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矢元

　　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出现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诞生，同年四月一日夭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临时政府，的确是“临时”的，仅有三个月的暂短寿命。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近代中国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宣判了清王朝和封建帝制的死刑，促进了民主精神的高涨，给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希望。但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推翻的只是君主政体。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清王朝的坟墓成了袁世凯反动政权的摇篮。

　　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次集中的、失败了的尝试。这个临时政府作为一个历史的实例，深刻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根本没有力量在全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国内外史学界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吴玉章同志在《辛亥革命》一书中，肯定“它是一个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虽有立宪党人和官僚军阀参加，“但革命党人还占主要地位”（注：吴玉章：《辛亥革命》第146页。）。在这之前，多数重要著作认为它是封建势力、立宪党人和革命派三种势力的“联合政府”，参议院的议员“大都不是官僚政客就是立宪党人”。

　　吴老的结论是正确的。拙文根据历史文献、回忆录以及我们的调查材料，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它的正反面经验，以及对它应有的评价，试图提出一些粗浅意见（注：拙文是1962年写的《论南京临时政府》稿中的一个问题，这次发表略作修改。《论南京临时政府》的要点，写进了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

　　　　一

　　一个政权的性质，取决于它由哪一集团掌握和它所实行的政策。

　　南京临时政府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临时政权，而不是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三种势力的联合政府，首先因为革命党人在政权内占主要地位，政权基本上掌握在他们手中。

　　从形式上看，国务员名额的分配是革命派、立宪派与旧官僚三种势力的联合。在国务员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都是老同盟会员；内务总长程德全、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是江浙极有影响的旧官僚或立宪派领袖；在临时政府几乎没有作用的海军总长黄钟瑛是起义的舰长，司法总长伍廷芳和财政总长陈锦涛都是留学外国，深受西方影响的“法界前辈”和“理财专家”，也在清政府内任过要职。

　　革命派竭力团结立宪派、旧官僚，是为了借重他们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力量，因而让出内政、实业、交通等部总长的席位，极力在形式上造成各派联合的局面。而政府的实权，却通过“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掌握在同盟会派的革命党人手中（注：居正：《梅川日记》第71页：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66页。）。全部次长清一色是留学日本、欧美的青年知识分子，除汤芗铭已退出同盟会外，其余次长蒋作宾、魏宸组、吕志伊、景耀月、马君武、王鸿猷、居正、于右任都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代理总长，处理部务，制定政令，出席国务会议，所以当时有“次长内阁”之称。不仅如此，程德全曾是清朝的巡抚，汤寿潜有屠杀革命党人的血债，他们在许多公开场面是“不敢吱声”的（注：章炳麟：《太炎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总12号；《赵凤昌藏札》第36函，第108册。）。汤“力辞交通”，远走南洋（注：见《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函牍，下，第1页。）。程认为革命派“一意孤行，颇难说话”，一直“养疴沪上”（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92页。）。状元公张謇虽然十分嚣张，但对毫无可搞的实业部没有兴趣，根本不来就职（注：《张謇日记》第24册，十一月十四日条。）。这种情形正象《张謇传记》作者所描写的，临时政府同戏院一样，虽然挂牌写出“聘请某某名角，择吉唱演，而实际并未登台也”。他们不肯就职的事实表明，无论由于种种原因不便就职或者不愿登台，都是因为在没有取得政府实际控制权的情况下，不肯充当“取名”的总长。经常在南京的总长只有黄兴、王宠惠和蔡元培，其余皆由次长代理。

　　临时政府是按着孙中山的主张采用美国式的所谓总统制组织的。临时总统直接掌管九部三局。孙中山是以同盟会的总理、革命领袖而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任命的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三局局长宋教仁、黄复生、但焘以及任其他大部分要职的，都是同盟会这一派的革命党人。

　　副总统黎元洪诚是一旧军人。他在武昌首义时被幼稚的革命党人硬拉来充当都督，在枪口下被迫答应“帮忙”的。临时政府成立初期，他还不能有所作为，只是在湖北都督的席位上发表一些无聊的电文。到临时政府的后期，由于湖北革命党人内部交讧、武昌与南京革命党人之间已明显对立，黎元洪才形成自己的反动势力。

　　南京临时参议院“大都不是官僚政客就是立宪党人”吗？不，相反地，绝大多数是武昌起义前参加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胡瑛、居正都说过，参议员中“同盟会之人甚多”，“多同盟会员”（注：黄远庸：《远生遗著》第二卷，第15页；居正：《梅川日记》第73页。）。根据文献资料和我们向各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及有关辛亥老人调查来的资料，参议员中有：

