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军粮供给与甲午战争

来源:《福建论坛》199002

 

刘志坚

  后勤给养是战争成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给养方面的困难,往往使军队的伟大胜利的光芒消失,各种力量耗尽,退却成为不可避免(注:〔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453页;440页。)。可见给养对战争的重要性。而军粮的供给,克劳塞维茨在他所著的《战争论》一文中把它分为四种形式:即屋主供养(由军队驻扎的当地居民提供给养)、军队强征、正规征收和仓库供给(注:〔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453页;440页。)。在整个甲午战争中,除了奉天练军外,包括淮军、湘军在内的所有参战部队的军粮主要是采用通过长途运输的仓库供给的形式,即由南方运米到京津,再转赴前敌。这种供给形式给甲午战争带来了如下不良影响:

  首先,造成前敌供应紧张,动摇军心,影响士气。这里仅以平壤、旅顺两战役为例。关于平壤米粮供给的问题,目前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平壤清军撤退是因枪炮子弹粮草均无(注:谬宗麟:《叶志超和平壤战役》《历史知识》,1984年第5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平壤撤退,与粮草无关,其主要根据是日本人曾宣称,他们在平壤战役中缴获了大米、小麦等各种粮食4600余石(注:曾明:《评叶志超甲午平壤溃围》,《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我们认为这两种意见均有偏颇。认为叶志超自平壤撤退是由于枪炮子弹粮草均无之说,与史实不尽相符。但那种认为平壤军储甚厚,对清军作战并无影响的说法,也是有违事实的。我们认为,平壤粮械供给确很紧张,它动摇了军心,对平壤战役起着不良的影响。

  18947月下旬,援韩各军陆续进入朝鲜,到8月初,分别到达平壤。但李鸿章等人对如何供给前敌的军粮并不重视,没有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各军赴平壤之初,清军试图在平壤就近购办,这本是一个好办法。但由于清军纪律败坏,到处抢掠,本拟商朝鲜平安道,采办军米二千石,平壤居民逃尽,无从采买(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38页。)。致使清政府只得一面派人在朝鲜别的地方采办军粮;一面指令国内运粮入朝。在朝鲜,清政府委托义州当局采买军粮一万石(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145页。)。又委托朝鲜其他地方官员购买军粮。但把这些军粮运到平壤却很困难,当时水路已为日军所控制,水上运粮,风险较大,如在大同江上就有五艘军粮船被日军截获(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第494页。)。陆路,由义州到平壤约有500余里,道路遥远且崎岖难行,交通工具又十分落后,只能雇些牛车、马车运粮,进展缓慢。从国内运粮到平壤困难更大。当时由国内运朝的线路分为两条,一条是由轮船从天津运米到旅顺,而旅顺至鸭绿江口水浅大轮不能进入,只能在旅顺改用小民船,由小轮船拖带到九连城或沙河,再过驳到义州,然后由各军派人到义州取运(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111页。);另一条由轮船运米到营口,由营口雇车运粮至凤凰城或九连城,再转至义州,供各军提运(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37页。)。显而易见,靠两条道路运粮入朝是十分艰辛的,所以时至827(距日军包围平壤仅十来天的时间),拟运给盛军卫汝贵的三千石军米尚未到义州;运给叶志超军米一千二百石和江寿庵的军米七百石要等到91才能到达义州(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111页。)。而平壤各军自9月中旬五船军米被日军截获后,存粮不敷五日(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第494页。)。义州购办的一万石大米也尚未运往平壤。时任总理后路转运事宜的盛宣怀曾指示义州:前托湾尹买米一万石,……望即托湾尹先运二、三千石交叶军,前敌各军候米甚急(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145页。)。据义州发给盛宣怀的电报说,头批运叶军之粮饷军械才运出(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147页。)。发这两封电报已是91314日的事了,平壤战役已经发生。99叶志超奏:后路转运迟滞,昨据义州报,今晨始由义州起程,至早十日方到,诚恐缓不济急,各军亦以转运不及为虑,又铺户闻警逃遁,东钱难换,食物难备,于行军尤有关碍,徒深焦灼(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91页;218页;321页;228页,96页;19页;219页;114页。)。十日后平壤已经陷落(平壤失守为916)。后来不得不将存义州的7000包军米运回凤凰城(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163168页。)。可见,平壤各军不管是从国内还是从朝鲜其他地方购办的粮米大都没有运入,平壤清军严重缺粮。至于日方曾在平壤战役中缴获军米4600余石事,据分析,这些粮食当是被截劫的五艘粮船或运往平壤途中的粮食。军粮缺乏无疑会动摇军心,对平壤战役产生了消极影响。翁同和已在平壤战役之初,即预言平壤缺粮,此师殆哉(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第494页。)!

