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敬虞

　　李时岳同志在《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发表的《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对我前此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点商榷意见（注：《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我对自己的很不成熟的看法能够得到及时的反应感到欢欣和鼓舞。这种真诚的学术讨论给了我一个反思的机会。因此，我想再进一步申述我的想法，请李时岳同志指教。

　　　　一

　　李时岳同志说：“半殖民地半封建”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概念”。“弄清这个根本性的概念”，关系到“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趋向”和“基本线索”的把握。我是完全同意这一论断的。这个问题，应该提到这样的高度。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趋向是什么，它贯串着一个什么样的基本线索？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根据我所理解到的李时岳同志的意见，108年的中国近代历史，有两个发展趋向或反映这个趋向的线索：“反映半殖民地化趋向的线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映半资本主义化趋向的线索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注：《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他又说：“我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不过，必须紧密地联系社会经济的变动进行考察。”（注：《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这里所说的“社会经济的变动”，根据我的理解，主要是指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李时岳同志的这个看法，比单纯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自然是前进了一步。但是这样一个两分法，在我看来，仍然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没有能够说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向，没有指出一个总的线索，也就是没有明确提出贯串108年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红线。

　　李时岳同志说：中国近代史有向下沉沦的一面，这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又有上升的一面，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言而喻，在封建社会中新生的资本主义，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它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具体到中国，却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理论原则，需要进一步联系中国历史环境，作出分析和论证。出现在近代中国土地上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概括地说，它是已经进入垄断阶段的外国资本主义在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优势和统治，是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本国的优势和统治，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未老先衰。先天不足，指的是：它的发生，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直接发展；后天失调，指的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常承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力；未老先衰，指的是：它有所发展，但又不能顺利地、充分地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才是贯串于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红线。如果把和帝国主义、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处于对立地位的民族资本主义看作是中国资本主义，那么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红线，或者说基本线索，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

　　“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提法之所以科学和准确，就在于它既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又看到资本主义不发展的一面。而为李时岳同志鉴定为“缺乏鲜明性”和“胡乱配搭”的其他提法，如“半独立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或“半独立半封建”等等，都不能恰当地表达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红线。李时岳同志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这是完全正确的，我愿意补充的是：革命任务的规定，离不开贯串中国近代历史的这条红线。

　　如果这个总的前提能够得到大家的同意，那么李时岳同志文章中的一些异议，就比较容易解释（注：以下引文，均据《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不一一注明。）。例如李时岳同志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话：“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然后发问道：“封建社会解体，发生了资本主义，说明社会的进步，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如果不是这样，“几代人为资本主义前途而进行的艰苦奋斗，岂不毫无意义”？这样的提问，如果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想这一方面看，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现实看，那就未必尽然。这里面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对资本主义的抽象的评价，一个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的评价。撇开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不谈，抽象的资本主义当然要比封建主义进步，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历史的进步，是上升而不是沉沦。但是一旦结合中国近代的历史实际，结合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环境，结合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而又不能真正发展的历史过程，局面就和前者完全不同。这里丝毫没有否定“几代人为资本主义前途而进行的艰苦奋斗”的意思。相反，指出中国历史的沉沦，正是要说明在近代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是多么艰辛而难以实现，正是要人们记取几代人为资本主义前途进行艰苦奋斗而又不能如愿以偿的可歌可泣。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联合统治，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根本原因。尽管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促使中国封建社会有一定程度的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但是这个变化，没有达到否定这个联合统治的程度，这应该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我说：君临近代中国的，“是在封建主义之外，又加上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无非就是这个意思。对于这一点，李时岳同志又有异议。我曾引过一个世纪以前一家报纸上登载的上海道台给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的一封信，信中说了“本道与贵总领事同官斯土”这样一句话，我认为可以用来反映中国封建政权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李时岳同志表示不能同意，认为这是把“同官斯土”读成“共管斯土”，是没有根据的引申。为了符合李时岳同志所要求的严格的科学精神，我愿意放弃这个比拟，不强作引申。但是放弃这个比拟，不等于放弃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政权在近代中国的联合统治这一论点。因为不须加以引申的直白，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是所在多有的。还是引用一条报纸上的记载吧：1899年7月31日上海的一张外文报纸上，登载了当时的上海县太爷给上峰的一封信，信的开头就直白地说：“上海是由外国人和中国人联合统治的。”（“Shanghai is jointly governed by foreigners and by Chinese”）（注：North china Herald，1899年7月31日，第231页。）。我想，对解除李时岳同志的疑惑而言，这就够了。

