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重庆

　　买办制度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产物，它是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被压迫民族实行侵略的工具。外国侵略者可以利用买办制度，培养买办阶级，通过这个阶级，首先从经济上对落后国家进行掠夺和控制，接着进一步控制落后国家的政治，从而把落后国家变成外国侵略者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中国的买办一词原是清代广东十三行（公行通称）对外贸易的一种职员的名称。据《上海闲话》所载：“西人之来中国，首至之地点为广东。彼时外人只能居住船上，不准逗留陆地。（间有登陆居住者则以澳门为安插地，在明时即然。）而贸易往来，则全由十三行为之居间介绍。遇一洋船来，十三行必着一人前往该船看货样，议定价格，然后偕同官厅派员开仓起货，及货已售罄，洋人购土货回国，亦由此人居间购进，而此一人者当时即名之为买办。意义上若谓代外人买办物件者然。”

　　外国商人称买办为“Comprador”。“Comprador”一词系由葡萄牙文“Compra”一词转化而来，即采办的意思，“Comprador”词就是采买者。上海则按照译音称“糠摆渡”。

　　自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城市为通商口岸。西方资本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废除了广东十三行对中外贸易的管理制度，外国人在通商口岸设立洋行，直接雇佣中国人充当买办，担任推销洋货和代购中国土产等各项商业上的具体事务。有些洋行袭用十三行的名称，如渣甸洋行（Jandine Matheson＆Co．）即袭用伍崇曜的怡和洋行的名称，颠地洋行（Dent＆Co．）即袭用宝顺洋行的名称。买办也是袭用十三行原有的买办名称。不过，外国洋行雇佣的买办与十三行的买办，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原在十三行的买办是中国政府委派的对外贸易机关的人员。而五口通商以后外国洋行的买办却是西方资产阶级雇佣的中国籍商务人员。

　　外国侵略者使用买办的目的，一方面是在利用买办实行其以华制华的策略。外国侵略者虽然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五口通商，废除了行商总揽对外贸易的制度，但是爱国的中国人民是绝不轻易被征服的，中国人民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特别是鸦片输入，采取了坚决抵抗的态度；加之，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也有力地阻碍着外国商品在中国的销售，所以中外贸易一时难以打开。外国侵略者懂得，要征服和掠夺中国人民，单靠武力是不行的，大炮只能轰开通商的大门，不能征服广大人民的爱国心，只能慑服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侵略和掠夺的优越条件，但不能强迫人民和他们做买卖。他们一方面凭借廉价商品的优势勾结中国商人和高利贷者，逐步破坏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一方面又从长期海盗生活中体会到，要实际取得侵略的成果，最好的办法是“以华制华”，所以他们要在中国找到少数引狼入室和为虎作伥的败类，作为欺骗和引诱中国人民的工具。这是买办和买办制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产生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毛主席曾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这是历史和逻辑的正确概括。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外国侵略者为了欺骗广大的中国人民，达到他们侵略的最终目的，首先就在那些十三行时期的所谓“买办”或行商中，在香港英国学校的华籍学生中，以后在从事经营高利贷和进出口贸易的商人中寻找他们的对象，用高价收买的办法，并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加以扶植和保护，把这些败类逐步引入他们的彀中，成为他们的代理人。如上海最早的美商旗昌洋行的买办吴健彰，原名吴爽官，是十三行时期的宝顺行的行商；上海英商怡和洋行早期买办杨坊，是经营丝行和钱庄的商人；上海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王槐山是钱庄跑街；怡和洋行的另一个买办唐景星，则是出身于香港教会学校的通译。总之，外国侵略者由于使用了买办，遂比较顺利地打开了初期贸易的局面。随着1858年天津条约的强迫签订，又陆续开放了牛庄、芝罘、汉口、九江、南京等九个通商口岸，一批批的洋行，银行和其他外商企业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开办起来，一批批的买办被挑选引诱和豢养出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扩大和深入，从广州而上海而宁波以至内地各城市，从通都大邑直到穷乡僻壤，都先后建立了买办的据点，都有买办的踪迹和影响。于是买办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起来，由此建立了买办制度，也巩固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阵地。

　　外国侵略者使用买办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在利用买办能够实现他们在不平等条约中所不能取得的其他特殊权利。例如外国人原来在中国内地不能开采矿产和购买土地，他们却可以利用买办出面，骗取矿权和代为圈购土地。象英商福公司曾勾结买办分子吴式钊、程恩培，假设豫丰公司，承办河南矿务。美商德士古火油公司在上海浦东高桥一带建造油池，曾利用买办江峙生出面为它圈地，当中国政府追究时，江峙生却躲藏在美帝国主义的军舰上逍遥法外。又如在河南许昌地方英美烟草公司的设立也是利用买办任伯言用永安堂名义替英美烟草公司占买土地建立起来的。其他类似的事是不少的。

