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西学东渐记》是容闳（字达萌，号纯甫）1909年在美国写成并出版的一部自传，原文是英文，书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15年，徐凤石和恽铁樵把它翻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又有各种译名的版本出现。

    容闳是中国最早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留学生，被称为“中国留学第一人”；由于容闳一生的追求和主要成就即促成一百二十名幼童赴美留学，所以容闳又有“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的美誉。《西学东渐记》一书主要反映的就是容闳一生的这个追求和事业，全书充满了他对留学教育事业的无比热爱，洋溢着他对中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无限热情。

一

    容闳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彼得罗岛（Pedro Island）的南屏镇（今属珠海市）。该镇与当时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毗邻，澳门又是西方传教士最早涉足和聚集的地区之一，因而得风气之先。1835年，刚刚七岁的容闳随父亲到了澳门，进了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夫人在这里办的一家教会学校。从而，按照容闳的说法，“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1841年，容闳又进了澳门的另一家教会学校——马礼逊学校（该校1842年迁往香港）学习。马礼逊学校的宗旨是“以学校或其他方式在中国推行英国教育”，由于美国教育多沿袭英国的教育模式，这为容闳留学美国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1846年下半年，机会来了，他的老师布朗突然宣布回国，并表示出于对这所学校的厚爱，希望能带几个他过去的学生一同回国，使他们在美国继续完成学业。容闳第一个站起来表示愿意跟他去。随后，容闳说服了母亲，终于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1847年1月4日，容闳所乘坐的轮船从黄浦江起航，4月12日到达纽约。在友人的帮助下，容闳进了马萨诸塞州的蒙森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实际上是一所大学的预科，容闳在那里半工半读，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业。

    1850年，容闳进入耶鲁大学学习。1854年，他以“有史以来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中国学生”完成学业，并获得了当时“相当于中国的秀才”的文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的这段时间，尤其是最后一年，是容闳确定自己志向的阶段。他说：“整个大学阶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当我意志消沉时，往往想反而不如根本不受教育，因为教育已经明显地扩展了我的心灵境界，使我深深感到自身的责任，而茫然无知的人是决体会不到这一点的。一个没有教养的、冷漠无情的人，对于人类的苦痛和邪恶是绝对无动于衷的。知道得越多，痛苦越深，当然快乐也就越少；知道得愈少，痛苦愈少，而快乐也就愈多。但是，这种人的人生观是卑微的，感情是懦弱的，不足以被称为品德高尚的人。我为了求学，远涉重洋，由于勤奋克己终于达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虽然所学可能不如理想的那样完备和系统化，但总算够得上正规标准和大学文科的水平。因此我可以自称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那么，就应该自问：‘把所学用在什么地方呢？’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此目的成为我一展雄心大志的引路明星，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在1854年到1872年的这段时间里，我不顾命运的坎坷多变，一直为圆满地达到这个目的而辛勤地劳动着，期待着。”

    1854年11月13日，容闳怀着对阔别七年多的祖国的无限热爱，踏上了归国的路程。他是这样描写当时的心情的“对我来说毕生最有意义最热衷的一件大事即将开始。投身于这项事业的第一步是回到阔别近十年的祖国。我虽然去国甚久，但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她，无时无刻不渴望她走向富强。”

二

    经过一百五十四天一万三千海里的航行，已经不怎么会说母语的容闳终于于1855年的4月16日回到香港。随后回家探望母亲，他对母亲说的一段话非常能反映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当母亲问容闳受到如此高等的教育能挣多少钱时，容闳对她说，对于我来说，大学教育的价值远超过金钱，而我自信我是能挣很多钱的——“知识就是力量，而力量则重于财富”。

    接下来的十年是容闳考察中国国情并为实现他的留学计划的准备阶段。1855年6月至8月，在他的家乡，容闳看到了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两广总督叶名琛因太平天国起义而迁怒于人民，大开杀戒，屠杀了七万五千无辜的人民。容闳评论说：“这次大屠杀在现代文明的记载中是无与伦比的，即使嗜杀成性的暴君如凯里古拉（Caligula）及尼罗（Nero），甚至法国大革命，也不免为之黯然失色。”容闳回忆当时的感受时，说道：“从刑场回家后，我感到浑身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心胸烦闷，食欲全无，神经紧张，夜不能寐。白天所见景象，激起了我的思绪。我当时想，太平天国叛军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推翻满清王朝。我完全同情他们，并且确实想去参加太平军的行列。可是冷静地思索一番，我还是退回到我的原有计划。”

    在做了一段时间伯驾（Peter Parker）的秘书之后，容闳放弃了这个在他看来对他的理想与计划毫无益处的悠闲职务而另觅他途。1856年8月，容闳来到上海，但他不愿在总税务司李泰国（Lay）的手下从事待遇优厚但有损中国人人格的工作。对于朋友的不解，容闳是这样说的：“也许我这个人太富于幻想，不切实际，或是太高傲难以发迹。但是在紧张的生活中，一个人必须有幻想，才可以使可能的事情成为现实。人到世界上来，不单单是为活着而劳碌。我曾为求学而不得不努力工作，因而就觉得应该使所学到的微薄知识发挥其最大作用，造福全民，而不是仅为自身利益着想。这样三番五次地调换职业，只是为了试试看我究竟能干什么，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造福于国家的人。”

