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仁立

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关系密切。早期维新派的重要人士多为李鸿章招揽的洋务人才，李鸿章对早期维新派人士能够予以信任、重用和帮助。李鸿章有发展工商业与富民的思想，有不断发展的“变法”思想，这是他同情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基础。李鸿章的这些思想愈到晚年愈见明显，其主张“变”的内容已超出了洋务运动的范围。

早期维新派的历史进步性已为学术界一致肯定，作为洋务派主将的李鸿章却是倍受责骂的人物。实际上，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关系密切。仔细考察这种关系，对于全面评价李鸿章甚有必要。

一

　　早期维新派是19世纪70年代至甲午战争之前这段历史时期中国最先进的思想派别。它与洋务派都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洋务派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学西方，而早期维新派则把学西方的内容扩展到社会制度方面，其思想已经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两派的思想差别是明显的。李鸿章虽然是洋务派的主将，可是，他在对待与早期维新派人士的关系方面，却丝毫不为两派思想上的畛域所囿。

　　从政治上看，李鸿章不排斥早期维新派人士。在这方面，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现象就是早期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多为李鸿章招揽的洋务人才。

　　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一般认为有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郭嵩焘、王韬、容闳（有人认为他不是，本文且认他是）、冯桂芬（有人认为他只是早期维新思想的先导者）、何启、胡礼垣、汤震、陈虬、陈炽、宋衡等人。就其社会影响而论，前七位显然比后六位重要得多。在前七位人士中，除王韬以外，都是洋务官员。在这些洋务官员出身的早期维新派人士中，除郭嵩焘是李鸿章的同僚好友以外，都是李鸿章招揽的人才（王韬在后期也与李鸿章有关系）。兹略述如下：

　　薛福成，1875年被李鸿章延请入幕，并被倚为主要的助手和文笔，许多重要的文稿交由他起草，许多大事让他参与决策。李鸿章称赞他为“不可多得之才”（注：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4页。），以至当1878年春朝廷欲调薛福成为驻德公使馆参赞时，李鸿章都不愿让他离开。他在李鸿章幕中十年，直到1884年出任浙江官员才离开。他自己谈到李鸿章对他的信任情况说：“平日倚弟筹防，始终言听计从，毫无掣肘……不可谓中丞非真知我也。”（注：《乙酋答伯兄书》，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6页。）在薛福成离开以后，李鸿章与他的关系仍然很好。1894年薛福成病逝，李鸿章甚为痛惜，认为未尽其才。他在奏章中评价薛福成说：“曾纪泽、洪钧、刘瑞芬，并经出使外洋，著有勤劳，惟薛福成奉使绩效，亚于曾纪泽，过于洪钧、刘瑞芬。”（注：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3页。）曾纪泽是以谈判斗争从俄国手中夺回伊犁的杰出外交家，李鸿章把薛福成仅列曾纪泽之后，这既是中肯的评价，也反映出他对薛福成的器重。

　　马建忠，早年就以通外文、晓西情而入李鸿章幕中。1876年，李鸿章派马建忠赴法国研习“各国交涉、公法和律例”，同时兼作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80年，马建忠归国即被李鸿章奏请授以候补道员衔，委其管理设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的“水师营务处”。此后，马建忠在李鸿章手下效力十多年。

　　郑观应，是深为李鸿章赏识的“洋务通”和实业家。从1878年始，他在李鸿章手下任职长达二十多年。

　　容闳，当他留学美国归来时，仅作一家洋行的采购员，他拟定的一个旨在以西方文化推动中国进步的计划也只能束之高阁。是李鸿章发现了他的人品与才能，把他举荐给曾国藩。于是，容闳于1863年被派赴国外采购机器。此后，他拟定的计划才有机会提出并得以实现。

　　冯桂芬，他于1861年写成影响颇大的著作《校邠庐抗议》，于1862年成为李鸿章的幕僚。他在李鸿章幕中二年，深受赞许。李鸿章说他“精思卓识，讲求经济”，“好学深思，博古通今”，“洋务机要，研究亦深”（注：转引自李侃：《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冯桂芬逝世以后，李鸿章为之撰《墓志铭》。

