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股份公司）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又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两者各有自己的规定性。从企业组织形式看，股份公司具有投资主体社会化，资本形式证券化，公司建立了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等特征。从现代企业制度看，股份公司又具有企业资产所有权、支配权、经营权以及企业经营管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分离相制衡的机制，法人治理结构实现了企业管理职能化，以及企业管理规范化、科学化等特征。笔者认为，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和现代企业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尤其是法人治理结构和分离、制衡机制是不可分割的。股份公司之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长盛不衰，就在于两者融为一体，现代企业制度赋予了公司组织形式兴旺发达的生命力，以至于人们视股份公司等同于现代企业制度。然而，企业组织形式和现代企业制度毕竟是两个范畴，前者表现在有形的规章中，后者体现在无形的企业精神中；前者着重解决公司形成问题，主要价值在于独特的筹资功能，后者着重解决公司的发展问题，主要价值在于为企业构建强大的动力机制。由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分离的可能性，特别在“后发型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两者分离的现象相当普遍，产生诸多问题。拿中国来说，在清末民初（本文指1872-1922年）引进西方机器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引进了有限公司这种新型企业组织。从企业组织形式来讲，它此后始终存在着，从企业制度来讲，却在数十年中遭受扭曲。长期以来，经济史学界未能深入研究股份公司制引入中国后发生了哪些变异，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笔者想对此发表一些个人浅见，以起抛砖引玉之用。

    　　一、甲午战前股份公司的制度特征

    国人最早了解股份公司是通过与西方在华企业的接触。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外国并无在华开厂设矿的权利，但在全国的租界，却已经出现了数百家外资银行、洋行、轮船公司等。这些企业资本规模差异很大，从几百万元到几万元不等，但普遍采取股份制，并依靠先进的设备和管理体制，加上租界特权，获得丰厚利润。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公司大多有华商附股，而且附股比例相当大。汪敬虞先生作过专门研究，结论是“航业中的旗昌、太古和怡和，银行业中的汇丰、大东惠通和中华汇理，以及所有的大保险公司、大地产公司、大纱厂、大丝厂……，总之，凡是在中国垄断市场，横行霸道的外国大企业，无一不有‘华股’在内。”“不少企业的‘华股’占公司资本的40%。琼记洋行、旗昌、东海等轮船公司以及金利源仓栈和上海自来水公司中，‘华股’都占一半以上。而在大东惠通银行和中国玻璃公司中，甚至达到80%。”[1]所谓华商基本为买商。由于买办从进出口贸易中获取了丰厚的佣金，拥有了可观的货币财富，故而外商非常看重他们的投资潜力，千方百计吸引其入股。如把股票面值从1千两拆细为1百两，以利于中小商人购买；从70年代下半期起，把英国的股份公司条例应用于在华企业，以利于企业实行产权转让；从80年代起，组建中外合资企业，以进一步吸引华资。这些外资企业虽有华商附股，但依托于外国强权的保护，由外商控制经营管理权，业务也是服务于外国商品的输华活动，游离于中国的经济体系之外，故而不能代表中国企业制度的创新。不过，应该承认，一批华人大股东如唐廷枢、郑观应等担任了公司董事乃至高级经理，他们初步了解到公司的运行机制，为国人创办公司准备了条件。

    中国不许创办企业的坚冰在1872年被打破，该年诞生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的企业——轮船招商局，因为它不但运用机器生产，而且明确以追逐利润为宗旨，它代表了从办军火厂以求强到办民用企业以求富的历史性转变。同时发生的另一转变是在企业组织形式上，轮船招商局系官督商办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是国际通则，官督商办是中国特色，之所以产生这种变异是中国国情造成的。其时，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继续沉溺于“礼义纲常”等痴人说梦中，排斥一切外来事物。洋务派稍明大势，深知船坚炮利的重要性，决心学西方办实业。但清政府财政枯竭，无钱投资，如放手民间办企业又害怕冲击专制统治，故而提出“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由民间出资。而买办商人有可观的货币资金，初步掌握企业的经营管理秘诀，还抱有得到洋务派扶持、突破顽固派阻挠合办民族企业的幻想，故而双方一拍即合，“官督商办”股份公司应运而生。到1895年止，洋务派共创办数十家这种模式的工矿运输企业，本文以轮船招商局为例，来剖析其制度特征。