　　买办与外国侵略者之间订有契约关系，其主要内容如下：

　　1．买办与外商企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由契约规定。双方签订契约须向外国领事馆备案。

　　2．买办必须向外商企业提供保证，包括现金、实物和信用保证，但外国资本家对买办不提供相应的保证。如买办遇有业务上的过错造成损失，必须按照契约规定限额赔偿。而外国资本家如因违反契约造成损失，则毫无赔偿，且可借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亦不受中国政府处理。

　　3．买办可设立账房，外国洋行的买办账房设有司账、跑街、报关各种职员。外国银行的买办账房设有会计、出纳、货币鉴定、外勤等各种职员，其工钱伙食等费，统归买办付给。若有私用公款及舞弊等情，则唯买办是问。

　　4．买办为外国资本家办理一切事务，必须忠信诚实，尽心竭力，凡属机密事件，不得在外泄漏。

　　5．买办在担任商务工作中对外国洋行和银行担负完全责任。如中国钱庄或商号向外国银行贷款，全凭买办的信任即可取得贷款。中国商人和钱庄与外国洋行往来，所有庄票抵押契据，均由买办负责鉴定和保管；如有票据证券到期未还，由买办个人负责向洋行偿还。

　　6．买办契约对买办业务活动有种种限制，如非经外国资本家的认可，不可以外国企业的名义活动，不得承办和外商企业竞争行为的业务等等。

　　7．买办犯了罪，因受雇于外商企业，可以在外商企业保护下，逃避中国政府的制裁。

　　买办经济势力的增长非常迅速。很多买办和买办商人因长期直接为外国资本主义服务，如推销鸦片洋货，收购丝茶、贩运军火等等，从而发了大财。外商企业给每个买办的薪金每月虽仅数百两，但佣金的数量则大有可观；此外还有鉴定银币收入，利息差额收入等等。有人估计当时汇丰银行的买办正常收入年约五万两，至于私自经营贸易的利润收入还不计在内。用具体的例子来说，当时浙江湖州南浔的丝商有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只狗”者，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超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三十万以上不超过五十万者则譬之曰“狗”。（《吴兴农村经济》，第123—124页）天津早期著名的有所谓“四大买办”者，即怡和洋行买办梁彦青，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华俄道胜银行兼泰来洋行买办王铭槐与汇丰银行买办吴懋鼎（即吴调卿）。这些买办，由于从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中分得一些残羹，都成为拥资数百万的富翁，曾显赫一时。（天津历史资料，第3期，第10页）其投资于工商企业者如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在19世纪八十年代，把买办资本投资于工矿交通企业的资金达二、三十万两，其它还经营房地产，拥有市地房屋五千余间，共计成本二百二十三万两，此外购置地产三千余亩，附股当铺、钱庄及外商企业等；（《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4，82页）又如长期经销美孚火油的买办商人叶澄衷由一个在黄浦江驾驶船只向外商兜售五金杂货的小商贩起家，后来从开设老顺记发展为南顺记、北顺记、新顺记，分支机构及钱庄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并拥有大量房地产和沙船百余号经营沿海运输，到19世纪九十年代，他已积累资金达八百余万两。（上海市工商业联合史资料科调查资料）

　　买办阶级是随着买办资本的发展而产生的，买办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为买办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建立了经济基础。买办资本越发展，买办阶级的队伍就越来越壮大成长。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从鸦片战争后开始到十九世纪末逐步形成起来，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年在中国大陆上被消灭为止，已经有了一百年左右的历史，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1912年）是买办阶级的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买办阶级的形成过程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的深入是一致的，外国侵略者从鸦片战争开始，经过多次战争，以武力征服了清政府，强迫订立各种不平等条约，取得了许多特权。外国资本家就凭借这种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在中国通商口岸到处设立各种企业，成千上万的买办和买办商人就跟着被培养和成长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十九世纪末，外国在华的商行已达九百三十三所。（1899年数字见海关报告）。如果将它们在全国各地区、各城市的分支机构合并计算，将有成千上万个单位，若每一个单位以雇佣一个到两个买办来计算，则在十九世纪末，全国即有买办万人以上。事实上一个洋行的各部门各附属机构，都设有买办。如英商怡和洋行在上海的直属机构即有二十九个单位，设有正副买办五十余人。（见内田直作：英商怡和洋行发展史的分析。）

