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炜

　　1983年召开第一次“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以来，资产阶级问题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本文根据近几年发表的论文，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构成问题的研究进行述评，希望有助于开展讨论。

　　　　一

　　什么是资产阶级？人们各说不一。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学者一般采用资产阶级的广义定义，包括自由职业者和中产阶级，而西方学者一般使用狭义的定义，只包括近代企业家。其实中国学者也是同时采用两种定义的。在我国有关论著中，所谓广义的定义包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代表，而对这一概念的“狭义”理解，指的也是占有生产资料并剥削雇佣劳动的各种企业主。

　　正因为资产阶级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以在具体运用中就有了差异。比如严中平认为，买办资产阶级是外国资产阶级的帮凶，那些和外国洋行结成主雇关系的掮客、通事、买办、看银师等，都是买办资产阶级分子（注：严中平《试论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然而，就其为洋行服务而言，掮客、通事、买办、看银师不一定有自己的独立资本，作为洋行的高级雇员也不是什么资本家。说他们作为外国资产阶级的帮凶而成为资产阶级，那么推而广之，凡是出卖民族利益、勾结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败类都成了买办资产阶级。所以严中平使用的广义定义，同上述广义定义并不一样。

　　唐传泗、徐鼎新对资产阶级和资本家两个词的用法使用了两种标准。他们说：“在20世纪初，在资产阶级队伍里已出现了一批向近代工矿业、航运业、金融业投资，正向着民族资本家转化的企业主，已完成转化的所占比重还较小，而票号、钱庄、典当以及各类商业、手工业企业的经营者和买办，则依然是当时资产阶级队伍的主体。”（注：唐传泗、徐鼎新：《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若干问题》，《学术月刊》1984年第3期。）作者的意思是作为资产阶级队伍成员的企业主、商人并不一定是资本家。这使人感到困惑。难道资产阶级不就是资本家的群体组成吗？两位作者在这里用的资产阶级概念没有包括“资产阶级代表”，但是包括了将要转变为却还没有成为资本家的那些人物，所以他们也在用广义的定义，但与前述用法是不相同的。章开沅认为，对于近代中国资本结构中占优势的银钱业和商业的经营者的阶级属性较难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因为银钱业和商业是从封建性向资本主义性过渡的部门，需要作个体的，集团的、行业的深入研究，才能作出判断（注：章开沅：《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唐传泗和徐鼎新区别使用资产阶级和资本家这两个词，似乎对于解决章开沅所说的难题有所助益，可是既然人物的转化有个过程，那么阶级的形成也应该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怎么可以说阶级已经存在了呢？

　　很多学者是以狭义定义来使用资产阶级概念的。杨培新说：“中国金融资产阶级，指的是在旧中国开设私人银行、钱行、银号、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资产阶级。它是中国民族金融资产阶级，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注：杨培新：《论中国金融资产阶级》，《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徐宗勉说，资产阶级“是指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体，不包括本人不是资本家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注：徐宗勉：《关于资产阶级从拥袁走向反袁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5期。）。他们都是首先确定资产阶级概念的使用范围，以免同广义的资产阶级概念相混淆。这种做法无疑是可取的。也有一些研究者乐于用资本家阶级这个词来表示狭义的资产阶级概念。丁日初说：“如果专指拥有资本、经营资本主义企业的人们，那么资本家阶级这个概念更精确，因为它既不是指封建社会市民中的有产者，也不包括没有资本而仅具有资本家阶级的观点或特性的人们。”（注：丁日初：《资产阶级与资本家阶级》，1987年6月9日《文汇报》。）有的研究者同时使用“资产阶级”和“资产者阶级”两个词，后者专指作为资本家的人们，前者则泛指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人们，包括资产者阶级的政治代表及其各种派别。

　　用资本家阶级（或资产者阶级）这个词来表示狭义的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这个词只取广义的含义，而且以资本家阶级为其内核和基础，就可以避免因概念不清而造成的混乱，这对于资产阶级研究将是很有意义的。笔者赞同这样的做法，不过为了尊重大部分研究者的习惯，在以下的叙述中暂且沿用资产阶级概念的一般用法。

　　　　二

　　没有资本主义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所以要研究资产阶级的产生必须首先分析资本主义的诞生。

　　关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考察近代机器工业，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在洋务运动以后逐步产生的。张国辉认为，19世纪70年代开始产生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一部分商人、买办、地主和官僚通过近代企业的经营活动向资产阶级转化（注：张国辉《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资产阶级的构成》，《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