    1.从产权制度看，资本主要从买办商人中筹集，基本没有官股，但创业资金往往是洋务大员动用官款垫付的。招商局最初被李鸿章交给经办漕运的朱其昂主持，可筹办经年，无力招徕资本。“遂请照户部核准，拨借直隶练饷局存款制钱20万串，以作官借资本，订明存期三年，年利七厘，公家祗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2](p.37)一年后，李鸿章转派买办唐廷枢和徐润主持局务，很快将股本扩大为100万两，其中徐氏一人投资约24万两，引资50多万两，唐氏投资8万两。但官本并未还清，反而不断追加，如1876年为购并旗昌，一次动用官本100万两。官本成为一种属性怪异的资产，从订立还本付息契约，不承担投资风险看，它属于借贷资产；从它自1876年起实行“官商一体，商得若干之利，官亦得若干之息”，加之动辄缓本缓息看，又似乎是企业资本。由此，企业靠洋务大员的特批官本创业，靠官本不断输血生存，命运自然被洋务大员牢牢把持，即使买办大股东要想主持局务，除了能拉来股本外，还必须被洋务大员所垂青。所有者的权益毫无保障。

    2.从治理机制看，企业形式上拥有法人治理结构，实际全然为官执大权。招商局章程规定，每年举行股东会，审查、发布年度报告，选举商董，推选商总。但企业“用人理财悉听（督办）调度”，从1872年至1911年，先后有过19个总办、督办等，无一不是由北洋大臣“札委”，或由邮传部“部派”。总办、督办权力不受股东会的约束，内部人控制严重，不谈盛宣怀、张翼这类官僚掌权，即使买办大股东担任总办，也常常营私舞弊，如总管船务的唐廷枢以自有的小轮船附局，争揽货源；总管钱钱的徐润挪用巨额局款，从事私人地产投机。中小股东曾在上海报纸上刊载以“众股友”为名的公启，警告主管人员虽“能夺各股之权使之不能争，断不能箝各股之口而使之不敢论”。[3]

    3.企业管理混乱无序。建局之初就制定了“水脚提成”制，规定“局内商总董事人等，年中辛工饭食以及纸张杂用，拟于轮船运粮揽载水脚之内，每百两提出五两，以作局内前项经费”。“一年所得水脚银两，除每百两提去经费五两，又照各股东银每百两提出利银十两之外，如有盈余，以八成摊归各股作为溢利，以二成分与商总董事人等作为花红，以示鼓励。”[4](p.151)由此，招商局开了很坏的先例，不重视生产管理，简单地实行买办承包制；经营依赖于官方扶持，如免税、贷款、运输漕粮等；借助官力阻止国内同业竞争；分配上实行官利制，不问盈亏固定支付股息一分；盈余中不提折旧，不提积累，利润分光用光；从事管理上依靠裙带关系搞家族统治。

    由于得到官方扶持，实行利润分光用光政策，有部分官督商办的公司，在创办初期给过股东较高的投资回报，使其股票在证券市场上风光一时。如轮船招商局面值100两的股票在1882年市价达到250两以上，开平煤矿股票市价也近200两。一时间，企业集资活动在上海被认为是“时尚”。《申报》曾夸张地写道：“现在沪上股分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5]然而，此景纯为昙花一现，一旦企业外部经营环境恶化，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的弊端就暴露无遗，使得企业迅急落入衰败破产境地。重大的冲击发生在1883年，该年中法战争阴云密布，丝商胡光墉与洋行争夺生丝出口权的斗争失败，引发金融风潮，上海78家钱庄倒闭68家，各种商号停业达3、4百家。一大批筹办中的企业夭折，一批煤铁金矿破产倒闭，未垮企业也风雨飘摇，招商局、开平矿的股票都跌到58两才止跌。洋务大员趁危下手，盛宣怀控制了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张翼控制了开平矿。至此，股份公司信誉扫地，投资公司被世人视作畏途。多年主持企业活动的李金镛悲痛地写道，“中国自（仿效）泰西集股以来，就上海一隅而论，设公司者数十家，鲜克有终，而矿为尤甚。承包者往往倾家，犹有余累。‘公司’二字久为人所厌闻。”[6](p.316)