　　买办和买办商人的来源，一是原来在广州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十三行行商；二是原来在广州长期贩卖鸦片和洋货的散商；三是经纪商人、丝茶商人、钱业商人等旧式商人中，有一部分因与外国商人贸易往来而逐渐转化为买办商人的；四是由外国洋行直接扶植起来的买办。从19世纪五十年代起，代替广州而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的上海，也就成为这些买办和买办商人活动的中心。

　　这支庞大的买办队伍，他们为了进行买办活动和追求本身利益的必要，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便开始有了自己的组织，如买办人公会、买办联谊会等，逐步形成为一个社会集团。这些买办不但有自己的特殊组织，而且还参加了各行各业的公所，攫取了领导地位，例如大买办徐润、唐景星、朱葆三等就是显明的例子。徐润、唐景星曾当选为丝业公所、茶叶公所、洋药局的董事，天祥洋行买办沈子云、新时昌洋行买办杨海泽曾先后任上海丝业公所的总董事。1904年成立的上海商务总会，大买办徐润、朱葆三都充任了协理。1911年商务总会的议董二十一人中，就有七个买办代表了七个行业。（上海总商会档案）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买办经济势力的膨胀，他们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也随之扩大了。

　　第二阶段（1912—1927年）是买办阶级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正处于从袁世凯开始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也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扩大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并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挑起军阀混战，使中国沦为它们巩固的半殖民地的时期。首先，买办阶级为了适应帝国主义扩大商品输出和搜刮资源的需要，把初步形成的买办剥削网，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进一步扩展开来了，买办的队伍也相应地扩大了。从1912年到192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了一点三倍（杨端六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一表，1页），外商企业到1919年已达到八千零十五家（见海关报告），特别是在中国各地利用中国商人普遍建立了包销包购机构。如美孚火油公司在全中国有六个分公司，二十个支行，各行都设有华经理，经营经销，机构有五百处之多；英美烟公司在全中国设有五个部，十七个地处，九十八个段，每段段长都由中国人担任，各段又均有与之对口的永泰和公司的分销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调查资料）。至此全国的买办和买办商人的人数大为增加，资本积累亦急剧地扩大，他们不但在工商业、房地产业等方面扩大了投资，而且附股于外商企业，或同外国资本家合办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河北、山东、上海、广东等地，仅中日合办的企业就有三十九家，实收资本共达六千余万元（据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398—402页资料计算）。

　　其次，为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买办阶级还在中国建立和发展了一个金融控制网。他们除了为在华外商银行垄断中国国际汇兑，操纵中国对外贸易和控制金融财政等效劳外，还和帝国主义银行财团合作开设银行，经营军阀政府外债和吸收军阀官僚私人存款的业务，在当时这样的银行至少有八家，额定资本共达七千余万元（根据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二年第4期第1339—1354页资料计算）。其中如买办化的大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与日本银团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王克敏与法国银团合办的中法实业银行，都是经营外债的大银行。买办还与军阀官僚合股开设银行。据统计，这个阶段新设银行五十家，新增资本约计一亿数千万元。（民国经济史第30页，中国的银行，第18页）。其中不少属于买办与军阀官僚的投资。这时还有很多买办商人开办或投资于钱庄。如上海鸦片买办商人，由于鸦片贸易衰落，也把资金大量转移于钱庄。据统计，自1912年到1926年间鸦片商人先后投资开设了三十五家钱庄，资金达二百十三万两。（据上海钱庄史料，第193—202，757—762页资料计算）。由于买办军阀和官僚金融资本的扩张，在帝国主义银行财团的支持下，在全国以大银行为中心，逐步形成了三大财团，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财团，一个以天津为中心的华北财团，一个以香港广州为中心的华南财团。这三个财团不同程度地都有买办资本的渗入或受买办阶级分子的操纵。买办阶级凭借比较集中的金融资本，控制了全国很大一部分工商业，并在财政上支持军阀政权，更重要的是他们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金融财政的中心支柱。

　　近代中国买办阶级的发展过程，同帝国主义深入侵略中国的过程是一致的。帝国主义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发展，从控制中国商品和原料市场进而控制金融财政，买办阶级也从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发展，通过金融资本，在全国范围内操纵工商业。帝国主义不仅要求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还要从政治上控制中国，买办阶级也争取部分地和一定程度地参与军阀政权，积极干预政治，破坏中国人民革命，买办阶级的活动，就是如此亦步亦趋地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完全相适应。

