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志红

    笔者在《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上，看到廖祖义先生的文章《“商战”的原意究竟是什么——与〈辞海〉“商战”条作者商榷》（以下简称《“商战”》）。文中，廖先生基于自己所理解的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对《辞海》关于“商战”词条的解释提出了质疑（注：《辞海》的“商战”条解释：①又称“商业战争”。指15-18世纪间葡萄牙、西班牙、尼德兰、英国和法国五个殖民国家，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市场，以取得军事上和商业上的霸权地位，在世界各地先后发生的规模不同的战争。英国最后取得了胜利，为本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②商业竞争的形象性比喻。近代西方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压迫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中国人亦以商战称之。郑观应提出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认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盛世危言·商战》），兵战治标，商战固本。汪康年也作《商战论》（《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三○），认为“既通商之后，则合一国之商以与他国之商相战。”（《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2000年1月第一版，第436页。））。他从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所罗列的“十战”出发，认为其“商战”思想重视的是“生产领域”而非“流通领域”内的竞争，因而《辞海》中“商战”是“商业战争的形象性比喻”这一解说是不正确的；汪康年的《商战论》涉及的只是流通领域，所以类似汪康年的“商战”使用的例子不应当出现在解释近代“商战”思潮的词条之内，《辞海》这样的处理是完全不妥当的，等等。

    看到廖先生标新立异而实非常偏激的观点，笔者忍不住著文《近代中国商战思潮新论之商榷》（以下简称《新论商榷》，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以申明自己的不同看法。拙作认为，廖先生将近代中国商战思潮的“始”与“终”都仅仅局限在郑观应一人身上才是真正不妥的。“商战”在近代中国之所以成为“思潮”，绝不会只是哪一个人鼓吹的结果。我们不能够以这一思潮中某一个思想家哪怕是最为重要的思想家的观点之“个性”，来否认或掩盖整个“商战”思潮的“共性”。实际上，就近代中国商战思潮的“共性”而言，它们乃是以流通领域为该思想最初的切入点和前提的。鉴于此，笔者从“商战”概念出现的角度对近代中国商战思潮的来龙去脉进行考察，说明不仅在郑氏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商战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其之后，还出现了更为广泛的“商战论思潮”和更多的“商战论”鼓吹者。这点即使从“商战”概念的提出本身，通过核心主题词的考证这一侧面也能够有所反映。为此，笔者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简单地梳理了“商战”这一近代中国商战思潮新名词的形成、流布、社会认同以致最终消亡的过程，否定了廖先生所说的“商战”概念最早是由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一书中提出来的观点。认为根据现有史料，最先使用“商战”一词是曾国藩；郑观应的“商战”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商业或者对外贸易领域中的竞争，而是指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的各个部门，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尽管在整个近代中国商战思潮中郑观应的有关思想最具特色、阐述最全面、思想也相对较为成熟，但廖先生也不能因此而将其单个人的思想放大为整个思潮，忽视、排斥、否定汪康年等人的商战思想。

    拙作发表后不久，廖先生相继写出两篇文章——《“商战”中的“商”应作何解》（以下简称《“商”应作何解》，《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4期）和《曾国藩是商战论的始祖吗？》（以下简称《曾国藩》，《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来反驳笔者的观点。在这两篇文章中，廖先生反复纠缠在琐碎细节中，试图避重就轻，以枝节问题混淆是非，并采取断章取义的方式误导读者，甚至使用一些带有攻击性质的词语来达到驳倒笔者的目的。例如在《“商”应作何解》中，廖先生将传统“士农工商”四民中的“工”和“商”与近代中国商战思潮中的“工”业和“商”业混为一谈，为了论说的需要而任意偷换概念；在《曾国藩》一文中，尽管廖先生对其最初“‘商战’一词语出郑观应”的不正确观点进行了修正，但却拒不认为“商战”思潮在郑观应之前即已萌生，在其之后更有延续，提出曾国藩笔下的“商战二字立国”应作“商、战二字立国”；曾国藩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其经济思想因为主要是“对外主动缴械”，而不是“力主反抗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所以就根本不可能有商战观念；笔者笔下与严复、张謇（而非廖文中的“张骞”）并列论述的袁世凯，仅因国人皆知其为卖国贼，其经济思想也就不在“商战论范围之内”；甚至莫名其妙地认定笔者将商战论“始祖”的桂冠戴在了曾国藩的头上。