　　　　同盟会员：林森（议长）、王正廷（副议长）、李肇甫（全院委员长）、王有兰、文群、汤漪、刘彦、彭允彝、欧阳振声、时功玖、刘成禺、潘祖□、陈承泽、常恒芳、凌毅、胡绍斌、陈陶怡、熊成章、黄树中、钱树芬、赵士北、金章、邓家彦、曾彦、张耀曾、席聘臣、段宇清、平　刚、刘星楠、彭占元、刘懋赏、赵世钰、陈星南（注：虽然段宇清是云南咨议局副议长，彭占元是资政院议员，但他们是在咨议局和资政院中进行活动的同盟会员。）。

　　　　贵州自治学社（革命团体）：文崇高。

　　　　与革命派有密切联系的绅士：殷汝骊。

　　　　立宪党人：张伯烈、杨廷栋、凌文渊、黄群、李素、李□、谷锺秀、吴景濂。

　　四十三名参议员中，同盟会员33人，自治学社1人，与革命派有过密切联系的绅士1人，立宪党人只有8人，而且这8人中有半数是北方未独立省分咨议局的代表，他们在参议院内几乎“未尝敢有所主张者”（注：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第49页。）。从汉口代表会、南京代表会到临时参议院，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立宪派代表锐减，革命派代表激增。这不能不说明，革命形势继续发展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争取政权的斗争是有利的；孙中山回国也一度团聚了革命派的力量，因此同盟会在建立临时政府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上述情况，正如谢彬在其《民国政党史》中所说：“中国同盟会……以居主动者之地位，故其党势隆隆，有如旭日。南京政府之要职，几为此派所独占”。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一个政府的性质，并不取决都有什么人参加，而在于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谁说了算。尽管立宪党人联合旧势力在财政上、南北谈判上给革命派很大压力和影响，但临时政府还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掌握的政权。临时政府内，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黄兴是孙中山的副手，“诸事皆克强作主”（注：张继：《回忆录》，《国史馆馆刊》第2号。）。南京临时政府是同盟会掌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正象稍后袁世凯的北京临时政府，虽有革命派参加并没有改变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专政一样，南京临时政府也并没有因为立宪派、旧官僚等人参加而改变它的性质。同盟会的一切反对派，——立宪派、旧官僚以及一些光复会分子等，都憎恨这个政府，骂它是“暴民专制”，这也从反面表明了临时政府的性质。

　　　　二

　　观察一个政权的性质，还要看它施行的政策，要分析政策对各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的态度，即政策的阶级性。

　　临时政府的第一个文告《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称：“临时之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

　　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在短短的三个月内，颁布许多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民族资本和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法令。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根据资产阶级“人权平等”、“天赋自由”的原则，宣布人民有权享有选举、参政等“公权”与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私权”；命令各官厅焚毁刑具，停止刑讯；通令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严禁卖人口，禁止蓄奴；开放“蛋户、情民”等所谓“贱民”，“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革除清政府时代官员称呼等等。在改革社会恶习方面，禁止蓄辫、缠足、赌博，严禁种植和吸食鸦片。在发展实业方面，宣布政府振兴实业的方针，颁布保护工商业的规章和措施；废除一些清代的苛税；鼓励兴办实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等等。在文化教育方面，宣布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化教育方针，提倡以“自由平等友爱为纲”的“公民道德”；革除清代学制弊端，禁止小学读经，允许初等小学男女同校；禁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新编教科书必须合乎“共和民国宗旨”；废止“有碍民国精神及非各学校应授之科目”，《大清会典》、《大清律例》、《国朝事实》以及《皇朝掌故》等一律禁用（注：皆见《南京临时政府公报》，《辛亥革命资料》。）。

　　临时政府发布的这些政令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服务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它们曾一度促进民主思想的高涨，激发兴办工商业的热情和发展新文化新教育的积极性，并对以后的历史有所影响。这些政令的某种革命性和民主性，不仅和军阀官僚等旧势力有很大矛盾，也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主张有一定距离。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高潮时颁布的。不过，南京临时政府不能完全对起义各省行使中央政府的职权，并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上述各项政策与措施的实行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况且，这些政令大部分颁行于2月12日清帝退位之后，临时政府正处在风雨飘摇中，已无法有效地推行了。

　　外交问题与财政问题是临时政府致命的困难。早在1909年，孙中山就说，必须“以财政、外交为两大注意问题”（注：孙中山：《致邓泽如书》，载《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26页。）。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不立即回国领导革命，而从美洲绕道欧洲，两个半月之后才回到上海，就是为了争取列强在外交与财政上的支持。

