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永

　　在与日本交往、争战的过程中，李鸿章的心态大致可分为四个层面：因承袭传统而得鄙薄心；由于对明治维新的皮毛了解而生敬慕心；因感知日本军事实力而生防范心；出于封建地主阶级大官僚的虚弱本质而生畏惧心。这四个层面的心态，因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都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产生过影响：“敬慕心”诱使他在领导洋务运动的过程中隐然以日本为师；“鄙薄心”又导致他对日本的仿效停留于“袭其皮毛”的浅层次上；“防范心”促使他以“制驭日本”为目标大办海军、加强海防；“畏惧心”则决定了他在中日战争中消极避战、拱手让敌，终于葬送了他苦心经营20载的北洋舰队，铸成了千古遗恨！

一、鄙薄心

　　李鸿章是儒家大一统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古代社会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政治观念，以及“四夷宾服，万邦来朝”式的“国际关系”理想模式，在他的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当他登上近代中国政坛之时，虽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大清乃天朝上国”的美梦已被打破，他看到了欧罗巴在军事技术等方面比中国先进的客观事实，但他还没有将岛国日本放在眼里，一直称其为“弹丸小国”、“蕞尔日本”。他宣称：日本对中国是“以小事大”、“安心向化”；中国对日本则是“以大字小”，恩泽沼沼。

　　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国势日渐强大，隐然成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头号对手。但李鸿章因传统偏见所囿，对日本的这一历史性变革没能及时察觉，而是依然沉醉在“以大字小”的梦呓之中。1870年，他还宣称：“庚申（1860年）、辛酉（1861年）后，苏浙糜烂、西人胁迫，日本不于此时乘机内寇，又未乘危要求立约，亦可见其安心向化矣”（注：《李文忠公奏议》卷6。）；“观其叠次来使，情词均尚恭顺”，“是其亲向中国，讲信修睦，尚非虚假。我国自不得不推诚接待”（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

　　夜郎自大、傲视外物的传统偏见，使李鸿章自觉不自觉地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使他无法客观地估量小日本这个“日新月异岁不同”的新型对手。1873年初，日本派副岛种臣来华，借口琉球渔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民误杀，对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态度十分骄横，并以甩手出京，进兵台湾相要挟。李鸿章对这位小日本的使者在大清朝堂之上的无赖行径很恼火，在给朋友的信中大骂副岛“目中无人”、“殊为发指！”在他看来，日本“所以矫强之由，不过该国近来拾人牙慧，能用后门枪炮，能开铁路煤矿，能学洋语洋书，能借国债，能制洋银数事耳”，会有多大能耐！“日本在唐宋以前贡献不绝，至元世祖往征大败后乃夜郎自大，今彼虽与西洋合好，尚无如朝鲜何，岂遽能强压我国耶？”（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3。）。

　　在对外交涉中，坚持爱国立场与虚骄自大、傲岸颟顸完全是两码事。正因为李鸿章此时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表现的是后一种“强硬”——这种强硬实质上是同骨子里的虚弱互为表里的，所以，当日本真的将战火引向台湾之后，他便霎时走向傲岸的反面，一味妥协退让了。

　　李鸿章鄙薄日本的心态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和广袤的社会土壤的。日本先前是靠吸吮大唐文化的乳汁而成长起来的东方小国。在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臣民眼中，小日本原本就是一条微不足道的小毛毛虫儿。直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初，英人赫德还说：“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败小日本”（注：《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83年版，第50页。）。这种虚骄自大的民族意识，助长了李鸿章妄自尊大的心理，使其鄙薄日本的心态适逢其会、如鱼得水。

二、敬慕心

　　李鸿章因囿于传统偏见而对日本深怀鄙薄之心；另一方面，又因他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势日益强大，而表现出鲜明的敬仰追慕之情。

　　早在1863年，李鸿章就向曾国藩称赞日本说：其“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国事大有起色（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次年春，他在答复总理衙门咨询的文书中说：“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2。），俨然以日本作为他学习西方、倡导和推行洋务运动的样板了。

　　李鸿章十分敬慕日本明治政府的开明经济政策。他的这种敬慕心态，是在惨淡经营洋务事业的过程中逐步产生的。1872年李氏创建上海轮船招商局之始，即拿出全部看家本领，经营不为不力，创办初期，不但在强手如林的外国轮船公司的排挤、竞争下立稳了阵角，而且吞并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迫使英国太古、怡和两公司先后三次与它订立“齐价合同”，妥协息争。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禁锢束缚，由于封建官僚集团（包括洋务派官僚集团）的重重敲诈盘剥，轮船招商局始终难以顺利发展。在经营该局的过程中，李鸿章注意到日本轮船业的飞速发展，并从中悟出：“泰西各国商务，多由国家出费帮贴，即日本新定轮船公司章程，议明十五年间由政府保证商民股本按年八厘利息。该公司向来所负之债并归政府股分内所得子金（即利息）偿还。诚以商务兴废关系国家强弱，必相与维持于不敝”（注：《李文忠公奏议》卷16。）。正由于日本政府将振兴“商务”、发展近代大机器工业看作关系国家强弱兴衰的立国根本来抓，所以该国工商业才如雨后春笋，蒸蒸日上——李鸿章羡慕不已地一再说：日本“各口岸机器纺织已有大小三十余厂，皆本国人凑股添机自办”（注：《李文忠公尺牍》第25、7册。）；“日本近多机器缫丝，洋商畅销，胜于湖丝十倍，中国愧弗如也”（注：《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4。）

