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后期官办、官商合办工业的组织形式与官商关系

来源:《财经研究》198302

 

祝慈寿

    一、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所具特点

  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具有如下一些特点:(1)中国最初的机器工业,不是从本国的工场手工业发展过来的,而是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移植的结果;(2)它不是用于有利民生的日用品的商品生产,而是用于镇压人民的军需品生产;(3)它不是创建于民营工业,而是创建于官办工业。其发展过程,是由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从官办到官督商办以至完全商办。

  清政府洋务派在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以后,为了供应军事工业需要的原料,同时看到外资在华经营的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等企业的巨额利润,便开始创办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以及部分轻工业。他们除了继续采取官办的经营方式外,主要采用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投资这类企业的人,除了洋务派大官僚外,主要是一些与他们有联系的退休官员、地主和买办。所有这些企业,与军事工业一样,有着很大的买办性和封建性,洋务派官僚仍把这些企业视为私产,一般集股者没有任何权利,实际上就是官僚们利用商人资本来为自己谋利,严重地影响了民族工业资本的成长。但是这些企业的出现,是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一个重要开端,构成新兴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它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个方面。同时,它也刺激和影响与这些企业相联系的部分新式工业的发展,锻炼了更多的掌握机器生产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从而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早期近代工业企业的组织形式及其由来

  清政府在创办和经营近代军事企业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这就是原料、燃料和经费问题。军事企业的兴办,需要大量的铜和铁等金属原料,还需要大量的煤炭燃料。李鸿章说: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仅靠手工生产的铜铁矿和煤窑生产,显然是无法满足这些军事企业的需要。如果都靠从外国进口,既不及时,成本又高。从经费方面来看,由于外国略侵者对中国关税主权的掠夺,社会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略侵、本国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更形萎缩,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日减。与此同时,清政府为了赔偿被外国侵略者强行勒索的大量赔款、庞大的军费,统治集团的奢侈腐朽生活的需要,以及兴办军事工业的耗费,而使财政支出日趋浩大。当时对于已兴办的军事企业的维持,已是百方罗掘,仍不足用(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于是,清政府在使一些官办军事工厂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船坞独立出来,在为军事需要服务的同时,修造中外私人轮船以获取利润;并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又兴建了一些官办和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其他机器工厂和开采煤、金等矿,由单纯兴办军事工厂发展为创办其他机器工厂的阶段。

  清代后期所办厂矿组织形式有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办招商集股四种;有些是同一时期的不同企业,有些是同一企业组织形式的演变——由官办到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官办招商集股)。这些组织形式的出现,反映了清政府垄断工业生产力量的衰落过程。

  所谓官督商办,是清末洋务派官僚利用和控制私人资本的一种方式,也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出现的一种近代工业组织形式。它是由清政府委派官僚,招募商股,组织企业,并在新建成企业中担任要职(如总办),把持一切。所收商股,除一部分为商人投资外,有很多是官僚、富绅、买办的投资。这种利用和控制私人资本的方法,对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发展,是起着阻碍作用的。

  所谓官商合办,也是清末洋务派官僚利用和控制私人资本的一种方式,同样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出现的一种近代工业组织形式。当时参与官商合办企业的商人,大都是官僚、买办,他们是以代表私人资本利益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与封建政府的关系密切。因而,在当时的官商合办的企业中,真正的商人资本,经常处于被吞并的威胁中。

  所谓官办招商集股,是由封建政府用官股开办企业,在获利之后再招集商股。

  以上几类企业的出现是必然的。从官商结合的形式来说,早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已有萌芽。例如滇铜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官为经理,嗣由官给工本。(注:《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四,《食货》五,第3666页。)又如在制瓷方面,清政府采用官搭民烧制度,以取得需要的瓷器。这些都是官商结合的不同形式。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办招商集股三类企业,从官商关系来说都是官商结合的形式。当然,如果从两者所处社会经济条件和官商结合的性质来说,那是根本不同的。这一时期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办招商集股等形式的出现,是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直接经营的官办工厂又很少成效,亟需利用私人资本以制造供官府需要的工业产品;而这时的私人资本需要投资于近代工业,但又须依恃封建势力。正是这两者的结合,才出现了以上三类形式的近代工业企业。

    三、官办及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的性质与特点

  综观这一时期民生日用工业企业,不论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办招商集股,它们都带上一个字,又都是使用大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创办的目的,都是为了利润,绝大部分的产品都是销售于市场。然而性质上又不完全相同。官办的少数民用企业,虽带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特性,但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官督商办企业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但一般说来,基本上已是资本主义的近代企业,但又带有不同程度的封建性。而在官商合办的企业里,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重特性就非常明显。至于官办招商集股的企业,在性质上则接近于官商合办的企业。

