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晚清政局，以甲午战争为界，前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甲午之前的几十年间，左右大局的政治势力，主要是湘军、淮军、清流及满人统治集团。甲午一战，李鸿章为首的淮军政治地位丧失殆尽。淮军式微后，清流也因维新运动的兴起而分化，政坛出现多样的格局，直至清朝完结。[3]

政治派系这一演变的阶段性，与出使大臣任用制度的变化，历史时期基本一致。[4]这种一致性，正好为考察驻外使臣与政治派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分析框架。

甲午战争之前及战后几年间，对出使大臣的任用影响最大的“王大臣”，莫过于淮系首领李鸿章。

已有研究表明，出使大臣郭嵩焘、许钤身、容闳、曾纪泽、李凤苞、许景澄、张荫桓、刘瑞芬、洪钧、黎庶昌、崔国因、薛福成、李经方等14人的出使，与李鸿章有或多或少，或近或远的关系。[5]其实，由李鸿章举荐或赞成出使的，还不止上述诸位。如果不考虑留学和同文馆出身的，也不考虑公事往来关系，仅就具有私僚性质而言，至少还有以下10位使臣与李鸿章有关系[6]。

首任驻美使臣陈兰彬早年曾几次得到曾国藩的举荐，并延请入其幕[7]。同治十年（1871）七月，李鸿章会同两江总督曾国藩奏派其携带幼童出洋。出使后，李鸿章称道他“识力诚毅，廉正可靠，驻洋三年筹办要务均极精详”，请总署在古巴华工定案后，“斟核保奏，俾旌劳勚”[8]。

首任驻日使臣何如璋由李鸿章和沈葆桢“交疏以使才荐” [9]。何前往日本前，特意到天津谒见李鸿章，详谈出使之事。

首任驻日副使张斯桂是曾国藩幕僚，他曾受曾国藩之命，写信邀容闳入幕[10]。由于曾国藩幕僚的身份，与李鸿章也有了私交。在出使日本期间，他与李鸿章时有书信往来。通过信件，李鸿章还曾“劝励”他和何如璋之间“久不相能”的关系[11]。

    谕命但未任的驻日使臣李兴锐先为曾国藩幕僚，后助李鸿章总办上海机器制造局。同治年间，李鸿章如曾国藩一样，多次奏保李兴锐。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清政府谕命李兴锐为出使日本大臣，李因病未能前往，李鸿章为其上奏，以病请免出使[12]。

    第二任驻美使臣郑藻如作为李鸿章幕僚，是协助李鸿章办理军需工业的重要人物[13]。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向清政府推荐郑藻如担任津海关道，任职二年余，“倚如左右手”。后又曾协助李鸿章与巴西订约。[14]光绪七年（1881），由李鸿章保举出任驻美日秘使臣。

驻英使臣罗丰禄和驻美使臣伍廷芳均是李鸿章幕僚。罗丰禄在李幕帮办水师营务等事项。[15]伍廷芳则长期在李幕任洋务局委员等职，翻译外国律法，参加外交交涉。[16]两人的出使，据说是随李鸿章赴日谈判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和李谈起伍、罗二人是他昔日留学英国时的同学，均为一时俊彦。如今伊藤已为内阁总理，而伍、罗两人还屈居幕僚。李鸿章闻之，颇有感触，回国后便分别保举他们为出使英国大臣和出使美国大臣。[17]

驻日使臣徐寿朋光绪初年辟居李鸿章之幕[18]，甲午战后，曾经与李经方、伍廷芳、罗丰禄等人，随李鸿章赴马关谈判。之后，成为驻朝鲜使臣。

驻英使臣龔照瑗是李鸿章的姻亲[19]，入李鸿章幕以后，从李鸿章办外交[20]。后被李鸿章保举为出使英国大臣，曾是使臣中最受非议的之一。

驻德使臣吕海寰在李鸿章奉旨出使欧洲，途径上海时，前往送行，请示而后外交事宜，并递门生帖，受李鸿章赏识，不久，调署苏松太道。1897年李鸿章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保荐吕海寰“堪膺出使外国之重任”，经光绪皇帝召见后出使。[21]

以上是就史料中明确记载与李鸿章直接有关系者。使臣中另有一部分人，也可以看作是与李鸿章有关系的，他们是曾由李鸿章保举的驻外使臣的随员、后来出任驻外使臣者。使馆随员是另一种形式的幕僚。[22]这一制度虽曾遭到非议，但是长期存在，即使到外务部成立后还有保留。在这种私僚制度下，那些随员也可以看作与李鸿章有着间接的关系。事实上，李鸿章保举的使臣在选拔随员时，往往会听取李鸿章的建议。如郭嵩焘出使选带的随行人员，基本上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23]。这种间接意义上有关系的出使大臣，可以举以下几位。徐承祖于光绪三年（1878）经前出使大臣陈兰彬奏带出洋。光绪七年（1882）期满，经陈兰彬保奏，免选同知以知府选用，发往福建何璟等差遣。后出任出使日本大臣。出使期间，李鸿章曾为徐的贪污事件开脱罪责，参见下文所详。汪凤藻于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洪钧出使俄德奥三国时，被辟为驻德使馆二等参赞官。光绪十六年（1890）洪钧期满回国，汪凤藻随同归来，按惯例奏奖以记名知府用。次年，出使日本大臣李经方丁母忧，汪凤藻奉旨前往署理，光绪十八年（1892），接替李经方为出使日本大臣。[24]汪凤藻与李鸿章时有书信往来。[25]

与李鸿章有关系的，其实还可以进一步放大。同文馆的创建与李鸿章直接有关。光绪二十七年（1901）外务部成立之前出使的仅有的两位同文馆学生，除上述汪凤藻之外，旗人庆常就与李鸿章有书信来往[26]。这一时期出任驻外使臣的不多的几位旗人之中，崇厚和裕庚，也与李鸿章有书信往来[27]。崇厚擅订《里瓦几亚条约》后，当时朝廷中有人倡言杀崇厚，李鸿章还曾为他辩诬，与曾纪泽和刘坤一同时请宽免崇厚罪名[28]。

甲午之前的几十年间，左右大局的各种政治势力中，湘系在曾国藩去世已经大为沦落。政坛主要是以主张洋务的李鸿章为首的淮系，与以反对洋务的李鸿藻为核心的清流集团的对峙。[29]驻外使臣属于洋务派之列。[30]李鸿章既以精熟洋务著称，自光绪九年（1870）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任将近30年，1897年又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其主持外交时间之长，职权之重，几无出其右者。因此，甲午战争之前使臣的出使与李鸿章关系最为密切，亦属情理之中。而清政府在选拔使臣时，也常常对李鸿章寄予重望。光绪二年（1976），李鸿章曾对沈葆桢感叹说：“使才本难其选，欲稍有资望者更难。总署再四催索，敝处亦无以应。人莫不求官，而不求出使。其愿使者，又恐不甚可靠也。”[31]可见，李鸿章保荐出使大臣是依制度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