    　　二、1895-1914年间股份公司的制度特征

    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允许外国在华投资设厂，自然无理由阻止国人创办实业，而洋务派臭名昭著，其垄断实业的做法被世人所唾弃，至此，清政府被迫改弦更张，容许乃至鼓励民间集资办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设立商部，允许各地组建商会，并派载振等大臣出国考察，主持制定商律，先后仿效西法制定了《公司律》、《破产律》等，初步清除了创办企业的法律障碍，使办企业由特许主义转变为准则主义。但对这一进步不应高估，除了法律不完善之外，更严重的是，中国本质上是人治社会，有法不依的情况非常严重，法律标榜的“华洋一体待遇”，在现实中变成“华厂所享之优待条件，外厂都得享受；华厂所实负之苛捐杂税，外厂概不缴纳”，中外企业处在严重不平等的市场环境中。

    影响这一时期企业活动最重要的社会因素乃是民族矛盾尖锐，中外资产阶级都受其左右。从外国资本来看，投资的一个重点是铁路与矿藏，其投资目的并非单纯为了攫夺优厚利润，而是为了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路矿成了特权的标志。受此刺激，国人也把投资路矿作为重点，视作救亡图存的力举，救国成了创办企业的主要动力。最为突出的是1905-1908年的收回利权运动，4年中各省成立铁路公司18家，新设矿场40家，投资约7400万元，可称民族资本的空前集中。其时，铁路、矿场、纱厂、银行等大型企业，大都取股份制。笔者认为，公司能建成主要受益于救亡运动，公司的失败也主要受救亡运动所累，真可谓“成亦肖何，败亦肖何”。

    如前所述，我国股份公司的形象深受官督商办制的伤害，至甲午战后招股活动如以正常方式进行仍异常艰辛。例如，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时，许以股金一到帐就计官利8厘，无论工厂盈亏甚至是否开工，可仍然难以打消商人们的疑虑。他以自己的社会地位向商人保证，“如官有干与，愿独当之”，可“迭次劝成之股，一经采听他厂情形，即相率缩首而去。甚者以鄂厂之商本无着，苏厂之股息难收为例，一闻劝入厂股，掩耳不欲闻。”[7](p.14)然而，在救亡运动中，新闻界大声疾呼，“苟有爱国之心，应起而响应股分之招募”，则成绩斐然，“相信能认购一股就等于收回一分利权，于是争相认购股分，引起了全国到处创办起股分、合伙或独资经营的企业”。[8](p.737)如浙江铁路公司预筹股额600万元，实收925万元；广东铁路公司预筹2000万元，实收1513万元；四川铁路公司预筹2099万元，实收1645万元。

    可是，靠政治情结推动而成的企业，往往投资决策存在盲目性，企业管理混乱无序，企业制度受到扭曲。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对这一时期的企业制度作过全面的剖析。他针对股东的所有权观念写道，“就股东一面观之，以法律状态不定不能行确实之监督权，固也；而股东之怠于责任亦太甚，乃至并其所得到之权限而悉放弃之，以致职员作弊益肆无忌惮。”“尚有特别之原因数端，其一，每股所收股银太少。如近来所办诸铁路，以资本千万元以上之公司，而每股率皆收五元。此虽有广募普及之利，然使大多数之股东既视股为不足轻重于己，复视己为不足轻重于公司，则易导其放弃权利之心。夫放弃权利，即放弃义务也。盖冥冥之中，其损害实业界之风纪莫甚焉。其二，公司之成立，往往不以企业观念为其动机，如近年各铁路公司、矿业公司等，大率以换回国权之思想而发起之。其附股者以是为对于国家之义务，而将来能获利与否，暂且勿问。……以故职员亦自于为国家尽义务，股东且以见义勇为奖之，不思苛加督责，及其营私败露，然后从而掊击之，则义有所损已不可复矣。此等公私杂揉，暧昧不明之理想，似爱国而实以病国也。其三，凡公司必有官利，此实我公司特有之习惯，他国所未尝闻也。夫营业盈亏，岁岁不同，势难预定。若虽遇营业状况不佳之时，亦必须照派定额之官利，则公司事业安能扩充，基础安能稳固，故我公司之股份，其性质与外国之所谓股份者异，而反与其所谓社债者同。……此数者，皆足以阻股份公司之发达。”[9](p.121)梁启超抓住了当时股份公司存在的三大制度性弊端：产权制度不健全，企业外部缺乏法律保障，内部股东缺少所有权意识；法人治理结构有名无实，内部人控制严重；企业分配制度畸型，损害企业根基。时至今日，笔者仍被梁氏目光的锐利所折服。

