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勉玉

    1927年1月，在党和刘少奇同志领导的武汉工人一举夺回汉口英租界的胜利鼓舞下，九江工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勇敢地收回了九江英租界。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空前壮举，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对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仍有现实意义。

    九江，是江西省北部的门户，是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港口，是上接武汉下通南京上海的交通要道。它历史悠久，是赣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正因为如此，九江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必争的要地之一。

    九江英租界的设立，溯源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政府与英法帝国主义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1858年)。这个不平等条约规定：九江与汉口、南京、镇江等长江沿岸城市及牛庄(后改营口)等六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为通商口岸（注：“中英天津条约”第十款(1858年6月26日)，见《海关中外条约》第一卷。）。“条约”的墨迹未干，1860年英国的轮船就开进了长江，闯到了九江，并强行划定九江城外龙开河东地段(即今沿江路)，上端为英国“租界”。英“租界”和九江市区的四条街道相通，在每条街的街口都装上了大铁门和铁丝网。铁门一关，工人们休想进出，所以九江工人称之为四道“鬼门关”。在“租界”里，侵略国的国旗高高飘扬，他们设有领事馆、海关、工部局、法庭、巡捕房，直接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警务、税务大权，任意欺负中国人。工人们打赤脚或穿草鞋都不能走人行道，只能走马路，违者就要挨巡捕的铁包警棍。如果在租界小便就更不得了，要罚坐七天牢狱。工人们进了“租界”，就像到了外国一样胆战心惊（注：钟文光回忆：《扁担打出英租界》。）。在九江的各沿江码头，经常停靠外国的兵舰、轮船，横冲直撞，大显淫威。他们以“通商”为幌子，以“租界”为据点，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种种侵略活动，大量掠夺江西人民的财富，残酷剥削压迫江西人民，而首当其害的，乃是九江工人和九江市民。“尤其是英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侵略，结果使社会呈不安之象，民众有倒悬之厄。加以外货充斥，财源外溢，因之人民生活愈益困苦，尤以工人为最甚，他们有的每天做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虽榨尽血汗，还是终日不得一饱”（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96页，人民出版社出版。）。“租界”，实际上成了“国中之国”，成了一块小的“殖民地”。

    九江工人、市民对于英帝国主义在九江的横行霸道，早就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他们举行过自发的反抗以至“罢工自卫”等手段的斗争，以图收回“租界”，收回国家主权，恢复我中华民族之尊严。“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后，5月6日九江学生就发出通电起来响应，20日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喊出了“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英租界”的口号。1920年3月，九江码头工人举行了反对英帝国主义打伤工人的大罢工。1921年“五一”节，九江人民举行示威游行强行通过了“租界”。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的消息传来，九江工人、市民又在“租界”举行了反帝大示威，烧毁了日本人开办的“台湾银行”。直到1927年1月，九江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英勇斗争，才把英租界收回。“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1页。）尽管斗争艰苦曲折，人民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1927年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中，在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江西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在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斗争的直接影响鼓舞下爆发并取得胜利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为起点，经过“五卅”运动、东征、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到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使革命形势进入高潮。北伐军由于得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大力支援，军事进展极为顺利。7月从广东出师，8月占领湖南，9月攻下汉阳、汉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接着，挥戈东下，11月4日，北伐军攻入九江，8日打下南昌。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打下了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形势发展之快，确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反过来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猛烈发展。北伐军1926年11月攻占南昌以后，立即在南昌成立了江西省总工会筹备处和省农民协会筹备处，积极进行发展工农运动的宣传、组织工作。到1927年1月中旬，全省工会会员达十余万人，赣州、南昌、九江、吉安、景德镇等城市成立了总工会；4月上旬，会员更发展到二十万人，建立了四十二个县、市总工会或筹备处。同时，江西全省的农会组织扩展到五十四个县，农会会员三十万人。以九江地区的永修县搞得最好，农民自卫军就有一万多人。1927年1月，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同时召开，正式成立了江西省总工会和江西省农民协会，把江西的工农运动进一步推向新的高潮。

