衔，故多以其职衔呼之，如德克碑官至总兵，左宗棠以“德总兵”（注：《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7页，岳麓书社1986年。）呼之，后德克碑与日意格担任船政局监督，则名之以“监督”；马格里随使出洋，称为“翻译官”，均无其他特定的称呼。八十年代之后，入幕者增加，且大多各有专长，能操办某些传统幕客难以承担的事务，诸如翻译，外交、法律、军队训练等，遂出现了“顾问”、“秘书”一类的称呼。洋幕宾虽然国籍未变，但身份地位却已起了变化，无论其用心如何，多多少少都得为雇聘他的幕主做事，其名份亦归属于幕主名下，此点与传统幕宾差别不大。晚清的幕宾基本上都由幕主以私人名义聘请，而民元以后则出现了以政府名义聘请，实则多为私人服务的所谓“政府顾问”。袁世凯在民初所用的若干幕宾如古德诺、莫里循等即属此类，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

　　传统的主宾关系，幕主雇聘幕客须要言明年限、修金、待遇等等，有一定的契约关系，同时又因为幕客或是朋友熟人或是亲戚，有名望者兼有师长的身份，使得这种契约关系蒙上了人情、亲情的面纱。只要主宾相得，主人愿意，幕宾就可以做下去，甚至一生相随之，如果幕宾不如人意，亦可随时被幕主辞退或者幕宾自行去馆。修金的高低和待遇的优劣，虽有约定俗成的标准，但幕主可以根据喜好随时增减。双方之间虽有履行各自义务的承诺，但它只受惯例和亲情的约束而不诉诸法律，传统中国的主宾关系更多一些中世纪的脉脉温情。

　　洋幕宾和幕主之间，除少数人例外，大多数即便是相互熟悉，有一定的感情基础者，都与幕主签有合同，保持明确的契约关系。早期如日意格、德克碑被左宗棠任命为福州船政局的正副监督，为左操办船局一切事务，即以合同的形式加以证明。袁世凯在1912年8月正式聘用英国《泰唔士报》常驻中国记者莫里循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尽管发出聘书的袁的英文秘书兼翻译蔡廷干称聘书为“中华民国和人民主动地、由衷地向莫氏发出，并由莫氏签字认可的一份聘书”，而非一纸协议，亦非一份合同，更算不得是契约，但据其内容形式的严谨及法律效力而言，无疑可以认为是一份道地的契约。聘书全文见于骆惠敏所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卷。它以明确无误的法律语言规定了极为优厚的报酬待遇和双方的权利义务。聘书虽签于民初，然可推知具有类似特点的契约在清末已经出现。较之旧式的宾主关系，洋幕宾与幕主之间明确的契约关系就显得严峻生硬，毫无感情色彩，但也更符合西方人的特点。

　　聘请洋幕宾的经费一般由幕主个人支出，但已出现了由政府所设厂局开销的情况。在洋务厂局中任职的洋幕宾从厂局开办经费中支领薪水，与同在厂局中任职的本国幕宾亦由厂局开销薪俸的情况相吻合。不同的是洋幕宾的薪俸往往高于中国幕宾。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以及张之洞、袁世凯在兴办洋务招聘洋员过程中，都认为须“啖以厚利，畀以美名”才能致外国良工“闻风而起，报器而来”，（注：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但能厚廪优饩，必得奇才异能。”（注：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2册第414页。）而对那些督抚们倚信的洋幕宾实施同样的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了。左宗棠主张买洋器、雇洋员务要宽给其值，并按此意与日意格订立造船合同，有意给予后者以特别的优惠，所谓“微存宽博之意，亦欲使彼有余润，然后肯为我役”。（注：《左宗棠全集书牍》卷八第62页，上海书店1986年。）日本人坂西入袁世凯督署，当时不兼职，而与总办帮办支同级薪水，由总督衙门支付。坂西经常在外活动，自己手下还用两个重要帮手，一个书记，开销很大，均由袁世凯支付并亲自交给坂西，在坂西身上究竟用了多少钱，只能是不得而知。而袁世凯聘用莫里循，其待遇之优厚竟引起世人嘱目及评论。不过这一次花的是“中华民国”的钱。民初中央及各级政府对所聘的外国顾问均待以厚币优礼，与晚清所开惯例有一脉相承之意。