　　早在1983年的讨论中，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应该重视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最近几年，许多研究者进一步阐明了各自的见解。彭泽益认为，近代中国工场手工业在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工业资本控制和利用个体手工业以及商业资本运用多种形式来控制和剥削大量的个体手工业者，都是普遍的现象。因此他指出：研究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既不能忽视手工业，也不能忽视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家内劳动，即家庭手工业（注：彭泽益：《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孔经纬说：“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于资本主义关系萌芽期，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形成则同资本主义形成相伴随。”（注：孔经纬：《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形成和资产阶级形成》，《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所以作为资本主义的手工业，必然伴随手工业资本家的产生，当是确定无疑的。陈西平指出：“人们总是习惯于把手工业资本家看作是一些由小商品生产者上升的工场或作坊主。实际上，到清末，手工业资本家的成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商人、地主甚至官僚在兴办实业浪潮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纷纷投资于手工业，成为手工业资本家的重要来源。”（注：陈西平：《清末湖南手工业资本家的发展与辛亥革命》，《求索》1985年第6期。）

　　把新式商业作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起点来考虑是近年来的一个突出现象，但是许多研究者对鸦片战争后新式商业以及新式商人的看法却有很大差异。

　　章文钦认为，伍怡和家族是由封建官商转化而来的早期买办商人势力的重要代表（注：章文钦：《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4期。）。他通过对伍氏家族的分析来判断一个新的阶级的产生，方法上有其可取之处，但是结论似乎还需斟酌。伍家发迹是在开埠前以官商的地位取得的。开埠后原十三行改为茶行，伍家当有机会转化为新式商人，可是因为客观条件发生变化，伍家的商业活动受到局限，加上伍家子弟弃商求官，骄奢淫逸，伍家逐趋衰败。伍家勾结侵略者，充当汉奸，只是其反动的政治表现。所以笔者觉得把伍家看作官商不能适应新潮流的典型是十分恰当的，但是把它看作资产阶级的代表却不妥当。

　　严中平把同外国洋行有业务交往的商业统称为“买办化”的商业。他把买办定义为一个阶级，认为买办资产阶级势力的扩张，导致“商品流通渠道的买办化”、“金融周转渠道的买办化”（注：严中平《试论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所以开埠以后出现的新式商业就不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商业，而是买办化商业，从事这些商业活动的人也属于买办资产阶级。汪敬虞的着眼点主要是近代工业，但是他也强调买办的特殊地位，他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舞台上，主角不是资本主义前史时期的手工工场主或商人包买主，而是封建社会的主要剥削者官僚、地主和商人。而真正站在舞台前列的，则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华的工具的洋行买办。他们是半殖民地上生长的特殊商人（注：汪敬虞：《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汪敬虞没有把买办定义为一个阶级。张国辉也没有把买办称为一个阶级，而是称为一个阶层（注：张国辉：《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认为这是鸦片战争后开始形成的一个新的阶层。

　　杜恂诚则明确地把买办看作商业资本家，认为他们同非买办的新式商人一起，组成中国商业资产阶级。他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首先出现的是资本主义商业和商业资本家，“而中国资本主义商业的‘毛，’却是依附在外国产业资本的‘皮’上的。”“它作为外国在华商业资本的补充，从属于外国产业资本的需要，分润外国产业资本的余利”（注：杜恂诚：《从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看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他认为，19世纪7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出口贸易购销网的充分控制和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形态的初步形成，标志着中国商业资产阶级的产生。他不同意“买办性商业”的说法，他认为“买办性”只是一个比喻，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定义。他不赞成以中国新式商业为外国资本主义所利用，就判断它具有‘买办性’，因为生产出口商品的小生产者、需求质优价廉的洋货的中国消费者和中国的民族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外国资本主义的需要。其实以往的大多数论者都是根据“买办性”的多少来划分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也就是说，理论上肯定半殖民地的民族资本也有一定的买办性，只是没有买办资本那么多的买办性罢了。所以杜恂诚没有在新式商业的民族性上展开论证，这是一个缺憾。

