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成关/李书源

　　近年来史学界知名学者的论文相继结集出版，李时岳先生的《近代史新论》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因为“新论”所阐发的一些重要观点，当初发表时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轰动，引起了相当激烈的争论，对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今天当作者把它集中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很快便告售缺。这个事实，表明了广大读者对新时期以来近代史研究的关注。本文探讨的，是这本《新论》在新时期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近代史学科发展的角度，去把握它的价值和影响，剖析它的成功和不足，以期对今后的近代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

　　《近代史新论》的开篇文章《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在新时期的近代史研究中，是最为学术界瞩目，被引用的频率最高、得到的赞扬和受到的责难也最多的一篇文章。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它的价值所在，首先不能不对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学术氛围作些回顾。

　　“四人帮”肆虐的十年中，科学遭到空前的践踏，人民无自由、学术无民主，除“影射史学”、“阴谋史学”外几无史学。因而，在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在思想理论上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原则，便成为史学界刻不容缓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在此形势下，《历史研究》杂志在中国大地政治气候乍暖还寒的时刻，于1978年底1979年初先后发表了《大家都来提倡自由讨论》《打破党史禁区》两篇文章，拉开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帷幕。近代史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先后发表了《重评洋务运动》、《重评多余的话》、《怎样评价李秀成及其自述》、《陈独秀和新青年》等文章。应当说，这些文章对当时史学界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前导作用，但其中的缺憾也很明显，这些文章针对的，仍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些局部问题，他们的突破，还不是根本性的，所返之“正”还是文革前特别是五十年代之“正”，对五、六十年代的体系与观点，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冲击，在近代史学界还远不能起到震聋发聩的作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这篇文章与上述论文不同的是，它不仅对十年动乱时期的诸种谬说进行了批驳，而且也对“文革”前十七年所形成的、已被人们奉为“定论”、并且也被作者本人过去长期信从的中国近代史体系，提出了怀疑和冲撞。它的基本观点就是后来被人们概括的，并一再引起争论的“四个阶梯论。”但由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气氛，最初人们对它的异议尚未集中在体系问题上，而是集中在洋务运动问题上。

　　解放以来，洋务运动长期被贬为反动的、卖国的历史事件而予以全盘否定。60年代初，姜铎先生曾试图在肯定洋务运动本质上是反动、卖国运动的大前提下发掘一点洋务运动的客观进步作用，但由于当时日渐高涨的左倾，正常的学术讨论已不可能，姜铎先生的观点迅即遭到一片反对与批判。“文革”期间，更把洋务运动和崇洋媚外视为同义语而列入禁区，无人敢于问津。粉碎“四人帮”后，姜铎先生又及时提出了重评洋务运动的问题，但立论的前提仍是把洋务运动定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反动的运动”。〔1〕这样，“重评”， 实际上仍局囿在旧的规范中，仅是对五、六十年代的定论进行某种修补。

　　李时岳先生则首次把洋务运动列为“近代中国前进历程的重要一步”，说它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并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枝节的改革也比顽固地守旧好些。”〔2〕

　　李先生上述观点的提出，在史学界立即引起强烈震动，一些学者迅速就洋务运动的性质及其评价问题发表意见，展开讨论。赞成者明确肯定洋务运动是进步运动，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以推动还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反对者则大都在洋务运动的起因与目的上作文章。形成了粉碎“四人帮”后史学界第一个学术讨论高潮。讨论中两种观点截然对立，僵持不下。

　　为了打破洋务运动研究的僵局，将其进一步引向深入，李时岳先生于1980年12月在吉林大学倡导并主持了建国以来关于洋务运动问题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会上分别就洋务运动的阶级基础、性质和作用、洋务运动的买办性、洋务运动的分期和演变、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洋务运动的结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会后，李时岳先生根据会议争论的焦点，在1981年3月12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洋务运动》一文，集中就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更加清楚地阐述他的观点。文章认为洋务运动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它利用农民战争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3〕

　　上述论断，虽一再强调和人民斗争间的曲折联系，但作者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考察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必须根据经济发展变化进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必须考虑经济后果，即不仅要探讨其阶级根源，更要探讨其经济根源，从经济角度判断进步与否，而不是抽象地考察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公式化、绝对化。这样做才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到底。〔4〕这实际上是为如何正确评价洋务运动， 提出了新的理论标准。