　　第三阶段（1927—1949年）是买办阶级发展到最高也是最后的阶段。它发展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1927年夏季，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建立了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联合的反动政权。随着这个反动政权的建立，北方的买办阶级分子和南方的买办阶级分子合流了，新的和旧的买办阶级分子合流了，他们由原来分别参加各个军阀割据的政权，进而直接操持了全国性的国民党政权，买办阶级由此成了控制全国性政权的统治阶级。以蒋介石为首的买办阶级的核心力量，通过对各财团企业的兼并和改组，溶合了北方和南方的各个买办资本集团和一批买办化的大官僚。这些大买办窃据了国民党政府所有财政经济要津。由此，这个阶级与政权结合在一起，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勾结大地主阶级，大力发展官僚买办资本，从金融、商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直至文化事业，都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垄断地位，最后几乎垄断了近代中国国民经济的一切方面。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二十二年时间内，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官僚买办资本，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亿至二百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形成了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买办阶级的全部活动自始至终都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它在经济上代表旧中国落后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它向帝国主义在旧中国开辟并发展了一个商品推销网、原料收购网和金融控制网，通过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搜括原料和操纵金融，使自己的利益完全依附于、服从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在政治上勾结封建官僚、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干着反人民、反革命的勾当，加深中国人民的灾难。现将其种种罪恶活动列举于下：

　　1．参预外国侵略者私贩中国人口出洋为苦工。贩运人口是早期在华洋行经营的一项业务。仅在1850年到1875年的25年间，大约有50万名中国人被掳掠出洋（见中国对外贸易史料，第二册，第889页。）外国侵略者这种奴隶贸易的罪恶行为，没有买办的帮助是办不到的。据《筹办夷务始末》的记载，在同治年间有一名曾任洋行买办的杨俊□者，“前于咸丰年间，在澄海潮阳两县属交界之牡屿地方开设行店，名为贸易，实则私贩人口出洋。”在同治二年（1863年）移入汕头以后，他仍然继续此项活动，所以记载中说，“历年汕头一带私贩人口出洋之案，该犯无不包庇。”又如在光绪四年（1878年）美国同孚洋行代秘鲁招工一案被揭露时，据该招工馆司事曾维邦的供词也是有同孚洋行的买办在背后操纵其事。（见朱士嘉编：美国迫害华工史料，第44—46页）

　　2．私贩鸦片烟毒害中国人民。在早期进口货物中，鸦片曾占了极大的比重。当时英国的宝顺洋行、怡和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都是销售鸦片的外国洋行，而这些洋行的买办都是负责推销鸦片的经手人。这些洋行买办通过烟土号即可将鸦片从上海推销到内地各处。据记载，“这些洋行运用种种方法来引诱中国人为他们作推销员，所谓土行乃应时而生。上海经营土行的以潮州人为多，资本微薄向洋行定货可以约定三个月或六个月出货。以每箱为单位，每箱装土六十枚，每枚重五十两。由印度运入者谓之‘大土’不必预付定金，到期以十天或二十天庄票出货。”（上海钱庄史料，陆书臣回忆。）可见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千方百计地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不必预定金，还可以在三个月至六个月取货，只要付出中国钱庄的短期庄票就可以取出货物。

　　外国洋行从每年输入鸦片的走私贸易中获得了巨额的利益，买办也分沾了部分的利益。据当时王韬的记载。“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买办）一言，皆粤人为之，顷刻千金，赤手可致。”（瀛□杂记）

　　3．倾销洋货，掠夺工业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由于买办和买办商人的积极活动，帝国主义的商品很快就占领了中国的国内市场。例如美国的二个吸血煤油站第一个是美孚公司，该公司自1903年起，即投资中国数达21000万元美金，在十年内虽穷乡僻野向不知煤油为何物者亦无不用其产品。第二个是德士古火油公司，该公司从1919年以后开始侵入中国，先后在上　海、广州、汉口、天津、青岛等地设立分公司，其后又在厦门、长沙、镇江、重庆、福州、海口、江门、南昌、南京、北京、蚌埠、汕头、湛江、台北、芜湖各设立分公司，到抗日战争前，该公司在我国各省一些中小城市也都设立了代销处。进行经济侵略。又如棉纱、洋纱泛滥于各地，据统计，在1894—1913年二十年间，在重庆、宜昌、沙市、长沙、岳州、九江、芜湖等长江中上游的七个口岸洋纱的倾销量达为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国产棉纱的进口比重不到百分之三十；在华北、天津、芝罘、胶州和秦皇岛四口洋纱的进口数达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国产棉纱的进口比重不到百分之二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44—145页）由于洋纱大量输入的结果，这就破坏了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生产，而且也使中国民族资本纺纱工业受其压力，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条件。

