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开滦煤矿就已是我国最早的股份制工业企业之一，120多年来，作为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之一，它记录了近代历史的诸多信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座水泥厂、成就了唐山、秦皇岛两座城市……它伴随着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大门，被誉为中国现代工业活化石.

(1878年，开滦煤矿就已是我国最早的股份制工业企业之一，120多年来，作为中国最高的近代工业之一，它记录了近代历史的诸多信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座水泥厂、成就了唐山、秦皇岛两座城市……它伴随着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工业的大门，被誉为中国现代工业活化石。)

19世纪中叶，中国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残梦之中。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腐朽帝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中一败涂地，国门被迫打开，天朝大国已经不能靠祖宗成法去抵御外侵。“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经过洋务运动 “师夷之长技”与“用夏变夷”、本位文化与“大兴西学”之争，一种以爱国、革新、革命、开放为特征的新文化逐渐战胜取代旧的封建文化，一批域外文明的先知先觉者充当了第一批直接了解世界和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他们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冲破国人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思想樊篱，为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和社会变革埋下了思想的种子，近代新文化由此发端。

在这场“仿效西方”的洋务改革中，中外瞩目的开平煤矿（开滦的前身）应运而生，率先将西方先进的工业生产引进封闭落后的旧中国，使板结的封建大地上滋生出一丝先进生产力的绿芽……

1876 年，风气大开前的最后背景

1876年的春天，美国人贝尔试制成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电话；相隔不久，德国人奥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四冲程煤气发动机。

新能源的应用和新机器、新产品的不断创制，昭示着西方社会开始告别蒸汽时代，而在遥远的东方大清帝国，那些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的工具仍被讥诮为“奇技淫巧”，难登大雅之堂。

这一年，大清政府首次率团参加费城世博会的李圭，只带回一篇《环游地球新录》。

1876年，光绪始入毓庆宫读书；康有为19岁，刚刚在广州参加乡试落榜；谭嗣同在一场大病中险死还生——那场冀望以变革所有的社会制度来挽救这个国家的风暴还要再等上20年；洋务运动此时适过其半，郭嵩焘关于其“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的观点要等到1894年的那场海战之后才会得到更多的认同。

15年前，在一片“攘夷”声中，正值壮年的李鸿章慷慨激昂：“秉钧执政”者，当于此“千年未有之变局”创“千年未有之功业”！于是他借西法，行新政，以图自强；15年后，这“变局”愈加动荡，而自强却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象，此时作为洋务运动领袖的李鸿章，面对千疮百孔的暮色王朝虽然独木难撑，却极力修葺，悲凉地走在一条艰难的救国之路上，并在探索中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思想。

洋务运动推行已15年，但是关于是否学习西方、学习西方什么的“道”“器”之争，仍然纠缠在庙堂之上。这一年，李鸿章为了开导那些食古不化之徒，甚至祭起了轩辕黄帝的大旗：“设令炎帝、轩辕复生乎今世，其不能不从事于舟车枪炮机器者，自然之势也。今之议者动引古圣，啜糟粕而去精华，务空谈而忘实践，失之弥远” 。

1870年，李鸿章发现孤立地创办军事工业无异于沙中筑塔，英法等国之所以强盛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有一个发达繁荣的工业大机器社会体系。因而提出“寓强于富”的观点：“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

1876年，李鸿章按部就班地实施着自己的计划。轮船招商局在朱其昂的两个继任者手中颇有起色，这进一步坚定了李鸿章“寓强于富”、开办新的现代工业企业的信心。

1843年至1875年，外国资本先后在中国开办了50余座近代企业，需煤日增；洋务运动中所兴建的军事、民用企业也已达13座之多。外国和中国近代工业的兴办，以及对外开放口岸进行通商的轮船运输业，都急需煤炭作为燃料，而国内均为土法采煤，工力繁重，所产甚微，“于洋务军工之需无稗大局”，只能坐任英、法、澳等国洋商远道贩来，高价出售。据估计，仅进口煤炭一项，西人每年便从中国拿走400万两白银。

400万两银子，恰是清政府许诺给海防每年的“财政拨款”，但自光绪元年起，6年时间李鸿章每年平均实收仅80余万两，海防银钱之窘可见一斑。早在1872年，李鸿章便曾上奏朝廷：“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借此二端耳。”其实何止李鸿章，连对洋务诸业一向持谨慎态度的曾国藩，也曾谈到“挖煤一事，借外国开挖之器，兴中国永远之利，似尚可以试办”，然晚清政府始终以祖宗矿禁为由，不肯决断。