    　　一

    鉴于此，本文拟就廖先生前后三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先进一步阐明笔者的三个主要看法：

    一、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与近代中国商战思潮的关系问题。

    近代中国商战思潮的最典型代表人物之一是郑观应，这一点大家都不曾否认。但问题是这已经是基本常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汪康年等也是直接以“商战”为题旨进行申论的典型代表。《辞海》中“商战”词条既有郑观应又有汪康年的解说，而不把它仅仅说成是郑观应一人的思想，恰恰表明了近代中国商战思潮内容的复杂性、代表性言论的多样性以及时段的较长性，相信凡是对近代思想史有较多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至于说这一思潮在不同时期又可以衍生出哪些派别，其各自观点具体有何不同，这是另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但决不可仅仅囿于《郑观应集》而简单加以否定的。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人在加以探讨，只不过尚未系统化。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在李瑶、薛福成、郑观应、刘铭传、汪康年、吴桐林、麦孟华等人的商战思想中，李璠、薛福成、郑观应几乎都是以招商局的活动为内容和理论依据；刘铭传重视商政；汪康年强调政治因素，有赖上倾向；吴桐林则重在务实，力主自立（注：武曦：《泛论商战》，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3期。）；而麦孟华的商战言论因为与戊戌时期的“群”观念和“民权”论相结合，虽不无泛商战的色彩，却超出同时期一般商战言论，呈现出少有的深刻性和广阔性，具有“大商战”的理论本质（注：王峰：《试论麦孟华的商战思想》，未刊镐。）等。

    毋庸置疑，郑观应之前的李璠、薛福成等人以及戊戌时期汪康年、康有为、吴桐林、麦孟华、黄炎培等人的“商战”思想，同属于整个近代中国商战思潮的一部分，代表着同时代知识分子广泛的意识觉醒和共同的思想倾向。尽管他们与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多有不同，比如在对商战的感性认识上，李璠就稍有不足；在谈“商战”与国家现状的结合程度上，汪康年、吴桐林所论则稍胜一筹，等等。纵观整个近代中国商战思潮，不同时期经由代表人物的言说，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点，从“寓兵于商”到“分洋利”到“潜夺其权”到“无形之战”再到“精益求精”，以致“商战失败说”等，反映出不同时期的时代新内涵。

    总之，如果确曾如廖先生所讲，郑观应的“商战”思想重视的只是生产领域，而不包括流通领域，那这不恰恰体现了近代中国商战思潮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内容吗？换言之，即使薛福成、康有为、张謇等人的商战思想郎没有超出郑观应的水平，《辞海》同时列出不同时代人物的有关言论，以反映这一思潮的延续性，又何错之有？

    实际上，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如同笔者曾经分析过的，本身就很复杂，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通观全局地把握。政治经济学告沂我们，商品的最终价值得以实现，不单单体现在生产过程中将产品生产出来，而必须经过流通领域的过程把产品销售到消费者手中，产品才成为商品，生产的全过程才正式结束。也就是说，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才能真正占有统治地位。在郑观应那里，生产与流通并非完全孤立而是紧密相关，共同服务于“商战”的总目标的。他一再强调的诸如鸦片战、洋布战、诸用物战等的“十战”，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流通领域的最终决胜。他所说的“免征厘捐”、仿造外洋等目的也都是为了发展商品性农业、以工业原料为基础的经济作物、日用工业品等，从而实现进口替代，堵塞财源外溢，减少贸易赤字。所以，廖先生“把中国与资本主义列强在经济上较量的关键点，归结为生产问题而非流通问题，这正是郑观应‘商战思想’的闪光之处”（注：廖祖义：《“商战”的原意是究竟是什么——与〈辞海〉“商战”条作者商榷》，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52页。）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这种将郑观应商战思想绝对化、片面化理解的方法也是不妥当的。