　　一般说来，中国幕主对入幕的洋人不仅界以高薪，且优礼有加，而洋幕宾也有效忠服务的一面，故主宾间也能够建立相互信任的感情。早期的马格里诸人与其幕主李鸿章、左宗棠之间因共同作战而彼此间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交情。此后李鸿章不仅把金陵制造局交到马格里手上，而且“对于一切事务他们都密切联系着；李鸿章遇到疑难问题，总是来找马格里做顾问。”（注：鲍尔吉《马格里传》，转引自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正是出于这种亲密的关系，使李鸿章对马格里始终信赖有加，甚至无视其并不熟悉军械制造因而用非所学之大弊。日意格等与左宗棠及其继任的沈葆桢也有类似情况。日意格在船政监督任上造出大小不等的十多艘船，分别布防在沿海七省，左宗棠、沈葆桢都十分信赖他，沈葆桢更是“拱手事之为师”，“凡船政巨细事体，一惟日意格所指挥。”（注：钟德祥《整顿船务疏》转引自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后期幕宾如毕德格乃人所共知的李鸿章家庭的密友。他在舍官就幕前就参与李氏的外交活动，为之出谋策划，李的长子李经方初时偷学英文即以朱静山与毕德格为师。入幕后毕德格相随李氏至死，李氏本人入阁办事与闻要政，“苟有事至使馆，必使之往”，（注：刘体仁《异辞录》第25页，上海书店1984年。）倚为办外交的左右手，李的子弟奉之为师，“公子伯行从之学英文，”“公子季皋朝夕与游，亦从问学。”（注：刘体仁《异辞录》第25页，上海书店1984年。）李毕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接近传统的主宾关系，即主待客敬信有加，宾则尽力效忠于主。

　　不过，绝大多数洋幕宾对幕主的忠诚绝不能与传统幕宾同日而语。传统幕宾一旦受聘于幕主，不仅为友为师，幕主更是幕宾的衣食父母，同时传统主宾双方同为中国人，文化背景相同故主宾之间息息相关，利害一致。宾无论良莠，能与其主相处长久的都是遵循幕道所讲究的效忠幕主、忠心不二，“官幕同舟”一语集中概括了主宾间的这种关系。而洋幕宾虽然成了中国幕主的门下客，却并未改变他们的国籍及其对所属国的感情。他们既希望通过为中国幕主服务来满足个人对利禄的追求，又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也为所属国谋得相应的利益，而不是损害它，甚至效忠中国幕主的目的全在于为本国利益效劳。故尽管中国幕主出以至诚，畀以高薪，在洋幕宾中甚难找到传统中国幕宾式的忠诚。如袁世凯对其日本顾问坂西十分尊重，在北洋督练公所时曾命令左右，坂西来见时，如有客，就一面让座客厅一面通报；如无客，则马上延见不得阻挡，“这种待遇在当时中国人中也没有几个，外国人是绝无仅有的。”（注：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1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彰德秋操时，袁让坂西担任实际的总指导和总评判，连他的两个帮手土肥原贤二等也分别担任了南军和北军的指导和评判。袁就任民国总统后，又把坂西调入京内，参预设计筹备总统府军事处、北洋军队新编制、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等最高机密。在军事处阶段，袁常常召集坂西、王士珍研究扩组新统帅机构和新的军事编制，先由坂西等拟写初稿，经袁审阅，再由三人或有时加入段祺瑞、徐世昌进一步研究，最后由袁作出决定，形成具文，嗣后坂西又成为实际起着新军机处作用的统帅办事处中的核心人物。而坂西的来历既系间谍，自负有其特殊的使命，故他不仅力图获得袁的信任以参预最高军事机密，且利用袁氏提供的经费四处活动，调查中国情况，结交军政界人物，为本国利益效劳。日本陆军中的中国通，侵华战争的重要分子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均出自其门下。不仅负有特殊使命的坂西如此，即如李鸿章最信任的毕德格，也曾经利用自己的地位，为英国记者莫里循提供了大量情报，他从1897年初莫氏到达北京之日起直到义和团起义为止，“一直把李鸿章得到的最机密消息传递给莫里循”。（注：（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29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余如福开森之与盛宣怀，时维礼之与张之洞，古德诺、莫里循、有贺长雄与袁世凯，都是相互的利用远过于信任与忠诚，尤其在民初的这些洋顾问身上，晚清的洋幕宾尚能见到的主宾间的私人友情和诚信可以说已荡然无存了。

　　　　三、有关洋幕宾的若干评价

　　晚清洋幕宾的出现，可以说与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初步展开、朝野社会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有所变化同步。六十年代前后，经历了二十年的交往和冲突，朝野中涌现了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物，作为幕主的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盛宣怀等都属这样的人物，他们已经从简单地拒斥洋人为蛮夷，发展到与他们共同作战，向他们了解原来毫无所知的外部世界的情况，直至和他们交友。这在李鸿章等的著作中均有反映。正是由于迫切地想了解各国情况，想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意图自强，才有了早期近代化运动的展开，各类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洋务人才的引进，而其中少数人进而成为入幕之宾。而幕宾在中国官场中属于官的师友，地位次于主官，亦非国家承认的正式官员，却因主官的权势而尊贵，也可说是变相的官僚，不少作幕者还是有声望的名流。故将洋人引入官场，列为上客，让他们参预各类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活动，备以参谋，直至奉之为师，引为家庭密友，即便能够这样做的人为数有限，却不能不承认它标志了上流社会尤其是官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深化和中外交往关系的深化。

