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全生

一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江浙财团的支持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垒垒尸骨上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江浙财团为什么要勾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呢?

    所谓江浙财团或江浙财阀，就是在上海的实业家的集团的称谓。这是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而兴起的一个资产阶级上层集团。江浙财团在形成之前，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注：《毛泽东选集》第602-603页）他们参加了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和随后的收回路权、矿权的斗争。辛亥革命时，他们曾组织商团，“参加光复上海之役”。（注：伍持公《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他们当中许多人追随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参加过多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长期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商业联合会主席的“海上闻人”虞洽卿，辛亥革命时曾捐款八千元充革命经费，并为上海同盟会提供秘密会场，掩护革命党人秘密集会。武昌起义后，他专程赴苏州动员并资助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响应。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时，他为总兵站亲赴南京天堡城运送弹药，上海光复后，任北段民政长。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早在1907年即加入光复会，参加过秋瑾领导的大通师范起义，赴沪经商后创办了闸北商团。上海起义时，他率领闸北商团“首先变”，从此便与陈其美、蒋介石等时相过从。“二次革命”组织讨袁时，他也助饷支援。长期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和商业联合会主席的王一亭，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任上海分会机关部的财务科长。上海起义攻打制造局时，陈其美第一次组织进攻，未克被俘，他积极组织第二次进攻，并慷慨陈词道：“事亟矣，进或亦死。退则必死，等死耳。与其引颈待戮，无宁为国殉身，若事有济，则与民国前途裨益良巨。”令词激昂，“众为欢呼”（注：伍持公《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上海光复后任军政府商务总长，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为革命军筹款达数十万元，垫付军政府公债款四十万元，均未收回，等等。以后，在护国、护法诸役中，江浙财团中的其他人也大都积极参加，并捐款助饷。通过一系列的革命斗争，江浙财团便与江浙一带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并把这些革命党人当作自己的政治代表，积极支持他们登上统治地位。但是，“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注：《毛泽东选集》第602-603页）“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注：《毛泽东选集》第602-603页）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他们主张市面上的美货，经过总商会检查贴上印花后，即可出售。实际上使贩卖美货为合法的行为，公然破坏这一爱国运动（注：和作辑《一九○五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1期）。在辛亥革命中，当上海商界纷纷要求将盛宣怀的官僚买办产业充公赔偿时，作为江浙资产阶级代表的陈其美却以沪军都督的名义，两次发布文电，反对没收盛氏产业和追查其罪状，说“现即没收私人财产，似未足以折该家属之心”（注：《时报》1911年11月24日）。而傅筱庵竟当众叩头哀求，为盛氏跪请求免，并作为盛宣怀的代理人，暂为管理产业和各企业的股权。辛亥革命后，随着江浙财团的逐步发展，其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联系也更加密切，妥协性更浓。宋汉章、张嘉傲、钱永铭等纷纷加入华北财团，与北洋军阀政府和政学系官僚发生密切联系，他们所把持的上海总商会也经常成为北洋军阀政府的应声虫。1919年“五四”运动中，上海总商会非但“对于青岛问题之失败，北京学生之被捕，久无表示，颇滋物议”，反而在日本上海商会会长授意下，于5月9日发表了致北京政府的“佳电”，荒谬地提出：“对于协约各国声明交还青岛之语，日本发表在先，……应将此项议案提出大会，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注：龚振黄《青岛潮》第十章《全国商界之崛起》）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张目，支持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引起上海各界和中小商人的一致反对，“群向商业公团询问，物议纷腾”（注：龚振黄《青岛潮》第十章《全国商界之崛起》）。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国共合作，工农群众运动迅速高涨的形势下，江浙财团更加暴露了其妥协性。五卅运动中，他们屈服于帝国主义淫威，竭力取消上海人民的“三罢”斗争，说商人罢市“非制人之死命，实制自己之死命，难能持久，牺牲太大。且沪地为全国金融枢纽，影响于全国商业实业者至巨。”（注：穆藕初《决解五卅案之我见》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对学生罢课，说“青年当求学时代，故青年最大之爱国表示，尚在来日。而来日最大表示之豫备，在于专心向学，作他日献身社会之整（准）备。”（注：穆藕初《实业界对于学生之希望》，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虞洽卿则在6月10日的总商会会员大会上公开为帝国主义开脱罪责，说“我们和英国向来没有恶感……罢市迄今一旬，损失不少。”“此案与法，美等国完全无关”，“日领近亦表示让步”（注：许念晖《虞洽卿的一生》，《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等等。他抛开工商学联合会，另组织一个主要由江浙财团代表组成的“五卅委员会”，背着广大工人、学生和中小商人，直接与帝国主义谈判，擅自将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改为十三条，删去其中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陆海军、取消领事裁判权、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和罢工自由等重要条款，充分表现了帝国主义帮凶的角色。