  日军在旅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但却没有缴获到粮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第216页。),足证旅顺清军军粮的短缺。早在日军进攻金州的前一天,即114,旅顺水陆营务处兼船坞总办龚照玙即致电盛宣怀:湾、旅皆缺粮,请赶运漕米一万石(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251页页。)。徐邦道、赵怀业等将领又多次发电,要求运米赴旅(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249256页。)。山东登莱青道刘含芳亦说:湾、旅大军纷集,必乏粮。登、烟无可购,应请回帅,由津购运旅接济最要(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258页。)。在金州陷落之前,海路尚畅通,但清政府对旅顺军粮的供给重视不够,没有组织大量的粮食运旅,也没有在旅购办。到金州陷落、旅顺吃紧之际,前敌各军求军米之声更高。1111,前敌将领张光前致函盛宣怀:军米大家匀食,不过仅敷月底,万一有缺,奈何!奈何!(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326页。)第二天,前敌总指挥姜桂题致函盛宣怀:敝处粮已告罄,仅有十日之需,要求速运救济(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327页。)。1115,姜再次致函盛:现旅顺各军共有一万余人。职镇等各营存粮本止敷半月旬日之用,骤添徐、赵两军,均在嗷嗷待哺。职镇等既无粮匀济,旅顺街面各项商贩逃徒一空,即欲购求升斗杂粮,亦不可得。外有强寇,内有饥军,危殆在于旦夕(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335页。)。但此时海道已危,只好派民船由大沽或烟台偷渡运米(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91页;218页;32页;228页,96页;19页;219页;114页。),但收效甚微。如运给徐邦道军的军米第一批1000包白米,到1119即旅顺陷落的三天前才雇民船运出,并只能运到双岛转至旅顺,但该船尚在途中,旅顺已失,只好折回(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333页。)。所以,旅顺失守,缺粮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其次,给本已十分紧张的交通运输和财政造成沉重的压力。甲午之战初期,由于海道尚未被日军封锁、河运未被冰封,军粮有招商局和一些外国轮船承运,水路运输问题尚不严重。但陆路由于依靠落后的马车牛车等运输工具,与军需的矛盾已较明显。随着海军失败、天气转冷和战争规模的扩大,转运兵械粮饷只得完全靠陆路进行,矛盾更为突出。平壤战役之际,从陆路由营口运至凤凰城、义州至平壤的军米,因车难雇,道路又泥泞难走,只好改由民船水运至九连城(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57页。)。由海路从天津运至旅顺转赴义州、平壤的军粮因船少,许多军粮无法运出只好缓运(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92页。),这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平壤军粮的供给;同时也加剧了交通运输的矛盾,影响了其他军用物资的运输。到大东沟海战之后,矛盾就更突出了。此时制海权已完全落入敌手,轮船难于行走,运往前敌各军的军粮主要是靠河运或牛马之车。而北运的粮食又在大量地增加。单直隶顺天府从189412月至18952月派商到河南等处采买的米麦杂粮就有1285000石(注:《李忠节公(鉴堂)奏议》卷五。)。自2月到5月底顺直招商购粮从山东过境的就有二百余万石(注:《李忠节公(鉴堂)奏议》卷五。)。从京津转往前敌各军的粮米也非常多。李鸿章一次就要求清政府拨给淮军粮食十三万余石(注:《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七十八。)。吴大澂挥师出关,一周内就从天津运米一万石出关(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196页。)。本来各转运局转运军队、兵械军饷已很困难,这大批的粮食运输,必然会导致矛盾的激化。所以有的只好让军队先行,军粮候原车回头再运;有的干脆拒绝接运粮食(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234222页。)。

