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肇前

　　李鸿章曾在“海防议”后的数年间执意拒绝向外国购买铁甲舰，致使清朝外海水师的形成被推迟了数年，这几年中，李鸿章与沈葆桢之间进行了要不要购买铁甲舰的海防政策大争论，这是继众所周知的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要不要筹办“塞防”的争论之后，洋务派内部的又一国防政策大争论。本文将根据笔者所看到的一些材料，特别是未付诸刊刻的沈葆桢的文书材料，对晚清外海水师的形成和北洋购买铁甲舰的过程进行初步探讨。

一沈葆桢与李鸿章之间的“铁甲之争”

　　清政府于1875年5月30日作出决定，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开始筹办南北洋海防。随后，总理衙门会同户部奏准，自1875年夏历七月起，粤海等五关、泸尾和打狗二口的四成项下洋税，江海关四成内二成洋税（以上每年共二百数十万两），及从江苏等六省厘金顶下每年抽出200万两，分解南北洋充作海防专款。

　　每年400多万两的经费，在初办海防阶段是不算少的。但奉拨的各海关洋税和各省厘金很难统解全收，“其各关现有应协陕军、黔军、淮军月饷，暨拨还洋商（西征）借款等银，自应循旧协拨”（注：《洋务运动》（一），第163页。），六省厘金也肯定会大量拖欠，所以，能解到督办南北洋海防大臣手中的经费是极其有限的。为此，总署建议：“拟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当此开办之际，自应先急其急，用资集事，以后逐渐经营。一切支应，仍由南北洋督办大臣等酌量缓急情形和衷商拨应用，合力统筹，勿存畛域。”（注：《洋务运动》（一），第164页。）沈葆桢根据总署的这个精神，抵两江接篆任事后，立即于光绪元年十月下旬给李鸿章写信建议：南北洋海防经费全部集中起来交给北洋使用。以便集中财力尽快由北洋组建成一支外海水师，拱卫中国近海。

　　然而，沈葆桢把南北洋海防经费全部交给北洋使用后，中国的外海水师仍多年没见影子，这是李鸿章执意不肯购买铁甲舰所造成的。

　　在“海防议”中，李氏虽然知道西方海防理论是“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但他认为“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要紧之处”重点把守，即集中力量守大沽口和长江口，“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注：《李文忠公全集》）。他对夺取近海制海权无信心，以为“铁甲船本应定购，惟南北洋面余里，一旦有警，仅得一二船，恐不足以往来扼剿，或有失利，该船不能进口，必先为敌所攫，转贻笑于天下。即以一铁甲扼大沽海面，以他船附之，亦虑立脚不稳，进退失据”（注：《李文忠公全集》）。在这种以消极把守南北洋海口为主导的海防战略思想指导下，李鸿章拒绝购买铁甲舰，而去订制蚊子船。

　　沈葆桢曾主持船政达9年之久，又曾以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他通过亲临最前线处理1874年的“台湾危机”，深刻地意识到，夺取近海制海权，关键在于装备铁甲舰，没有铁甲舰充任中坚，外海水师就无从谈起。所以，沈写信给李鸿章：“非谓有铁甲而诸船可废，谓有铁甲而后诸船可用”（注：《沈文肃公牍》）；“若仅恃炮台、水雷、蚊船等，事非不足以守口，倘彼攻其所不守，则迁地弗良，我积年所备者，尽居于无用之地……海上事起，不必开仗，即护送、递信亦所必需，否则彼以一船封港，而气脉尽窒矣”（注：《沈文肃公牍》）；“颇虑海上事起，异族以一铁甲阻大沽口外，将接济立断，畿辅人心为之动摆，则可虞者不仅在无备之各口”。

　　沈葆桢虽然苦口婆心地劝说，却未能让李鸿章接受争取近海制海权的海防战略思想。其原因之一是，李过去从未接触过近代海军，不了解铁甲舰和蚊子船的性能，存在技术上的疑虑，“每悬想海上战事，辄用危心”（注：《李文忠公全集》）。李觉得：“德之克鹿卜、英之阿摩士庄新制巨炮，实可洞穿二十余寸铁甲，而铁船转虑无用”（注：《李文忠公全集》）；至于蚊子船，配备有巨炮，“其力足可制铁甲”（注：《李文忠公全集》）。

