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东

　　十八世纪下半叶，清王朝开始走上衰败的道路。与此同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处在迅速上升的阶段，它如潮水般汹涌地向着东方推进，“要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旋涡之中”。古老的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如何处理对外关系就开始成为清王朝的重大政治课题。由于清代的经济落后和政治腐败，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又不能正确观察分析世界形势，无法制定正确的外交路线和方针。尤其清王朝中的封建顽固派，敌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妄自尊大，推行反动的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政策。后来又和洋务派中的一些反动人物勾结起来，对外妥协投降，出卖国家主权，使旧中国更加殖民地化。众多的仁人志士与封建顽固派相反，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并力求中国实现政治改革，端正对外关系，以跟上世界潮流的前进步伐。因此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围绕着对外关系这个重大问题，始终存在着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的分歧与斗争。这些矛盾与斗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通过不同的格局表现出来。

从闭关到互市

　　清王朝的对外关系，开始时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从清初到鸦片战争这三百年期间，在对外贸易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644年到1684年，是实行海禁闭关阶段；从1684年到1757年，是开禁设关阶段；从1757年到1840年，是多口贸易归并为一口贸易的阶段。

　　清政府为了严厉限制外商在中国沿海的贸易活动，在1660年，颁布执行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的“防夷五事”：第一，“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第二，外商到粤后，由“寓民行商管束稽查”。第三，“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第四，“严禁外夷雇人传递信息”。第五，“夷船舶处”，“拔营员弹压稽查”。除此，在1809年和1831年清政府又颁布了《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条规。由于条规的制定者未曾对外商加以区别对待，使较规矩的外商受到约束，越规的外商反倒通过贿赂中国行商而通行无阻。因此这些条规既无法阻止外商们的违法行为，又阻碍了中外商易的正常发展。

　　清政府的对外贸易，向来是通过特定的机构——洋行来进行的。洋行一面为外国商人在中国销售输入品，一面又为外国商人在中国采购输出品，成为沟通中外贸易的唯一机构。由于清政府长期未曾设立外交机构，因此一些外交事务也往往通过洋行来处理。洋行就一度成为一身兼二任（外贸与外交）的机构了。清政府设立洋行的原来意图是为的“杜私通，而防禁物”，结果适得其反，行商们把持洋行特权，从中营私舞弊变本加厉。正如道光廿年万启心的奏中称：“自闹粤省专立洋商，原以绝冒禁欺诈之敝，而商人无敝不作，其家资巨万，皆由包庇违禁货物，欺诈中外商夷所得。”（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十六）洋行竟成为这些弊害的渊薮。

　　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每年出口货量增加有限，这与出口货品运输迟滞有莫大的关系。如在嘉庆年间，关于茶的输出途径就有海运与河运之争。嘉庆十八年，清政府为了畅通货运，缩短运途，才逐渐由河运改为海运。可是实行不到五年，两广总督就以“恐有违禁夹带之弊”为借口，奏请凡输出货品仍改为内河运行，并坚持到道光元年为止。为什么清朝统治者会反对费省途捷的海运，而坚持费贵途远的河运呢？原来是地方官吏目的是凭借河运，沿途设卡，从中勒索。

　　清政府一面开放海禁，另一面却又限制和歧视沿海乡民出海自由贸易。如康熙五十六年清政府曾下令“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处，不许前往贸易，违者严加治罪”；并严令在南海一带的华侨，限三年回国，否则“不得复归故土”（注：《清朝文献通考》卷297页）。雍正五年虽然废除了往南洋贸易的禁令，可是对归国华侨的歧视和迫害，却是有增无减。“一个从海外归国的商人很可能被逮捕审讯，甚至说他私通外番被判为汉奸而杀掉脑袋。”（注：马丁：《中国政治商业与社会》第二卷137）清政府这种禁令与限制，不仅堵塞了中国商人的出外谋生之路，还严重地影响了中外的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

　　闭关自守是封建国家常用的政策，但在中国清代却实行得特别严厉和顽固，这是有它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封建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皆可以自给，无须它求，即所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同时清朝统治者又企图通过闭关政策来防止“夷人”与“内匪”（指内地的反清力量）的联合。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守旧中国的首要条件”，“欧洲各国从十七世纪末与中国通商而互相竞争，它们之间的剧烈纠纷曾经有力地推动满洲实行这样的排外政策，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是，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鞑靼人征服以后最初半个世纪的怀疑的不满情绪”（注：《马、恩全集》9卷115页）。