　　其实，我并没有别的意思。我之所以要着重指明君临近代中国的，不是取代封建主义的中国资本主义（事实上也没有能取代），而是在封建主义之外，又加上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只是要强调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之所以发展和不发展。也就是强调李时岳同志所指陈的近代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但何以“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在这里，我和李时岳同志的意见，并没有出入。这是我们共同承认的历史现实。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同官斯土”，这只是一个形象性的比喻；近代中国的一只脚踏进半殖民地社会，另一只脚必然进入半封建社会，这也只是一个形象性的比喻。李时岳同志声言要拿出“事实基础”来，这是合理的要求。我想，一部中国近代经济史，就是最好的“事实基础”。认真地研究这一事实基础，是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工作者、特别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者面临的严肃任务。只要我们认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沉沦局面，就会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李时岳同志诘问道：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历史的沉沦，“中国社会前进的力量在哪里。”“‘历史的沉沦’何所底止？漫漫长夜宁有尽头？”这是不难解答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还有什么言辞能比庄严的国歌，更好地概括近代中国历史的沉沦和前进力量之所来自吗？

　　漫漫长夜是有尽头的。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明确的。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就是方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明白无误地指明了这个方向，而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提法，恰恰模糊了这个方向。

　　　　二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是贯穿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一条红线，也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全部命运。对于这一个概括的命题，需要作必要的说明和解释。

　　首先，应该明确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在将近百年的风雨经历中，是有过有所发展的一面的。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第一批现代企业起，到1927年国民党的统治开始以前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人先后设立了三千多个工矿、交通和现代金融企业。（注：根据杜恂诚同志的统计。见杜著：《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发展》统计附录。）其间在本世纪初收回利权的运动中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还形成了两个小小的高潮。到国民党政府统治中期的1933年，散布全国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单是工业一项，合乎当时国民党的工厂法的大小工厂，为数在三千以上。（注：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上册第二部第三章，第一表，1947年版。）完全可以断言，没有一定的发展，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

　　但是在中国资本主义的风雨经历中，又有备受压抑不能发展的一面。而且在发展与不发展的交织中，不发展的一面处于全过程的主导地位。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发展到国民党统治中期的1933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这里举两个宏观方面的统计：一是中国现代工业生产，除去外国在华工业的产值，只占国民生产的6％；一是现代矿业生产，连土法生产在内，一共只占国民生产的1.2％，其中绝大多数又是在外国资本控制之下。（注：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第一部第二章；第二部第三章。）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历程之所以如此坎坷，根源来自它所由以产生的社会条件。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不是在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而主要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影响下出现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商业也不是中国原有的商业资本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在为外国洋行贸易服务的基础上重新编制的。中国的现代银行资本，无论是中国原有的旧式钱庄本身的转向，或是新式银行的组成，都不是出自中国产业资本自身发展的要求，都不是从属于本国的产业资本、以产业资本的运动为基础。这是一条不正常的道路，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后果。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最终又制约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而不是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特征。

　　当然，中国资本主义在各个阶段的状况各不相同，应作具体分析。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不能作绝对的、一刀切式的理解。比如，在国民党统治的1935年，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当时的民族工商业陷入“破产半破产的境遇”。（注：《毛泽东选集》，第140页，1966年合订本。）这是针对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投向国民党的动摇性而发，带有很大的策略性。因此，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作绝对的理解。不能据此断言：在国民党上台之后，所有的工商企业，不是破产就是半破产。作这样的理解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的原意。但是，能不能据此就反过来断言这个时候的民族工商业就有一个顺利的发展环境呢？这个时候的民族工业就有了蓬勃的发展呢？是不是可以像有的研究者那样对如实地反映情况、如实地说明那个时候的民族工业没有真正发展的机会，就指摘为“传统见解”而加以忽视呢（注：参阅《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3），1985年5月版，第102页。）？当然不能这样。