　　针对铁甲舰的性能，沈葆桢向李鸿章作了解释：“铁甲船非无可破之炮，然较之木壳铁皮者难易迥殊。且船有隔断，纵受伤不至沉没，尚可以战。且我船上所用亦阿摩士庄、克罗卜之炮，彼能及我，我亦能及彼。”（注：《李文忠公全集》）。

　　沈葆桢怕自己一人力单，说服不了李鸿章，又写信给福建巡抚兼继任船政大臣丁日昌，请他出面劝说李鸿章。

　　尽管丁日昌也写信给李鸿章，积极支持沈葆桢置办铁甲舰以创设外海水师的意见，但李鸿章仍没被说服。李称：“幼、雨两帅皆函催速购铁甲船，鄙见无购船之款，又无带船之人，修船之厂，则有船与无船等”。李鸿章以海防经费不足、未培养出合格的舰长和没有可供维修的大船坞等三条“理由”进行搪塞。其实，这些托词都站不住脚。1、1879年7月至1880年3月，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等船政局派送的赴英留学生先后结业回国，却长期没有铁甲舰可供驾驶，不得不去管带诸如“镇北”、“飞霆”之类的蚊子船。2、到1877年秋，27个月（从光绪元年七月到三年八月连闰计）“各省解到海防专款将及二百万”，“除开销赫德所购炮船四号、杂项外，枢部叠次饬提，现存约敷购土（耳其）船一只”然而，李鸿章却以“弟不敢滥用丝毫”（注：《李文忠公全集》）为词，拒绝购买铁甲舰。

　　沈葆桢看到李鸿章硬是不肯购买铁甲舰，心中很是焦急。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其银可陆续应付……天下安危，专恃我公，若不能独任，更谁任之？……经费不用于此，必用于彼，必不能听公守此百万以备不虞。虎视眈眈，终非唇舌所能拒人。”

　　沈葆桢的这一席话是确有所指的。光绪三年八月，兵部右侍郎夏同善以“本年山西、河南亢旱成灾”“灾民嗷嗷待哺”为理由，奏请从“天津海防经费项下拨银三十万两”赈灾（注：《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李鸿章迫于道义上的压力不得不同意，“前奉谕旨借拨晋省赈款，业于天津练饷制钱项下筹拨银十万两”“似可毋庸筹还”，及“臣维赈济灾黎非他用可比，请即于天津海防经费项下拨银二十万两”（注：《李文忠公全集》）。同日，李鸿章又奏请“嗣后此项经费，仍遵原奏，专为海防要用，免再抽分他拨”（注：《李文忠公全集》）。于是，八月下旬上谕，“令李鸿章筹拨十万两助赈”，“李鸿章再行筹拨银二十万两，作为该两省赈款”（注：《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就这样，清流党人利用本可向商、绅劝捐的灾赈名目，在李鸿章无法疏争的情况下，硬是抽走了30万两海防经费，其中10万两由直录练饷制钱项下慢慢筹还，另外20万两干脆白掏。这还仅是开头。到1878年春止，“奉旨拨给晋豫赈银二十万两，借给晋省赈银十万两，代购豫省赈粮借拨银十二万两，直省采买赈粮借拨银十五万两，招商局借拨京城平粜米资本银六万两，现有叠奉谕旨拟遵拨河间开井工费银四万两，添购京粜杂粮资本银数万两，计各省赈务共已拨、借七十余万两。虽借款或议由练饷制钱提还，或议分年解缴，但既挪动，即少实存”（注：《李文忠公全集》）。海防建设受到莫大挫折。

　　1879年夏，沈葆桢在总结海防专款被抽拨挪用的经验教训，并针对李鸿章“弟所以徘徊四顾未敢力倡铁甲之议，一无巨款，一无真才也”（注：《李文忠公全集》）的辩解之词时说：“外洋定制物价，分期偿债，有百万以为权舆，似不甚窘。其余指款各省，咸知其不能不解，亦必踊跃。万一不敷，奏请部库暂借数时，亦必邀允。倘悬而无簿，人人虎视眈眈，欲留此百万金以备缓急之需，恐口众我寡，大大易易（注：《沈文肃公牍》）。应该说，沈葆桢的这些话对李鸿章颇有启发，为后来订购定、镇二远指明了一条筹款的途径。