　　清代的闭关自守政策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它阻碍了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本来已经落后的封建经济更加衰败。它是一种消极无能的措施，根本无法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沿海伸张势力。可悲的清朝统治者在执行这项反动又失败的政策时却抱着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以害为益的麻木态度。如嘉庆皇帝曾在一道上谕中说：“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嘉庆廿一年，皇帝和任过粤督的孙玉庭有过一次对话，更表现出他们的愚昧荒唐。皇帝问孙：“英国是否富强？”孙答：“彼国大于西洋诸国，故强。但强由于富，富则由于中国。”皇帝问其故，孙解释道：“彼国贸易至广东，其货物易换茶叶回国，时转卖于附近西洋各小国，故富，因而能强。西洋诸国之需茶叶，亦犹北边外之需大黄。我若禁茶出洋，则彼穷且病，又安能强？”（注：《孙玉庭自记年谱》《延□棠集》附）今天我们看来这是一则令人捧腹的政治笑话，而当初它却是能博得龙颜大悦的“高见”。历史悲剧就在这里。马克思曾预见到这种悲剧的结局：“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合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殊死的决斗中死去……。”（注：《马、恩选集》第二卷第26页）

　　史学界关于清代闭关政策的评价，至今不一致。有的论者认为该政策在前期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是起着反动作用的，“不过从清代后期（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闭关政策的性质和作用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已主要集中于严防鸦片输入、抵制和打击西方侵略者的鸦片走私犯罪活动；它已带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侵略的性质，作为反侵略斗争的手段，起着捍卫民族利益的作用。”（注：《历史教学》79年第10期第19页）笔者认为闭关政策的本身始终是消极保守的措施，它只能和其他的斗争手段（主要是武装防务）相配合，才能对民族自卫起一定的辅助作用。若单项使用它，对民族自卫斗争有时反起有害的作用。历史事实是最好的证明：1843年7月，英国驻华监督律劳卑，因违反清政府原定中外交涉必须通过行商的规定，两广总督卢坤就以停止中英贸易的“封舱”的办法加以抵制和警告。可是律劳卑并不因此收敛，反而用大炮轰击虎门炮台，对清政府进行战争恫吓。卢坤才知道单纯的封舱不足以制止律劳卑的挑衅行为。于是着手整顿珠江防务，积极备战。律劳卑鉴于清政府的备战，才被迫收起他的炮舰政策。历史证明清政府单凭它的闭关政策，连鸦片走私都堵塞不住，民族自卫作用又从何谈起！

　　实行闭关政策的是非得失，在当时清政府的官员中就有所评论。如督抚中的林则徐，原也认为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是有恃无恐的。他曾说：“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借资外夷”，实行闭关政策就会使“各国生计，从此休矣”！（注：《林文忠公致书使粤奏稿》卷一）可是当他经过了广大禁烟和抗英斗争的实践，就改变了原有的看法。他认识到单依靠闭关政策并不足起制夷的作用，要制夷必须做到“探访夷情，知可定控制之方。”因而林则徐在禁烟斗争中就未曾一味闭关，而将正常贸易与鸦片走私加以严格的区别，反对“因英夷而并绝诸国”的做法。后来由于义律在缴烟中肆意违抗，林则徐不得不按照“违抗封舱”的旧例，下令停止贸易。一旦使鸦片贩子全部缴出鸦片之后，就下令恢复中英贸易。即使对待鸦片贩子，林则徐也提出了“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分化政策。我们可以设想，若没有投降派的阻挠和破坏，以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通过禁烟斗争，可以做到既杜绝鸦片走私又能恢复正常的对外贸易的良好局面。