    　　二、关于“商”字的传统内涵与近代内涵，以及近代思想家在使用过程中的复杂性问题。

    为什么郑观应的“商战”说的“商”会包括“工”，甚至一度还强调“工”？研究历史不能仅从头脑里的简单逻辑出发，而应当着眼于复杂的历史现实。在近代，本来人们一谈到“商”，首先想到的是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的生意人，即活动在流通领域中的人，所以与洋人“通商”，起初考虑更多的是对外贸易问题，而不是“生产”问题，对外贸易即流通领域是当时人们率先考虑的前提性和先决性问题。但“商战”思潮的特殊性就在于，它虽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商”（这是基于对西洋昌盛的强烈印象），然而一旦专门从“战”的角度来严密地、整体地考虑问题时，就会发现传统的“商”的概念既不能完满地解释西方的商业行为，又不足以说明中国怎样才能真正地赢得商战，这自然而然地会把考虑问题的范围延伸到生产领域，会程度不同地考虑到生产等和流通密切相关的其他领域。这也是包括郑观应等在内的许多人讲“商战”的共同特点，只不过他们各自对工或者商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与此相联系，晚清尤其是戊戌时期人们在讲到“商学”、解释“商学”时，也是如此介绍其内容的：“耑明各国盈虚衰旺之理及夫内地宜否讲求制造及生利分利之别，以拓利源。”（注：《湘学报》，光绪二十三年二十一日（1897年4月22日），《湘学新报例言》。）可见，到戊戌时期，人们所理解的“商”也是部分包括工业内容的，虽然仍是以流通为重要内容，但也不排除工业。这一点从20世纪初年“商学”课程的设置中也可窥见一斑。（注：《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商业学堂本科18门科目中就包含有“机器工学”一门，其余分别是商业道德、商业文、商业算术、商业地理、商业历史、簿记、商品学、理财学、财政学、统计学、民法、商法、交涉法、外国语、商业学、商业实践和体操。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页。）而廖先生反反复复在“商”的内涵上做文章，但也并没有超出笔者的论证范围之外。

    此外，也不能不提及商战思潮中“战”的新内涵。“战”字放在商战思潮的语境中，已经不再简单是文人一边品茗一边争论，“舌战”、“笔战”那种一般意义上的竞争，而恰是与“兵战”相连甚至超过“兵战”的，通过经济上的竞争来抵抗外国的残暴侵略的民族自卫之战，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自觉的抗争和救亡，是一场保卫民族生死存亡的没有硝烟的“战斗”。它虽然有别于真枪实弹的战争，但同样血腥，同样充满了火药味。因此说它是一种战争的“形象性比喻”，是非常贴切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能理解近代中国“兵战”、“商战”和“学战”思潮的逻辑发展和深刻的时代内涵。

    　　三、笔者和其他学者引曾国藩等对“商战”二字的使用，用意何在？

    思想史的研究重在来龙去脉。笔者引曾国藩、李璠、薛福成、严复、黄炎培等人的例子只是要说明，在郑观应之前，并非没有有关“商战”思想的最初观念；同样在郑观应之后，也并非没有人再讲“商战”，后一点尤其重要。否则，“商战”就不能称之为思潮，可以直接就叫做“郑观应的商战思想”。《辞海》对“商战”词条进行解说，不可能进行长篇大论的阐述，而引用汪康年这一近代中国历史上同样以“商战”为题旨进行申论的例子，恰恰表明《辞海》作者准确把握了“商战”作为社会思潮的正确内涵。的确，笔者引用曾国藩的这个例子并不新鲜，正如廖先生所说的“学术界很早就有不同声音”（注：廖祖义：《曾国藩是商战论的始祖吗？》，载《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171页。），同样，在持“郑观应一度重视‘生产领域’”这一观点的学者中，廖先生也不是第一人。不过笔者在文中已反复说明这不是笔者的发现，不像廖先生从未交代学术渊源，仿佛是自己的发明一样，并由此出发，故作偏激之论。

    笔者说“曾氏对‘商战’一词的使用，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注：邱志红：《近代中国商战思潮新论之商榷》，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第164页。）的用意非常明显，“商战”思潮同任何思潮一样，都有一个萌生、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郑观应那样系统、成熟的程度。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曾国藩使用“商战”一词，尽管他反对“商战”，否定商战的正面价值，认为西方这种因“商战”而来的强大难以持久，但却从一个侧面或者从反面，正好说明已有人将现实强大的“西方”与“商战”相联系来考虑问题。事实上，认为西方因“商”而强的看法，在当时的中国已成某种普遍常识。不仅早期维新派，而且洋务派，都与这种观点有不同程度的相似，只不过还没有人明确提出系统的主张罢了。曾国藩对“商战”一词的使用，或者退一步说，至少“商”、“战”两字连用，所透露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思想的信息。