  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财政也十分困难,致使饷需支绌,募兵维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耗资巨大的长途供输军粮,又加剧了政府财政的困难。中国北方的米价一般比南方高,但差额不很大。江南米价每石一般在二两多,奉天米价约在三两左右。但南粮由海道运京,每米一石,合米价运费计之,需银三四两有余。由河运来者,其费尚不止此(注:《光绪朝东华录》,3419页。)。这里指的是战前的米价运费,而战时因轮船要增加兵险,故运价高出此数,如运往牙山的军米每担运价竟要一两五钱(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59页。)。据记载,当时一车约运米10石左右(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196页。)。按每辆每百里给脚价银一两五钱,回空每百里给喂养银八钱(注:《李忠节公(鉴堂)奏议》卷五。),坐住所给的喂养银五钱不算,每10石运百里需费二两三钱。试以平壤战役时从营口运赴平壤的军粮为例。从营口至平壤约有1400余里,即每10石运至平壤约需费银32两多,加上从江南运付营口的船费及原米价,每石米竟达7两多,单运费就必须花5两左右的银子,远远超过江南的米价。而甲午战争中北运的米粮又是那么多,支付的运费,是相当可观的。如吴大澂发给前敌二十五营军饷八万两,随发的转运费就达二万两,是军饷的四分之一。尽管运费高昂,但为了保证军粮供给,仍不得不提高运价,以招徕车辆,转运粮械(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262页。),花费就更多了。锦州转运局单一个多月就花掉转运费银一万多两(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313页。)。李鸿章曾说:自18949月起,截至1895年正月底开河时止,新募各军六十余营,月需饷、杂等银二十万两,预筹五个月饷银约一百余万两,前敌诸军转运各费约五十万两。并特别指出:现当封河伊迩,陆运尤巨,若不亟为预筹,迅请拔款接济,深恐贻误军需(注:《清末海军史料》,655—656页。)。这里的转运各费虽然包括兵械各项,但军粮应是大宗。巨大的运输费用,必然给本已相当困难的清政府财政,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制约了购械和募兵的财力。

  其三,制约了部队的调遣。当时北上各军,一般要自带粮械。吴大澂军粮饷军械均须随营前进,因辎重较多,车辆不敷,只好分批北上(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91页;218页;32页;228页,96页;19页;219页;114页。)。其他各军北上情况也大同小异。会攻海城,李光久军因无粮、无饷、无车造成调动不灵,部队行动缓慢。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仓库供给为主的军粮供给方式对甲午战争所带来的消极作用。

  克劳塞维认为,正规征收”“是筹备给养最简单和最有效的办法。我国古代军事家孙武也说,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注:《孙子作战篇》。)指出了就地征食或正规征收的重要性。问题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方法是否行得通呢?中国华北地区向来缺粮,仰食江南。如1880年北运粮食有1236476担;1881年,1363498担;1882年,1467791担;883年,1361987担;1884年,2102125担(注:1885310林椿致巴德诺函,见法国海军部档案BB4—1971。);90年代二三百万担(注:《光绪朝东华录》,3448页。)。说明了华北地区严重缺米。但就东北和朝鲜而言,并非缺粮的地方。日本人在占领奉天部分地区之后,曾就当地物产作了一个报告。描述奉天农业之盛大,较我内地殆有过之无不及焉。虽土壤不足称为膏腴,而肥料所供并无缺乏。岁寒之候虽久,每年亦得收获两度者,不得谓非天之所与也。土人多待春暖之时播种大麦、小麦等类。至六月初旬收成后更种各豆,到九月下旬成熟。其余尤为盛行者,如播种小米、玉黍、马铃薯之属是也(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431页。)。奉天粮食不仅自给有余,还能接济他省。山东滨海之地素鲜盖藏,全赖海艘贩运奉天粮源源接济(注:《李忠节公(鉴堂)奏议》卷五。)。并且还可以出口外国(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52页。)。朝鲜也是一个产粮国,日本向来购运朝鲜及越南米最多(注:《光绪朝东华录》,3448页。)。甲午这年,奉天和朝鲜又获丰稔。凤城岁中稔,大米每斤制钱五十,小米三十,钱价每两易制钱一串五、六百文。韩境岁丰米价较廉大米只每斤银二分四、五厘(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125页。)。平壤战役之际,中国驻韩军队仅一万多人。按每月廿营需粮三千计(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182页。),入韩军队每月需粮不过三、四千石,这是完全可以就地购办的,清军一次就在义州定购大米万石,当时平壤周围正值秋收大忙,但清军却不组织力量就地采购粮食。因而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即一方面韩民正忙于收成,无暇为清军运输粮械,而清军却不在当地购粮,反而从国内、义州调运军粮(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123页。)。奉天是甲午战争最主要的战场,在奉天的清军最多时约有三百六十多营(包括民团,而民团的粮食基本上是自筹的),淮湘各军及其他各省的客军约有二百多营(注:《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3期。)。也就是说,在奉天的客军军粮最多时每月约需三万余石,如果采取地方当局供应一些,就地征购一些、京津调运一些的办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据编修贵铎奏:盛京辽阳、熊岳、盖州、岫岩、凤凰城等仓,夙有积谷。说明奉天存粮尚多。民间粮米存储也不少。通江处两辽河之间,数百万之巨富不下数十家,粮食亦积如山阜(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五),28页。)。市场上的粮食亦足且廉。营口小米每石三百五、六十斤,价约六两。大米价约七两。如陆续收买,似较运送为便。惟军情顷刻万变,不敢多存(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310页。)。即使是发生了自然灾害的新民屯存粮也尚多(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205212页。)。但在奉客军仍主要食南运大米。吴大澂的军米主要是从湖南采购来的,而他却能一次筹款四万余两,就地购买杂粮赈济田庄台饥民(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240227页。)。