　　这些人士聚拢在李鸿章幕中绝非偶然，它是李鸿章政治态度的一个反映。特别要指出的是，李鸿章对那些由洋务官员而转为早期维新派的人士的态度，并未因他们有新思想而发生变化。他对马建忠、郑观应的使用最能说明这一问题。另外，一些洋务派转化为早期维新派这一事实也说明以李鸿章为主将的洋务运动开启了向西方学习之门，造成了较为开放的客观环境，有利于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李鸿章对早期维新派人士还能给予帮助。就我所见到的材料，有以下几事：

　　一是帮助王韬。王韬在1862年因上书太平天国被清政府缉拿而逃到香港。在香港期间，王韬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新思想人物。1884年，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才得以“载全家于一舸由两粤而返三吴”（注：《弢园尺牍续钞》第234页。），从此居于上海。如果没有李鸿章的帮助，不知他还要在香港住多少年，也许至死都不能回来。

　　二是帮助马建忠。马建忠从欧洲回国以后，因其早期维新思想为朝野舆论所不容，处境曾极为困难。他遭到顽固派疯狂的造谣诋毁，被斥为“匪人”、“市井无赖”、“汉奸”，甚至一些人“争欲杀”。由“街市传言”闹得有人聚到北京菜市口等着看他被斩首。李鸿章出来力保，为他分辩，才使他得以安然顶住了顽固派的攻击。

　　三是帮助郭嵩焘。郭嵩焘是清朝第一位驻外使臣，在国外的经历使他产生早期维新思想。他因在出使日记中如实地介绍了所见所闻，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被斥为“离经叛道”，他写的《使西纪程》被毁版。在顽固派的群起攻击下，他在1879年奏请因病销差。当时总署拟“查办”他，李鸿章出来为他说话，力持不可，总署才“保留他一点面子，宣布由曾纪泽接任”（注：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0页。）。1891年，郭嵩焘病逝，朝廷不予按例立传赐谥。经王先谦等具呈，李鸿章不惧顽固派之反对，为之上奏，讲了郭嵩焘许多好处，请求给他立传赐谥。他称赞郭嵩焘“生平廉洁自矢”，“文章学问为后进所宗……为海内通儒推重”（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七二，《郭嵩焘请付史馆摺》。）。但是，朝廷仍不准。在郭嵩焘因思想新而遭到朝廷的冷落和顽固派疯狂攻击的情况下，李鸿章两次为他说话，这是不能单从私人交情方面去认识的。如果李鸿章与郭嵩焘的新思想格格不入的话，恐怕好友也就不好了。

　　从经济上看，李鸿章重用早期维新派人士管理洋务企业。

　　李鸿章对郑观应的使用具有代表性。在19世纪70年代末，李鸿章即委派郑观应为上海织布局的官方代理人，后来又委他以候补道衔经理织布局。这时郑观应尚在英商太古轮船公司任职，约期未满。但是，李鸿章重视他的才干，让他兼职管理洋务企业。1881年，李鸿章又让郑观应“招股创办”上海电报局，委任他为总办。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轮船公司的合同期满，便立即被李鸿章委任为洋务派与洋人争船运之利的重要企业轮船招商局的帮办。郑观应到局以后，经营得力，企业盈利增加。1883年底，他被升为总办。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到南方参与军事才离开招商局。1891年，50岁的郑观应又被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广东局的总办。1892年，他又被请回招商局任帮办。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在上海的郑观应为之写信给在天津的盛宣怀，请他向李鸿章转荐。此事既反映出郑观应思想之进步，也说明了郑观应在李鸿章幕中之地位。1896年，汉阳铁厂改为商办，郑观应同时又兼任汉阳铁厂的总办。1901年，李鸿章去世。1902年郑观应才离去。