    笔者所引曾国藩的那段原文清清楚楚表明其并不赞成“商战”，文章俱在，人人可观。（注：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论述，参阅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第77页。）在尚未发现新材料之前，笔者还是将曾国藩排除在商战论范围之外的，而廖先生竟称本人视曾国藩为近代中国商战思潮的“始祖”，又一次显示了廖先生为做文章而做文章的偏激作风。

    应当说，廖先生认为曾国藩对“商战”二字的使用究竟是两个字，还是一个“词”的问题，并非毫无道理，这个问题确可进一步讨论。但这两个字紧紧连在一起使用绝非偶然。即便是两个字而不是一个词，它同样可以体现笔者所要说明的基本含义。假定商战与“耕战”部是两字分开使用，这里“耕战”中的“战”恰恰说明的也还是以耕为基础和前提的“战”，表明的是对耕的重视，以及“耕”在“战”中的核心基础性地位，即战而胜之的保证。同样，“商战”二字也是如此。曾国藩从强势的西方国家的侵略出发，把“商”和“战”紧密联系起来考虑问题，与郑观应商战论中所使用“商战”一词本身的含义，也只有一步之遥。因此，厘清近代“商战”思潮时，曾国藩对于“商战”一词或二字的使用，当然是明显可见的一个有意义的环节。

    何况关于“商战”究竟是一个词还是并列两字的问题，也还有讨论的余地。当时汉语语法还没有完整的现代“词”的概念，一般称“词”时，也往往以“字”代之。如当时的词典都称字典，从早期的外国来华传教士编写的英汉－汉英字典的书名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注：例如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中国语言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5-1822)、麦都思(W.H.Medhurst)的《华英字典》(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1843)和《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847)等等。）曾国藩将“商战”与“耕战”两相对应，要强调的并非是孤立的“商”或者“战”，因为这两者如分开使用，并不能体现出明显的时代意义。二者的不同恰在于“耕战”中的“战”是以“耕”为基础，“商战”中的“战”是以“商”为依托的。也就是说，当曾国藩说“耕战二字”的时候，其用意是在两者统一体的意义上说的，是他面对以商强国的西方列强的现实回应。尽管他从儒生立场出发，并不认为“商”真能立国持久。换言之，即便商鞅笔下的“耕战”二字的意义是分开的，也不妨碍曾国藩在近代特殊的国际形势下，在一个词的统一意义上将“商”和“战”统一使用。这里有一个新的背景下的新的“理解”和运用的问题。

    另外，对于“商战”一词，曾国藩的率先使用是一回事，李璠、薛福成等人的转引则是另一回事。1878年，监察御史李璠在使用“商战”一词时，就已经承认了西洋以“商战”而强国的意义，并提出了其“商战”的策略：“夫轮船招商坚壁清野之策也，外洋贸易直捣中坚之策也”。（注：李璠：《光绪四年四月十九日湖广道监察御史李璠奏折》，见丛刊本《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6页。在折中，他说：“泰西各国，谓商务之盛衰关乎国运，故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始而海滨，继而腹地，既蚀人之资财，并拒人之形胜，盘踞已久，遂惟所欲为。古之侵人国也，必费财而后辟土；彼之侵人国也，既辟土而又生财，故大学士曾国藩谓‘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诚为确论。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实情也。”（第165页））显然这已经是近代意义上的“商战”思想了，且出现在郑观应之前。这完全可以视为在郑观应之前商战思潮即已萌生的证据。

    　　二

    在讨论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廖先生为了证明其论点的正确，不惜使思路陷入简单化的泥潭，如强调曾国藩等洋务派的经济思想不是抵抗外国侵略，而是对外妥协，因此就不可能产生类似商战这样的观念；袁世凯因为是卖国贼也不可能有商战思想等。实则近代中国商战思潮层次的多样性就表现在不能简单地给人物贴思想标签与随意取舍上。近代中国思想人物的复杂性也往往体现在这里，一个卖国贼有时恰恰能提出很有影响的“爱国”思想；一个“洋务派”的思想活动有时又常常像“顽固派”（如戊戌时期的王先谦）等。关键还是需要从复杂的历史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简单化的“定性”分析出发。曾国藩是否具有“商战”观念，这里暂置勿论，其他洋务派官员和洋务知识分子是否具有“商战”观念，却不完全是一回事情。寥先生将其一概而论，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不仅前文所提到的李璠已具有“商战”的初步观念，其他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以及袁世凯等人物，也具有类似的观念。尽管这样的观念并不完全通过他们直接言说“商战”而表达，这样的观念在他们的思想中也可能并不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但由于他们位高权重的独特身份，其有关思想在当时即便不新鲜、不先进且很零散，其社会影响也不能够低估。这也正是笔者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讨论问题时，特别注意和提到他们的原因。