　　由于当时李鸿章执意不肯购买铁甲舰，出于无奈，沈葆桢决定，“倘铁甲无成，只得先索水炮台以守长江”（注：《沈文肃公牍》），因海防经费已统归北洋，他只有向李鸿章乞求施舍，“尊处所购三十八吨炮蚊船，务恳分赐数号”，“倘所购各船仅敷天津之用，可否于海防经费内提款为购两号”（注：《沈文肃公牍》），力主守口的李鸿章这回很爽快，一下子代南洋购买了4只蚊子船。不过沈氏深知，蚊子船“炮巨底浅”，只适用于“内河江湖”（注：《沈文肃公牍》）所以他决定把这些炮船部署在吴淞口和江阴，专守长江。

　　受李鸿章海防政策影响，中国从西洋购进了为数可观的蚊子船。除了南北洋从英国购入的龙、虎、霆、电、东、西、南、北等8只外，还有福建于1876年从美国买来的“福胜”、“建胜”，1879年山东委托李鸿章在英国订造的“镇中”、“镇边”。这期间共花费175万两以上的银子（高于后来“定远”购价）从外国购买了12只蚊子船，而这些船只能用于巡江。在不久后的中法战争中，实战证明蚊子船在把守海口的战斗中不堪一击。马江之战中，与比“扬武”排水量还小的“窝尔达号”（1，300吨）木壳轻巡洋舰对阵的“福胜”、“建胜”两蚊船，在极短时间内就沉没了。这是惨痛的血的教训。

　　为了寻求补救，沈葆桢还奏准自光绪四年起从李鸿章手中分出南洋海防经费，并建议各省兵轮定期会操。但铁甲舰未能购得使沈葆桢抱憾终生。沈于病逝前夕，此衷难忘，弥留之际口授遗疏，倾吐肺腑之言，希望皇太后“圣断施行，早日定计”，购买铁甲舰。

二赫德对李鸿章的不良影响

　　李鸿章在督办北洋海防后有好几年执意不肯购买铁甲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愚弄。

　　赫德愚弄李鸿章的最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英国的殖民利益。他不愿看到，因中国争取到有限的近海制海权，而使世界海洋霸主英国在远东的海上霸权地位稍有削弱。更不愿看到“他们用这些军火来反对我们的”（注：《中国海关密档》，中华书局1990年版。）。但在不能阻止清政府购买军舰的情况下，赫德竭力把李鸿章的注意力从铁甲舰引开，转向蚊子船。赫德告诉李鸿章：“若前门大炮口径十一寸至十五寸者，皆可打穿铁甲船”，有载有此种数十吨重巨炮的小铁船，“似系水炮台，又名蚊子船”（注：《中国海关密档》，中华书局1990年版。），“其力足可制铁甲”，“可击穿铁甲十余寸，各国争购之”，中国应成双购入；至于铁甲舰，“吃水过深，中国海口多浅，未易驶入”（注：《李文忠公全集》）。李鸿章受赫德迷惑，误以为蚊子船可以抵御铁甲舰，是守口利器，因而拒绝购买铁甲舰，认准进口蚊子船，并在南北洋分设海防之前，就同赫德议定《购办船炮章程》。

　　“台湾危机”后，日本扩张主义者认定，只有大动干戈，通过侵华战争，才能实现其扩张迷梦。于是，日本明治政府开始切实着手扩充海上实力，与中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经过几年努力，日本建成了以1艘铁甲舰为中坚，辅之以其他舰种的小小巡海舰队，对中国海军已有明显的优势，遂于1879年3月8日出兵占领琉球，并于3月30日宣布吞并之，改为冲绳县。中日关系又紧张起来了。

　　在震惊之余，清政府又想起了要加强海防。7月6日上谕：“日本恃有铁甲船，狡焉思启。则自强之策，自以练兵购器为先，著李鸿章、沈葆桢妥速筹购合用铁甲船、水雷，以及一切有用军火，用备缓急，不得徒托空言。”（注：《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李鸿章遂写信给李凤苞，要他对合适的铁甲舰及有关事项“一一探讨明确，详晰飞示，以凭与幼、雨诸帅核办”（注：《李文忠公全集》）。