　　马建忠也先后任过轮船招商局的会办和上海织布局的总办。他还向李鸿章提出一些发展工商业的建议（注：见《适可斋记言》。），其中设织布局、开矿、增关税等建议皆被采纳。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时，就把增关税作为一项重要的交涉内容。

　　从外交上看，李鸿章信任薛福成和马建忠。

　　薛福成在李鸿章处理外交事务中起的作用有以下两事可以说明：

　　一是处理马嘉理案。1875年，英国人马嘉理在云南被当地人杀死。英公使威妥玛以此事为由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态度强横，并以绝交、调兵相威胁。李鸿章负责处理此事，急与薛福成相商。薛福成正确地分析了英国借故要挟的本性和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借助国际舆论制约英国的办法。他指出，由于英国对俄、德交好有所顾虑，必不敢轻易用兵于中国，因此，不妨“以拒为迎，一面备战，一面将滇案本末布告各国使臣……请其评论；仍密饬海关税务总司设法刊布外国新闻纸，彼都人士非无公论，久必有据理以讥威使者”。李鸿章采纳薛福成之议，英使果然主动缓和。在谈判时，李鸿章偕他同去，俄、美、德、法公使皆与会，“均不直威所为，威为气沮，而事遂定”（注：转引自钟叔河：《从洋务到变法的薛福成》，《走向世界丛书：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7页。）。

　　二是抵制以英人赫德为“总海防司”之议。此事既关内政，又关外交。1879年，总署拟以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兼任总海防司，总辖南北洋海防，并以此议征询李鸿章意见。李鸿章便奏调此时丁忧将满期的薛福成早回，与之研究此事。薛福成提出，“赫德为人阴鸷，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如授赫德总海防司一职，则中国的兵权、饷权皆操之于赫德一人之手，此事不妥。假如总署已作出定议，不便更改，那么，可以告诉赫德，就说兵事不能遥制，必须他亲赴海滨，专管练兵，所以他原任的总税务司一职，要改由别人担任。薛福成判断，赫德贪恋利权，“必不以彼易此也”。李鸿章以此意致函总署，“赫德果不欲行，遂罢此事”（注：转引自钟叔河：《从洋务到变法的薛福成》，《走向世界丛书：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7页。）。

　　马建忠也是李鸿章幕中一位十分得力的外交人才，参与了许多外交事务的处理。比如1881年，李鸿章派他到新加坡、印度等地与英国殖民当局交涉提高鸦片税事宜。马建忠认为不可专重税收，提出“寓禁于征”的建议（注：《适可斋记言》第95页。）。又如1882年，李鸿章奏派马建忠去朝鲜，办理朝鲜与美国签订商约的交涉。当时是因为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清政府担心日本在朝鲜得势，于是主张朝鲜与西方几个强国也签约，以遏制日本。马建忠即被委派担此重任。最能说明马建忠在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中所起的作用的，是李鸿章在重要的外交谈判中需要马建忠。1895年，李鸿章到日本谈判签订《马关条约》时即带马建忠同去。1900年，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时也调马建忠作助手。这年8月，马建忠应招赴上海李鸿章行辕，连夜为李鸿章赶译外文电报7000多字，感发“热病”，不久即逝世。

　　从文化方面看，李鸿章支持早期维新派人士以近代文化培育新式人才的主张。

　　李鸿章支持了容闳提出的教育计划。本文在前面曾提到容闳被李鸿章举荐以后，其计划有机会提出。据英国人寿尔所撰《田凫号航行记》说，容闳之计划“一是在上海设一学校，收12—15岁几童……二是每年送学生30人到美国留学”（注：《洋务运动》（八）第421页。）。据寿尔说，容闳的计划被采纳。但是在上海所办学校为哪一所，我未查明，不敢妄言。关于派留学生，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并获批准，清廷于1872年始连续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是中国官派留学生之始。