    在当时的中国，随时随地都有刺激有血性的中国人的事件发生。在回敬了一个英国人的无理取闹之后，容闳说道：“中国人的性格一向是那么温和谦让，既不怨恨也不反抗地容忍了侮辱和无礼行为。这无疑助长了一部分无知的外国人的傲慢和专横。不管怎么说，总有一天教育会启发中国人，使他们明白什么是他们的权利，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公权或个人权利受到侵犯，他们都将会有勇气来维护。”

    1859年，由于生意的关系，容闳来到了当时太平天国与清朝军队对峙的地区，并因而“得到一个考察民间实际情况的机会”。经过战争，本来人口极其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变得人烟稀少，“双方军队的劫掠后，那些地区的人民所受灾难究竟有多深，谁也说不清”，他说：“应该给中国人民一个拯救自身、解决自己问题的机会。……近年来，轮船、战争和种种条约不但破坏了这个劳动体系，改变了中国的整个劳工情况，而且还要使中华帝国在未来的历史上改变其经济、实业和政治状态。”

    次年11月，容闳又与两位传教士一起，考察了太平天国，了解太平军的军纪与信仰，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南京，容闳见到了旧相识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和干王洪仁玕。有趣的是，1856年在香港时，他与洪仁玕就表示过有朝一日能在南京再相见。对于洪仁玕想要他参与其事、共举大业的邀请，容闳表示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还是提出了如下的建议：一、组织一个合乎科学原则的军队；二、设立一所军事学校，以培养有才干的军官；三、设立一所海军学校；四、组织文官政府，由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五、建设银行系统和规定度量衡标准；六、为民众建立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并以《圣经》为教科书之一；七、建立一套工业学校系统。

    容闳并说，假如太平天国政府有意采纳实行这些措施，并为此拨出适当款项，他愿意贡献力量，努力促成其事。但是由于处于战时，各位将领都出征在外，洪仁玕又被孤立，因此容闳的建议无法推行。但是有意思的是，为了拉拢容闳，洪仁玕竟然以加官晋爵相引诱。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容闳对于太平军能否取得最后胜利表示怀疑，因此没有接受太平天国颁赠的印绶。

    回上海的途中，容闳根据所见所闻，对太平军的起源、性质及重要性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认为，叛乱和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但是除了战国以外，中国的革命只不过是政权的更迭而已。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和弊政，是促成太平天国大起义的主要原因。如果说太平天国运动有什么新的东西的话，这就是它的宗教性质和它因此而遭受的迫害。但是，容闳认为，即使如此，“1850年叛乱的直接原因和逻辑上的原因，既不是基督教信仰，也不是宗教迫害。这些可能是导致叛乱发生的枝节原因或偶然因素，但却不是真正原因。在政府政治机构的命脉中，深深地埋藏着真正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政府行政机构的腐败。整个官僚组织千疮百孔，由上到下都行贿成风，美其名为‘馈赠’，实际上就是贪污纳贿。其次，官吏无止境地剥削老百姓，积累起他们个人的财富。最后，贪污行贿和剥削人民，就产生了必然的后果。换句话说，整个机构是一个庞大的欺诈舞弊组织”。但是，太平军的宗教热情过去之后，其落后的一面也充分暴露了出来。所以，容闳认为，“这次叛乱的唯一良好后果，就是上帝借助它作为动力，打破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死气沉沉的气氛，使我们觉醒，意识到需要有一个新国家”。

三

    1863年，机会终于来了。这年2月，容闳的朋友、曾国藩的幕僚张斯佳给容闳来信，让他到安庆去见曾国藩。由于曾经到太平天国考察过，容闳对曾国藩的邀请心存疑忌，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有答应，但也没有峻拒。两个月以后，容闳又接到了张氏的第二封信，其中还附了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的信，以说明此次邀请他赴安庆的目的。这封信使容闳对于曾国藩的疑虑顿释，答应不久将应约前往。不久，容闳又接到了张氏的第三封信和李善兰的第二封信，催促他即刻动身去安庆见曾国藩。曾国藩当时权倾一时，容闳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实现其教育计划千载难逢的良机，于是答应了下来。

    这年的９月，容闳到了安庆，见到了张斯佳、李善兰、华蘅芳、徐寿以及曾国藩。在与曾国藩晤谈后，容闳发现曾国藩开始注重的是在中国建立一座西洋机械厂，并且已经成竹在胸。为了实现其教育计划，容闳必须先取得曾国藩的信任，所以他采取了“曲线救国”的策略，答应曾国藩到美国采购机器。1863年10月，容闳从上海出发，次年春天到达美国纽约，这正是他毕业十周年，也正是美国南北双方争战正酣之时。有意思的是，其间，容闳竟然决定参加北方的志愿军，准备服役半年，以表现他对“第二祖国”的忠诚和爱国热忱。