    北伐开始以后，工农群众运动更加高涨，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最后取得胜利，而武汉、九江工人则收回了英租界。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使江浙财团的大亨们吓破了胆，公开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反对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把工人罢工污蔑为由于“嫉妒”“而争夺仇杀”，把革命军占领区的群众运动污蔑为“盗贼遍地，共产之声，嚣然盈耳”（注：聂其杰《廉俭救国说》），主张对工人运动进行严厉镇压。荣宗敬在一次上海总商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公然叫嚣：“工潮不决，纷拢无己”，“工人手内一有枪械，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注：《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92页）。

    随着江浙财团由妥协走向反动，作为江浙财团政治代表的蒋介石集团亦迅速向右转，发展为继西山会议派以后的国民党新右派。他们认为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是“极大的隐忧”（注：《李宗仁回忆录》第436、456、435、444、455页），污蔑农民运动是什么“痞子运动”、“糟得很”，“未免太不成话”（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申报，1926年7月22日），指责工人罢工是“越轨”、“过火”、“聚众要挟”（注：《李宗仁回忆录》第436、456、435、444、455页），最后终于与江浙财团勾结一起，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二

    江浙财团在“四一二”政变以至南京政府成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仅仅如人们通常所讲的那样，只是给蒋介石以财政经济上的支持吗?我认为不仅如此，还表现了主谋、帮凶和策仕的角色。

    早在1927年2月，上海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以后，江浙财团即派遣虞洽卿、钱新之为代表，到南昌与国民党新右派首领蒋介石秘密晤谈，共同策划清党和镇压工人运动的反革命阴谋，为“四一二”政变定下了基调。双方达成交易，蒋介石立即表明反革命态度，把这场方兴未艾的工农运动镇压下去。江浙财团则在经济上大力支持蒋介石。蒋介石稍后在上海接见这些资产阶级代表时，曾透露了这次在南昌策划反革命阴谋的部分内容：“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联合会档案，转引自穆煜《“四·一二”前后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学术月刊》，1964年第4期）