　　在此后有关洋务运动性质讨论中，尽管有人仍然在洋务运动的动机、目的上作文章，否认洋务运动具有进步意义，但已显得日渐低落，因为评价标准已越来越清楚，就象有的学者明确强调的那样：无论评价历史人物，还是历史事件，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社会实践，是阻碍生产力发展，还是促进生产力发展。〔5〕对洋务运动是肯定或否定， 也只能根据洋务运动本身的实践作出判断。按这一标准，对洋务运动就应基本肯定。〔6〕

　　当然，问题并非至此就可以完全解决。特别是在80年代初期，思想解放还刚刚开始，先行者的观点难免要遭到各种各样的非难，甚至是非学术性的政治“批判”。个别学者在某权威杂志上著文，指责肯定洋务运动是以抽象的学西方为线索，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抛弃了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而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将李时岳先生的观点上纲为要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案，并强调他与李先生之间的分歧，是立场、观点、方法上的分歧〔7〕。凡曾身历“文革”的人，都不难从中嗅出“大批判”的味道。在极左思潮肆虐的时代，这种批判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这类“争鸣”并不能获得多少同情和支持。

　　从宏观的概论式的综合研究到个案式的实证研究，是洋务运动研究进一步深入的一个表征。这方面，李时岳先生仍然走在了前列。1982年，李时岳、胡滨两位先生合作，首先对争议最大的轮船招商局进行个案研究，发表了《李鸿章和轮船招商局》这一长篇论文。此后他们二人又通力合作，费时数年，完成并出版了《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的专著，以翔实的材料和透彻的个案分析，对仍在争议中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有理有据的回答，从而为他们宏观上的论证进一步打下了坚实基础。

　　微观研究中，李时岳先生还在洋务思想研究方面，作了开拓性贡献。此前这方面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建国以后至1976年，总计90余篇有关洋务运动的论文中，论及洋务思想的仅有一篇。李时岳先生对洋务运动作出新的评价之后，便对洋务派主要人物李鸿章的洋务思想进行了全面详细的剖析，发表了《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一文，指出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出发点，乃是针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干年来未有之强敌”，代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不想灭亡”的人，不自觉地“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向“变成资产者”蹒跚前进。文章对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及“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必先富而后能强”、“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等一系列思想进行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充分肯定了李鸿章洋务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与进步意义。〔8〕文章的观点和结论尽管一时还有争议， 但从此开了对李鸿章重新研究评价的先河，而史学界对洋务思想的研究也迅速起步，有关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奕等人洋务思想的研究文章陆续见诸报章，并从洋务派个人思想研究，拓展为对整个洋务思潮的研究，成果累现，新意迭出，表明洋务思想已受到了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并已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上，所以分歧颇大，一个重要原因是讨论者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内涵认识不一致，对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关系纠缠不清。针对这一症结，李先生于1985年发表了《洋务运动论纲》，提出明确洋务运动的内涵是展开讨论的前提，强调“洋务”和“洋务运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洋务运动从内涵上讲属于内政，它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借取西洋新法，从事军事、经济、文化建设，其性质是地主阶级开明派改良运动。他主张洋务运动内涵和外延不能没有界限，反对无边无际地扩大洋务运动的范围〔9〕。李先生对洋务运动的内涵界定是否准确，姑置不论，但他提出明确洋务运动内涵这一建议却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

　　至于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李时岳先生以高屋建瓴的气势简单明了地概括了洋务派的历史任务是缩短中外差距，引进机器生产，实现由手工制造到机器生产的转变，加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他强调，洋务派活动于中国资本主义从无到有的年代，它的历史任务是实现“有”。“有”以后才能谈到发展，那是另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所以严格地说，历史赋予洋务派的任务是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而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0〕，正是洋务运动打破了中国社会的停滞局面，使之向资本主义的斜坡滚动，因而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重要环节，“没有太平天国，就没有洋务运动；而没有洋务运动，也就没有维新运动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客观的历史进程就是这样相互连续和衔接的。”〔11〕对洋务运动的这一定位的逻辑结果，必然是对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的重新提炼与归纳。