　　在没有立论的统计数据以前，可以倾听一下当时民族工商业者的呼声，作为我们立论的一个旁证。人们现在经常提到中国现代工业中坚中的中坚——棉纺织业中的荣家系统，把它作为发展型的民族工业典型看待。应该承认，在民族资本现代工业中，荣家企业的发展是比较突出的。但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前十年中，它是不是就有一个非常顺利的发展环境呢？不妨听听当事人自己的话。这里有1934年6月12日荣宗敬写的一封私人信，信上说：“弟经营纺织业三十余年，困难未有甚于今日者。外厂竞争，外货倾销，农村破产，纱销呆滞，而所担负之统税、利息两项，年在千万以上。现状如期，何能持久？”（注：《申总函稿汇登》，转见《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412页，1962年版。）这不是凭空捏造的，其中包括很多对当事人说来是非常惨痛的事实。在种种惨痛事实的教训面前，整个纱业资本家的代言人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竞中国纱厂业的致命伤是什么？”他们自己回答道：“痛痛快快的说，中国纱厂业的唯一致命伤，在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纱厂一业的复兴与繁荣，必然在现状变化以后。”（注：《申报月刊》第四卷，第二期：《我国纱厂业的致命伤在那里？》。）纱厂资本家通过亲身的经历而吐出的苦水，我们今天有什么理由把它擦得一乾二净，不露痕迹呢？

　　帝国主义的压迫，这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亲身感受，不需要别人的任何附加。应该附加指出的是，这种感受，实际上不限于20世纪的30年代，也超出了民族资本家的范围。这里同样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发生在中国资本主义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的20世纪初期，官僚兼资本家盛宣怀在清王朝行将覆灭的1909年，就曾对外国在华设立捲烟厂的问题，结合自己的经历，说过这样一段话：“前三年宣怀曾纠集华股赴部注册购机，在沪设厂。乃为英美公司跌价倾轧，尽数亏折。并闻华商大小20余厂，无不亏累停止。盖英美烟草公司资本甚钜，不惜重资招摇垄断。”“喧宾夺主，莫此为甚。”（注：《盛宣怀未刊信稿》，第188页，1960年版。）另一发生在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行将结束的1947年，上海著名的青帮首领、当时顶着上海通商银行董事长招牌的杜月笙，在这家银行50周年的时候，结合银行的历史说过这样一段话：“洋商势力渐由通商口岸而伸入内地，华商降为代理行，经手取佣而已。”（注：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第33页，1947年版。）说话的这两个人，都不存在丑化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问题，难道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还要落在这些人的认识以下吗？

　　总而言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要想中国资本主义有一个顺利发展的环境，这是不可能的。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而又不能充分发展，在发展与不发展之间，不发展又是事物的主流，这个结论不是单纯用“传统见解”四个字就能够加以勾销的。

　　李时岳同志说：“半殖民地地位确立和半封建社会形成后的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这是完全正确的。他接着又说：“在半封建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增强，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从而为埋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提供了可能，并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曲折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宣告半封建社会的终结，同时结束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这基本上也是正确的，需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即对资产阶级力量的判断，从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看，资产阶级力量是在不断增强的；从资本主义不发展这个主流看，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又是软弱的。必如此才能正确地引出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取得人民革命胜利的必然性。

　　　　三

　　李时岳同志讨论的重点，不仅止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趋向和基本线索，而是在于对中国近代史的架构、体系和分期问题，提出自己的构想。他的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梯论（注：《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就是最终的结晶。我没有力量谈论李时岳同志提出的全部问题，但是对于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趋向的联系问题，我想谈一点补充意见。