  从发展的过程来看,大体由官办到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是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第一个官商合办企业是1886年成立的贵州青铁厂;其次是1891年开工的华新纺织新局。这个发展过程是可以理解的。清政府最初想完全垄断近代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但举办近代军事工业需要其他部门作为基础,这样,就迫使清政府要去经营采矿业、交通运输业等等。这些部门既不是军事工业,就有准许民营的可能;而清政府因财政困难不得不设法以商助官,招集洋务派官僚周围的一些官僚和商人资本加入这些事业。

  官督商办的企业,同样存在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矛盾。商人加入这些企业,是以取得利润为目的,为了积累资本以进行扩大再生产。封建政府之所以要控制这些企业,目的在于生产供军事工业使用的原材料,即以使用为主要目的。商人反对官府控制企业,要求不干预商办企业而给予完全自由,往往以不加入官督商办的企业以示抵制。故李鸿章在办北沽铁路,张之洞在办湖北纺纱局和缫丝局时,都不得不打出官商合办的招牌来吸引商人资本。但是官商合办企业,不能逃出封建政府的控制,所以失败的还是很多。

  当时的官督商办企业,大多数是以军事工业或军事需要为中心的,另外一些企业则是为了求富的。洋务派官僚在办这些企业时,每以抵制洋货和分洋商一分之利为名,实际上是为了他们垄断这些行业,以求一己之富。以棉纺织业为例,洋纱洋布进口既多,本国纱厂又不能满足国内的全部需求,李鸿章却要以自己控制的纱厂(华盛为总厂,其他华商办的纱厂作为其分厂)为限,十年之内,不肯续添。可见这些官督商办的企业,实际上是由商人出资,官僚管理和控制的一些排斥商办的垄断性企业。

  在这些企业里,一切唯政府派来的总办之言是听。商民虽经入股,不啻途人,即岁终之分利,亦无非仰他人之鼻息;而局费之当裁与否,司事之当用与否,皆不得过问。(注:吴佐清:《中国仿行西法纺纱织布应如何筹办俾国家商民均获利益论》,载《皇朝经世文三编》,第26卷。)所以这些企业是官督而商不办,是官僚们利用商人资本来为自己谋利。这种控制的直接结果,是这些企业负债累累,无法收拾,或者停闭,或者改组出租,成功者绝少。这就严重地影响商人资本转向工业的积极性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四、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在上述这些形式的企业中,存在着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凡属封建控制愈强的企业,衙门作风和贪污腐化就愈甚,经营的失败也就愈大。相反,封建控制较弱的企业,往往可以盈利,甚至获得某些发展。所以真正的商股反对官府控制企业,要求不干预企业。

  这些形式的企业与官办军事工厂一样,在各个方面依赖外国资本主义,从购买的机器到雇用的技师都是如此。从外国请来的人并非真正有技术的。中国开矿,未尝不请矿师,惜来者皆南郭先生一流人物。(注:郑观应:《开矿下》,载《皇朝经世文三编》,第68卷。)当日公延矿师,半系外洋无赖,夸张诡诈,愚弄华人,婪薪俸数万金,事后则飘然竟去;(注:陈炽:《庸书》外编,卷上,《矿人》。)在这些洋人的管理之下,这些企业岂有不失败的?

  另一方面,由于封建官僚掌握着这些企业的管理大权,所以内部非常腐败。他们把企业看成是做官的差事,当作一个肥缺,而对于业务则一窍不通,办事则因循泄沓,朋比为奸。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往往愈办愈穷,而经办者则越来越富。至于贪污,则是这些企业经办者的普遍现象。如唐廷枢、盛宣怀等人,在经办企业时,与洋商勾结,从中贪污中饱。在这些企业里,一切行动,唯政府委派的总办之言是听。清代封建政府控制不了近代工业体系,这是封建关系不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证明。这个矛盾,在每个企业内部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封建官僚以封建衙门的经营作风来管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必然导致失败!

  商人加入这些企业,原先是希望企业按照资本主义企业的方式经营,即以利润为目的从事积累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封建政府之所以力图控制这些企业,则是害怕这些企业超出他们的利益范围,他们经营企业的目的在于生产供军事工业使用的原材料。这两种目的以及随之而来的经营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在当时就有人指出:试观二十年来,到处创办,到处无成。(注:俞:《恤商论》,载《皇朝经世文三编》,第31卷。)这就严重地影响商业资本转向工业生产。
返回

上一篇:论晚清社会组织变迁

下一篇:论清代水路漕运方式的演变及其社会经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