1874年，一向被大清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因潜心学习西方而崛起，悍然侵占台湾。朝野上下震动，海防之议由此而起。李鸿章再次上书开采煤铁以济军需：各省诸山，多产五金及丹砂、水银、煤之处，中国数千年未尝大开，偶开之又不得其器与法，而常忧国用匮竭，此何异家有宝藏，封锢不启，而坐愁饥寒？”“但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采煤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

然而，直至一场仗打完，朝廷深感“军饷浩繁，左藏支绌”时，才颁旨令李鸿章、沈葆桢就开采煤铁事宜，于直隶磁州、福建台湾试办。不久，沈葆桢在台湾基隆大获成功；李鸿章的磁州煤矿却因储量不足、运输困难等原因中途停产。而轮船招商局自开办以来，在上海天津间往来运送货物，总是满载而去，空船而返；到了1876年，招商局竟不得不求助李鸿章筹集官款以渡难关。此时此刻，在北方寻一佳矿，筹饷源、兴洋务并解招商局燃眉之需，可说已是李鸿章的一个心结。

李鸿章最终把目光锁定在治理滦州一带的开平镇。根据奏报，时常有外国人在此旅行勘查，称该处煤藏丰富，煤质为欧洲所罕见。

1876年11月3日，李鸿章紧急召见了时任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简单的会晤后，唐带领一名英国矿师离开天津，赶奔开平。

出于某种考虑，这次查探行动是相当隐秘的。候补道台唐廷枢名义上只是英国矿师Morris的一名翻译。他们沿水路抵达芦台，然后转乘马车前往开平。路上唐廷枢仔细地记录下海潮的汛期、河水的深度和路途的长短。他们在旧历九月二十一日的傍晚到达开平，翌日便展开了细致的勘查，沿开平、古冶、唐山、凤山一线，“逐日把矿井铁石细看”。从煤炭的储量、分布、煤质到采煤的方法、运输的成本等均有涉及——感觉“似有把握”：深处有优良丰厚的煤层，但简陋的工艺使当地人只挖头层煤，且“从未有一井挖至底者”；而且这片煤矿相当的大，“查凤山至古冶由西而东，连绵五十里……登凤山顶一望，则东西之山相连如新月”。

整个矿区遍布土煤窑， Morris估计仅这第一层煤剩余的仍有六百万吨之多，而凤山一带铁矿亦丰。于是他们返回天津，将采集到的样本分寄北京同文堂及英国的化学师以鉴成色。九月二十九日，唐廷枢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条陈，细述了此行勘察开平煤铁矿务的情况。举凡道路、河流、地势、矿藏乃至土窑主人想法，工人房租饮食等，事无巨细，均一一罗列；这份调查报告考虑到了开办煤铁矿产的种种可能.

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点亮了世界上第一盏白炽灯，世界因此变得一片辉煌；1878年，在世界另一端的大清直隶开平镇，唐廷枢,这个被称作中国近代煤矿工业之父的人，带着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开始探矿、打井、放炮、采煤，从此这块传奇的土地上有了南腔北调的语言，有了不同肤色的种族,有了亦中亦西的文化。10月2日刚刚成立的“开平矿务总局”在唐山南麓乔家屯打下了中国机器采煤的第一钻。这一钻，不仅钻出了绵延百年的开滦，也钻出了一个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峥嵘年代。

"若要盈利，则必须用西法开采，并修筑一条通往海洋的铁路"。这是唐廷枢坚定不移的理念。但在128年前的中国，“铁路”却是一个何等敏感的话题？两个轮子的马车在官道辙印里跋涉了两千年,人们已经习惯了，国家已经习惯了，甚至整个文化都已经习惯了。恐惧成了两个文明碰撞时闪现的第一朵火花。在今天人们眼中那与无知相伴的荒谬，在当时却是读够了圣贤书的大员们宁死不为“西技淫巧”所屈的慷慨激昂——就是这一年，两江总督沈葆桢认为铁路有“资敌、扰民、夺民生计”大害而斥巨资将上海至吴淞间铁路回购拆毁并弃于黄浦江中，如此愚昧可笑的行动却被朝中赞为“德政”。