　　临时政府发表的《宣告友邦书》，重申了同盟会《对外宣告》的原则，对卖国政府过去与帝国主义各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借过的外债，所承认的赔款，以及列强在华各种特权，“均认为有效”。革命派以为主动承受这分可耻的遗产，就会避免触怒帝国主义，换取它们的承认和同情。临时政府根据“平和主义”的外交方针，仅仅怯懦地申明不平等条约“期满为止”。革命派不仅畏惧帝国主义，而且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政府对英美法三国，尤其对美帝国主义最有好感，对日本帝国主义最为恐惧。日本露骨的阴谋活动，使临时政府更加急切地要求各国承认，实际是请列强共同保护。南京一个官员沮丧地说：“如果我们得不到各国承认，得不到它的联合保护，我看不出我们怎么能继续挺得下去”（注：F.Mc Cormick：The Flowery Republic（1913）.p.309.）。这种畏缩卑怯的言论，反映了当时大多数革命党人的心理。临时政府为争取列强承认和求得借款，进行了多次的呼吁、恳求，但都毫无结果。革命派提心吊胆地害怕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破坏革命；但又诚心诚意地欢迎帝国主义插手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实现共和。孙中山总统解职前夕，还坚持要求把各国“承认中华民国”列入袁世凯接受民国总统的重要条件，幻想依赖帝国主义的承认来保障民国的寿命。可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府，连这一点也未曾得到！

　　帝国主义敌视南京临时政府是不足怪的。尽管它临时政府相当温和，有妥协性，但毕竟是革命的。而临时政府对帝国主义者，没表现出革命政权应有的起码骨气，这也恰恰表明这个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

　　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是与外交问题连在一起的。任何的革命政权，都不可避免经受财政困窘的严峻考验。是靠革命措施，自力更生，还是依赖外国，乞求借款活命呢？南京临时政府把主要希望寄托于后者。结果自然是可悲的。

　　海关税收完全被帝国主义把持，拒绝缴付。两淮盐税岁入五千余万两，控制在张謇手中，他以避免“外交困难”为辞，禁止“擅行挪用”（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12号，《辛亥革命资料》第92页。）。地丁等常税不能照过去解集，各省反而向临时政府纷纷索饷。南京一带军队麇集，需款浩繁，加之政府其他支出，每日近一百万元，靠过去那种募捐办法是无法解决的。

　　临时政府宣布没收清政府官产与反对民国的反动政府官员私产，“归民国政府享有”。这未尝不是一项革命性的财政措施，但各地从未认真执行，在某些地方也不过是部分财产在新旧官僚、军阀之间进行了转移，临时政府毫无所得。

　　临时政府发行定额一亿元的军需公债，但中外大资产者不肯投资，临时政府直接收入的公债款，不过500万元，仅占发行总额的5％。

　　临时政府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完全寄托于帝国主义的贷款。孙中山致陈炯明电中说：“和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机，操之借款”（注：孙中山致陈炯明电，载黄季陆等编《总理全集》。）。

　　《中华民国》一书作者麦考密克指出：“全部财政问题是民国的生命。急切地要求承认，只是它的财政困难的标志”（注：F.Mc Cormick:The Flowery Republic p.284.）。这是真实的反映。孙中山回国前后多方面进行过借款活动，每天盼望外国银行的复电，一直等到辞职，仍杳无音信。（注：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199页。）他不免埋怨临时政府的“临时”二字，以为列强因临时政府才不借款。其实，何尝罪在“临时”字样？袁世凯继任总统后，同是临时政府（北京临时政府），却立即得到帝国主义借款，还包括用来镇压“二次革命”的2500万镑大借款在内。

　　临时政府得不到直接借款，只好“间接借款”。抵押苏浙铁路，从日本借到300万元。向日本抵押招商局，遭到英美德等国强烈抗议和各地股东反对，没有成立。日本企图攫取汉冶萍公司，愿以500万元借给临时政府，换取所谓中日合办。临时政府岂不知“合办”的严重性，但饥不择食，只好签订密约，并收到200万元。这项消息传出，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对风潮。立宪派乘机兴风作浪，从未到职的实业总长辞职抗议。章炳麟等人一再上书孙中山、参议院要求废约。参议院两次向总统提出严词质问，湖北参议员全体辞职。各地人民也纷纷反对丧失利权。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只好废除密约。孙中山在复章炳麟信中痛苦地说：“此事非弟不知利权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易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注：《赵凤昌藏札》第36函，第109册。）。孙中山、黄兴等人为借款筹饷伤透了脑筋，告贷无门，到处碰壁。而每日到陆军部索饷的不下数十起，致使黄兴“寝食俱废，至于吐血”（注：胡汉民致张謇函，《辛亥革命》（丛刊）第八册，第55页。）。财政上的困难压得临时政府伸不起腰来，并成为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屈服的直接原因。