    江浙财团不仅是这次反革命政变的主谋之一，而且是主要帮凶，自始至终密切配合了蒋介石发动政变的军事行动。

    蒋、虞南昌会谈以后，蒋介石已经得到江浙财团的默许，便立即亮相，公开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先后指挥暴徒流氓捣毁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的总工会和国民党省、市党部，杀害工人领袖陈赞贤，并且“委任了四个上海的大流氓为驻沪特务员”准备从“九江、安庆、芜湖、南京、上海一带，……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注：郭沫若《且看今日之蒋介石》，《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2期）与此同时，虞洽卿也在上海积极布置，准备接应蒋介石回上海发动反革命大屠杀。他鉴于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与孙传芳关系密切，于是纠合一些倾蒋的“商界闻人”，成立了上海商业联合会，作为资产阶级上层的团体机关，由他自己和王一亭、吴蕴斋分任主席，准备配合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在这一切布置就绪之后，蒋介石即于3月26日气势凶凶地杀奔上海。蒋介石一到上海，虞洽卿即于当晚去龙华北伐军总司令部晋见蒋介石，具体落实了在南昌秘密会谈的反革命计划。3月27日，虞洽卿在商业联合会上的发言透露了这次会谈的具体内容：“蒋已拟就宣言，即日可宣布。蒋对政治，决取公开主义。闻拟延聘财政、外交委员数位，大约将于南北商会、银钱业两公会中遴选任用。昨晚已有数机关由白总指挥（即白崇禧）代委，大多数为宁波人。鄙人当时主张尽外省人先用，蒋颇赞成。”（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工商业联合会档案，转引自穆煜《“四·一二”前后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学术月刊》1964年第4期）随后公布了这个为蒋介石筹措反革命经费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由十五名上海工商界上层分子（陈光甫、虞洽卿、钱新之等人）组成。

    就在3月27日的这次会议上，虞洽卿还建议商业联合会“推派代表数人，往见蒋总司令，接洽一切”，进一步推动蒋介石发动政变。29日，以虞洽卿为首的商业联合会代表往见蒋介石，蒋与之“一一握手，备致殷勤”。在交谈中，这些资产阶级代表对蒋介石作了一番歌功颂德以后，随即提出了“希望蒋氏对于商业有维护方法”的要求，并保证“商界当于合作到底”。蒋介石则对江浙财团与他同取反共反人民的态度大加赞赏，说“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解”，并希望“以后仍以协助为期”（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工商业联合会档案，转引自穆煜《“四·一二”前后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学术月刊》1964年第4期）。江浙财团得到蒋介石的保证，随即在4月1日向蒋介石提供了三百万元巨款，作为反革命经费，由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分别与银钱业公会订立借款合同，银行业借垫二百万元，钱业公会一百万元（注：《上海钱庄史料》第210页）。荣宗敬拍胸脯说：“要铜钱用，我有，……要多少，我出多少”（注：上海市工商联合会档案室料卷146）。

    以后，蒋介石曾多次函电上海商业联合会，要求给予财政资助，商业联合会也大都照办。4月25日又垫借三百万元，并由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公债券三千万元，同年10月和1928年初又两次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公债计四千万元。正如商业联合会结束宣言中所说：“而数月以来，以绞脑沥血之有数金钱，供继月豆绝顶之武装同志，始而垫款，继则库券，为数亦尚可观”（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工商业联合会档案，转引自穆煜《“四·一二”前后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学术月刊》1964年第4期）。正是依靠了上海资产阶级上层的这些巨额经济资助，蒋介石才得以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才得以站立脚跟。

    上海商业联合会不仅为蒋介石直接筹措反革命经费，而且直接参与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策划。直到十年以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为“四一二”政变在黄金荣的花园里举行纪念宴会时，排列在首座的除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以外，还有江浙财团的代表虞洽卿，他们仍然不忘江浙财团的幕后策划之功。

    商业联合会也为蒋介石南京政府通盘筹划财政问题。南京政府一成立，蒋介石就电召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成员赴南京开会，讨论“江苏财政战后之整理方法，设立江苏财政统一机关，军费政费之筹措，军事期内统一各地税收等要案”（注：《申报》1927年4月22日，23日），甚至负责蒋介石的对外联络工作。在南京政府外交部成立之前，蒋介石的一切对外联络几乎都是通过上海商业联合会。尤其是蒋介石刚刚到上海的时候，上海商业联合会在消除蒋介石和帝国主义间的疑虑，沟通两者的联系，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虞洽卿3月27日在商业联合会上的一次发言中说：“现外交情势严重，租界当局非常恐慌。……今晨又往谒白总指挥。白云：昨已出两通布告，解释明切，何犹疑虑未释?愚意外人恐慌，非缘军队，乃为工人，……当由师部再出 通告，云云。乃外人方面，仍不能深信不疑。今晨并偕瑙威领事谒白，声明兵队请暂勿通过租界，并禁勿携军械入租界。白云：早已严禁，请转告租界当局，勿过恐慌，必竭力维持……鄙见拟本此意，由本会函致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工部局，即派人持函前去，当面安慰，力劝勿信谣言，引起纠纷，并商请合作办法”（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工商业联合会档案，转引自穆煜《“四·一二”前后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学术月刊》1964年第4期）。通过虞洽卿的疏通，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取得相互谅解，蒋并保证“对收回租界问题，决不诉诸武力”。