    　　三、1914-1922年间股份公司的制度演变

    1914-1922年被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岁月。关于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企业的表现及其原因，研究文章众多，本文仍重点关注企业制度方面发生的三方面显著变化。

    1.股份制初显魅力，各行各业想方设法创办股份公司。9年中共创办股份有限公司757家，注册资本4.33亿元，是前20多年的7.77倍。[2](p.246)金融业是一个投资重点，新建华资银行120家，其中大多为民营股份制银行，一改以往官办为主的状况。南三行中的上海商业，北四行盐业、金城、大陆、中南都在此时诞生。棉纺业是另一投资重点，新建华资纱厂86家，著名的企业多为股份有限公司。周学熙的华新公司先后建成天津、青岛、唐山、卫辉4个纱厂，共有资本836万元，成为北方的一大棉纺集团。苏汰余创办武昌裕华纱厂和石家庄大兴纱厂，拥有资本330万两，成为雄踞华中的棉纺集团。郭乐家族集资600万，创办上海永安纱厂，后又收购了大中华纱厂，创办永安三厂、四厂，成为仅次于申新的第二大棉纺集团。在其他行业中也产生了一批著名的股份公司，如建材行业中刘鸿生的上海水泥公司、姚锡舟的中国水泥公司；化工行业中范旭东的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运输业中的中华船业公司、戊通轮船公司；贸易业中的仁立实业公司等。

    还有一种动态引人注目，即原有的独资、合伙企业纷纷改组为股份公司，以扩大企业规模，获取经济规模效益。典型的例子是南洋公司和永安公司。南洋由简氏兄弟于1905年合伙10万港元在香港创办，1909年改组为股份无限公司。1915年眼见大陆市场需求强劲，简氏增资到100万元，次年在上海建厂，在广州、北京等地设分公司，当年获利百万元以上。为了进一步抓住商机，简氏于1918年把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注册，向社会招股增资为500万元。次年再次向社会招股，一举增资至1500万元，成为民营企业中资本最大的公司。永安原系澳州华侨郭乐等人于悉尼、香港创办的合伙企业。为了在上海创办永安百货，郭乐于1915年把香港永安改组为公共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到200万元，然后以其为核心，发起组建上海永安百货。在上海永安200万元的股本中，中小工商业者认购74.4%，郭乐家族认购5.6%，香港永安控股20%成为第一大股东。郭氏掌握了香港永安的实权，自然掌握了上海永安的大权，把它成功地办成了中国最大的百货公司。1921年，郭乐再用控股法集资600万元创办上海永安纱厂，仍掌握了企业的经营大权。改制的例子还有很多，著名的五洲大药房、中华书局、中国化学工业社、三友实业社、泰康食品厂，都是通过改制获得扩张，成为各自领域中的巨擘。

    2.初步形成法人治理机制。法人治理实行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相互分工、相互制衡的机制，以维持各类要素拥有者的利益均衡，排除个人的独断专行，保证企业的长远发展。因之，股东能否关心企业命运，捍卫自身利益，使股东会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构，能约束和激励管理人员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出力，是法人治理机制是否完善的首要标志。五四时期股东会的权威性大增，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中国银行。中国银行1912年由大清银行改名而成，执行中央银行使命，正副总裁均由政府任命。1916年5月，北洋政府财政危机，策划发行不兑现纸币以应急，消息走漏引起中交两行发生挤兑，段祺瑞随即下令停止兑现。停兑令下后，上海中行在副总裁张嘉璈主持下，召开股东会，宣布为保护股东利益，维持银行信誉，拒受停兑令，照常兑现。浙江兴业、上海商业等民营银行同声赞许，汇丰、麦加利等外资银行也给予融资支持，上海中行安度风潮，信誉大增。1917年冯国璋出任大总统，梁启超出任财长，起用张嘉璈为总行副总裁，主持中行的改组工作。同年11月，《中国银行章程》公布，对旧规章作了重大变动，突出强化了股东会的权威，如取消官股的控股地位，股份“计十万股，政府得酌量认购，以资提倡”，官股可随时售于民众；“凡出资者无论官商都为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废除正副总裁政府任命制，董事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任，总裁副总裁在董事中选任，非有一万股以上之股东不得充任董事及监事。1919年段祺瑞执政后，图谋重新控制中行，遭到各地中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的斥责，“北京安福系把持政权，蓄意搜夺中行”，意在“自由任命总裁，滥发军费，再蹈五年之覆辙”。安福系眼见众怒难犯，不得不放弃图谋。在张嘉璈的主持下，中行积极吸收商股替代官股，到1924年，官股只剩5万元，仅占总股本2000万元的0.25%，中行几乎已成纯粹的民营银行。中行业务也从为政府服务逐渐转为工商企业服务，从1915年到1922年共获纯利2191万元，年盈利率多在15%以上。