　　 二

　　虽然李时岳先生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在近代史学界首先引起强烈反响的是作者对洋务运动的新评价，但该文并非专论洋务运动，而是在充分肯定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对近代史的发展脉络给出了新的解释，这一点，在当时即被一些敏锐的学者感觉到。〔12〕

　　1981年，李时岳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化和辛亥革命》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他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习见概念的新见解。他指出，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化，实际上有两个互相矛盾、又互相连结和制约的过程：一是由独立国变成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一是由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前者是向下沉沦的过程，而后者是向上发展的过程。正是有后一个过程，近代中国人民的斗争才有日益进步的性质，才有光明的前途。〔13〕李时岳先生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新诠释，为其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的新线索说丰富了内容，提供了立论的基础。因为中国向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演化具有向上发展的进步性，所以，一切为资本主义产生开辟道路、推动资本主义产生的力量和活动都不应否定。按这一标准和逻辑，洋务运动不仅应肯定其意义与历史地位，而且应属于线索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李时岳先生的新线索说提出后， 迅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1980年到1990年间，发表的相关论文达百余篇，1990年后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虽相对减少，但仍是近代史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就讨论中提出的观点看，荦荦大端者就有十种以上。除了部分学者仍坚持旧有的阶级斗争、三次革命高潮说外，又出现了种种新的概括与表述，如民族运动说、资本主义发展说、近代化说、争取独立与谋求进步说、“太平天国——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的三大阶梯说、反帝反封建双线说等等。也有人从1840年到1949年的大近代史的角度提出了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解放战争的新三次革命高潮说。〔14〕这些新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李时岳先生的观点和见解，特别是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定位与评价以及确立线索时的角度与方法。

　　1984年和1988年，李时岳先生针对一些学者对他的批评，先后发表了《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两文，进一步阐述了他在线索问题上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有两种发展趋向：一是向下沉沦的半殖民地、殖民地化的趋向，一是向上发展的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趋向。反映后一趋向的线索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突出的标志是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半殖民地是相对国家地位而言，半封建则是针对社会形态而言。二者并非同步，《辛丑条约》的签订是半殖民地地位确立的标志，半封建的确立则是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李时岳先生还将1840至1949年的整个近代史划分为两大时期、四个阶段。在时期的划分上，他没有按传统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分水岭的划法，而是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为两大时期的界标，前期为半殖地地位和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后期为半殖民地地位和半封建社会的终结。〔15〕

　　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传统观点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毛泽东的原则论述和建国后胡绳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阐发，成为具有规范性的理论。代表性的表述即胡绳先生提出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三次高潮说。三次高潮说的产生及其在近代史学界取得支配性地位，自有其历史合理性，而以这一线索为指导的近代史研究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果。但是，正如陈旭麓先生指出：“这个架构积久渐趋公式化，许多近代史著作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显现。”〔16〕由于这一理论实际是从革命史角度来理解和把握近代史，适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政治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又借助政治力量，成为不许质疑的正统理论。加之50年代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日益左倾，正常的学术讨论越来越困难，以致于不可能，〔17〕很少有人敢于冒政治的风险进行学术商榷。于是三次革命高潮说就成了一个不能突破的框框，不许涉足的禁区。

　　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的新发展要求人们从新的视角去认识中国近代史，三次高潮说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但是，突破禁区仍非易事。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里，由于长期形成的政治恐惧症，也由于“两个凡是”还在或明或暗地影响着思想界和学术界，人们的拨乱返正还仅仅停留在那些明显被“四人帮”歪曲、纂改了的理论与问题上，至于思想解放能否涉及十年动乱之前的十七年，对五、六十年代看起来已成“定论”、被定为“正统”的理论与观点能否提出不同见解，很多人是持怀疑态度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时岳先生提出了自己在近代史线索上的新观点，就显得特别重要和有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四个阶梯说”所蕴含的新理论及其引起的对近代史诸问题重新研究所取得的具体成果，更在于它打破了近代史学界大一统的沉闷局面，真正体现了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