作为一位挂职的晚清“道员”，唐廷枢不会不知道这一切，唐是一位受过“真正的英华教育熏陶”、曾任怡和洋行买办长达十年、被外国人称为“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都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的人。因此，当这位被两种文化同时选中的人谈起铁路，就显得婉转而坚定：“欲使开平之煤大行，以夺洋煤之利，及体恤职局轮船，多得回头载脚十余万两，苟非由铁路运煤，诚恐终难振作也”,“铁路筑成，第二年可入铁路利银十九万两，煤利银七万五千两，铁利银十万两，其实两年即可归本。以后每年入息三十万两之多，岂不溥哉！” 李鸿章不会品味不出这份条陈中那一丝刻意隐忍的激情。想象中，在某个古老的夜晚，两个“同谋者”谈到酣时，脸上一定会泛出同样的光彩！

然而在那个暗昧的时代,朝野上下以不谈洋务为风气，更何况修建“见者骇怪”的铁路？直到1888年，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仍振振有词地说“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致使李鸿章这个曾“发誓”绝口不谈铁路的人，竟忍不住为之宣讲常识：“铁路设于腹地，有事则运兵，无事则贸迁，经费方能措办。若设于荒凉寂寞之区专待运兵之用，造路之费几何?养路之费几何?无论中国外国焉得此不竭之财以供铁路之用耶!"

英国人很快就打听到这座筹建中的煤矿计划修建一条从矿区通往芦台的铁路。李鸿章显然默许了这一计划，虽然将铁路一直修到海岸的设想落空,但从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出李鸿章的野心。除了让开平煤矿与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互为表里”，为窘迫的海防别开饷源，看来他也打算利用这里的铁矿，把铁路铺遍中国的北方。

但是，抵制的风潮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地涌现出来。即使将火车铁路改称“用马拉车的铁路”也不行。唐廷枢不得不在1879年再次修改原有的计划，将铁路的尽头由芦台改至胥各庄，一个距离矿区只有16华里的地方，再由那里开挖一条通往芦台的运河。

“铁路”这两个字不再出现。1880年10月，唐廷枢在他写给李鸿章的《禀拟开河运煤并呈章程由》中，想出了“快车路”这个词，后来也说过一阵子“硬路”，最后干脆就叫“马路”。

在李鸿章坚定的默许之下，铁路最终还是铺设了起来。工程进行得十分隐秘，以至于我们今天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可供认定的开始时间。一切都在往来公文晦涩的字里行间谨慎地、一点一点地试着进行。包括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车，也是偷偷地用卷扬机上拆下的锅炉、从国外买来的废钢、矿井井架上的槽铁等废旧物料制成的。在制造的过程中，它不出意外地曾被保守的官员视为“怪物”。

开平矿务局总工程师R.B.Burnett的妻子仿照斯蒂芬森制造的世界第一台蒸汽机车“火箭”号，为这头“怪物”取名“中国火箭”。在这位夫人的心中，是否也有着一份冀望中国能像火箭一样腾空而起的祝愿呢？而在车头焊上两个龙形标志的中国工人，是否也同样希望着，中国能如飞天巨龙，再次展现自己的智慧和威严！

无论如何，腾飞的愿望和承载着愿望的这段车头，还是被无情地扼杀了。反对者们痛斥“机车直驶，震动东陵，喷出黑烟有伤禾稼”，因此，这段铁路一度被“奉旨查办，勒令禁驶”，只准用骡马拖拉煤车。

直到1882年的6月，年迈的李鸿章恳请朝中大员进行了一次试乘，证明了火车安全可靠，才逐渐免去了朝中种种非议。此后，开平又陆续自英国买进了两台机车并自制出一台专供官员乘坐的豪华客车，从此，火车便一直行驶。

1886年，铁路终于修到了芦台，1888年至天津，1893年至滦州，1896年至山海关后一直修至奉天。铁路的延伸犹如社会向前发展的步伐，苏醒的中国亦如开滦井架上那硕大的天轮，伴随着西方文明不断的冲击与碰撞，摆脱了最初的艰难和挣扎，开始了永恒的转动。

今天，站在大城山顶向下俯瞰：蜿蜒曲折的陡河自北向南贯穿这片土地，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城市横亘在我们的眼前。唐山——冀东大地上的这个璀璨明珠，谁能想到，百多年前，这里还仅是只有十几户人家、名叫乔家屯的小小村落？