　　维新思想的先驱者魏源对清政府那种固步自封的对外政策甚为不满，认为它使国家只徒受其害而未能受益。他说：“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而不肯受益也”（注：《魏源文集》（筹海篇）三）。在禁烟时期，魏源也提出了对外关系的原则，应该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筹海篇、上篇）这就是在严禁鸦片的同时，又要维持正当的对外贸易。他又认为要抵御外侮，首先要了解夷情，并要起用懂外交的官员。他说：“欲制外夷者，必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人才，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注：《魏源文集》（筹海篇）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尽取外国之羽翼为中国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注：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

　　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历史洪流冲垮了闭关锁国的封建长堤。《南京条约》签定后，清朝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承认“互市之局已成，此事万难闭关”。从闭关到互市，是一个历史转折，它使中国对外贸易开始挣脱了封建镣铐，并在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这种互市是在外国侵略者夺取了中国大门的钥匙——海关行政大权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便利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商品输出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它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造成了一定的买办性。

从商战到救亡

　　鸦片战争是“古今中外之大变局”。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经过这次大变局，发觉　“英法诸国”的“利器精兵，百倍中国”；又懂得“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而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页）他们深感到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并要求在军事设备和军事技术上能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练兵制器，要不要实行新政，就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洋务派和封建顽固派最主要的政治分野。

　　洋务派提出“自强”新政的主要意图，究竟是为的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呢？还是对外御侮呢？李鸿章在筹建新式海防时曾说：“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等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救也”。（注：《洋务运动》第一册42页）又说：“以中国之大，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注：《清史稿》第12018页）另一个洋务派也说得很明确：“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横，固非独一日本为然。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注：《筹办夷务始末》第25卷第2页）。1875年7月25日，洋务派的中央主持者奕□在奏折中说得更明白：“伏查上年日本兵扰台湾，正恃铁甲船为自雄之具。……自台事就绪，而揣度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豫为之备，于是有海防之议”（注：《洋务运动》第二册337页）。综合洋务派的言论来看，他们举办“自强”新政的目的，虽然有防内的一面，但主要是为的抵御外侮。尤其是在中法战争之后，洋务派加紧购买军舰，制造枪炮，建立海军基地等战备措施，主要是针对外国侵略者的扩张活动的。

　　洋务派从七十年代开始，懂得了“强与富相因”的道理，开始致力于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洋务派从求强到求富的转变时期，正当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急剧加强的时候。外国资本主义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在中国取得了更多的通商口岸，这些口岸就成为他们在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进口处和转运站。首先感到这种经济侵略的威胁是洋务派中的李鸿章，他说：“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0卷29页）。接着左宗棠提出“各国通商，宜以商战”的主张，并获得洋务派的普遍赞许。他在1866年首创福州船政局，就为的“急造轮船”，“以敌洋商”。李鸿章接踵在沪创办招商局，他自称是为的振兴中国商务，实行“商战”，以达到“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则中国益一分之利”（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39卷32页）。招商局成立后，经过五年的经营，将外商经营的旗昌洋行挤垮，在九年内使“华商运货水脚，少人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两”（注：《光绪七年二月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洋务运动》第六册60页）。经过十多年的“商战”，洋务派从洋商中夺回了部分航运主权，打破了外洋轮船在中国航运上的垄断局面。这连外国人也承认，招商局设立的“目的是要从外国公司的手中夺取势力日益增长的沿海贸易”。

　　洋务派不仅与洋商在争夺航运权而且还开展了国货与洋货的销售之争。为了抵制洋货在中国倾销，其主要措施就是“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纺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1890年，张之洞开办的湖北织布局，在“商战”中曾发挥过一定的威力。该局“各机齐开，一昼夜可出布二千匹”。它一举两得，“一可免每年三四千万巨款流出外洋，一可遏每年一千四百余万匹洋布运人中国”（注：《皇朝经世文三编》第卅一卷9页）。洋务派在十九世纪末叶，相继创办的民用工业企业大约有十多个，在我国建立了第一批近代工业，对洋商的商品输出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中外双方在“商战”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原材料生产部门。因为任何工厂若缺乏能源与原材料供应，机器就要停转，工厂企业就有停工停产的危险。这一点洋务派也是明察的：“闽各沪厂，日需外洋煤铁，……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殊甚。”（注：《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第五册123—124页）洋务派为了避免外国资本主义在能源上卡脖子，于1877年创办了开平矿务局，该局建成后“每日出煤五、六百吨之多，……除运往要口，分供各局及中外轮船之用，并可兼顾内地民间日用”（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90卷43页）。开乎矿务局设立之后，各省的采矿企业和有关原材料生产企业，也闻风兴起，遍及八、九个省。这些企业的建立都不同程度抵制了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部门的控制，扭转了有些原料依赖进口的不利局面。