　　李鸿章尤其羡慕日本政府一鼓作气抓扩军备战的那股子“死硬”精神。1888年北洋海军建成后，清廷认为“拱卫京畿”的力量已经具备，因此裁减、挪用经费，停止发展，致使此后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时，再未增置一艘战舰。日本却抓住这个机会，锐意扩建海军。此后六年间，日本共添置军舰12艘，总吨位由六年前的14783吨增加到37222吨。李鸿章愧叹不迭：“东洋蕞尔小国犹能力节浮费，岁增一二新式铁快各船，纵横海滨，中土能无愧憾？”（注：《李文忠公尺牍》第25、7册。）日本“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故能如此，其国未可量也”（注：《李文忠公尺牍》第25、7册。）。

　　李鸿章在这里说日本“小国犹能力节浮费”，并“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明里是对“东洋”的赞叹与羡慕，暗中则是对“中土”的失望与自责，言外之意洋溢着对那拉氏为经营自己“颐养天年”的安乐窝——修颐和园而大批挪用海军经费、轻视海防建设的不满与牢骚。

　　这种忧愤与不满，逐渐将李鸿章的视线引向另一领域——七、八十年代以后，他对日本的政治制度、社会风气也隐然表现出几分敬慕之情。他曾以中国步履维艰、前景暗淡的洋务运动对比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说：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天下事无不误于互相牵掣，遂致一事办不成！”（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他还明确地对日本“变法度”、“易官制”，进行政治变革表示赞许，感叹在“文守千年”的中国，没有人敢站出来大声疾呼，倡导政体改革（注：《李文忠公尺牍》第25、7册。），甚而对大清王朝的前途发出了“弊絮塞漏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的悲鸣！沮丧、绝望之情，跃然纸上。

　　对日本的变革充满敬慕之情而不能积极地仿效、对中国的现状满怀忧愤之心却无力有效地变革；愿望与现实的天壤之差、认识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久而久之，这种无法排遣的“情结”，便在李鸿章的胸中交织、缠绕成一种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阴暗、霉变心态，而这种不正常的心态，正是导致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消极避战、拱手让敌的重要因素。

三、防范心

　　平心而论，李鸿章对日本国势的膨胀及其对外扩张的野心，是早有警觉的。19世纪70年代初，他就曾一再告诫人们：“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国之患。闻该国自与西入定约，定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艺，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注：《李文忠公奏议》卷6。）“日本颇为西人引重，其制造铁厂铁路练兵设关，一仿西洋所为，志不在小。……（中国）若仍因循虚饰，本自先拔，内患已增，又何论东西洋之纷乘哉？！”（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李鸿章不仅对“蕞尔日本”给中国造成的压力有所察觉，而且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与以邻为壑的日本政府打交道，比与西洋人打交道更为棘手：“窃维日地褊小而有大志，日人诡谲而能自强，实为东方异日隐患”；日本人“狡黠可恶”，“该国上下一心，反依西土，……事事取法英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积弱至此而强邻日逼，我将何以处之？”

　　不过，由于妄自尊大、鄙薄日本的心态并未改变，所以李鸿章此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及其“能量”还远远估计不足。因此，他在对日本有所警觉的同时，却又昏昏然得出了这样一个错误结论：“（日本）诸侯擅权，有似列国纷争，近撤各藩回京，议论不一，实无图我之心”（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1。）。

　　就在李鸿章宣称日本“安心向化”、“实无图我之心”的时候，日本却于1874年派军踏海西来，犯我台湾，图占琉球。于是，李氏不再说小日本“以小事大，可谓恭谨”了，而是改换口吻说：“日本自（同治）九年遣使来津求约，厥后岁辄一至，弟与周旋最久。其人外貌句句恭谨，性情狙诈深险，变幻百端，与西洋人迥异。”“彼果怀叵测之志，挟成算而来，恐非口舌之力所能禁。前日意格面称闽中洋枪队太少，不足以敌彼铁甲船，又华人驾驶轮船素未见仗，亦虑战阵尚无把握，似系实情，与赫德所云中国兵敌不住日本，总署函称设防恐不足侍，皆在意计之内”（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4。）。况且“日人无赖之甚……彼即劳费远来，岂肯狼狈而去？若我军齐集遽与接仗，即操胜算，必扰各口，恐是兵连祸结之象”（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4。）。