　　已不能阻挡清政府购买蚊子船以外其他类型舰船的赫德，为了维护英国的殖民利益，接受了金登干的劝告：“当订购装甲舰的问题重新提到您面前时，您可以劝阻中国人不再把经费浪费在这上面，而建议他们要为特殊的目的掌握特殊舰艇，而不过多寄希望于一种类型的。……用一艘装甲舰的费用本来可以买到五艘新型巡洋舰，……我深信，中国政府将依照您的建议行事，沿着他们已然开始购置炮艇的路线，继续采取更果敢、更稳妥而又更节省的方针”（注：《中国海关密档》，中华书局1990年版。）。“痛诋铁甲糜费无用”、数年间屡言“铁甲在中国海洋为无用之物”（注：《李文忠公全集》）的赫德，遂再次愚弄李鸿章，使李相信碰快船（铁胁木壳巡洋舰）“真能撞沉一艘铁甲舰”（注：《中国海关密档》，中华书局1990年版。），并向李建议“先购快船，再办铁甲”（注：《李文忠公全集》）。以经世自诩的言官王先谦也受到赫德的愚弄，因而奏称，“碰船其前锋如锥，遇铁甲船，直撞之，轰然洞孔破裂”，“省一铁甲船可办碰船五六号，以之防海，可期得力”（注：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第102卷，第10页。）。在这种气氛下，李鸿章先是致函总署称，碰快船、蚊子船果真能制铁甲舰，则“需费既省，集事较易，洵为胜算”（注：《李文忠公全集》），继而正式奏请，费银65万两，委托赫德向英国厂商订购快船兼碰船2艘（注：《李文忠公全集》）。

　　这里顺便指出，当时福建船政局已造出多艘一千二三百吨的铁肋木壳军舰，不久后又造出远比赫德所购买的碰快船（“超勇”和“扬威”，各1，350吨，15节）大得多的碰快船“开济”（2，200吨，15节）。在国内完全有能力自己制造的情况下糜费巨款去进口这类舰船，从而推迟订购铁甲舰，实在划不来。

　　赫德愚弄李鸿章，导致产生错误的海防决策，但并不是所有的清朝大吏都相信赫德的鬼话，当时已有人识破了他的谎言。沈葆桢以自己的海防知识驳斥了赫德的“有碰船、蚊船即无须铁甲船”的谬论，指出“西人心计最精，锱铢必较。如果锥船可破铁甲，岂有尚汲汲焉于巨费之铁甲以待锥船破之耶？”告诫道“各国之强，皆有铁甲以对，独堂堂中国无之，何怪日本生心乎”，强调“非谓有铁甲而诸船可废，谓有铁甲而后诸船可用”（注：《沈文肃公牍》）。沈还奏称：“但行仗快捷、训练纯熟，何以遽见屈于大船者？驳之曰：‘费重款造铁甲岂惟是守口计，敌舍而他顾，安得不越境追之？寻常轮船遇于外洋，大小形异，胜负立见，纵使快捷异常，亦仅能避敌而无胜敌。’……”（注：《沈文肃公政书续编》，未刊，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卷上，《筹议洋务折》。）

　　赫德通过愚弄李鸿章，以购买碰快船来延宕购买铁甲舰，使中国海军在几年后的中法战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后来左宗棠和裴荫森联衔奏道：“沈葆桢与洋将之言曰：‘有铁甲而兵轮乃得用其长，无铁甲而兵船恐失所恃。’议者谓其虑患之深，不遽信其谋兵之善也。迨上年法人犯顺”，法国东亚舰队并不强大，“徒以二三铁甲，纵横闽浙洋面”，“石浦之役，五船俱退，虽管驾不得其人，而虚声所播，士胆先靡，要皆无铁甲而兵轮失所恃之明证也。”（注：《船政奏议汇编》，第27卷，第7页。）