    为了给读者以“历史的逻辑”而不是“理论逻辑”的那种实实在在的历史感，我们不妨就廖先生所谈到的洋务派和袁世凯的经济思想及其评价问题，略作论述。这样也便于更好地理解我们争论的方法论意义及其区别所在。

    　　一、19世纪中国产生“商战”观念的前提问题。

    廖先生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不惜虚拟一个“假想敌”——“曾国藩是‘商战’论的始祖吗”，然后“乱打”一气。在“乱打”过程中，谈及中国近代“商战”观念产生的前提这样重要的问题，并暴露了自己偏激的见解。比如，他认为，在1862年前后，中国洋务派领导人如果能提出“商战”，这“不仅不符合当时英、美、法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不知其确指什么？是指西方没有以商立国的实践，还是商业侵略的事实？），而且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者（注：廖祖义：《曾国藩是商战论的始祖吗？》，载《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172页。），也不可能具有“商战”的观念。同治元年(1862)的曾国藩，既没有生活在如同亚当·斯密一样“一个进步时代的潮流之中”，也没有对代表工业革命开始的新技术——蒸汽机的感性认识，（注：同治元年(1862)年底，华衡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曾文正公手写日记》（三），同治元年七月初四日，学生书局印行，中华民国54年(1965)，第1355页。））更没有对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切体验，他仅仅是靠科举应试进入仕途、靠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朝中重臣，他对西方近代世界并没有更多的认识。这样的人，如何可能提出“商战”这样的观念呢？这里，且撇开谁也没有说过曾国藩就是“商战”论的主张者，更没有人提出他是所谓“‘商战’论的始祖”这一问题不论，也不去说曾国藩后来对西方“蒸汽机”一类机器的效用感受极深，甚至是中国最早主张自造“蒸汽船”等的先觉者，我们只是就廖先生提出“商战”论的前提而言，他的这种观点实在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近代中国“商战”观念的出现，与西方重商主义原初的“商战”思想是有差别的。它的产生尤其是其最初的萌芽状态的出现，并不一定需要提出者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什么了解，只要通过与西方列强的实际接触，了解到西方重商，“以商强国”，以商辅战，在与被侵略国的战争中占据优势的事实，就有可能产生初步的“商战”观念。一言以蔽之，那种对西方列强的商业侵略有切肤之痛的真切感受，才是产生“商战”观念最初的真正动力。当然，这一观念产生后，会随着对西方商业活动和经济学理论等了解的增加，而不断加强，更为成熟。但那已成为另外一回事情。如果这样看问题，19世纪60-70年代的洋务派们，是不缺产生近代类似以发展商业、乃至制造业以与列强竞争的基本思想前提的。这也正是郑观应这样的买办在与西方接触之后能够提出“商战”思想的原因。实则郑观应本人对西方特别是所谓“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了解程度，也是极为有限的。

    况且，从廖先生本人的文章来看，他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了解，也并不令笔者佩服。比如，他津津乐道的关于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的有些说法，就只不过是重复一般教科书的旧有观点而已。其实新的研究进展，早已为一般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所知。（注：具体参见199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相关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贫穷和饥荒》、《伦理学与经济学》等。在阿马蒂亚·森以及现代许多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原本有两个基本渊源，即工程学和伦理学。但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人们只看到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强调“自利”，却相对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从而曲解、误读了亚当·斯密学说。亚当·斯密的后继者们继承并发展了斯密经济学的工程学特征，却忽视了斯密经济学中伦理学的影响。阿马蒂亚·森则是要倡导在经济学的研究中重新引入价值判断和道德情操，恢复经济学与伦理学渊源的关系。）而廖先生却在混淆西方重商主义与近代中国商战思潮二者概念的前提下阐述斯密等人，在讨论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洋务派是否能产生“商战”观念这一问题时，就出现了他所意想不到的错误。