　　日本侵台事件终以清政府软弱退让为结局。但这次事件，对清朝统治集团来说，实为当头棒喝！这当头一棒。虽然没能将李鸿章从睡眼惺松的状态彻底打醒，但也迫使他不得不联系当时的世界大气候，对小日本重新打量一番：“该国近年改变旧制，……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幸我兵船利器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是铁甲船、水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备。”（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促使下，李鸿章以较为积极的态度参加了当时筹议海防的大讨论。在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比较全面地提出了防范日本侵略的对策，其核心是创建海军，建威销萌。他曾旗帜鲜明地指出：“日本狡焉思逞，更甚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此后十余年间，在李鸿章等人的积极努力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如期练成，不仅将我国的军事近代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且一度也确曾对日本产生了一些威慑作用。

　　但是，日本国势之强，强在它勇于顺应历史潮流，从军事技术、经济文化、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推进近代化，而绝非由于它“多几件后门枪、两个小铁甲船耳”。李鸿章不甘沉沦，力图加强海防、创建近代海军以“制驭日本”并“与洋人争衡”，其民族自尊自强之心应予肯定；然而，他指望只添购两号铁甲舰、练成一支象样的舰队，便“可与日本角胜于海上”的愿望却注定要落空。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绝非仅仅是军事谋略与外交方针上的失算所致，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由于社会结构陈旧、政治制度落后造成的。李鸿章虽然对日本的政治变革有所直觉，甚而不时流露脉脉含情之态，但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当时日本实行的是由中世纪迈向近代的深刻变革，小日本已经远远抛开自己先前的老师——“唐人”，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仍然置身于中世纪氛围的李氏，虽然在几阵东海风云激荡之下，面惊心吁，对“东洋”时而流露羡慕之色，时而产生防范之念，然而，作为大清王朝的“柱石之臣”，毕竟富于“量力天能左右旋”的自豪感；他从娘胎中带来的虚骄狂妄、夜郎自大心态并未真正改变，鄙薄“蕞尔日本”的心态仍然植根于灵魂深处，他对日本的防范心理尚处于肤浅、流变的意识层次，且在羡慕与鄙薄双重心态的夹缝中，被严重挤压、扭曲，难以形成一种稳固、深厚的意志趋向，驱使他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制驭日本”的战略。可以说，这是李鸿章将中日甲午战争引向失败的又一心理“基因”。

四、畏惧心

　　李氏对日既有鄙薄心又有防范心，但在骨里，畏惧心又时时吞噬其防范心。

　　从主观愿望上讲，李鸿章是非常乐于看到中国独立自强的。他不仅发出过“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的浩叹，而且有过“跨海远征”，“制驭日本”的设想（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0。）。但是，由于封建秩序的禁锢，守旧势力的牵制，同时由于洋务派“变革”方案的极不彻底，成效甚微；加上他自身没落贵族的虚弱本质，李鸿章从来没有产生过真正“跨海远征”的决心。从内心深处看，他始终是十分懦弱疲软的。这种软骨症在军事理论上的“升华”，便表现为军事“宿命论”：“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此臣前奏所以有修其实而隐其声之说也。自昔多事之秋，凡膺大任、筹大计者，只能殚其心力、尽人事所当为，而成败利纯尚难逆睹。……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决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确有把握。第东征之事不可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注：《李文忠公奏议》卷13。）既然“东征之事不可有”，那么，所谓“东征之志不可无”，实际上就成了徒有其表的空话。为什么“东征之事不可有”？并非李鸿章氏不愿跨海远征，扬威海外，而是面对日本这条当时亚州的“第一小龙”，自惭形秽，感到实在没有一点取胜的信心。内心的胆怯、畏惧与表面上的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往往是互为表里的，李鸿章对日本正是这样：既有“天朝大吏”对“夷狄小邦”的傲岸轻蔑、妄自尊大，又有外强中干的封建末世统治者对生龙活虎般的资本主义新兴强国的怯懦和畏惧，口头上鄙称其为“蕞尔小邦”（这正是他对日鄙薄心态的外化），内心里对日本却是望而生畏、不寒而栗（这可看作他对日羡慕心态的变态）。因此，他只好采用以稻草人吓苍鹰的“妙计”来虚张声势，威慑敌国，使其不敢冒险来犯。李氏对他的这一层“深意”并不隐讳，他一再声称：定购一二只铁甲舰，“价昂而求最新之式，先声已足夺人”；甚而说买铁舰、练水师，“亦不过聊壮声威，未敢遽云御大敌也！”（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8。）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实事求是地说，在李鸿章“制驭日本”的良好愿望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之间是存一定距离的。但是，由于作为总指挥的李鸿章内心的虚弱、怯懦和畏惧，夸大了这一“距离”，在中日战争中，他便始终坚持消极防御的战略，终于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