　　赫德愚弄李鸿章的另一目的在于，与法人日意格争夺对清政府的影响。赫德后来说过：“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都想夺取领导权，但是我会把（中国）海军掌握在英国人的手中。”（注：Wright，S.F.：“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Belfat，1950，P.480。）因此，早在1866年，左宗棠邀请日意格筹办福建船政局之际，赫德就曾千方百计地进行干扰、破坏（注：Leibo，S.A.：“Transferring Technology of China；ProsPer Giquel and the elf—strenthening Move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rley，1985，P.85。）。此外，充当军火交易的代理人是很有油水的。1875年1月，在赫德着手替中国购买蚊子船前夕，金登干就用密码信问赫德：“您为什么不‘插手’这种事来赚很多钱？”（注：《中国海关密档》，中华书局1990年版。）所以，赫德哪里会甘愿让日意格揽走大笔的“生意”。赫德恶狠狠地声称，“让日（意格）远离这个舞台”（注：《中国海关密档》，中华书局1990年版。）。

　　1877年初，日意格替清政府物色到两艘土耳其铁甲舰，并同代理商沃森商定，打算以沃森“也愿予同意的付款条件”（注：《中国海关密档》，中华书局1990年版。）成交，即“每只价银二十五万余镑”（注：《李文忠公全集》）。应该说这个价钱是比较公道的。这时，赫德和金登干却跳出来，要“对日（意格）一伙的谈判给予当头一棒”。尽管他们知道“日本政府亟想购买那两艘装甲舰”，但为了同日意格斗争和阻止中国取得近海制海权，赫德和金登干“宁愿日本人而不愿中国人把它们买去！”（注：《中国海关密档》，中华书局1990年版。）于是赫德在日意格替中国购买铁甲舰的价格上，大放厥词，说什么“好在中国非常慷慨，可以把140，000英镑塞进代理人的腰包”（注：《中国海关密档》，中华书局1990年版。）等等。李鸿章信以为真，使已经联系好购买铁甲舰的事，终成泡影。

　　赫德除了阻止清政府购买铁甲舰外，还企图揽权，控制中国海军。1879年，赫德趁日本吞并琉球、清政府重议海防的机会，呈递给总理衙门一份《条陈海防章程》，要求“派西人（即赫德自己）为总海防司等名目，举船以听其”（注：《李文忠公全集》）。因沈葆桢、薛福成坚决反对，赫德的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三李鸿章是怎样开始购买铁甲舰的

　　在督办北洋海防后，李鸿章曾数次对购买铁甲舰一事动心，但却迟迟未买。1876年2月20日，李鸿章写信给沈葆桢称：“所论铁甲船必须购置，头头是道，精凿不磨，深为敬佩。若能添购两号，纵不足以敌西洋，当可与日本角胜于海上。日意格寄到英厂铁甲图式、图说，如已译出，乞寄示一阅。”（注：《李文忠公全集》）接着，李鸿章派李凤苞出洋“会商日意格察勘铁甲船”（注：《李文忠公全集》）然而不久后，在赫德的影响下，李鸿章放弃了购买铁甲舰的念头，专注于蚊子船。日本吞并琉球后，李鸿章再次企图买铁甲舰，因赫德阻挠，改购碰快船（见前文）。直到李对各舰种的性能有所了解后，购买铁甲舰的决心才逐渐定了下来。

　　1879年7月，在英国留学、实习的刘步蟾、林泰曾二人结业回国。他俩回国之初即怀一腔热情向福建船政局呈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决心以所学知识报效祖国。该略论不久后由船政提调吴仲翔转寄给李鸿章。当李鸿章看到略论内有“蚊船利于攻人，而无能自卫”（注：《李文忠公全集》），“若中炮子即有沉破之患”，“非拥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守之妙”（注：《李文忠公全集》）等话时，感到触目惊心。李打算与刘步蟾逐一研讨略论中的各条、各图，并咨询海防政策，便写信给沈葆桢，议定刘步蟾来北洋供职，林泰曾拨赴南洋备沈“就近顾问”。刘步蟾到北洋后，李鸿章了解了不少有关海防的知识，知道了西洋新式大军舰均备有铁甲，分为洋面铁甲（即铁甲舰）、海口铁甲（即海防舰）、铁甲冲船（即装甲巡洋舰）等三种，终于明白上了赫德的当——蚊子船在海上毫无用途，即使守口也要用海口铁甲。