    股东会对内同样具有了一定权威，表现在能约束董事会、总经理。例如，陆费逵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总经理。当1917年6月因他经营不善，造成书局资金周转不灵时，股东会改组了董事会，解除陆氏总经理职务，让他以司理名义主持业务。经过一番整顿，书局起死回生，陆氏才得以重任总经理。至于股东会推翻董事会的议案，质询、罢免总经理的事例就更多了。事实上，股东会和总经理（常由大股东出任）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是公司中的常有之事，大股东建立股份有限公司，就要遵循受股东会约束的原则，如不愿受约束，则可建立股份两合公司或股份无限公司，如荣氏兄弟组建申新纺织公司（两合公司），张氏兄弟组建政记轮船公司（无限公司），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股份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的确立。

    3.企业管理步入职能化、科学化轨道。五四时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企业家，把西方的管理科学运用到中国企业，使其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例如，穆藕初在美留学期间，对于“管理方法尤所注意”，反复阅读科学管理的鼻祖泰罗的成名作《科学管理法》，并与泰罗等管理专家多次研讨。他1914年回国后，立即将《科学管理法》译成中文，把国外刚刚兴起的管理科学系统地介绍给国人。更可贵的是，他先后创办德大、厚生、豫丰纱厂，全面实践科学管理法。如编制了纱厂整套生产报表格式，首创成本核算和生产流程管理，“遂为后来各厂普遍采用”；重用工程师管理生产，打破了工头对生产的把持。他主持的纱厂声誉鹊起，“德大纱厂开工，出品之佳，为上海各纱厂之冠”；厚生纱厂“办理益见完善，因而国人欲新办新厂者，皆自参观先生之厚生纱厂为入手，且多派员至厂实习，无形中厚生不啻为在华美国纺织机器之成绩展览会及实习工厂”。[10](p.377)在金融业中，陈光甫、周作民等留学归国的金融家，领导上海银行、金城银行全面推行科学管理。上海银行成立时只有7万实收资本，7个职员，被人讥笑为“小小银行”，可仅过6载，已拥有资本250万元，跻身国内一流银行之列。中国人民银行的研究文章评价道，“上海银行于1915年成立时，即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在当时的金融界中，独树一帜”。陈光甫在建行时确立了宗旨，“服务社会，辅助工商，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由此，他1916年开办一元起存业务，热心为小额储户服务；1917年设立学校服务处，办理代收学费等业务；后又创办全国首家旅行社，亏损8年不改服务社会的初衷。陈氏善于创新，建行伊始就废除官利制，规定营业如有盈余，先提公积金，后分股息；采用新式会计簿记；1916年在全国首创铁路押汇业务；1917年设立国际汇兑部，打入外资银行垄断的领域；1919年设立调查部，首创信用调查制；1920年设立查帐部，强化行内业务监管；1921年成立信托部，开展信托投资业务。他常告诫管理人员，“凡一种事业之管理，不能维持现状为足，必须兼筹继续进行之策，否则二三年后即有人起而代其位”。陈氏尤其重视人才，善于培育人才，常挂在嘴边的是，“事业有成，必在人才”，“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张嘉璈曾撰文称赞：上海银行用人宗旨，一秉大公，以品学兼优之士充当职员，一洗以前商界之恶习。[11]同样，范旭东成功地开创我国的化学工业，也是依靠了科学管理，法宝是科技开发与人才。永利开工之初，范氏不惜以10万巨资兴建一座大型化工实验室，后又创办中国第一家企业研究所黄海化工研究社，聘请哈佛博士孙学悟任社长。他爱才真切，知人善任，化工专家候德榜、经管专家李烛尘、财会专家余啸秋、金融专家周作民，为永利成长立下了汗马功劳。