　　李时岳同志说：“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西方移植的，所以在开始阶段不能不依靠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借法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从而在封建主义密闭的殿堂中为资本主义打开缺口。”（注：《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没有洋务派的积极倡导和经营，在古老的中国要出现近代工矿企业、近代电讯交通、近代科技教育，不知要推迟多少年，而且很难保不会出现‘权操诸人’的‘不变亦变’的局面。”（注：《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这里首先碰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西方移植的，就非得由地主阶级改革派开头为资本主义打开缺口呢。没有洋务派，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就要推迟多少年吗？这些问题，既需要理论上的说明，也需要事实上的依据。

　　然面，历史却不是这样。真实的历史是：除了铁路和矿场以外（注：军用工业和公共工程（如河道、港口之疏濬），不容许私人资本活动，也应除外。），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在各个经济部门中的产生，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即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活动，先于以洋务派官僚为主体的官场活动。

　　在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中，凡是有洋务派官僚活动的地方，这种情形，几乎无一例外。例如，在船舶修造业中，广东十三行商人和其他商人的活动，先于洋务派官办军用工业之修造轮船10—20年（注：Chinese Repository，1847年2月，第104页。）。缫丝业中，华侨商人陈启沅首创的继昌隆丝偈的出现，先于张之洞的湖北缫丝局的成立20年以上，先于浙江巡抚梅启照的机器缫丝的酝酿亦几及10年。（注：《万国公报》，1879年1月11日。）在棉纺织业中，上海买办商人的活动，先于李鸿章主持的上海织布局的筹办，也将近20年（注：《新报》，1878年8月6日，1879年2月27日。）。至于纺纱的准备工序——轧花，1873年广东民间就有人开始筹划（注：《申报》1878年12月14日。），而筹备10多年的上海织布局，到1880年才计划购买轧花机器（注：《申报》1880年10月13日至15日，参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044页，1951年版。）。纺织业中唯一的一个例外是毛纺织。在中国首先出现的现代毛纺织厂，是陕甘总督左宗棠创办的兰州织呢局。在此以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民间的活动。而民间商人之所以未能开风气之先，毛纺织在地理条件方面的限制，恐怕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同样，在交通运输业中，民间的活动，也先于洋务派官僚。十三行商人在轮运方面的活动，先于轮船招商局几近30年。（注：Chinese Repository，1847年2月，第104页。）买办甘章和唐廷枢等人的活动，也先于此近10年。（注：《汇报》1874年10月16日；《洋务运动》第6册，第124页，1961年版。）在电讯方面，华侨商人何献寰王承荣等人的活动，也都在洋务派着手之先。（注：《海防档》丁·电线（二），第306—307页。）

　　在金融、保险和海外贸易中，情况同样如此。广州看银师和洋行买办以及汕头转运行在金融方面的活动，先于盛宣怀的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20—30年。（注：Overland Trade Reports，1861年10月31日，第10页。C.M.C.：Trade Reports，1874年汕头，第207—208页。）保险公司的出现虽然始自轮船招商局之保险招商局，但商人之跃跃欲试，则早有所闻。60年代后期，在尚未对外开放的重庆，本地商人就对英国的保险业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愿意集资仿效。（注：T.T.Cooper：Travels of a Pioneer of Commerce.第128页，1871年版。）至于广东商人在这方面的活动，则又先于此者20年之久。（注：《汇报》，1874年7月4日。）在海外贸易中，60年代末期，中国商人已经开始尝试在海外组织公司，经营对外贸易。（注：North China Daily News.1869年2月4日，第6795页。）70年代中期，华侨商人又进一步组织远洋轮船公司，航行华南至新加坡一线，经营海外贸易。而到1874年底，上海至少有一起华商贩运丝茶于英国。（注：《汇报》，1874年12月4日。）这一活动，先于轮船招商局开辟海外航线以贩运茶至美国者至少有4年光阴。