1878年（清光绪四年）开平矿务局在该村南凿井采煤，由西方传入的工业文明像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一切，改变着一切。这里每过一天，便是一个新的模样。1880年从英国购置的“最好的机器”，到了1881年底就已经弃置不用了，矿局自上海专门募股购置的更为先进的外洋机械，迅速使煤的日产量突破了500吨。

巨大的炼焦炉和洗煤机建起来了；

定点开行的火车使这里成为当时中国“最有趣的地方”，全国各地的富商都以到唐山看火车为最大时髦；

胥各庄通往芦台新建的煤河上数百艘船只往来穿梭，这是中国第一次用外国方法开掘的运煤河，唐山的煤炭得以源源不断运往全国各地，一年时间就使日本煤在天津的销量缩减了一半。

煤矿的兴旺，刺激了工商业发展，唐山的城市街道格局以开滦、启新、华新、南厂等近代工业企业为圆心，逐渐形成格局；人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到上世纪19世纪90年代，开平煤矿的工人已从建矿之初的250人增加到“不下一万五千”，乔家屯也已经发展成上千户的大镇。

第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道——广东街也出现在唐山矿的北墙外。聚居在这里的大多都是唐廷枢从它的家乡广东香山请来的、早年赴美国旧金山采矿的“淘金者”。他们以工资为生，懂英语，这批技术工人也是唐山最早的城市中坚力量。

外国人数量的增加，使得唐山迅速成为远近闻名的“华洋杂居”之地。穿着补服的朝廷官员，旗袍马褂的中国士绅，高鼻蓝眼的外国“毛子”一起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

赛马，高尔夫球，网球，舞会，电影……还有那些风格各异的“洋房子”。西方工业时代中产阶级舒适、优雅的生活在这块封闭的古老土地浸染融合。先后有18个国家、500余名外国人在此供职，作为开滦的高级员司，负责生产、技术、销售等各个环节的管理工作。其中就包括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Hoover Hetbert）。英语一度成为开滦的职业语言，在工资中，甚至有专为学习英文而设的“语言补贴”。懂得英语的人，会很快被挑选出来承担更重要的工作。

经年的耳濡目染，即使是开滦的井下工人也能说上几句像样的英文，有的甚至成为了开滦特定的语汇。在唐山，这些中西文化融合的痕迹可谓比比皆是，比如人们把起重工叫做“水手”，把水、电开关称为“瓦路”（valve？），法兰盘底座叫“部司”（base？）……

除了建矿之初颁布的种种规程，西方人也渐渐把简洁、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注重效率的意识带进了这座煤矿。那些如今收藏在开滦档案馆中数以千计的羊皮账本，便是对西方细致严格管理最好的诠释。看着那上边由几代中国人、外国人，用花体英文抄写得几近完美的账目，你会被开滦那种在独特的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传统深深震撼。

随着以开滦煤矿、铁路工厂、启新水泥、华新纺织厂四大骨干企业为首的第一批近代工矿企业的逐步建立，建材、机械、陶瓷等与之相关的民用工业企业和商业也蓬勃地发展起来，特别是1912年开滦“联合”后，以开滦煤矿为首的唐山近代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座崭新的工业城市诞生了。

开滦飞快地向前发展着，并且在中国更多的地方，留下新的开辟的足迹。自1882年开始，开滦陆续在天津河东、塘沽、广州、营口、上海浦东、天津河西、秦皇岛、烟台、香港荔枝阁等处建立了12座码头，并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海上自营船队，从而将开滦的影响波及到了整个中国。

直到今天，上海仍然存在着一个“开平码头”，电话打过去，对方会礼貌而自豪地应答：“我是开平”！那声音让你如此真切地感觉到一个企业百年的续存，百年的辉煌与光荣——开滦，不仅仅造就了一座煤矿，也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

回顾这段开辟的历史，可以说，正是两种文化最初的碰撞，洗清了中国第一批杰士的眼睛。他们最早看到，只有“融合”才能造就这个伟大的时代，只有伴随着这个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才能迎来进步和发展。正是他们的奔走和呐喊，汇成了19世纪最后十年短暂的强音，也正是他们面对虚空却一力挣扎的勇气和执著，催生了开滦，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说，一百年前的中国带着彷徨和痛苦睁开了眼睛，那么一百年后的中国已抛开了往日的辛酸和屈辱，抛开了封建传统和意识形态的锁链，在一次次的蜕变中，迎来自己崭新的生命，坚定地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发展之路。)