　　洋务派与洋商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商战”，对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也曾延缓了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但他们无法改变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洋务派在“商战”中虽表现了一定的斗争性，但他们的意图并不是为民族资本主义争地盘，而只是以此种种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地位而已。洋务派中主要人物李鸿章说：“洋人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我土地也”（《李文忠全集》朋僚函稿），并把林则徐，僧格林沁的抗英斗争诬说成“逞一时之愤”。洋务派认为只要遵守“和约”就可以与列强相安共处。李鸿章办洋务和对外关系的主导思想是：“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一），复曾相）“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彼见我战守之具既多，外侮自可不作，此不战而屈之上计：……。”（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以上论点不仅扩大了战备可以抵御外侮的作用，同时又将“和戎”当作　“自强”的前提了。李鸿章基于这种思想，当外国侵略者用战争威胁清王朝时，他在对外交涉中就必然会执行怯战求和、妥协投降的路线。史学界有些论者认为李鸿章办洋务的出发点也是卖国的，是秉承洋人的旨意干的，它只是为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扫清道路而已。这些论点所以不妥就是未能将李鸿章等人在“商战”中的抗争性与对外交涉中的妥协性加以区别开来，同时又将参于洋务活动的抵抗派与投降派混为一谈了。

　　十九世纪末，洋务派的“商战”宣告失败，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攫夺了种种侵略特权，使中国社会进一步殖民地化。在这紧急时刻，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1895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犹如惊雷似地在清朝统治的黑暗夜空中震荡。康有为的屡次上书都切中时弊地发出了爱国救亡的呼吁：“若不及时图治，数年之后，四邻交逼，不能立国”，“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国而言。……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恐惧回惶，不知死所。”（上清帝第五书）维新派怀着“以开创之势治天下”的抱负，认为中国要发愤图强必需学习西方，并反对洋务派那种“变事”而不变法的错误做法。不幸的是维新变法在中国甫见端倪，即被封建顽固派扼杀在摇篮里。

　　史学界在评述维新变法的是非得失时，总将他们的对外关系作为主要方面，如有论者认为“维新派不能在理性上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因而幻想依靠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来帮助中国维新变法，这在政治上犯了认敌为友的根本错误，因而不可能挽救祖国的危亡”（六校编《中国古代史》562页）。这样评论是否恰当是值得商榷的。诚然，维新派曾经确认日本是“唇齿之邦”，英国是“救人之国”，也曾希望依靠英、日两国来抵制后党及其后台沙俄的干涉。维新派采取这种态度和方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允许的，我们不能借此来全盘否定维新派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正确主张。

　　维新派与列强诸国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外双方加以观察。从英、日诸国来说，他们支持维新派，既有阴谋操纵控制中国的野心，也有借此与后党及沙俄抗衡的意图。从维新派这一方面来说，既有被操纵的危险，也有借用他国力量的可能。只要维新派处理得当，将可资利用的因素压倒阴谋操纵的因素，就能出现有利于变法的国际条件。发生在同一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明治维新，其国际环境也与中国的维新时代类似。历史已经肯定了日本明治维新能获得成功的国际因素，而我们为什么要谴责康、梁维新派利用他国力量是属于敌我不分，不能挽救祖国的危亡呢？

　　史学界也有论者指出维新派在对外关系上的另一个错误，就是康、梁未曾断然向列强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这种指责也不是确当的。维新派对不平等条约一贯是深恶痛绝的，如康有为认为不平等条约是“非常之国耻”，还说：“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上清帝第二书）谭嗣同也说：《马关条约》“将中国生计一网打尽”，“自古取之之国，无此酷毒者”（上欧阳瓣疆师书）。维新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办法，主张在变法成功之后，可以在“每逢换约之年，渐改订约章中之有损者”。（谭嗣同：《报贝元徵》）维新派对不平等条约，企图通过换约来达到废除的目的。这种方式虽然是带有妥协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未尝不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对不平等条约就是先通过换约而后达到废除的。既有日本行使于前，为何不允许中国维新派行使于后。