    政变以后，4月16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上海商业联合会成立即举行会议，讨论如何给蒋介石以政治和舆论上的声援。会上，吴蕴斋首先建议：“南京开会在即，我上海商民亟应去电表示意见，以壮拥三民主义者之志而为之后盾。”最后会议决定“去电南京蒋总司令、请其肃清党员”（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工商业联合会档案，转引自穆煜《“四·一二”前后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学术月刊》1964年第4期）。于是，商业联合会首先带头通电拥护：“诸公此次列席会议，解决国是，在兹一举，可否之间，关系甚巨，敝会愿与三民主义相始终，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注：《申报》1927年4月17日）接着，以傅筱庵为首的上海总商会和代表中小商人利益的上海商界联合会也都纷纷通电拥护，表示“阖市商民，欢声雷动，谨抒悃忱，竭诚拥护”（注：《申报》1927年4月18日），或“谨代表全沪三十万商民，踊跃三百，敬伸贺忱”（注：《国民政府公报》第一号）。傅筱庵在4月19日的一次午宴上，还“发表简短演说，斥责布尔塞维克在中国之活动，谴责职工对雇主之态度，盛赞蒋介石及杨虎制服上海赤色分子的功绩”。（注：《工部局警务处情报》1927年4月20日）江浙财团为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建立竭尽了犬马之劳。

三

    江浙财团勾结纵容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上台后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随之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发展资本主义，使江浙财团也分享一部分政变果实。

    首先在政治上，大批使用江浙财团人物，其中主要是财政经济方面的职务，如钱新之任财政部次长、张静江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荣宗敬任工商部参议，王晓籁任财政部特税处副处长和全国卷烟税局局长等数职。王一亭任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虞洽卿、陈光甫等十一人为清查整理轮船招商局委员。上海特别市参议会成立后，十二名参议员全部由上海资产阶级上层人士虞洽卿、王一亭、冯少山等组成（注：《时事新报》1927年11月2日）。1928年11月5日中央银行成立时，十五名理监事，除了总裁宋子文等个别人以外，其余全都是江浙财团的人员（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料长编》（未刊稿）第62册）。1927年4月初，宋子文一到上海，分别设立公债委员会、预算委员会、银行币制委员会，“凡沪上金融商界钜子，均罗致在内”（注：《国民政府财政部临沪后之措施》、《银行周报》第11卷第14期，1927年4月19日）。在国民党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十四名委员中，除了中央特派三人以外，其他十一名全由江苏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上海银、钱业公会，商业联合会，总商会，上海县商会和闸北商会的代表组成（注：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149～150页）。当时南京国民党财政经济大权实际都操纵在江浙财团的手中。

    其次，在政策措施方面，早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蒋介石才到上海的时候，这些资产阶级代表就向蒋介石献计：“取蛋必先养鸡”（注：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798页），为蒋介石深许嘉纳。所以他上台以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维护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

    蒋介石发动政变的经费，主要由上海金融界垫借筹措的。他在上台后的第一个经济措施，就是通令保护金融界，通电国民革命军统治下的各省军当局，“切实保护各地银行、钱庄，对于筹划费及中央银行（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的中央银行，非1928年蒋介石成立的中央银行）纸币处置等事，则责成财政当局筹安全具体办法，以安人心”（注：《申报》1927年4月21日）。