　　在睁眼看世界，并力图顺应变化，从而开始建设近代化社会的过程中，有一个必经的学习阶段。清政府当时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政策，如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聘请外国人来华担任教习教练，承担各种有关的技术和管理工作。这些请进来的人员或多或少也为近代化的事业出了力，而这一时期中那些入了幕的洋人，也曾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中国幕主的启蒙教师，或以其所长为幕主提供咨询奔走效力。马格里等人都是李鸿章最初的启蒙者。左宗棠言其于1840年鸦片战争起，就开始涉猎留心官私各书所记海外诸国情况，其间于留心外国轮船至设法自造则思之十余年。任浙江巡抚时曾觅匠仿造小轮船试之西湖，请洋将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同观，他们认为大致不差，只是轮机须从西洋觅购，才能使船行驶便捷。德、日二人了解到左的心意后逐一再怂恿之，德克碑还出示法国制造图册，后又拟具购买轮机招聘洋匠各事呈左，日意格也往返于左的军营，经“彼此往返讲论”，左宗棠对造船事宜方“渐得要领”。（注：《左宗棠全集·奏稿》“拟购机器雇洋将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析”。）日、德二人不仅解决了左氏思之十余年不得解决的难题，且实际主持了当时最重要的福州船政局，对早期的船政建设颇有影响。不少幕客在早期的对外事务中也曾充当了必要的角色，如科士达之参与李鸿章的赴日谈判，毕德格为李氏奔走于各使馆，马格里成为首任公使郭嵩焘的外交随员，日意格在解职后也与李凤苞率留学生赴欧学习。袁世凯之所以聘坂西，是因为他认为要搞好军事督练，必须请外国专门军事学家为顾问，而坂西确实对北洋陆军的建设有过特殊的影响。此外，钖乐巴、沙海昂、时维礼等身具专长，聘为幕宾后都参与了近代交通的创设，福开森曾在盛宣怀所创南洋公学担任首任监院和教习，而南洋公学曾培养了我国近代最初的科技人才。洋幕宾的影响所及在当时已引起瞩目，以致维新派的康、梁等人在李提摩太等的怂恿下，曾打算为光绪皇帝聘用外国顾问，设计指导新政改良。

　　不过，从形形色色的洋幕宾的所作所为中，更强烈地折射出的还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激烈争夺和各国势力的日渐深入。

　　福州船政局建设伊始，英法两国即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日意格等人在代表国家利益的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来尼的支持下，由左宗棠手中取得局务领导权，从此法国人视此局为其禁脔，日意格则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代理人的角色。他既要按合同为作为幕主的总督们造船，又不希望中国由此拥有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从而妨碍和破坏法国的在华利益。因此他虽然督造了十多条船，但“糜费太重”，“督造苟简，且故意将火药舱与机器舱相连，”（注：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46、81页。）如遇炮火极易毁灭全船，且因其质量差，以致“可以供运输，不能备攻击，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注：《洋务运动》第2册，第393页。）内中原因不仅在日意格只是海军军官而非造船里手，让其造船是用非所长，更重要的也许在于日意格内心深处的主导思想和侵略意识在作怪。1884年中法战争使船厂毁于建造它的法国人之手，到1894年中日战争结束，中国表露出重振船厂的意图，法国就和德国展开激烈的争夺，最终使清廷答应把船厂重归法人管理，并依照左宗棠与日意格所订契约模式，重建了控制船局的法籍顾问团，其成员为总工程师、副总工、设计室主任、冶金工程师、总工秘书、船政学堂主任教授各一人，监工五人，每月薪给待遇支出共达21，000法郎。法国人得意地承认：“一八六六年由我们创设的厂，其技术领导权在极为优越的条件下重新落到了我们手中。”（注：（法）A·施阿兰《使华记》第127—1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法国国家权益始终屹立在每个充当中国幕宾的法国人背后，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言行。法国人如此，其他人亦无例外。德国人时维礼为张之洞设计芦汉铁路，并辞去使馆职就任张的顾问，借与张接近之机，一再向张鼓吹德国工业设备之优良，诱张向德国重工业企业广泛订货。其中与卢德威·吕卫洋行订购的一座枪炮厂的全部设备约合六百万马克。当时这笔交易曾使德国外交大臣马歇尔大感欣慰，并为此奖给时维礼大笔定期补助。而毕德格向莫里循提供情报，则与英美抵制俄国势力的扩张有关。

　　清末民初，各国势力已深入中国，由各国推荐选派政府顾问安插于政界要人身边，已成为各国操纵满清和北洋政府的重要手段。袁世凯于这一时期所聘的古德诺、莫里循、有贺长雄等虽非正式由政府派遣，但他们忠实地为所属国利益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国政府的政治意向，如莫里循一贯强硬主张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在任顾问期间“定期地、忠顺地向英国当局汇报他所知道的一切；包括他经办的机密事项。”（注：（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21页。）而有贺长雄之米，为袁及其亲信视为日本政府的代表，他在1917年给莫氏的信中坦白地说道，为了保持他的学者名声，他希望段祺瑞与他续订合同，能够由中国政府出面向日本提出，以便他能够对别人说：“我之所以续订合同，是因为日本政府说为了

　　国家利益我应该这样做。”（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第669页。）当有贺知道日驻华公使林权助反对他续任时，不满地抱怨道：“我倒是一贯帮助他实现他的目的，这个他应该心里有数。”（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第669页。）可见到了民初，本国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在洋顾问中已经是直言不讳地诉诸于笔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