　　封建顽固派视维新派为洪水猛兽，他们对维新派向西方学习，仿日、俄等国变法的正确主张和措施，诬谄为“卖国之预谋”，是“汉奸之尤”，说什么“□□乎为西人导其先路，而率中国以迎之”，“夷狄不血刃，而可以图我中国”。封建顽固派认为只有凭借什么“祖宗之法”才能保住“祖宗之地”，其结果正如康有为所指出的那样，“……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其实，封建顽固派为了保住他们的“祖宗之法”，是不惜出卖“祖宗之地”的，他们经常伙同洋务派中的妥协投降分子干出割地赔款的卖国行径。中国人民备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欺凌、践踏，长期处于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这是与封建顽固派执行对内镇压、对外投降卖国的反动政策分不开的。

从排外到开放

　　1900年开始的义和团运动是继戊戌变法后的反帝爱国运动，其斗争锋芒直指外国侵略者，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高度的爱国热情和顽强的反抗精神。可是作为义和团运动的主体——农民、手工业者，由于他们受到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因此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表现出极端排外主义的错误倾向。

　　义和团运动出现笼统的排外主义倾向，有它的社会根源。在当时以个体的小农经济组成的中国社会中，“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注：《马、恩选集，一卷第693页）。处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的农民群众和手工业者，在他们的阶级利益受到外来势力侵犯或受封建统治压迫过甚时，他们有强烈的反抗性和革命性。“同时这些群众在革命中还表明，他们的憎恨不够自觉，他们的斗争不够彻底，他们仅仅在狭小的范围寻求美好的生活”（注：《列宁全集》第16卷352页）。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斗争口号，这虽然表明了他们对外国侵略者有强烈的憎恨，但它也表明了这不仅对帝国主义认识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对封建统治阶级也缺乏本质的认识。落后的小农经济地位，不仅是产生笼统排外主义的社会根源，同时也是反封建不彻底的阶级根源，

　　义和团运动中笼统排外主义的倾向与封建顽固派的排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差别。前者是由于认不清历史发展的趋势，缺乏先进阶级的觉悟，是属于民族自卫斗争中出现的错误倾向。而后者却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用来实现它的反动统治的一种手段和政策。这两者的结局也是显然不同的。义和团运动由于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有坚定的革命性。他们在对敌斗争中表现了不折不挠的宁死不屈的可贵精神。笼统的排外主义虽然会导致于他们斗争的失利，但并不会改变其斗争的性质。而封建顽固派的排外政策，由于它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旦形势变化时，他们便会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排外政策就会转向它的反面，即执行媚外政策，与它的妥协投降路线相一致。区别这两者的不同性质，能帮助我们正确判断不同的阶级在对待外国侵略者时采取不同的方针和政策。也有利于评价他们在历史上的是非功过。

　　两种不同性质的排外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彼此也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政治“共鸣”，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如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封建顽固派出于反动策略的需要，就利用了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宣布他们为“义民”，并要求各省督抚将“此等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西太后也公然要求义和团“以忠义相勉”，“努力王家”，而义和团由于一时被迷惑，就错把封建顽固派视作自己‘灭洋’的后盾。可是西太后的政治风云是随着视作自己封建最高统治地位的利益而变幻的。她在“宣战”后不到十天为了勾结外国侵略者，就在上谕中把义和团改称为“祸起肘腋”的“乱民”了。等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西太后又宣布义和团为“祸首”，并要“非痛加剿除不可”了。封建顽固派在最后公然要把义和团的头颅作为向帝国主义投降的晋见礼。