    　　二、如何全面理解洋务派的经济思想及与“商战”观念之关系。

    西方重商主义是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为适应中央集权统治和发展商业资本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思潮，它要求封建统治者和商业资本家结成政治和经济联盟，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国家财富。而晚清商战思潮则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形成的。由于西方列强强加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在贸易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不仅主权丧失，而且民穷财尽，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所以近代中国商战思潮从一开始带有明显的反侵略和经济民族主义的特征。无论是增加出口，限制进口，还是强调发展工业，修改协定关税等，无一不打上商业竞争的烙印，对内要求振兴实业，对外则要求收回权利。

    由于特殊的原因，在近代中国，洋务派被较早地推到这场反经济侵略历史序列的前面。洋务派创办洋务，从军事角度入手遏制资本主义侵略，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过程中，处处感受到西方经济的侵略性。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中体西用”理论纲领的指导下，他们“借法自强”，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又创办了一些民用企业，这是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际为解决财政困难的应变之举，具有鲜明的和西方人竞争、反对西方经济侵略的特色。李鸿章创设轮船招商局，反对西方列强垄断中国航运业，排斥西方在华势力，挽回权利，“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注：李鸿章：《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折》，丛刊本《洋务运动》（六），第6页。）；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注：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文集·书牍》，卷7，《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6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901页。），以维护海运主权；张之洞筹办广州织布局，“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注：张之洞：《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奏议》，卷26，《拟设织布局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003页。）。可见，在洋务派“借法自强”的思想里，也不同程度地包含着从商业和经济利益角度与洋人争胜、保卫民族权益的因素和成分。

    随着洋务运动带来的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民族资本主义得以促进和发展，中国社会进一步出现了各种体现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主张。19世纪70年代以后，洋务派创办的工商企业发展缓慢，逐渐陷入困境，难以与外国资本相抗衡，“借法自强”的口号逐渐失去了最初的进步意义。许多洋务知识分子（有的后来演变为早期维新派）针对洋务运动出现的弊端提出了种种批评，郑观应的“商战”口号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提出的。

    由此可以看出，洋务派尽管在历史长河中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们也决不像廖先生在《曾国藩》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吟唱的”全部只是“断难与西方列强争锥刀之末”的对外主动缴械论调。他们的有关思想，甚至还是维新派思想某种意义上的前驱。尽管他们未必都使用于“商战”一词或概念。关于“商战”论，也可以作如是观。

    　　三、关于袁世凯经济思想的复杂性问题。

    作为晚清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的重要人物之一，袁世凯被人们论及更多的还是其出卖维新派、窃取民国大总统桂冠和图谋称帝等种种劣迹，却相对忽略了其经济思想以及相关经济政策。实际上，尽管袁世凯的经济思想较为分散、不系统，但其中重商、保商甚至“商战”的内容相当有价值，在晚清统治集团内部十分引人瞩目。

    1901年，袁世凯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指出，西方国家的致富途径在于“各国财政，途迳纷繁。大要在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凡可以利国利民者，靡不竭力经营，官吏提倡之、保护之，而又昭示大信、历久不渝。故上下交孚而利源日辟。”因此主张借鉴、采用西方国家的重商政策。这说明袁世凯在20世纪初就已经深刻认识到发展商业的重要性。此外，他还强调：“近年来路矿邮政诸务，中国皆已举行，而收效尚需时日，非目前所能取济。似宜亟兴商务，以保利权而厚民生。”（注：袁世凯：《袁世凯奏议·上》，《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七日即1901年4月25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275页。）并对西方国家和中国商业盛衰判然有别的原因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认为西方国家商业的兴盛与政府对商人予以多方保护密切相关：“考泰西各国，商税綦巨，故待商亦甚忧。各埠均设商会，国都设总商会，以爵绅为之领袖，其权足与议院相抗。并特设商务部专理其事。其经商他国者，则为置领事以统辖之，驻兵舰以保卫之。有大利害则领事以达于公使，而争诸其所经商之国，务饜其欲而后已。故商人有持无恐，贸易盛而国以富强，论者至以商战目之，非虚语也。”（注：袁世凯：《袁世凯奏议·上》，《创设东省商务局拟定试办章程折》（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即1901年11月4日），第343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而中国商业落后的原因则在于官压抑商的政府行为：“中国商人力薄资微，智短虑浅。官吏复轻为市侩，斥为末民，平时则听其自为懋迁，遇事辄不免多方抑勒。故良商畏避官吏几如虎狼，自保弗暇，奚暇远谋。……坐使洋商专利，华商受困。若不亟图整顿，恐中国商利外溢，将益重江河日下之忧。”（注：袁世凯：《袁世凯奏议·上》，《创设东省商务局拟定试办章程折》（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即1901年11月4日），第343页。）这番话可谓切中时弊。与此同时，衰世凯相应提出了振兴商务的具体措施，表明了他谋求国富兵强的努力。比如设商务局保护商人；设商会消除官商隔膜；仿照西方“商战”原则，主张“洋货厘税并征”；鉴于“富国裕民之道，农、工、商务三者，实相为表里”（注：袁世凯：《袁世凯奏议·上》，《创设东省商务局拟定试办章程折》（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即1901年11月4日），第342页。）；“农、工为商务根本，而商之懋迁，全赖农之物产，工之制造。欧、美、日本以商战立国，而于农业、工艺精益求精，经营董劝不遗余力”（注：袁世凯：《袁世凯奏议·中》，《直隶筹办农工诸政情形折》（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即1903年12月6日），第852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因此主张通力发展农、工、商三业。