    需要指出的是，股份公司的发展就整个城市经济而言仍是微弱的，被淹没在传统企业、传统经营体制的汪洋大海中，绝非文章叙述这样清晰。不过，上述三方面的进步统一出现在部分新兴行业新型企业身上，已赋予这些企业长期发展的内在动力，使之成为行业龙头、骨干，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四、结论

    综观股份公司制度在清末民初半个世纪中的演进轨迹，笔者得出下列几点基本结论：

    1.在清末民初的长时期里，国人把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与运行机制割裂开来，重视办公司以筹资，轻视改革落后的管理体制，结果导致股份公司名存实亡，融资功能也茫然无存。直到五四时期，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与现代企业制度才有机结合，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出现黄金岁月。历史证明，要想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规模经济，就必须建立股份公司，按股份制的内在规定性办事。

    2.股份公司进入中国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洋务派依靠权力运作的结果，因而经历了特殊历程，留下了种种后遗症。在中国存在办公司的制度障碍时，洋务派动用手中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去创建扶持股份公司，即使这些公司是官督商办型，也是一种历史进步，应该给予肯定。然而，洋务派的推动作用极其有限，他们办公司的真实目的是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力和地位，总是力图控制公司，用长官意志干预企业活动，从而根本违背企业的本性，断送企业的生机。洋务派压制民间社会自由创建企业，更是站在了公司制度的对立面。

    买办商人也是一种具有双重属性的社会力量。他们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浑身充斥着追赢逐利的欲望，拥有巨额货币资金，掌握企业经营管理的知识，可称为中国早期创办股份公司的现实的最佳人选。然而，买办是外资企业在中国不规范经营的产物，他们从外国“老师”那里学来的是如何依靠强权保护自己，如何勾结官方进行企业经营活动。因之，他们在内部对付中小股东，在外部对付同业民间竞争者，与洋务派是穿一条裤子的，只有当洋务派侵犯他们自身利益时，才发生冲突、分裂。买办商人只配扮演过渡性角色。

    救亡图存运动把一批“社会名流”推上了创办公司的主角地位，如江苏的张謇、陆润庠、浙江的汤寿潜、上海的李平书等人，他们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代表，具有亦绅亦商的双重品格。从绅的一面看，他们是儒学满腹的精英，有强烈的爱国情结、忧患意识。从商的一面看，他们明了经济是立国之本，敢于离经叛道办企业。但他们终究不能脱胎换骨地变成企业家，只是把办企业作为救国的工具，张謇即为典型。而商场如战场，生存于市场经济惊涛骇浪中的企业，只能主观追求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客观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若使企业承担过多的社会使命，只能葬送它的前程。

    1914年以后，西方列强卷入相互厮杀之中，无力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国内外市场的强劲需求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发展良机。企业长时期利润丰厚，给予投资者稳定的高回报，培育出一批懂得追求长期投资利益，防范投资风险，保护自身权益的投资者。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在有利的市场环境下迅猛发展，给企业家提供了一显身手的舞台，一代新型企业家涌现出来，领导企业的制度创新，赋予了股份公司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一点在1923年中国的市场环境逆转后，一批股份公司仍能逆流勇进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上述历程可知，经营业绩代表的信誉构成股份公司生存发展的基础，投资者尤其是企业家构成公司发展的动力，因为这两点才符合股份公司这一经济实体的本质要求。因之，国家要想大力发展经济，大力发展股份公司，就必须尊重经济规律，为企业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让企业自身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形成杰出企业家领导下的强势企业及企业集团。

    3.股份公司作为产生于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全新企业制度，所蕴含的各种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大都处于对立状态，很难从后者直接得到滋养，这使得股份制在中国生根成长异常艰难，常常产生貌合神离的现象。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本文不作深入研究，只想指出，要想股份制在中国真正落地生根，必须大力倡导与传统观念决裂，这是政府、企业、投资者、企业家都必须高度重视、参与的工作。例如，要以现代创新意识取代传统守成观念，要以忠于法人的公德观取代效忠个人的私德观，要以制衡意识取代权力无限观，要以法制观取代人治观，要以光明正大地追求物质利益取代虚假的言义，等等。只有整个社会确立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观念，才能给股份制奠定牢不可破的社会基础。就此而论，股份公司制度在中国的发展任重而道远，当需几代国人的不懈努力。

    收搞日期：1999-10-10

【责任编辑】吴增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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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M].科学出版社，1957.

    [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3册[M].中华书局，1989.

    [10]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M].商务印书馆，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