　　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悲剧根源，正如马克思分析鸦片战争失败的悲剧根源一样：“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注：《马、恩选集》第三卷2页）东方的国家所以是陈腐的，是由于国家的主权掌握在腐朽的地主阶级手里。而西方的先进国家所以不断地向东方入侵，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受资本的原则所驱使。因此先进的国家就充当侵略者，而陈腐的国家就时时被侵略。由于落后国家中的文明制度，除了本民族固有的以外，也有通过外国侵略的形式输入的，因此落后国家中的革命勇士，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同时，却也把文明制度一起加以排斥了、更不幸的是众多的革命勇士在最后往往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镇压。这些都是陈腐国家中所出现的历史悲剧。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有些爱国人士既赞扬义和团的斗争勇气，又不满于义和团采用的盲目排外的落后方式，于是就提出了“文明排外”的口号（陈天华：《猛回头》）。有的革命派却又认为：“革命之目的，排内也，非排外也。……革命军自审交战团体在国际法上之地位，循战时法规惯例以行，我不自侮，其孰能侮之，……今日内地之暴动，往往不免排外的性质，……今日急务，在就自然的暴动，而加以改良，使之进化……为秩序之革命。”（民报：《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文明排外”和秩序之革命”，虽然是比盲目排外的认识有所提高，但他们还是未能把西方国家的文明制度和侵略行为加以区别开来。因此他们还是不能拨正革命的航向。

　　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领导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很重视对各国的外交工作。孙中山曾一度认为对各国外交的成败决定中国革命的存亡。他曾分析说：“列强之与中国革命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之；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是以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的关系，阙为英国。倘使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注：《孙中山选集》上卷84页）。因此，1911年，孙中山在国外得知武昌起义的胜利消息后，并未曾迅速回国，而是“决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注：《孙中山选集》上卷84页）。孙中山在伦敦期间，曾向英国政府提出三项要求：即止绝对清朝政府的一切贷款；制止日本援助清政府；取消各处英属政府的放逐令，以便他取道回国。一直到当年十一月中旬，孙中山感到“个人所能尽义务已尽此矣”他才自伦敦取道巴黎回国。

　　1912年初，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在他确定对外方针时就强调“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孙中山选集》上卷82页）。孙中山曾误以为当时中国的民族、民权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于是就着手于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他认为要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首先要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经验。他曾以中、日两国的历史加以比较：“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若中国以其固有之文明，转而用之，突驾日本，无可疑也”，“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注：《孙中山选集》上卷65页）。日本由落后到文明；而中国由文明到落后。这两个国家向不同的方向变化，孙中山认为其关键在于谁能向先进国家学习，谁能引进先进国家的文明。

　　孙中山认为要发展中国的实业，必须大胆地执行开放政策，他认为这不是一般政策，而是“大政策”、“大方针”。他再三强调：“开放中国全境以供外人营业”，“余主张开放门户，吸收外国资本，以修筑铁路，开发矿山”（注：《国父全集》542页），“现在各国通变，吾人正宜顺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注：《国父全集》542页）。孙中山所主张的开放政策与以往的闭关、排外等政策是针锋相对的。他指出了闭关与排外政策的荒谬性：“吾国向来闭关自守，深绝固拒，故当铁路萌芽之始，人民则惊疑，政府则顾虑。遂致买而拆卸之，弃其铁轨车头于孤岛。有如韩昌黎之驱噩鱼焉。此卅年前浙沪铁路之结果也。”（注：《总理全集》第一集第1070页）孙中山还指出中国的闭关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则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故当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注：《孙中山选集，上卷164页）。孙中山认为要执行开放政策，其首要任务是排除思想障碍。

　　孙中山的开放政策与反动政权的借外债出卖主权的卖国政策有本质的区别。孙中山在提出开放政策的同时，都十分强调“不碍主权”的原则，并以维护民族独立为前提。他认为“惟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注：《总理全集》第二卷280页）。他谴责清政府与军阀政权“往往将各种权利抵押外人，或以厘金为抵押，或以关税为抵押，故人民多不赞成”（注：《总理全集》第二卷85页）。1912年，孙中山曾向英、法等四国银行借款，当四国提出要监督中国的财权作为条件时，孙中山即表示：“若果监督，则应拒之”（注：《国父全集，第496页）。由此可见，孙中山所倡导的开放政策是与出卖主权的行为势不两立的。

　　孙中山的开放政策，历史并没有将它实现。因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国，并授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的空衔，孙中山很快发觉被愚弄了。他在革命实践中深深感到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一切建设事业都无从谈起。在中国取得民主政权后的今天，在重温孙中山这些可贵的理想和政策时，就特别感到有启迪和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