　　李时岳先生关于近代史线索的新见，不仅在线索问题上引发了百家争鸣局面，而且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革命与改良、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基本矛盾、社会发展动力与任务、不同阶级在近代史上的作用、帝国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近代史的学科建设与改造等一系列近代史的重大问题和事件的研究上引起了连锁式反应，千帆竞渡，新见迭出。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传统学术规范下不可能出现和存在的新领域和新课题。那种阻碍学术发展的一道而同风的局面被打破，几乎近代史的所有问题都有人提出不同于传统规范的观点，而且不少新的观点直接或间接地与李时岳先生的新线索说有联系。当然，众说纷纭并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但惟有众说纷纭，学术才会有所创新与发展。李时岳先生在《近代史新论》的前言中说，“但开风气不为师”是他的私心所愿，纵观十余年的近代史研究，李先生的这个愿望是实现了的，确实开创了一代新风。

　　李时岳先生的“四个阶梯说”提出后，曾遭到一些学者的激烈批评，认为“背离了阶级斗争的红线。”对此李时岳先生回答说，仅着眼于阶级斗争的表现，并不能反映近代史发展的程序，因为近代中国处于半封建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因而阶级斗争也有不同的性质。阶级斗争在性质上的变化更明确地表现了历史的发展趋势，而阶级斗争性质的变化，又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密切相关。因而不仅要将阶级斗争与社会经济联系起来考察，而且更应该注重资本主义发展这一中国近代史的主题。〔18〕这一观点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阶级斗争的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但不是唯一的出发点。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对于世界史观变革的伟大贡献时就批评了认为“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的旧史观，指出马克思的功绩不仅在于证明了“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还在于证明了阶级的产生与存在与“当时存在的物质的、可以实际感觉到的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有关。恩格斯还说：“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19〕因此，研究近代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变革，不能不联系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特别要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正是它的发展，使近代不同阶段阶级斗争的力量配备、相互关系、斗争的内容与形式、斗争的目标与前途发生了变化。

　　对中国近代史线索的研究必然涉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问题。因为不仅传统规范中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观点直接或间接来自对毛泽东有关论述的演绎，而且在近年来的争鸣中，也有人把坚持三次高潮说、两个过程说等50年代形成的观点说成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指斥与之不同的意见是抛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李先生不赞同这种作法。他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寻章摘句、照抄照搬，而是既要坚持，更要发展，“发展就意味着超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已经说过的道理，是个探索的过程。在探索中你走大道，我过小桥，很难步步相印”，只有照抄照搬才会完全一致，但这样也就不会有发展。因此李先生主张在运用中的是非与探索中的正误问题上，不应该轻率地作出是否违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断语，而应自由讨论，充分说理。他郑重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再学习，对历史再认识。他特别强调，“在我们这个有着上千年为经传作注疏的学术传统的国家里，为打破陈陈相因、沉闷窒息的空气，特别需要有敢于标新立异的勇气”，“发展就意味着突破，没有突破定论的新学说、新观点，谈何争鸣？谈何发展？”〔20〕

　　应当说，李时岳先生这些见解是发人深思的。马恩和列宁、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作过不少精当的论述；但是这些论述给我们的主要是原则和方法，更不能因为有了这些论述而中断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史更深化的认识。不能把他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观点当作教条。应当看到，他们的某些论述与观点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受到诸如认识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如毛泽东在论述中国近代史时，由于特定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为唤取千百万人投身革命，较多地强调了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对近代经济、思想文化及其地位作用谈的不多，这自然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当这种现实成为历史，新的现实摆在前面后，人们重新审视历史，就会有新的发现、新的体会和新的总结，不会也不应该停留在经典作家们的一些具体论述上。毛泽东自己就说过：“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21〕历史是一门万古常新的科学，由于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必然会发展，必然会有新见解提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

　　 三

　　通观《近代史新论》，可以看出，李时岳先生十余年来对中国近代史的新探索，目的在于建造一种近代史的新的体系与架构。虽然在《新论》中还没有专文综论这个问题，但仍可从作者关于洋务运动、近代史线索、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化与发展等重大问题的论述中寻绎出它的不同于传统体系的粗略框架。这里我们不揣冒昧，试作归纳，不当之处，请李时岳先生海涵和批评。

　　1.中国近代史的本质与基本内容。传统体系认为中国近代史的本质是阶级斗争、反帝反封建、或两个过程。其基本内容是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革命史的角度来把握中国近代史。李时岳先生则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演化的本质过程是资本主义化，即封建经济结构解体、资本主义因素成长，由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22〕因而，应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资本主义化的角度来把握中国近代史。近代的资本主义化过程或曰近代化过程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