　　李鸿章还支持了王韬的教育改革。王韬回上海不久，就受聘掌管上海格致书院。该书院是中国第一所专门研习、传播近代自然科学的新型学校。王韬到任以后，从培育新式人才的目的出发，对教学进行改革。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让学生除了学自然科学以外，还要学习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学习时务。为此，他在书院实行新式考课（即考试）制度，在原有的四季考课之外，增设春秋两季特课，专请知晓中西的洋务官员命题，课卷由命题者评阅。薛福成、郑观应都参加过命题。应王韬之请，李鸿章也为之命题。现录1889年李鸿章所命三题如下：

　　一、问大学格致之说自郑康成以下无虑数十家，于近今西学有偶合否？西学格致始于希腊之阿庐力士托德尔，至英人贝根（培根）出，尽变前说，其学始精，逮尔文（达尔文）、斯本思（斯宾塞）二家之书行，其学益备，能详溯其源流软？

　　二、问各国立约通商本为彼此人民来往营生起见，设今有一国议欲禁止有约之国人民来往，其理与公法相背否？能详考博征以明之欤？

　　三、问印度近来讲求茶利，不遗余力，幸茶叶不及华产，是以销售未广，一时尚难与中国敌，惟印商近以华茶掺和，印茶冀畅销路，始则华多而印少，继则华少而印多，中国茶利此后必为所夺，能预筹防弊之方软？（注：《格致书院课艺》乙丑年课题第2页。）

李鸿章的命题，既有中西学之比较，又紧扣国家时务。这一方面说明了他对王韬倡导的新教育方针的赞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本人对西学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在王韬的努力下，上海格致书院成为培育新式人才的一个基地。

二

　　李鸿章同早期维新派人士关系密切，是因为他有同情早期维新派的思想。

　　李鸿章有发展工商业与富民的思想。这类思想是早期维新派主张的重要内容，而李鸿章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很明确。1882年，上海织布局筹办有眉目时他上奏说：“古今之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国本乃可益固。”（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三，第43页。）1896年他在英国更表示了发展工商业的决心说：“本大臣愿为中国长进之中保……必使工艺商业有进无退。”（注：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13页。）他还充满激情地盛赞农、工、商并为三美女，他说：“夫太平有三美女焉，农，一也；工，一也；商，一也。女三成粲，而实共争研斗丽于太平之世，盖太平如是其足重也”（注：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40页。）。接下去他展示自己的情怀说：“惟望回华以后，益赞文明之治化，而补以见闻所及之盛事。俾亲见农、工、商三美女蒸蒸日上，兴会淋漓……则庶几无负老怀矣！”（注：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41页。）其发展工商业的思想何其坚决！封建制度是发展工商业的桎梏，要求得工商业的发展，要实现民生殷富，就必然会产生冲破封建制度束缚的要求。