　　涉及土地权益的矿出开采和铁路修建，的确最先是由洋务派官僚一手包办的，前此未见民间商人的独立活动。但是如果算上中国商人依附外国入侵者而进行的活动，则在此以前，也早已开始。（注：参阅拙著《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508—509、425页，1983年版。）一般地说，中国商人之附股外商企业，又早于中国商人之自办企业，而这二者之间，并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仅如此，在洋务派未及插手的部门中，也不乏民间的活动。例如，当洋务派民用企业还没有上马的60年代末期，在中国古老的农业部门中，民间采用西洋机器进行“垦辟之事”，已经开始有所试探。（注：《申报》，1887年3月27日。）1869年，天津就有“中国富贵多人”，购取外国“耕种、簸舂、刈禾等诸般造作，便捷异常”。（注：《上海新报》1869年10月19日；《教会新报》2卷55号，1869年10月2日。）当然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进一步兴办资本主义农场，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不承认这是开风气之先。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如果需要判断它的最先发动者，那么，这个主角，也轮不到洋务派官僚的头上。如果这也算一顶桂冠，那么，在洋务派官僚集团形成以前即已在通商口岸崭露头角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商人，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他们主要不是封建社会内部的旧式商人，更谈不上是封建地主阶级改革派，而是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发生联系的新式商人。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最先接触资本主义并且具有资本主义实践的人物。

　　李时岳同志以洋务派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时期占居主导地位的事实，证明洋务派在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方面的积极作用。官督商办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主要形式，这是不可否认的。但这和评价洋务派的作用，不能加以等同。事实上，商人在入股官督商办企业之前或同时，还附股外国洋行在中国通商口岸的众多企业。这两方面的投资活动，实质上是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两大势力之间寻求发展自己的道路。也就是说：既要借外国洋行为护符，又要靠洋务官僚为庇护。而官督商办形式最终遭到舆论的谴责和投资者的唾弃，说明洋务派并不能成为扶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力量。相反，为李时岳同志所引证的纯粹商办企业之所以居于劣势，则正说明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对民间企业的巨大阻力。官督商办企业虽然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但洋务派并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产生的辩证法。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辩证过程中，洋务派官僚不是站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走向发展的一面。

　　　　四

　　对洋务派的评价，我和李时岳同志有相一致之处，就是必须具体分析，实事求是，不能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

　　官督商办作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主要形式，既有它的历史必然，又有它的历史局限。商既要借重官的维持，又要摆脱官的约束，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矛盾。中国资本主义要求发展，这个矛盾必须解决。官督商办势必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过程是清晰可辨的。由李鸿章到盛宣怀意味着变化的开始。

　　在盛宣怀以前，李鸿章也好，张之洞也好，他们在其所领导的企业中，都是以行政长官的身份出现的。具体主持这些企业业务的人，如轮船招商局的徐润、唐廷枢，汉阳铁厂的蔡锡勇等等，都是他们的行政下级。他们并不直接主持企业的具体业务，但是他们对企业的变动、更张，通过行政手段，却掌握了最高的权力。李鸿章在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中，充分发挥了他的北洋大臣身份的遥领作用，这是人所共知的。张之洞的表现，可以说更加明显。他办织布厂，厂子跟着他的任上转。他任两广总督，厂子就设在广州；他调任湖广总督，厂子也跟着迁移到武昌。他在湖广总督任上，继织布局之后，又设纺织官局。最初是官商合办，后来改归官办，最后又改为招商租办，都是他说了算。显然，李鸿章、张之洞手中的一系列企业，不管是官办，还是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主要是为了官，至少首先是为了官。正如张之洞所说：“招商”是为了“助官”。（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35，第19—20页，参阅孙毓棠，上引书，第942页。）谁要是说招商以后，官“无干涉把持之权”，则“深为骇异”。（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195，第23—25页。参阅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048页，1963年版。）