    九江的工农运动在北伐军攻克九江前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赵醒侬、方志敏同志早就在九江进行过革命活动。1926年秋，党派曾延生同志到九江担任中共九江特支书记，筹建工会农会和秘密的中国国民党九江执行委员会(后改市党部)，组织海员、码头工人，积极配合北伐军攻打九江。9月，党又派冯任同志到九江，担任江西海员工会主席，调查北洋军阀孙传芳、邓如琢、陈调元的兵力部署和布防情况。10月，正当北伐军转向东南战场时，孙传芳忙调招商局之“江永轮”从南京驰来，船上满载着一千五百余名士兵、夫役五百余名，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增援江西战场，准备作垂死挣扎。冯任同志得此消息，立即指示海员码头工人中的党员于10月16日黎明，将停在九江江心的“江永轮”炸掉。这时，孙传芳正好站在另一条船“江新轮”上目赌一切。“始闻子弹之声，子弹冲破船板，船始下沉”，“火势至为迅烈，一发即不可收拾，历五十分钟。”（注：《孙传芳为江永事覆招商局电》，《申报》1926年10月22日。）“江永轮”被炸，是九江工人对军阀孙传芳的直接打击，是九江工人对北伐军攻占九江的有力配合，九江工人阶级对北伐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伐军攻占九江后，中共九江特支改为中共九江地委，曾延生同志任地委书记。先后在南浔铁路、兴中纱厂、轮船码头、九江第二师范和九江郊区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团组织，建立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并举办了“政治训练班”、“工农武装训练班”，为党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骨干，使工农运动有了迅速地发展。1926年底成立了九江总工会，组织了二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与此同时，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也活跃起来了，整个江城一片沸腾。

    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开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于是，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特别是英帝国主义，继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川“万县惨案”之后，又在1927年1月3日和1月6日，连续制造了“汉口惨案”和“九江惨案”。这就激起了汉口、九江工人阶级的反英怒潮和收回“租界”运动。

    1926年12月26日，武汉市民二十万人召开反英大会，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碍革命工作的租界。”1927年1月3日下午，我宣传员在江汉关附近演讲，英租界当局寻机挑衅，“急调大批武装水兵登岸，挖掘战壕，架机关枪十余架……将刺刀向人丛中乱戳，当将海员工会会员某腹部洞穿，立即毙命；……其余商工各界听众被刺刀枪托杀伤打伤手足及面部者，总计在三十人以上。群众睹此惨状，异常愤激，无不愿以赤手空拳与英水兵决一死战。”（注：《汉口事件之原原本本》，上海《时事新报》。1927年1月1日。）4日，武汉工农商学各界举行联席会议，提出惩办凶手等八项要求，如七十二小时内英领事无圆满答复，即行收回租界和海关。5日，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武汉举行了数十万人的示威大会。会后，武汉工人和革命群众一举占领了英租界，英国水兵从租界撤出，武汉革命政府即派军队进驻租界。

    继武汉工人收回英租界之后，紧接着，九江工人爆发了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早在一个多月之前，过着“简直是牛马的生活，非人的生活”的九江太古、怡和、日清三个帝国主义企业公司的码头工人，为了维持生计，向公司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并为此成立了由林修杰、彭江等同志组成的劳资委员会。“九江码头工人平日对于日清、恰和、太古三公司之待遇极为不满，此次工会成立后，工人感觉自身力量，即欲改良待遇，乃向三公司提出要求”（注：《九江惨案之追述及现状》，《时事新报》1927年2月14日。）。日清公司当即答应，但却遭到太古、怡和公司的拒绝，码头工人乃在十二月宣布罢工。码头工人组织的工人纠察队站在江边各码头，凡太古、怡和公司的轮船至浔，码头工人都停止搬运货物。而英国租界当局更形恐慌，在兵舰上架好大炮，脱下炮衣，准备随时炮击，又在“英租界内堆积沙袋铁网，并有英兵持枪守护道口，并在界内往来梭巡，如临大敌”（注：《贺耀祖师长呈总司令部报告》，《申报》1927年1月18日。），形成一触即发之局面。

    这时，汉口惨案发生。九江地委接到了上级党组织关于支援武汉人民反帝斗争的指示，九江总工会也收到了全国总工会的通知，准备组织九江工人、农民及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和集会游行，向英国领事馆提出抗议，支援武汉工人。

    1月6日下午，码头工人纠察队捕获工贼一名，为外人搬运行李上船，破坏罢工。纠察队员吴宜山(一说吴直山)上前阻止，被英水兵拳脚交加，又“以枪底击其背部”，当场昏仆在地，经抢救无效而死。另有几名工人被打致重伤。接着，英国兵舰又鸣炮两声，威吓群众，“欲效轰击万县之故事”。“一面断绝租界交通，以便掩藏一切杀人的证据，一面嗾使英国妇孺登轮，以便嫁祸我方，其阴谋狡计灼灼可见。”（注：《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宣言》。）这就是英帝国主义分子制造的“九江惨案”。