    1865年，容闳完成了任务回到了中国。由于这次完成任务十分出色，容闳不仅成了正五品的候补地方官，最为重要的是，他还赢得了曾国藩的信任。这就为他向曾国藩提出他的教育计划提供了契机。采办机器成功以后，容闳又建议曾国藩在兵工厂内附设一所兵工学校，这项建议也得到曾国藩的采纳，这使容闳激动万分，因此也受到极大的鼓舞，决定提出他的教育计划。

    在向曾国藩提出教育计划前，容闳曾经多次向丁日昌提出过他的教育计划。丁日昌时任江苏巡抚，也是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丁日昌本人思想也比较进步，对于一切革新措施，都跃跃欲试，给予支持。为了使自己的计划得以顺利通过，容闳还煞费苦心，在向曾国藩提出教育计划的同时，还提出了三项其他的计划作为“陪衬”，以减轻教育计划可能对某些官员带来的刺激。天津教案的发生，最终促成了容闳的教育计划的实施。

    1870年，天津发生教案，曾国藩奉调直隶总督，与丁日昌等人负责处理教案。容闳借钦差大臣都在天津的机会，又向丁日昌重提其教育计划，敦促他向曾国藩提出这个问题。经过各方努力，以曾国藩为首联名签署的奏折，由邮传飞递入京了。是年冬，清廷朱批“着照所请”，同意了容闳的教育计划。

    接下来，筹设“出洋肄业局”，遴选官员，选拔幼童，设立预备学校。终于，1872年夏，第一批幼童横渡太平洋，踏上了留学美国的道路。1875年，最后一批留学生也到达了美国。

    但是，随着这批幼童的到来，酝酿已久的矛盾和冲突也终于表面化了。这场冲突实际上也是中美文化的一次冲突。对此，容闳早就预料到了，他说：“因为我这个教育计划的基本原则和宗旨与中国原有的教育理论是相抵触的。同时，中国政府的保守思想极为牢固，一旦招致反对，我的教育计划轻而易举地就会被毁灭。”因为，在留学教育问题上，本来就矛盾重重，而负责人陈兰彬、吴子澄等人顽固保守而又不妥协。容闳说，“这些人对一切进步和改革或促使中国前进的任何措施都切齿反对”，“完全按他的中国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和人，尤其是对这些学生。在新英格兰的影响下，这些学生的行为和态度随着学识和年龄的增长，逐渐有了缓慢但是明显的变化，文化和环境使他们的言谈举止大不同于刚刚踏上新英格兰土地时的样子。像陈兰彬这样一个人，他生来只习惯于看到被压抑的青春，不能发挥的活力和独立精神，以及不能把真诚坦率胸怀形之于外的举止”。但是，尽管容闳费尽周章，还是没有能够避免悲剧事件的发生。1881年，全体学生约一百名，被迫返回中国。

四

    由于以往人们把视线过多地放在了容闳在派遣留学生方面的贡献，就常常忽略了容闳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其实，容闳也是一位思想敏锐而成熟的人物，他不仅与时俱进，而且在每一个时期，也都是时代的弄潮儿。

    如上所述，容闳考察过太平天国，但是他也发现太平军所具有的致命的弱点而不为所动；他曾依附曾国藩，并帮助曾国藩办洋务，但是，他对于曾国藩以及清朝并没有寄予希望，而是一心一意地促成其留学计划。后来，容闳也做了很多事情，这并不意味着他支持清朝政府，只能说明他是一个爱国者，是一个改良主义者。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容闳的家里成了维新派人士聚集的地方，容闳因此受到牵连，只得离开北京逃往上海，并在那里继续开展宪政运动。1900年7月26日，中国国会（“张园国会”）在上海愚园的南新厅宣告成立，容闳当选为会长。

    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容闳又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从下面他的活动，我们就可以窥见容闳思想之一斑了。1900年3月，香港兴中会首脑杨衢云、谢缵泰会见容闳，讨论政治局势，密商合作事宜。9月1日，容闳变装易服与孙中山、容星桥等乘“神户丸”赴日。容闳与孙中山一见如故，彻夜长谈，纵论谋求强国富民之道。11月，清廷公开通缉容闳等“要匪”。1908年10月10日，布恩与容闳父子会见，制定关于在中国的行动计划。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容闳给孙中山写信，敦促发动武装起义，随后孙中山应容闳之邀赴美国商讨，促成他和美国友人制定推翻清朝政府的“中国红龙计划”。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容闳给未来的新中国领导者写信，声称“中国人民正处于自己主权的最高峰”，呼吁革命党人顺从“民声”，建立自主、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同样，革命者也没有忘记这位曾经鼎力支持他们的革命事业并远在异乡的容闳，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即写信邀请容闳回国参加建设。

    1912年4月12日，容闳在美国哈特福德市沙京街二百八十四号寓所中逝世，享年八十四岁，葬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城西郊的雪松山公墓园。次日的《哈城日报》刊登消息称容闳为“学者、政治家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弥留之际，容闳仍牵挂的是祖国的繁荣富强，他对身边的两个孩子说：“你们回国吧！”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均作了报道，美国人评价容闳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