　　2.近代史的主要线索。传统体系认为阶级斗争是基本线索，其标志为三次革命高潮。李先生则认为，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其标志为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的四个阶梯。

　　3.近代史的价值规范。传统体系的价值规范强调暴力革命，强调直接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23〕李先生认为，从社会发展的本质过程来把握历史，应以对社会发展是否起促进作用及作用的大小作为价值标准，来评价历史事件。中国近代社会演化的本质过程是资本主义化，因而是否推进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就必然是衡量各阶级与个人、各种事件与活动的历史地位、作用和意义的标准。〔24〕

　　4.对象、领域、理论方法。传统体系由于其特定的把握角度和价值规范而将研究对象集中在近代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上，研究领域一般局限于政治、经济、文化三板块，而又以政治——阶级斗争为重心。在理论上，传统体系往往是哲学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放大和嵌入，方法上则强调阶级分析。李时岳先生认为，应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实现近代史研究重心的转移，即由原来主要研究革命、研究阶级斗争转向研究以资本主义化为主线的近代化过程，研究这一过程中整个近代社会的各个层面与环节，还要研究社会的主体——人的发展。因为“历史首先是人的发展史，史学必须重视对人的研究。”〔25〕应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进行跨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应进一步研究它的运用原则和适用范围，同时还要注意其他理论与方法，诸如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理论；经济基础、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理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等等，“对于历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更应吸收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中诸如系统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近代历史。〔26〕

　　当然，以上的寻绎只是一个大体的轮廓。作为一种体系，它尚有不少模糊不清之处，远非系统。严格地说，还属于一种具有“体系性”的理论和认识，还没能在整个近代史研究领域发挥体系的作用。但是，发展的趋向却是明显的。正如张亦工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四个阶梯论虽然不能说是一个严密的规范，而且它和传统规范还有重要的联系，但是它对中国近代历史本质的看法与三次高潮的提法确实有所不同，由此提出的修正将导致放弃整个规范。”〔27〕如果说改革开放十余年来近代史研究有重大突破与创新的话，李时岳先生的这一“体系”化的研究无疑是其中之一。

　　但是，又不能不看到，作为一种近代史学的新体系（还很不完善），李时岳先生的研究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上都还有待补充、进一步论证、修订和完善。这里择其要者提出几点：

　　其一，李先生认为应把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因而提出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的四阶梯说，但是作为第一阶梯的太平天国如何为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似乎还缺少有力的论证。当然，在一般近代史著作中，不乏“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掘松了封建统治的土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之类的句子，但这与其说是论证，还不如说是主观的逻辑推理，是“想当然”，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李先生则提出，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腐朽权贵势力，给地主阶级改革派掌握权力造成了机会，地主阶级改革派通过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成为新权贵，使洋务运动得以发轫，因此洋务运动”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28〕这种解释相对于一般近代史著作中程式化的说法大大前进了一步，但仍然使人感到思辩的色彩多于说理的成份，显得有些不顺畅。因为四个阶梯中，后三个阶梯都是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何以太平天国仅以曲折的、间接的作用而能与其它三个阶梯并列？显然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其二，人们在谈到中国近代史时，总是说中国论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给人的感觉是中国近代处于无有底止的黑暗与历史倒退之中。李时岳先生独辟蹊径，将半殖民地半封建重新诠释，认为半殖民地是向下沉沦的过程，而半封建是向上发展的过程，因而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不是不可分割的，前者倒退，后者进步。这一新的解释自然比传统的沉入深渊论切合历史实际，因为尽管近代中国遭受了种种苦难，但社会还是有发展与进步，中国人民的斗争在形式、性质和水平上也在发展与提高。但李时岳先生的这种“两分法”也有一些疑点需要澄清与说明。首先，将半殖民地仅仅界定为国家地位、限定在政治的层面是否合适？所谓半殖民地国家，“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29〕半殖民地不仅在政治上有表现，在经济上似乎也有表现。在近代中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海关、贸易的控制、对中国原料的掠夺、在中国倾销商品、通过贷款对中国财政和经济命脉进行控制，使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附庸等，都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事情。至于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兴办的工厂、矿山、铁路等，既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也与半殖民地有密切的联系。半殖民地的经济内涵，不仅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进行的某些经济活动，也表现在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发展的某些方面。当然，半殖民地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半殖民地现象都与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地位有关，但仅从政治上、从国家地位上认识半殖民地，是不全面的。其次，李先生将半殖民地视为向下沉沦，将半封建视为向上发展，目的在于批驳将近代社会的演化视为走向深渊，要在近代史中发掘出积极、进步的内容，思路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半殖民地的沉沦与半封建的发展真的那么泾渭分明、各不相干吗？李时岳先生也承认，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资本主义因素的发生、帝国主义的侵略起过促进作用。”既然如此，何不径直认为半殖民地在沉沦中也有进步，也有发展呢？国家地位由独立变为半独立，主权部分丧失，这是沉沦，但这又为半封建的向上发展造成了条件。正如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没有半殖民地之半，或许不可能有半封建之半。这一点，李时岳先生是有所察觉的，因而他在《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社会的畸形发展》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及其发展，是中国近代社会半封建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打破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状态，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李先生把外国资本主义也划入了半封建的一边，以维持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截然对立、善恶分明的定性。其实大可不必。英国将印度变为完全的殖民地，马克思尚称英国在印度完成了一场社会变革，因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我们也不必讳言中国的半殖民地也有向上发展的一面，因为它是与半封建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在这种发展中，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又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尽坎坷，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必然要含泪吞下的苦酒。因为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一条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的道路。