    惨案发生后，九江工人愤怒异常，市民群众忍无可忍。九江地方党组织与总工会立即组织了以工人为主体的数万群众，高呼“收回英租界!”“帝国主义滚出去!”“打!打!”的口号，手持扁担棍棒，拆除了铁丝网，撬开了大铁门，冲破了英人的武装戒备，象潮水般地涌进了英租界，把英帝国主义分子和英国水兵赶上英舰，夺回了被英帝国主义霸占六十余年的九江英“租界”（注：罗大林(当年九江总工会委员)、钟文光(码头工人)回忆。）。“国闻社”记者当天从九江发出了这样的报导：“今日租界外人住宅皆关门禁闭，所有四围之沙袋，木椿，带刺铁丝等，前此设备之障碍物，皆由工人拆毁，革命军也携枪出入无阻，九江海关与工务司门前，遍贴打倒帝国主义，驱逐英兵登陆，反对英帝国炮舰政策，为被难同志报仇”（注：《九江工人与英兵冲突记》，《时事新报》1972年1月11日。）等传单标语，呈现出一派革命气氛。

    与此同时，进驻九江的北伐军独立二师师长也曾到英领事馆提出口头抗议，并提出维持租界治安问题。英领事表示“俟必要时再为讨论”。但“因风潮日形紧张，大有不可收拾之势”（注：《贺耀祖师长呈总司令部报告》，《申报》1927年1月18日。），到“翌日午前十一时，英领事忽派人来部，请求派兵入界维持”。于是，独立二师在“是日(七日)下午四时半正式接受租界”（注：《贺耀祖师长呈总司令部报告》，《申报》1927年1月18日。），并派第三团负责维持秩序。当天，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率宪兵一排入界巡查，秩序良好。次日，邓主任召集各界各团体开联席会议，讨论善后办法，一致决议派员向英领事提出抗议。

    租界收回后，为了处理工潮和对英事务，由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等单位组成了“调解委员会”，各界各团体组成了“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经过调解委员会的努力，九江码头工人的工资增加一倍，死伤工人的医疗费也由英人负责赔偿（注：罗大林、钟文光回忆。）。

    “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并不负责外交上的交涉，涉及全局问题仍由武汉政府外交部处理。但该委员会发表了“宣言”，向全国人民陈述了收回英租界的原委，揭露了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阴谋，强调指出：“这次九江惨案不发生于前，而独发生于汉口惨案之后，所以这次九江惨案实于汉口惨案有连带关系，也可以说是九江英帝国主义者对汉口帝国主义者的一种声援和响应，以故设圈套，有意挑畔，于此可见。”“宣言”还进一步提出了解决这次惨案的根本方法：“九江的事件决不是仅仅内部的问题，也不是九江一市江西一省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决不能用一种割肉补疮的方法来救济，我们要求的是一种根本总解决，这个解决是什么，便是废除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禁止英兵舰在中国的内河航行，收回租界。换一句话说，就是打倒英帝国主义。”（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显然，这是最坚决，最彻底，最正确的解决方法。九江人民和中国人民“非一日奋斗到底，不达目的不止”。

    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声援。1月10日，全国总工会发出了“打倒这个一息仅存的帝国主义，湔雪我们数十年来的奇耻大辱”的号召，各地群众纷纷举行反英大会。南昌成立了“南昌市民反英大同盟援助汉浔惨案委员会”，14日召开了十万人大会，发表了“通电”，出版了“反英日报”。16日，长沙举行了二十万人大会；广州工人、全国学联、上海学联等，均发表了“宣言”、“通电”或游行示威，扩大反英宣传。武汉国民政府随即派员来浔组织“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租界事务，通过外交向英交涉。

    在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下，英帝国主义者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英情绪，遂派英国驻华公使俄玛利到汉，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谈判汉案浔案问题。谈判从1月12日开始，迄2月1日中途停止。因为英国一面派代表来谈判，一面又派军队在上海登陆，继续侵犯我主权，武汉国民政府遂提出抗议并宣布谈判中止。2月10日，英国外交部长张伯伦发表演说，表示“让步”。“二月十九日，英国代表告外交部长称业奉本国训令结束汉案谈判事宜。”当即由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国代表俄玛利签订了“关于汉口英租界之协定”（注：《汉口外交部发表之交涉经过》，《国闻周报》四卷二期。），正式承认将汉口租界无条件地交还中国。“英国市政机关即行解散，而租界区域内行政事宜，将由华人之新市政机关接收办理。”（注：《关于汉口英租界之协定》，《国闻周报》四卷二期。）2月20日，陈友仁与俄玛利又签订了“九江英租界协定”，承认“关于汉口租界所订之协定，将即时同样适用于九江租界”（注：《九江英租界协定》，《国闻周报》四卷二期。）也就是无条件地交还中国。至此，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