    蒋介石发动政变的时候，正是春蚕生产的季节。丝绸又是江浙资产阶级的利源所在。蒋介石一上台就立即委派专员调查浙江丝绸，寻谋发展江浙丝业的道路。

    1928年6月，南京政府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全体出席。会上虞洽卿等向南京政府提出了保护关税、整理金融、整理交通、保护商人财产、整理劳资纠纷、保护及提倡国货等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六项书面意见。对于这六项要求，南京政府虽然没有全面的彻底贯彻，但在初期也都作了一定的反映。

    在保护关税方面，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即于7月23日公布了“实行裁撒厘金，关税自主”的布告，表示“非将万恶之厘金及类似厘金之制度彻底清除”不可，“非实行关税自主”（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料长编》，（未刊稿）第60册）不可。从1928年开始，南京政府先后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关税条约，四次公布“进口税则”：把进口税率平均提高到27%，从1931年开始也全部取销厘金。

    当然，南京政府的所谓关税自主是很不彻底的。《关税条约》所规定的税率不得超过1925年关税会议所规定的差等税率，即在原有的值百抽五之外，再征收5-30%的附加税。而且，海关的行政管理大权仍然操之于帝国主义，总税务司仍然由英国人担任。但是即使如此，增加关税对于帝国主义来说，不能不是一次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中国商品的倾销，为民族资本企业开辟了一定的前景。如向来占进口商品第一位的棉布，普遍增加了三四倍关税。如印花布进口税1934年高达48.29%，在1929年以后的六七年内进口减少了90%，这就促进了织布业的发展。1924年上海棉纱产量38万余包，1928年上升到47万余包，1930年达51万包，1931年61万包，比1924年增长了60%以上。布匹1928年产量近249万匹，1930年303万匹，1931年317.8万余匹，1932年393.6万余匹，比1928年增长58%（注：《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一期 第1148页）。

    在整理劳资纠纷和保护商人财产方面，南京政府一成立，就在4月18日公布了《上海劳资调节条例》。但那时刚经过“四一二”政变，工人的反抗情绪十分强烈。为了避免工人的反抗情绪，在《上海劳资调节条例》中还不得不讲几句表面的话。8月13日成立了上海劳资调节委员会，1928年6月正式公布了《劳资争议处理法》。在该《处理法》中严格规定劳工或劳工团体不得：“一、封闭商店或工厂。二、擅取或毁损商店工厂之货物器具。三、强迫他人罢工。雇主或劳工不得因任何劳资争议罢工或停业”，亦不得在调解或仲裁期内开始罢工或停业”（注：《国民政府公报》第8集 第65页），有力地维护了资产阶级利益。

    在保护及提倡国货方面，在南京政府成立的《施政纲要》中，把“提倡保护国内之实业”作为一条十分重要的施政内容（注：重庆《商务日报》1927年5月16日）。1928年4月6日又连续两次颁发“提倡国货”的通令，提出“必须心理与物质双方并进”。在中小学教育中，“注重提倡国货”，同时由政府“布告民众，一律提倡购用国货……以厚民生，而固国本”（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料长编》（未刊稿）第61册）；号召机关工作人员作出“表率”，“所用物品，应即尽量采用”国货，“以资提倡，振兴实业”，“如有国货可以适用而仍购用洋货者，一律以不经济支出论”（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料长编》（未刊稿）第61册）。

    此外，在南京政府初期还通令“禁止重利盘剥”，规定“最高利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料长编》（未刊稿）第60册）。“惩罚土豪劣绅”，豁免1927年以前的全国田赋“旧欠”。恢复全国铁路交通，“废两用元”，“统一国币”，等等。这些政策法令虽然大都是官样文章，没有彻底甚至根本没有实行，但多少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至少在舆论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一些气氛。所以在南京政府成立初年，民族资本主义获得较快发展。在1928至1931年间，中国新设立的厂矿企业662家，资本总额25245万元，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黄金时代”。在被称为“黄金时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新设立的厂矿企业近600家，投资总额到1920年才15522.1万元。