1872年底开业营运的轮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以西方股份制公司为学习对象，通过向民间发行股票筹集资金进而兴办的新型股份制企业。由于开办开平时唐廷枢仍在轮船局任职，这家新创建的煤矿顺理成章地仿照轮船招商局，继续采用“集资募股”的方式筹措资金。

根据办矿章程，矿局拟集资80万两，分8000股，每股津平足纹100两。先开一煤井，待生意兴隆，需购置机器，或另开新井，再招新股20万两，合计100万两。“该局虽为宫督商办．但煤铁仍由商入销售．一切按买卖常规办理，所有各厂司事由商股中选充；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后提办事者花红二成。其余八成按股均分；厂内督工司事匠人等，均凭才干酌给薪水；股份一万两者，准派一人到局司事。其能当何职，应受薪水若干，由总局酌定。若其人不称职，或不守分，任由总理辞退，仍请原人另派，以昭平允而免误公。”

由章程看，作为中国“仿西人之法” 兴办的近代第一批股份制企业，在把公司资本分为若干等额的股份，通过发行股票向社会公开集资，所发股票可自由买卖及按所持股票获取股息等方面，开平煤矿已经具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股份公司的特点。尤其最后一条，折衷地考虑到了股东的权利，为当时其他的股份制企业所无。

尽管如此，开平煤矿最初的募股活动似乎还是同样面临了轮船招商局起步时的窘境。虽然据1878年初的《申报》报道，“各巨商知此事名为官办，实为商办，兼悉开平矿产极多，日后用西国机器开挖，用力少而成功倍，当可大获其利，刻下附股者共有七千股”云云，但据经元善说，由于当时企业的收益尚不明朗，“招商开平股份，皆唐徐诸公因友及友辗转邀集”。

然而到了1880年，情况突然起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这一年，筹建已久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登报公开招股，以发展前景光明、利润优厚相号召，引起了社会对新式企业的关注；而1881年开平煤矿正式出煤，市场上公认其前景看好，股票价格一路飙升，更使得人们把投资购买新式企业股票看成是获利的极好途径。

这时，不仅官督商办的大型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就是一些新成立的中小型工矿企业，也都汇聚上海通过发售股票筹集资金。据报道：“自春徂冬，凡开矿公司如长乐、鹤峰、池州、金州、荆门、承德、徐州等处，一经准招商集股，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 《申报》也评论说：“人见轮船招商与开平矿务获利无算，于是风气大开，群情若骛，期年之内，效法者十数起。每一新公司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为幸，不暇计其事之兴衰隆替也。”

1882年中，开平煤矿的股票已经远远超出了每股百两的本金，最高时达250两。全年的股票市场价格除极个别种类外，均超过股票的票面额或实收额，高的甚至超过一倍到二倍。股票的数量也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增加了19种。这不由得使我们感到惊叹。“仿西人之法”而“纠股集资”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这不由得使我们感到惊叹。“仿西人之法”而“纠股集资”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不仅使中国诞生了前所未有、规模宏大的近代机器工业，同时，由此产生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也直接导致了19世纪80年代在上海出现的这次股票买卖的高潮。尽管这次风潮是短暂的，而1883年罕见的金融危机更充分地说明中国当时的金融市场尚缺乏一个完善的经济体系和信用制度来为它提供保证，但它将蕴藏在民间的参与经济活动的热情彻底地引爆出来，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资本的力量。

正如当时《申报》所言：“……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虽其中亦有成与不成之分，然其一变从前狭隘之规则。”这种商业“规则”的改变，使中国社会的资本流向出现了一种跟过去迥然不同的新的变化，使中国在最初的“官督商办”企业之后，涌现出了新一批的近代新式工矿企业，为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1998年，历史默默地从一个终点又走回起点。开滦煤矿被一个新的股份制企业——“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取而代之，标志着我国最老的煤炭企业重新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百多年过去了，开滦始终在跟随着时代的脚步一同成长。

如果说，一百年前的中国带着彷徨和痛苦睁开了眼睛，那么一百年后的中国已抛开了往日的辛酸和屈辱，抛开了封建传统和意识形态的锁链，在一次次的蜕变中，迎来自己崭新的生命,坚定地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