　　一个革命政权不能采取有效的革命措施，解决财政困难问题，自然不免自食苦果。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严重到这般地步，也说明这次革命的领导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软弱性。在政治上，它提不出，也不敢坚持用革命的办法解决自己的困难。在经济上，革命派代表的中下层资产阶级是极其虚弱的；而立宪派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又不支持这个革命政府（注：见《南京临时政府收支报告书》，载于《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81号。）。

　　南京临时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对资产阶级的利益表示了热忱关切，但对农民的要求却没有任何积极的反映。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在临时政府的任何文件中都没有提到。毛泽东同志指出：“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注：《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6页。）。辛亥革命高潮时期，临时政府反而放下了这面具有很大号召力的旗帜，生怕触怒封建势力，吓跑转入“共和”方面的反满派地主以及与土地有极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这样，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不可能得到最大民主力量的支持。临时政府时期，广大农村中反封建斗争是相当猛烈的。临时政府对农民的正义斗争，没有给予支持，把所谓“有秩序”的“国民革命”限制在文质彬彬的、不能侵犯地主阶级利益的范围之内。革命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暴烈行动，打翻封建势力是民主革命的真正目标。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限制千百万劳动人民奋起斗争，站在反对农民革命的立场上。辛亥革命没有农村大变动，没有能触动封建势力的根基。革命派还以为这样可以减少革命的阻力，其实正走向他们所预期的反面。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但他们的阶级性又决定不能、也不愿意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们和地主阶级以及立宪派有矛盾、有区别，又有联系。

　　南京临时政府在它结束之前，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有历史意义的创举。《临时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政府组织机构和一般的民主权利。它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宪法，只能由一定的阶级在取得政权后来创造，借以表明这个政权的性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并企图用来约束袁世凯，保障共和国的寿命能在袁世凯接收后延续下去。

　　临时政府的宣言、法令、措施和《临时约法》，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这些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进取、革命的一面，又突出地表现了妥协、软弱的另一面。这一切都是中国资产阶级一度尝试掌握政权的期间里提出的，也反过来说明政权的性质。人们会从这里看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在革命中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他们所能作到的最高界限，也不过如此。这是中国资产阶级两重性的特点的表现，是他们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

　　　　三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南京临时政府就是这场斗争的具体产物。它标志着，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一度取得了胜利”（注：《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2页。），“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注：《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2页。）。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资产阶级在转眼之间被迫交出政权，这又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标志。

　　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三个月，没有成为全国的政权。袁世凯控制的北京政府始终与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对立；临时政府不能“慑服各省，号令不能下行”，对起义各省也只是“电报统一”，而未能“实际统一”。章炳麟十分挖苦地说：“政府号令，不出百里，孙公日骑马上清凉山耳！”（注：章炳麟：《太炎最近文录》第18页；尚秉和：《辛壬春秋》第25卷；《太炎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这无非说明掌握南京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多么软弱无力，最后不能不以妥协失败而告终。

　　南京临时政府从成立之日起，就是极不稳固的。立宪派、旧官僚混入共和政府，极力从中散布妥协气氛，进行破坏革命活动，帮了袁世凯的大忙。但是，革命的真正危机是来自临时政府的掌权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不能不着重从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寻找原因。毛泽东同志指出辛亥革命“反帝不尖锐”、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和镇压反革命，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资产阶级革命总是以取得政权作为它的终结。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仅仅取得暂时的局部的政权就中止了革命。

　　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立宪派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反对革命，充当了反革命势力的同盟军。革命派代表的资产阶级中下层，存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弱点，又不敢充分发挥农民群众这支最伟大的民主力量，因此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他们眼中就变得无比的强大。他们明知“未尝先求外人同意，而后施行革命”（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辛亥革命资料》第156页。），可是帝国不承认、不批准临时政府，似乎它就不能存在下去。袁世凯的北洋武力其实也很虚弱，而革命派却把他抬举成不能与之言战的巨人。他们从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只能妥协、退让，以至瓦解失败。南京临时政府短暂的历史，还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取得某些成就和权势之后，就急遽地发生了分化和有害于革命的变化，停止革命或腐化堕落下去。孙中山面对革命派的一片混乱现象，十分痛心，但无法克服，事后他“每一谈及，无不痛恨”（注：《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篇，第493页。）。他屹立在反动逆流中，力图挽救垂败的革命政府，但他那绝望的斗争，当然不能获得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