  清军中并非没有人看到长途转运的弊端。盛宣怀曾致电叶志超说:所虑他日海道梗阻,须由山海关陆运,更觉旷时糜费。麾下就地购粮,所见极是(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69页。)。铭军首领刘盛休亦说:刍粮一切,亦易就地购办,略省转运之劳(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128页。)。但清军为什么却仍采用长途供应的方式呢?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清政府对后勤供给工作重视不够;对前敌军需的供给,没有通盘考虑,制订切实可行的供给计划。最初,入韩各军完全依赖朝鲜地方当局提供军食,但没有派专门的后勤人员与朝鲜官员联络采购事宜,而是由各军自行与之商订。朝鲜虽是中国的藩属,但当时中日正在朝鲜交锋,朝鲜政府倾向何方尚是一个未知数。待清政府发现朝鲜官员倾向日本时,因恐以前官吏悉易倭党,粮运难办,才派袁世凯抚辑朝鲜事宜,联络官军,协筹粮运(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91页;218页;32页;228页,96页;19页;219页;114页。)。但这已是赴平壤各军入韩近半个月的事,为时太晚了。822,又令周馥为总理淮军前敌营务处,同时令盛宣怀为总理淮军东征事宜。袁、周两人尚未过鸭绿江,平壤已经陷落,就地购粮供给计划未能实现。

  其次,清政府居安忘危,没有记取历史教训。前面我们说过,华北向来缺粮,每年要从南方运来大量的米粮。当时运河多处淤塞,运输十分困难。南来之米主要靠海运。如果制海权一失,京畿民食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中法战争末期,法国军队制订了一整套强行阻止南粮北运,以迫使清政府屈服的计划。这个计划由于法国海军力量有限,只能在长江口游弋,无法封锁整个沿海线,再加上英国的强烈反对等原因而破产。虽然这次封锁没有给清政府大的威胁,但也引起京津等地粮价的急剧上涨(注:参见黄振南、峤粟:《略论中法战争期间法国的大米禁运政策》,《广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然而清政府居安忘危,并未能从这件事中认真地吸取教训。刘坤一在甲午战后才说:若河运全停,则是京米专恃商贩,盈虚迟速,把握毫无,抬价居奇,在所不免,一有贻误,关系匪轻,……诚有鉴于往年法事阻遏海运,不得不预留河运地步。停运之后,河道益淤,倘有海氛,从何措手?(注:《刘坤一遗集》电信卷之一,寄户部。)京师向来没有囤积大量的粮食,以应付突发的事件。每年漕运米粮储于仓场者,岁得百余万石。除发放兵米俸米外,岁可余数十万石。但清政府对这些有限的粮食并没有认真地保存。太仓之米,陈陈相因。湿蒸霉变,从古已然。是以往年放赈,赏发仓米,率一石而仅得七八斗之用(注:《光绪朝东华录》,3418页。)。管理一片混乱,兴平仓花户韩文耀。前因盗取仓米,定以军罪发遣。近复潜逃回京,仍充该仓花户,串引不逞之徒,私造小斛,姿意克扣,甚至折毁廒房,别修房屋,使其党盘踞偷窃,弁兵应领仓米皆霉烂泥土(注:《清实录·德宗实录》,卷366页。)。京师如此,地方仓库可想而知。所以积存的漕米很多已经霉变不能食用。营口旗仓米多味变不可食(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280页。)。拨给宋庆军的漕米不能食用(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279页。)。有的漕米则质量低劣,甚至连带皮的糙米都强行搭配给军队食用。同时,由于清政府没有吸取教训,认真整顿河运,以河运补海运之困难,中日宣战后两个月左右,因倭氛不靖,商贩多阻,津京久无米到,人心惶惶,旨谕李鸿章办米北上,第一次李鸿章即办米35万石(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228页。)。这样清政府不仅要顾兵米,尚需虑民食。这无疑会加剧粮食供给的矛盾,难于把仓米用来供应前敌。