　　李鸿章有不断发展的主张“变法”的思想。在洋务运动早期，他就说过：“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日本以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第10页。）他还说过：“办洋务、制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鹜空文，绝无实济。”（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如果说，李鸿章早期的“变法”思想也许不包括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文化等内容的话，那么，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随着他对外国情况了解的增多，他的“变法”思想也在不断发展着。他对中国封建政体的弊端已经有所批判，他说：“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第3页。）他对中国不能象日本那样变法深表不满。在签《马关条约》时，他对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阁下在贵国所兴之事，大著功效，鄙人亦愿在敝国仿行之，惜一言新学，即有言不能尽之难处。”（注：林乐知：《文学与国策序》，转引自尹福庭：《李鸿章》，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回国以后，他劝光绪“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注：《清季外交史料》第109卷，第10页。）1896年，他出访欧美诸国时，表示出的“变法”思想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已经明显地超出了洋务运动的范围，涉及到了社会制度及文化。在出访之初，刚到俄国时，他就表示：“仆更将博考诸国致治之道，他日重回华海，改弦而更张之。”（注：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9页。）在随后的访问中，他对资本主义的文明表示出由衷地赞美。在访德时，他在递交国书时致词说：“今来贵国，亲见朝野上下之德行教化……寸衷羡慕，莫可言宣。”（注：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2页。）他在访英时又说：“即如欧洲政教，本大臣耳熟能详，徒以道阻且修，心领而未由目击，今则见所见而去，尤胜于闻所闻而来。”（注：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00页。）当时伦敦《特报》载文说：“中堂既至欧洲，无事不惊创见……至于欧洲教化之善，中堂在华时业已略有所见，略有所知，今更目击道存，叹美不绝于口。”（注：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60页。）李鸿章平时与许多外国人相熟，手下又有马建忠等通晓外国情况的僚属，他虽是初次出访，但平时已对外国情况有相，当多的了解，所以，他对外国文明的赞美是、在出访中说出，但是，其赞美之思想绝非始于出访之时。李鸿章目睹资本主义文明，深受鼓舞。迭经挫折、年已古稀的他竟萌生出回国以后大干一场，把在西方之所见行之于中国的壮志。他在国外多次表露了这种强烈的愿望。《泰晤士报》记述他的话：“某当辞华赴俄之日，自知前半生行事于此已作一大结束。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竟一往而深。所谓‘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诚为某今日咏矣……他日身归故国，后半生无涯之大事，将重整其旗鼓，忝颜而将中军，且较诸前半生之仅效微劳者，冀于中国尤有裨益。”（注：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75页。）他在英国辞行时说：“深冀回华之日，再握大权。非仆之妄敢贪之也，远适异国，顿扩灵明。以一人之所知，补一国之所缺，分在则然，责无旁贷也。”（注：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54页。）其对国外事物感受之深，变法心情之切，溢于言表。然而，朝不予权，天不假年，他的满腔热情终为泡影。李鸿章这种不断发展的“变法”思想正是我们断定他有同情早期维新派思想的最重要依据。

　　对李鸿章思想的考察，还可有以下几点作为佐证：

　　一是他没有反对早期维新派的言论。特别是当郭嵩焘、马建忠在国外写给李鸿章的一些信中表露出自己的早期维新思想时，他也未有批驳的意见。

　　二是他对后来康、梁维新派予以了同情和支持。比如他认为《公车上书》“何尝无深识危言，此在庙堂加以采择，见诸施行而已。”（注：《李文忠公尺牍》下册，第784页。）维新失败以后，有人弹劾李鸿章是康党，他对慈禧说：“臣实是康党，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注：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第100－101页。）此外，他还有一些与康梁党人有关系之事，在此不予赘述。

三是孙中山、章太炎都曾上书给李鸿章，特别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孙中山还打算拥李鸿章在两广独立。尽管事情都未成，但这不也从侧面反映出李鸿章是他同时代官员中的进步者吗？

三

　　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的密切关系及其同情早期维新派的思想，我们应予充分肯定。尤其他的同情早期维新派的思想是不断发展的，到其晚年愈见明显。以往论者多用洋务派的框子框定他，忽视了其与早期维新派的关系及他思想的发展变化，失之偏颇。

　　当然，李鸿章思想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他毕竟没有公开赞同早期维新派，在绝大部分时期内他表露思想的语言是含蓄的、隐晦的。为什么他不坦露自己真实的思想呢？对此，我试作三点分析：一是他认为不能说，因为封建传统的忠臣观念束缚着他，使他不肯超越朝廷允许的范围；二是他不敢说，郭嵩焘等人直言后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以李鸿章之身份、地位，他必然顾虑重重，不敢轻易表态；三是他可能认为不必说，因为他有渐进的变革思想。如他在英国时曾说：“华人之效西法，如寒极而春至，必须迁延忍耐，逐渐加温。”他认为如过急则如“擎琉璃冷盏以探汤，有不猝然破裂乎？”（注：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00页。）从渐进的思想出发，他对早期维新派的主张虽赞同而不予立即行之。既不立即行之，说而招乱，何如不说？这些局限性使他未能跻身于早期维新派的行列，也使我们对他的评价打了一个大折扣。但是，我们在批判他的局限性的同时，不是更应该看到他的进步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