　　和李鸿章、张之洞比较，盛宣怀有一个突出不同之处，就是他心目中的企业，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官的经济实体。尽管这个“独立”，并不是真正为了商之独立于官，而是为了他自己更顺手地参与其中，更有利于他自己对企业的控制。但无论如何，从办企业这一点看，他的思想境界，比李鸿章、张之洞前进了一步。由盛宣怀一手筹备、主持的中国通商银行，就是一个例子。在1896年请设银行的奏折中，他说：“议者谓国家银行，当全发帑本，简畀大官，通行钞票，由部造发，如英法等国财赋皆出入于银行，是户部之外府也。然中外风气不同，部钞殷鉴未远，执官府之制度，运贸易之经纶，恐窒碍滋多，流弊斯集。”（注：盛宣怀：《愚斋存稿》卷1，第14页，1939年版。）他不赞成“执官府之制度，运贸易之经纶”，不赞成把银行当作“户部之外府”，当然并不表明他赞成真正的商办。他不赞成的，是李鸿章、张之洞那一类官僚单纯在政治上的遥控，而要换上像他这种类型的官僚在经济上的参与。官的控制还是要的，但不单是行政上的“干涉把持”，而更多的是经济上的董理掌握。因此，如果说李鸿章、张之洞之于他们的企业，只有官的一重身份，那么，盛宣怀在他的企业面前，就有官与商的两重身份。尽管他是以官、商两重身份来加强自己在企业中的权力，达到更加有效地控制企业的目的，但是，从中国现代企业的资本主义经营这个角度看，企业的领导权由李鸿章、张之洞一代过渡到盛宣怀一代，即由纯粹的官僚手中过渡到官商一体的人物手中，这是一个重要而积极的变化。

　　当然，盛宣怀在中国通商银行也好，在他主持的其他一系列的企业中也好，如果说他具有“官”与“商”的两重身份，那么，“官”的身份，仍然是第一位的。当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初，他就说：“银行者，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欲慎始而图终，必积小以成大。”然而笔锋一转，下文却是：“拟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号召华商。”（注：盛宣怀：《愚斋存稿》卷1，第14页，1939年版。）总董并非股东选举，而由大臣遴选；大臣又非由总董中产生，而由皇上简派，而这个皇上简派的大臣，又显然非他莫属。这就表明，在中国通商银行中，“官”仍然是盛宣怀的第一位身份。通商银行距完全商办的企业，当然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然而，在整个资本主义企业中，进一步的变化终究是要发生的。变化的第一步，是“商”的身份由第二位向第一位的转变。典型的例子，可以举出两个，一个是南方的张謇，一个是北方的周学熙。

　　关于张謇在企业中的身份和他所创办的第一个企业——大生纱厂的性质，在新近出版的一部张謇的传记中，有很恰当的评述。对于在创办大生纱厂时张謇在企业中的身份，传记中写道：“作为最高当权者（总理）的张謇，严格说起来，最初还不算名符其实的资本家，而是‘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通官商之邮’的过渡性人物——开明士绅”。“他的初期身份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作为商务局总理，他分明是官府的代表。可是作为大生纱厂的厂主，他在实际上却更多地也是更自觉地代表着商股的利益。”（注：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68页，1986年版。）对于大生纱厂，传记中写道：“大生纱厂早期的资金当中，官股要占一半以上，看来很象是官府控制的官商合办企业。可是，官股在大生纱厂里面并没有实际掌权的代理人。张謇虽然有商务局总理身份，但在大生正式开工前夕已经辞职。他虽然在外面经常向官府求援，但在企业内部则始终依靠民间商人经营管理。因此，官股除到期领取‘官利’和分红外，在企业内部别无其它特权，这就使大生纱厂从一开始便具有明显的商办企业独立经营的性质”，“确定了企业的私人资本主义性质”。（注：章开沅：《开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68页。）