    袁世凯的经济思想虽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狭隘性，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缺乏更深刻、全面的了解，但在当时基本符合商人的意愿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对郑观应、汪康年等人“商战”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强烈的“商战”思潮特征。

    廖先生在《曾国藩》一文中一度提到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纵观配第的一生，他靠借英国最高统治首领克伦威尔，从一个穷水手爬上贵族统治者的宝座，并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投靠复辟王朝的国王——查理二世，从而确保并巩固了贵族统治者的地位。对其为人品德，马克思十分鄙薄，说他“是个轻浮的、掠夺成性的、毫无气节的冒险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4页。），但即便如此，马克思也没有因人废言，对配第在经济科学上所作出的贡献，仍给予子很高的评价，称他为“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页。）。

    反观廖先生，他仅因世人皆称袁为卖国贼，就认为袁世凯根本不可能有“商战”这样的思想，这种做法不仅有失公允，也未免过于简单了。袁世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对其尤其是经济思想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对其合理的成分当然应该加以肯定。

    综上所述，廖先生在其前后几篇对“商战”争论的文章中，对“商战”有一个基本的预设，那就是“商战，语出中国清末戊戌变法运动重要思想先驱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商战上》，系仅为中国近代史中所特有的一个特定范畴，指的是中国须在当时充斥本国市场的10类洋货的生产上，与资本主义列强比优劣、争高下。”（注：廖祖义：《“商战”的原意是究竟是什么——与〈辞海〉“商战”条作者商榷》，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53页。）廖先生所谓的“商战”是中国近代史所特有的范畴，这倒的确不错，但如果将这一特有范畴仅限制在郑观应一人的范围之内，说他商战思想的闪光点在于只重视生产领域而非流通领域，就不免荒谬了。廖先生无视近代中国商战思潮发展中的复杂性、代表性言论的多样性，完全用他自己对“商战”定义的预设极力给读者这样一个观感：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只有郑观应才是真正的“商战论”者，其余曾提出、使用过“商战”概念，甚至正面鼓吹“商战”的人，一概不在近代“商战论”范围之内，自然，以“商战”为题旨抒发弘论的汪康年在廖先生眼中也就不值一提，“仅有商战之名，而无商战之实”。然而，究竟什么样的“商战”观念是“名”什么样的“商战”观念是“实”，又岂能以当时的某个人的观念为准呢？难道郑观应的“商战”观与其他人之间就不存在实质的共同点吗？笔者与廖先生的真正分歧正在这里。

    简而言之，廖先生理解的“商战”仅是郑观应一人的商战思想，也只有郑观应才是其心目中真正的商战论者。客观地讲，这种片面地理解某一特定历史思潮，用自己预设的“商战”含义去比附历史上的人物，完全是对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以及整个近代中国商战思潮进一步的误解。廖先生仅重视研讨对象在历史脉络演变中的个别内涵，却相对忽视了研讨对象在历史脉络里演变的其他个别内涵以及总体意义。事实上，他一面声称要将商战论放在与洋务论、实业论等思潮交接更替的历史洪流中，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商战论”，但另一方面他又固执于自己认定的郑观应一己的商战论（并不准确地认为其仅注重生产领域），以此来裁断一切，完全欠缺对近代中国“商战”思潮历史脉络的宏观了解，忽视其自身动态的发展过程。因此，他的所谓“商战论”思想就不免狭隘，与真正的“历史的”精神恰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