　　把鸦片战争后出现的中国新式商业称为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研究者为数不少。黄逸平认为，五口通商后不久产生的中国近代商业，从其所有制性质分析，绝大部分不是买办商业，而是民族资本商业，因而在70年代近代工业诞生之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就已在近代商业中萌生，然后才在近代工业中显现，中国近代商业资本仍然起到产业资本的历史前驱作用（注：黄逸平：《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商业的产生》，《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拙作《试论晚清上海新式商业的形成与性质》（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认为，所谓新式商业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那部分商业，在本国民族工业尚未兴起之时，这部分商业是同外国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待本国民族工业兴起后，它又为本国民族工业服务。这种新式商业的发生，是指买办或没有买办身份的商人，投资设立商业机构，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洋行的名义，独自从事收购出口土产和推销洋货的活动。这种新式商业从属和适应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产业资本，因而是资本主义的商业。又因为它具有民族性，同买办在洋行内的业务活动性质不同，所以不是什么买办商业，因而把它论定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商业，而投资和经营这种新式商业的人也就取得了商业资本家的身份。丁日初认为，从事对外贸易的买办就是中国第一代新式商人，因为“买办同新式商人实在是无法分清的”，“19世纪下半期买办虽有洋行雇员的一重身份，同时又是独立的资本家，他们之所以乐于保留买办职务，是因为这对于他们经营独立企业有好处”，所以他主张“把有买办兼职的新式商人同无买办兼职的新式商人一起划归中国资本家阶级”（注：丁日初：《买办商人、买办与中国资本家阶级》，1987年3月17日《文汇报》。）。

　　以上观点都主张把新式商业看作民族资本主义商业，因而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从新式商业的出现就开始了。丁日初指出，我国商业资本家的诞生比工业资本家早二、三十年，发展了几十年近代化商业、钱庄业的资本家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的社会基础（注：《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序言，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郭庠林、陈绍闻说：“中国资产阶级形成时期的开始年代，是19世纪40年代”，他们认为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到19世纪60年代时，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虽然没有什么发展，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在发展，买办的数量不断增多。两位作者所述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同上述观点相一致。而强调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出现则同彭泽益的意见接近，不过彭泽益提供的材料说明，中国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真正发展，还是在中国近代工业产生之后，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才有较大发展，所以一般研究者都没有把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上推到19世纪40年代。至于买办，两位作者认为“应该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但是他们又认为“按照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联系程度不同，可以把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注：郭庠林、陈绍闻：《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时期及其结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这一点又接近于严中平的观点。

　　还有一种意见，把资本主义商业的范围定得很宽。朱英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商业行业，传统商业的性质也依次发生变化。至20世纪初年，从总体和广义而言，近代中国的商业基本上可以纳入资本主义的范畴。”（注：朱英：《近代中国民族商业资本的发展特点与影响》，《华中师院研究生学报》1985年第1期）显然，作者以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为界，把旧式商业也大体上看成了资本主义商业。这是笔者不敢苟同的。新式商业产生于民族工业之前，它是同外国产业资本相联系的，民族工业产生后，其产品在所有资本主义工业产品的流通中所占比重仍然有限，外资企业产品、进口货仍占多数，新式商业资本仍在很大程度上在外国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行。而大量的旧式商业资本也仍在前资本主义的广大农村、内地的小生产的基础上运行。所以即使在20世纪初民族工业有较大发展，在中国广大土地上自然经济仍然是主要的，商业同近代产业资本的联系不是主要的，把同自然经济相联系的那部分商业也说成资本主义商业并不妥当。

　　洪葭管认为，研究资产阶级的状况，绝不能忽视货币资本家的活动，他强调从借贷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上，可以反证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这显然是极有见地的。但是根据他的考察，19世纪的山西票号和上海钱庄都还不具备作为借贷资本的信用机构的条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借贷资本，钱庄资本是在进入20世纪后才逐渐转化为借贷资本的（注：洪葭管：《从借贷资本的兴起看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完整形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8期。）。张国辉认为，19世纪60、70年代之交，钱庄资本和票号资本已经成为从职能资本的运动中独立出来的货币资本，具备了借贷资本的性能，特别是从19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钱庄、票号的活动已经从为商品的流通过程服务，发展到与商品的生产过程的运动相联系了，这种带规律性的运动出现在钱庄票号职能变化过程中，从实质上说，也就是钱庄、票号本身在不同程度上资本主义化的体现（注：张国辉：《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钱庄和票号》，《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以前人们对钱庄性质的变化还有所注意，而对票号，几乎众口一词地强调它的封建性。张国辉的研究打开了一条全面考虑问题的思路。他指出：以往的研究“忽略了这种金融机构在商业贸易活动上所作出的贡献”，他着眼于这种新的经济关系，认为“应该注意到票号资本在它的长期发展历程中所发生的性质上的变化”（注：张国辉：《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票号业的发展》，《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不过他在指出钱庄、票号的性质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同时，却没有直接提出钱庄主、票号主同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关系。