  第三,后勤组织不统一,派系林立。参加甲午战争的有淮军、湘军、奉天练军、吉林练军、黑龙江练军以及其他各省的客军和一些民团,各军后勤都自成一个体系,并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后勤系统。如淮军有淮军粮台、湘军有湘军粮台、山东由该省的善后局供给其军队。各地政府也只顾供给本省军队,对外省部队的供给概置之不理。甲午战争之初,日海军尚不能肆行海上。此时如采取积极态度,组织力量大量南运粮食北上,即可缓解粮食供应的困难。但清政府中派系林立,南方的地方当局只考虑南方北上诸军的军粮供给,对北方的粮食供应并不关心。他们借口防止接济日军,严禁大米出口。李鸿章欲开南禁,南未之许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第573页。)。通过李鸿章的斡旋,清政府同意允开南米之禁。后来又改军米为商米贩运,对北运南米之商人发免税护照,以鼓励商人贩运,组税司迄不允行(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220页。),多方留难,致使北方未能及时储备足够的军粮。

  各军也未能互相照应,大都靠自己长途运输,以供军食。当旅顺危急之际,急待军米。李鸿章要求山东登莱青道刘含芳由烟台派民船运米四、五千石赴援。但刘含芳因采购的米价较高,运粮亏损大,拒绝援旅,置旅顺危军于不顾(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379页。)。从这里可看出后勤不统一给军粮供给所带来的危害。

  第四,金融制度和饷需供给的不合理。清时市场流通的货币有白银和铜钱两种,面日常市场上的交易主要是使用铜钱。兵买油、盐、食物非钱不可(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130页。)。朝鲜也是如此,但货币的重量与质量同中国银、钱均有差别。中国军队进入朝鲜时,首先遇到缺钱购粮的困难。叶志超说:各军驻扎平壤以银易钱,库平百两作九十五两,每两合钱七百五十文。而当时天津每两约合制钱一千四百余文。士兵发饷是按银计算,采米从军饷中扣除。银贱钱贵,所以官兵一月应领之饷,不敷半月之用(注:《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七十八。)。故清军不愿在朝鲜就地采购,因为南米加运费价虽高,但运费是由转运局支出的,不从军饷中扣除(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216页。)。这样清军当然乐食南米。

  在奉天,由于大军入奉,军饷白银大增,引起银贱钱贵。在凤凰城,素苦无钱,现时银价日落,市面窘迫,军民交困(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183页。)。在营口,大军纷集,市面钱少,亟待流通。要求清政府运入大批制钱,流通市面,凡军饷、粮价、运费,换钱方不吃亏,且免现钱不济,致启争端(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308页。)。在辽阳,兵勇愈多,钱商实难支持。一经闭歇,粮不足,商不通,……欲维危局,必运现钱二十万串来辽,方可济前敌而安民业(注:《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3期。)。尽管清政府从各地调集了大批制钱入奉,银贱钱贵的矛盾仍较突出,影响了就地购粮。

  第五,清军纪律败坏,店铺逃空,民众不支持。由于清军到处抢掠,商民望逃徙,城市一空。……商贾惊皇,到处罢市(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91页;218页;32页;228页,96页;19页;219页;114页。)。清军自然很难在当地采购到足够的粮食,也难于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我军过安州一带,韩民均闭城拒守不纳,义州府尹仍不应付柴草(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91页;218页;32页;228页,96页;19页;219页;114页。)。

  第六,南兵食米也是原因之一。李鸿章在战初曾指出:京畿各营勇,籍隶南方,均食稻米,平时由各军自行赴南采买(注:《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七十八。)。战争中,增调的军队大部分是南方的军队。由于南方人习惯于食稻米,而奉天等地产米较少,主要的粮食是小米和高粱等杂粮,因而必须向南方征调大批的米粮北上。

  通过对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主要采取长途运输的仓库供给形式,不仅影响了前敌军粮的供给,动摇了军心,制约了军队的调遣:同时也给交通、财政等方面造成重大的压力,给战争带来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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