    在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中，江浙财团的发展尤其迅速。以代表江浙财团的“南四行”为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初创时，仅有资本10万元，分支机构仅上海一隅，1919年增至100万元，到1930年迅速增加到500万元，1934年存款达16000万元，公积金500万元，抗战前分支机构达95处之多。1928至1931年间，除了与英商合办宝丰保险公司外，还先后投资十一个厂矿企业（注：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797页）。浙江兴业银行从1907年到1916年才收足资本100万元，“四一二”政变后因承销公债，迅速发展，1935年已增资到400万元，公积金270万余元，分支机构30多处，拥有八处仓库以及多处地产。在1931至35年间，除设泰山保险公司外，还投资九家工业企业（注：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799～800页）。四明银行初创时只有资本75万两，“四一二”政变以后迅速发展，1933年废两改元时已增资到225万元，同年获得发行权，1930年后除投资民丰造纸厂、天原电化厂等多家工业外，还经营大量房地产（注：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804～805页）。

    南京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虽然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使上海资产阶级以至全国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是，蒋介石为了加强和扩充自己的统治权力，以实现他专制独裁的迷梦，不仅加强了对全国人民的剥削，也严重损害了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以致于江浙财团的一些人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也日益不满。早在政变后不久，江浙财团就对蒋介石的取求无厌大为不满。4月26日当蒋介石再次致电上海商业联合会要钱时，吴蕴斋和王亭一就主张：“款数过巨，复电措辞甚难，……俟委员会诸君筹议后，按实电复”（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工商业联合会档案，转引自穆煜《“四·一二”前后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学术月刊》1964年第4期）。商业联合会在结束宣言中也说：“自清党以来，……而前辙依然，故吾犹是。其较为明了者则曰：训政方当期月，责备未可过严。其属于谨愿者则曰：彼此同属一丘，改革已经绝望。且事实俱在，尽有优渥之口惠，奚解现时之倒悬!”（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工商业联合会档案，转引自穆煜《“四·一二”前后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学术月刊》1964年第4期）倾吐了对蒋介石的强烈不满。8月17日，上海总商会致电财政部，反对在内债登记时，连带认购债额十分之一的“盐余国库券”（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料长编》，（未刊稿）第60册）。1928年1月，上海华商卷烟公会因财政部与英美烟公司借款协定：“税率舶来品值百征二十，国内制品值百征二二·五，请持平税则，并保留华商七折征税之权利。”（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料长编》，（未刊稿）第61册）1929年初，上海总商会等八十余商业团体因不满于财政部展缓裁厘和举行特种消费税而两次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将厘金、产销及二五附税一律裁撤，并明令停止特种消费税之进行”（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料长编》，（未刊稿）第62册）。就连与蒋介石关系十分密切的虞洽卿，也在1928年8月国民党召开五中全会时，致书上海总商会等商业团体，积极鼓动各商业团体派代表赴南京请愿。他在信中说：“今者……裁兵未见实行，自治未见筹备，关于农工商学之设施，以及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均未见政府与人民协力共谋发展，徒见厘未裁而苛税繁兴，兵未裁而供亿为难，民众运动未上正轨，劳资纠纷愈入歧途。……目睹民生之困苦，商业之疲敝，殊觉不寒而栗。”（注：《新闻报》1928年8月5日）

    而且，由于蒋介石党政军财大权的不断加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逐渐兴起。随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不断发展，蒋介石也逐步成为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这时的江浙财团，除了王正廷，钱新之等少数人发展为依附于蒋介石的地方官僚资产阶级之外，其他都被蒋介石一脚踢开。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时，收回了南四行的发行权，公开压迫，吞并昔日支持他上台的盟友。包括江浙财团在内的上海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压迫之下，依然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挣扎撑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