　　有的研究者是明确地使用“钱庄资本家”的概念的。如姚会元所说的“钱庄资本家”，不仅仅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钱庄主，并且指19世纪20世纪之交，也泛指整个近代的钱庄主（注：姚会元：《国民党统治时期汉口钱庄的衰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郭庠林、陈绍闻认为，在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这段时期已经形成的中国资产阶级中就有“金融资产阶级”这么一个集团。杨培新所说的金融资产阶级也包括了钱庄、票号等金融业主。

　　关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产生问题的探讨，牵涉到对资产阶级的构成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所以把这个问题进一步研究清楚是十分重要的。

　　　　三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构成，几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热烈争论的问题。这个问题所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前面已经提到，严中平肯定鸦片战争后首先产生了买办资产阶级，其根据就是当时已产生了依附于洋商的买办资本。他说：“诸凡附股于洋行的华商资本，都是和外商结成盈亏与共的资本合作关系，在为外商积累资本的同时积累自己资本的。按照我们所理解的买办资本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质的规定性，他们的资本都是买办资本，他们之为人都是买办资产阶级，不管他们是否具有买办身份，都是一样。”（注：严中平《试论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黄如桐认为“买办不能单独构成一个阶级，但无疑的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基本上是中国资产阶级中从属于外国产业资本或其他外国资本的商业资产阶级这部分”（注：黄如桐：《关于官僚资产阶级问题的一些看法》，《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这一看法，如果同资产阶级产生问题联系起来考虑，黄如桐实际上也肯定鸦片战争后就产生了商业资产阶级，他并没有把当时的资产阶级划成两个阶级，仅仅委婉地说：“买办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或集团。”可是他认为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大官僚和大买办结合而成为早期官僚资产阶级。早期官僚资产阶级具有五个基本特征：（1）与国家政权相结合，掌握一批颇具规模的近代企业；（2）掌握洋务派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占有权，但以占有权力主，并通过占有权的运用，来扩大他们个人的所有权；（3）对工人实行带有浓厚封建性的监督管理制度；（4）利用职权，化公为私；（5）经济思想是买办的封建的经济思想。以上五个特征中后三个特征恐怕很难说是一个特殊阶级固有的特征，在早期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同样会有大量相似的问题存在。至于第一个特证，笔者以为，以官僚身份代表政府去经办企业的李鸿章、张之洞很难说是大资本家，所以这个特征不是资产阶级的特征。关于第二个特征，黄如桐在论述中使用了双重评价标准，一是说一部分洋务派官僚只凭占有权（即经营管理企业权），“虽然没有个人投资，但却代表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属于官僚资产阶级的范畴”。一是说盛宣怀通过经营洋务企业，用种种卑劣手段积累资本，变成一个大官僚资本家。大概黄如桐在前一种情况下指的只是官僚资本家的代表（如同前面所说的广义的资产阶级），不过这种没有个人投资的官僚显然不可能是资本家，而他在后一种情况下所说的有大量个人投资的官僚是否变成另一种资产阶级，这倒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张国辉认为，洋务派集团是一个复杂的构成体，因此不能把整个集团简单地视同官僚资产阶级，“这个集团的分化和一部分成员的转化到80、90年代之交是明显地存在着的。因此，这一部分人实则是从他们经营近代企业的艰苦历程中逐步转向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为后者提供基础的”（注：张国辉《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资产阶级的构成》，《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洋务派官僚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一步就是他们拥有个人的投资。汪熙强调官督商办企业的官僚资本性质，但他注意到官督商办企业内部官权与商利的斗争，其结果引起了官督商办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分化与转化。徐润、杨宗濂等都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盛宣怀的转化则波折叠起，但到辛亥革命后他不再依靠官权，而是依靠股权，所以已经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注：汪熙：《试论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与作用》，《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盛宣怀以大官僚拥有大量投资著称，关于他的阶级属性颇多争议。在第四届洋务运动讨论会上，一种意见认为盛宣怀不是官僚资本家，而是走了一条U字形的发展道路，即从民族性很强的资本家开始，中间经过一段弯路，最后又回到民族性很强的资本家的行列。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盛宣怀进入轮船招商局时两手空空，没有资本，是一个纯粹的官僚，他是从官开始起步，后来才成为资本家的（注：赵春晨：《第四届洋务运动史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很多研究者指出，早期民族资本很大部分来源于官僚投资。对于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官僚如何向资本家转化的问题，章开沅主张持审慎态度。他认为：“中国早期的企业家群通常被人们称作绅商，这意味着他们大多具有过渡阶段的双重性格。”（注：章开沅：《对张的再认识》，《江海学刊》1988年第1期。）