　　其三，从体系的角度看，新体系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还缺少鲜明的特色。由于新体系还处于初创阶段，李先生更多着意于框架的建构及对不同意见的辩论驳难，正面论及体系特有的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内容还不多，在为数不多的相关文章中，一般性的描述与号召又多于深入细微的阐发。因而在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上还难以清楚地与传统体系划出一条界限来。例如传统体系以阶级斗争为线索，必然要把阶级分析作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史学方法。新体系从资本主义发展来把握近代史，在方法上似应有重大的区别，但李先生认为“不能因为发生绝对化、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失误而否定和贬低阶级分析方法，应进一步研究它的运用原则和适用范围。”〔30〕同时李先生认为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代表的传统体系的失误在没有把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分析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他的四个阶梯论正是对传统体系的补充。这表明，在李时岳先生的新体系中，阶级分析仍是主要的方法或方法之一。笔者这里无意要求新体系摒弃阶级分析方法，但在方法论上，新体系应有自己的特色，因为这是学术流派、学术规范借以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

　　体系的创造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它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近代史学的传统体系虽然形成于50年代，但早在二、三十年代，它的建构就已开始。而且它也不是个人的事业，常常是个人开其端而群体承其绪，经过不断的补充、修正与完善才能成为稳定的学术规范。从这个角度看，笔者所质疑的上述几个问题的存在，并不奇怪，也并不会因此降低新体系的价值及其重要意义。正如笔者在文中曾指出的那样，新体系仍处于草创时期，还是筚路褴褛的阶段，无论李先生还是新体系的拥护者，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体系的创造尽管艰辛，它却是学科研究中的最高峰，惟其如此，开创者才显得辉煌，工作也特别的有意义。也许体系的最后完善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岁月，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更新、更合理的体系所取代，但奠基者的功绩将永远志于学术史上，对李先生的《近代史新论》，应作如是观。

　　注释：

　　〔1〕黄逸峰、姜铎：《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

　　〔2〕〔3〕〔4〕〔8〕〔9〕〔10〕〔11〕〔18〕〔20〕〔22〕〔24〕〔25〕〔26〕〔28〕〔30〕：李时岳：《近代史新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7—78、150、107—120、84—86、99、94、 150、357—35376、378—379、368、366—373、78、372页。

　　〔13〕同上书，第21、26页。

　　〔15〕同上书，第32—36、60页。

　　〔5〕徐泰来：《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7月20日。

　　〔6〕戚其章：《评价洋务运动必须以社会实践为标准》、《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7〕祁龙威：《坚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近代史》、《红旗》1982年第2期； 《唯物主义的动力论是鉴定近代史研究中两种“翻案”的准则》，《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12〕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序言第4页。

　　〔14〕参阅孙占元：《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研究评述》，《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16〕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7〕例如尚钺先生1959年曾提出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应在明清之际的主张，其中间接地涉及了线索问题，结果被指斥为“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观点”。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40 —41页。

　　〔2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 第272页。

　　〔23〕〔27〕参阅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