　　买办阶级还为帝国主义在中国从城市到农村开辟和发展了一个原料收购网。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倾销商品的同时，还以不等价方式掠夺中国农副产品，直接剥削中国农民，把中国变为他们的原料供应基地，使中国的农业生产依附于资本主义列强，使中国民族工业在原料供应方面，丧失了独立发展的条件。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的农副产品，大都是通过买办和买办所建立的收购网进行的。许多买办通过各地的行庄商栈，或是自己在产地设立收购机构，以低价预购的办法，垄断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业务。以丝茶买办为例，不少丝茶买办都兼营丝号，丝栈或茶庄茶栈。丝栈茶栈代内地丝行茶商专销丝茶与外国洋行，从中抽取佣金，实际上也起了买办的作用，构成收买网的基层单位。洋行利用买办通过丝栈茶栈向丝茶商贩收买丝茶，把广大的农民在残酷剥削的条件下被置于买办和他们所建立的收买网罗中，把他们的血汗从这些收买网的管道流入于各国。

　　帝国主义还在中国设立工矿企业，直接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从事剥削和掠夺。买办在这些企业中担负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的多重任务。英美烟公司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它一面利用买办组织永泰和公司，在全国建立了一个星罗棋布的推销网，另一面又利用买办使用种种欺骗引诱手段，怂恿农民种植美种烟叶，在山东潍县、安徽凤阳和河南许昌等重要的烟叶产区，设有烟叶收购站和初步加工工厂，迫使农民把收获的烟叶按规定价格直接卖给英美烟公司，排除中间商人，打击民族资本的厂商进入产区收购。如英美烟公司通过买办在山东二十里堡益都一带建立了烟叶收购网，垄断了山东美种烟叶生产量的百分之八十（施良在华英美烟草托辣斯之研究，中央日报1947年6月2日及6月9日）。英美烟公司另一个买办邬挺生利用国民党政权的力量和中国银行的三百万元贷款，在1935年在河南许昌设立公司垄断了这一带烟叶的收购任务，仅在十至十二月三个月间即收购了九百万磅，并且直接办理烟叶运输，使当地原有烟叶行贩和转运公司陷于停业，手工卷烟业也缺乏原料。这个买办不仅遭到农民的激烈反抗，也受到其他商人的反对，终于在这一年底被人杀死（《中国农村》第二卷第7期）。

　　4．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辟金融控制网。通过吸收存款，发行纸币，资助帝国主义企业打击民族工业，又通过垄断国际汇兑，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买办阶级在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金融财政的活动中，担任了重要的助手和帮凶作用。今以英国汇丰银行为例，汇丰银行的存款额从1865年的港币338万元，到1913年增加为港币29，819万元，到1930年增加为港币92，533万元，到1948年存款额达到港币180，781万元之多，主要是中国人的存款。除了中国的关税，盐税存款外，还有中国许多官僚、军阀、地主、买办阶级的存款。如广州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曾为该行吸收了大量存款，他的家族即经常存有五、六十万元到百万元之数。

　　货币的发行与财政、信贷、物价都有极密切的关系，一个独立国家绝不允许外国设立的银行在自己国土内滥发钞票。而在华帝国主义银行恃仗治外法权，不经中国政府同意而任意在中国境内特别是属于它们的所谓势力范围的区域内大量发行纸币，这是掠取中国人民财富的一种毒辣手段。汇丰在中国所发行的纸币，统计到1937年，发行额已超过二亿元（20025万）严重地破坏着中国国家的主权，并且残酷地掠夺中国的大量物资与资源。

　　国际汇兑是为对外贸易服务的重要工具。在旧中国，国际汇兑一直处在帝国主义银行垄断之下，是帝国主义金融统治的一个主要方面。

　　旧中国的对外贸易，几乎全部为帝国主义洋行所经营，而英国汇丰银行一直垄断着中国的外汇。汇丰不仅垄断着中国的国际汇兑，而且外汇市价也受它的操纵。据买办官僚盛宣怀在1898年的记录说：“如汇丰之设，已三十余年，气势既盛，根底已深，不特洋商款项往来，网罗都尽，中行（指中国通商银行）决不能分其杯羹，既华商大宗贸易亦与西行（指汇丰）相交日久，信之素深。”（愚斋存稿初刊，第2卷，第30—31页）。由此可见当时汇丰控制中国对外贸易程度之深。而华商与外商间的周转关系，主要是通过买办来进行的，例如中国的钱庄，自从有帝国主义银行买办以来，钱庄就与他们勾结起来互相利用，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自从买办资本渗入钱庄后，更便于他们通过钱庄获取种种剥削的机会，而帝国主义银行也就更易于控制钱庄、有的并在钱庄中培植他们忠实的代理人。

　　5．操纵外债、兜售军火、助长内战、镇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