　　魏明认为军阀官僚私人资本的性质应该属于民族资本。“这一部资本和国家资本的结合又使它带有官僚性，和外国资本的结合又使它带有一定的买办性，这些并不构成它本身意义的否定，而正体现了当时民族资本的某些特征。”（注：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不过作者没有排除官僚资产阶级的存在。他认为官僚私人资本是民族资本，国家资本是官僚资本，代表和支配国家资本的官僚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他所说的官僚资产阶级同黄如桐广义含义的官僚资产阶级意思接近，不过黄如桐说他们代表有私人投资的官僚资产阶级（资本家）的利益，而魏明所说的官僚资产阶级仅代表官股的即政府的利益。

　　姜铎也肯定旧中国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资产阶级，而买办阶级就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的立论根据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1）“从旧中国存在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考虑”；（2）“从旧中国历次运动的资产阶级表现来考虑；（3）“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决定政治路线的过程来考虑。”（注：姜铎：《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后两个方面可能是一种反证法，用作论证的参考也许是有用的，但是如果主要按政治态度而不是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的话，就不一定有普遍意义，何况政治路线的决定是阶级关系运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笔者以为真正的立论依据应当是姜铎的第一方面的考虑。可是什么是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同什么是两个资产阶级一样需要加以论证的问题。姜铎把买办和买办商人称为买办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外国侵略资本在中国的总买办，所以也可称为买办阶级。那么作为外国侵略资本在中国的总买办的是哪些人呢？姜铎列举的是盛宣怀、梁士□、曹汝霖、张作霖、阎锡山和蒋、宋、孔、陈等，“大都是军阀、官僚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一身二任的角色”。他认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既是一个政治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实体，解放后没收交通银行官僚资本时开列的115人的名单说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有大量私人投资。不过，我们是否可以据此作出另一种解释呢？比如，一般官僚的私人投资我们没有没收，只有反动官僚的私人投资我们才予没收，所以官僚资本只是一个政治概念，被姜铎称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人都首先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

　　张海鹏认为，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至少在洋务运动时期已开始出现，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发展起来，到四大家族产生，才形成了后来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是一脉相承的”（注：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如果说张海鹏的表述尚属粗线条的话，那么姜铎说法就比较细致了。后者认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分化过程是一个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过程，又是不断变动的过程。洋务运动时期的两个资产阶级可以说均未定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北洋政府时期是两种资本和两个资产阶级的发展阶级，仍然相互夹杂，未完全定型。1927年蒋介石上台到1949年垮台为止的22年间，是两种资本两个资产阶级的最后定型阶段（注：姜铎：《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姜铎十分重视两种资本和两个资产阶级之间的转化问题。他的标准是官僚是否继续掌权、是否反动。如果是处于两可之间的人物，如严信厚、聂缉、徐润、曾铸、叶澄衷等，在他看来，其阶级身份“往往是难于捉摸的”。姜铎运用的转化标准的随意性太大，笔者觉得，作为一种资本形态和一个社会阶级应当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况且，转化主要取决于政治因素就更加令人难于捉摸了。

　　持一个资产阶级论的研究者，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的。一方面论证买办商人和其他新式商人属于期的商业资本家，不是一个特殊的买办阶级。这种意见本文前面已介绍，在此不赘。另一面是论证不存在官僚资产阶级。丁日初和笔者合写的《论晚清的国家资本主义》（注：《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一文把洋务企业称为国家资本或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我们认为：“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区别之一是：私人资本由于所有权在私人，因此一定会有一个相应的资本家阶级，而国家资本由于所有权不在任何个人而在封建政权，因此还不可能形成一个相应的新阶级。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洋务企业中出现了民族资本家，却没有出现什么官僚资产阶级。”

　　张海鹏不同意把洋务企业称作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他说，如果把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看作民族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借以区别于外国资本主义，“只具有人种学上的含义，不具有阶级社会的特点”（注：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李时岳赞成使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说，把洋务企业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从世界的范围来区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是何等重要的事”，他说“这些地方国营的洋务企业和民间企业共同构成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注：李时岳：《洋务运动论纲》，《汕头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其实，把洋务企业称作国家资本主义不仅是为了区别于外国资本主义，而且是为了区别于官府手工业为代表的封建主义，这就具有鲜明的阶级社会的特点，说它“只具有人种学上的含义”，显然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