　　接下来，李鸿章再次征询李凤苞的意见。李凤苞看到“伯相”受刘步蟾的影响后对铁甲舰的认识有所转变，便答称“蚊船仅能守口，即快船兼碰船亦只能在洋面探贼、通信、为铁甲助势”（注：《李文忠公全集》），“无铁甲以为坐镇，无快船以为迎敌，专侍蚊船，一击不中，束手受困，是直孤注而已”（注：《李文忠公全集》）。迟至这时，李凤苞才转达日意格的意见：“能与铁甲船敌者惟铁甲船，能与巡海快船敌者惟快船。西国设置水军皆权衡邻邦力量，必与之势均力敌，故邻有铁甲我不可无，今日本既有铁甲二艘，中国独无岂能与敌？应请赶购铁甲二只，快船或购或造四只，水雷水艇二十只，则进可战，退可守，日本当不敢轻视。若仅恃数号蚊船，东洋铁甲纷沓来扰，无可驰援，必至误事”（注：《李文忠公全集》）。至此，李鸿章已公开表示不信任英国人赫德，转而信任法国人日意格，称：“日意格由水师参将出身，现带艺徒在洋学习制、驶，闻见必广，其船学、战事较赫德素不知兵者尤精，所言殊有至理。”（注：《李文忠公全集》）日意格是左宗棠、沈葆桢等洋务派大臣所倚重的较为诚恳的朋友，如今因坚持真心办事而终于得到李鸿章的信任。但好景不长，由于李鸿章很快就把购买铁甲舰的注意力从英、法转向德国，日意格重新受到冷落，只是由于曾纪泽出面极力疏通，日意格才继续被清政府雇用（注：Rawlinson，J.L.“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1895”，Harvard University，1967，P.76。）。

　　李鸿章意识到铁甲舰的重要作用后，便奏请“为筹办海防，通融挪款，先购铁甲船二只，以壮声威而备战守”（注：《李文忠公全集》）。准备购买的仍是那两条土耳其在英国订造的八角台铁甲舰。赫德称：“早经转售他国”（注：《李文忠公全集》）。（被英国海军部买去）李鸿章“函属丹崖探问”，李凤苞先回电“英肯转售”（注：《李文忠公全集》），继而又复信“英国海部允转售”（注：《李文忠公全集》）。这两艘铁甲舰，一名“柏尔来”，一名“奥利恩”，各重4，830吨，大于日本的“扶桑”，是典型的二等铁甲舰，其中，“柏尔来”可立即来华，“奥利恩”则“须迟一年后交卸”（注：《李文忠公全集》）。谈妥的售价是，“柏尔来”267，604英镑，“奥利恩”275，776英镑，两舰共计543，380英镑（注：《李文忠公全集》），比原先日意格报称的每舰约25万英镑稍贵一点。

　　正当奕、李鸿章紧张地为购买铁甲舰筹款的时候，英国发生政府更迭，迪斯雷利的保守党内阁倒台，格莱斯顿为首的自由党成为执政党。自由党内阁考虑到英国的海外殖民利益，不愿让中国拥有铁甲舰，便托词“中俄交涉吃紧，英碍于公法，不能再践前言”（注：《李文忠公全集》），拒绝向中国转售该两舰。李鸿章醒悟到“铁甲若非利器，英人何至忽允忽翻”（注：《李文忠公全集》），凭着逆反心理，非购到铁甲舰不可。

　　经过查访，李凤苞于1880年12月4日向李鸿章致电：“钢面铁甲在德已定一艘，价六百二十万马克，炮另加。”（注：《李文忠公全集》）李鸿章则抖擞精神，奏请在德国伏尔铿厂续造第二船，并请敕下四处拨款（注：《李文忠公全集》）。这两艘军舰便是“定远”和“镇远”，各重7，350吨，连炮共用原平银约340万两（注：《洋务运动》（三），第41页。），于1885年秋驶抵大沽口。这两艘钢面铁甲舰，再加上先后进口的钢面巡洋舰“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北洋水师终于在1888年正式成军，这是中国第一支近代外海水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