　　可以看出。张謇和他的向往，较之盛宣怀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他在企业中的身份，已经“商”先于“官”。可以举一个明显的对比：盛宣怀创办通商银行，所有招股事宜、都由他一手筹划。这和张謇之于大生纱厂是相同的。奇怪的是，他做了事，却不愿自己出名。他两次致电王文韶、张之洞，一则曰：银行筹议事务，“拟以八董出名，宣勿与焉。”（注：《愚斋存稿》卷99，第27页。）再则曰：“至八董招股五百万，只说在鄂面议，不提宣奏”。（注：《愚斋存稿》，卷90，第19页，按此电系转述翁同龢的意见，但显然与盛意吻合。）一再不要提自己，这和他要保留他的“官”的第一位身份是有关联的。它和张謇为大生纱厂集资而大声呼号，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和张謇比较，周学熙似乎更接近于盛宣怀。他和盛宣怀一样，在投资工业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做官。不像张謇那样弃官办工厂。他和官场的关系，例如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也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官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更加类似盛宣怀和李鸿章、张之洞之间的关系，而不像张謇与张之洞、刘坤一之间的关系。他最初涉足的两大企业——滦州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中，商股大多是与他关系密切的官场中人，而不像张謇的大生纱厂那样，是熟悉行情的南通和上海的一群商界人物。为什么说他在企业中的身份是“商”居第一位而“官”反居第二位呢？这主要反映在他对企业的经营上，更有类于张謇。在他最初创办的这两个企业中，滦州煤矿是开平煤矿以外的新创之业，启新洋灰公司是恢复原属开平的细棉土厂的旧业。两者都是为了与落入英国帝国主义手中的开平煤矿相对抗。他为这两个企业的实现，在夺回唐山细棉土厂的产权（注：《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27—35页，1963年版。）和厘定滦州煤矿的矿界（注：魏子初：《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第101—125页，1954年版。）中，作出了重大的努力。这是判别他以何者居第一位的关键。他的滦州煤矿，后来虽然沦入开平之手，但启新洋灰公司却得到了发展。和张謇的大生纱厂在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中，取得了同等的地位。

　　当然，张謇和周学熙的创业，也还不是完全的商办企业。他们虽然不再像盛宣怀那样动辄打出“奉旨”遵办的招牌，但是他们的身份地位，仍然为他们的企业赢得各种各样的特权。张謇设了大生纱厂以后，商部准许20年内、百里之间，不得有第二厂之设立。（注：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6，第7页，1931年版。）1904年有一家纱厂想在海门设一分厂，即被张謇指斥为“利令智昏，无理取闹”而加以阻止。（注：张謇：《张季子九录》，卷6，第7页。）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在创办之初，即取得清政府的特许：“他人不得在邻近仿办此项相类营业”，“发现有洋灰原料产地，启新有优先购买办厂的权利”（注：《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195页，参阅《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19，第48—51页。），“亦不准另行设立洋灰制造公司。”（注：《支那经济报告书》，1910年，46号，第42页。）这种特权，是当时以及后来的纯粹商办企业所不能轻易享受到的。

　　然而，这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不是一道樊篱。当时间进入了20世纪，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发出了产业革命的呼声：“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注：1912年工业建设会发起趣旨，《民声日报》，1912年2月28日，转见拙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862页。）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舞台上，代表私人资本的民间资本家，成了引人注目的主角。荣宗敬兄弟的申新纱厂、简照南兄弟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一类型的企业，成了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主体。当然，这里也包括了大生和启新，它们在这个大的潮流中，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由此可见，只要不割断历史，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是清晰可辨的。如果这一点得到承认，那么，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问题上，不但要承认荣宗敬、简照南这一类民族资本家的地位，也应该承认张謇、周学熙的地位，还应该承认盛宣怀的地位。因为他们各有优于前人之处。即使是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洋务派官僚，他们固然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但是和顽固不化的保守派官僚比起来，也有高下优劣之分。把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归罪于洋务派，这是违背历史的。不仅如此，把李鸿章、张之洞以及盛宣怀乃至张謇、周学熙创办的企业都说成是和民族资本主义对立的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物，看来也是难以符合事实的。换上下面这样一个看法，也许比较合乎实际，即：它们都是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如果把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规定为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对立物，那么在这个广泛的涵义下，它们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第一代民族资本现代企业。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它身上不能不带有这个时代的污渍。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打扮得乾乾净净，纯粹而又纯粹，看来不是历史。“金无足赤”这四个字，既可以应用之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人物的评价，也是可以应用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评价的。重要的是，它是近代中国的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