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大章

　　洋务运动生不逢时，命运蹇滞，且后人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难以盖棺定论。从1898年梁启超对洋务运动进行历史研究起，到八十年代初最近的一次研究热潮止，前后达八十多年时间，各种研究文章不可胜记。但到目前为止，史学界的看法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史料翔实、清楚的基础上，却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这种情况是近代史研究中所罕见的。究其原因，我以为除了洋务运动的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内在和外来的关系之外，还要归因于研究工作中长期运用阶级标准所产生的误区。党在十三大上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重申的生产力标准的命题，为我们提供了对这一误区进行反思的理论武器。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原理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在这两对根本矛盾的运动中，生产力具有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作用。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换言之，只有承认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才能把历史看成是有规律的客观历史过程，才能找到认识历史发展的可靠根据。以往洋务运动研究中的失误，并不在于没有运用生产力标准，而在于没有把它放在第一位，却把阶级斗争标准放在了第一位，造成了评价标准的错位。最典型的例子是《重评洋务运动》中的一段结论性的文字：“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反动的运动。它是中国封建主义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罪恶产物。它是清政府一部分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这一反动目的而搞起来的罪恶产物。它是外国侵略者一手扶植起来并直接间接为外国侵略利益服务的罪恶产物。它是把近代中国导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罪恶产物。它又是臭名昭彰的大刽子手大汉奸大卖国贼曾国藩、李鸿章们发起和把持的罪恶产物。”

　　这种阶级标准至上与生产力标准错位的情况，以及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简单化理解，至使研究中出现了只见政治、不见经济，只看主观动机，不看客观效果，武断地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单纯理解为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的倾向。于是，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志被捧上了面南的王位，而决定历史发展的经济关系却被贬为婢女。一部生动的中国近代史，成了一部阶级斗争史。这种倾向在革命史教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据我手头掌握的十七种版本的革命史教材来看，普遍给洋务运动定性反动不说，有的教材干脆把洋务运动略去不提，好象近代史上这三十年白过了，什么也没有留下。这种割断历史的做法实难向后人交待。

　　本文限于篇幅，仅就两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谈点新的思考。

　　关于洋务派阶级属性问题的误区与思考。

　　为什么春秋时期，初税亩实行以前，一部分诸候，大夫开辟私田的行为能被肯定，并被认为由于开辟私田其阶级属性已向地主阶级转化。而洋务派搞了三十年洋务运动，（平地建起了八百家工矿企业，几万近代工人的出现，二十余所学校的建立，几百新知识分子的育成以及几十艘军舰制造，几百里铁路的建筑，几万里电线的架设，等等。）却还非要把他们和封建地主阶级捆在一起呢？

　　许多文章说洋务派是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主要根据是，他们都是清朝的封建官僚。那么维新派呢？他们也都有顶戴花翎，谭嗣同等人还官至四品呢？

　　从以上的疑问中我们已经能够明显地感到误区的存在。

　　在以往的文章中，给洋务派的最好的头衔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我认为这一表述并不准确。所谓地主阶级改革派，是指在不变动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地主阶级中进行社会改革的政治派别。如中国历史上，唐朝的王叔文集团、宋朝的王安石集团等。而洋务派通过引进大机器生产，雇佣工人，投资近代工业等，已经改变了或部分改变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所以，严格的说来，洋务派是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阶级的阶级异己份子。这个转化从他们投身洋务运动起就开始了，并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而深化。如果进行横向对比的话，洋务派类似于英国的从封建贵族向资产阶级转化的新贵族。应该认为他们已经开始具有资产阶级的属性。这样看才符合阶级关系是经济关系的产物的原理。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入使中国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社会经济逐渐解体。外国机器工业在与中国小手工业的竞争中，显示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中国造成了资本主义赖以产生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共产党宣言》说，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重炮，“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洋务派举办新式企业，开办新式学堂，编练新军等洋务活动，恰是他们在世界资本主义商品重炮进攻面前“不想灭亡”而“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表现。在当时的中国，只有洋务派才能冲破顽固的封建藩篱，把引入外国先进机器和科学技术的愿望变为现实。他们从封建统治阶级的营垒中脱颖而出，充当了“本国经济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

　　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形成，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经历了一条特殊的道路。大量的不是“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资产阶级”，而是有机会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并有财富可以变为资本的一部分地主、商人、官僚首先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的。洋务运动时期，正是这些人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一个重要的渐进过程。

　　洋务派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关节点，我认为是在七十年代“求富”的口号提出之时。如果说六十年代在“求强”的口号下，创办军事工业更多的是地主阶级自卫本能反映的话，那么到了七十年代“求富”口号的提出，就标志着洋务派已经从封建营垒中分化出来，成为兼有一定的资本人格化的人。李鸿章等人，在洋务实践活动中，逐渐发现“铁路、铜线、挖矿、航运”等当初“拒之愈坚”的东西，原来都是聚敛厚利的好渠道。于是就办起了招商局、电报局、纺织局、矿务局等民用企业，用此来“致富”和“稍分洋商之利”。这说明洋务派此时在思想上已经产生了资产阶级意识，而在行为上已受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支配了。洋务派阶级属性转化的最明显的标志是大量投资于近代企业。许多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在洋务企业中投资，从而彻底实现了向资产阶级的转化。如：朱其昂、朱其诏兄弟和经元善这些商人、钱庄主，对轮船、电报都有不少资本投入，上海电报局成立时，经元善一人的资本就占八分之一；翰林院编修戴恒和龚寿图这些仕绅官吏，将其封建家族的积累也投于洋务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时即各投资五万两。买办徐润说他对招商局投资先后两次“共认股四十八万两，”“因友及友”所招股本也不少。唐廷枢说自己“亲友共有八万余两，戚党又二十余万两。”洋务派把大量资金投入洋务企业，使他们从经济关系上具有完全的资产阶级属性了。

　　上述事实雄辩地说明了洋务派是在渐进的过程中完成了阶级属性转化的。

　　在讨论洋务派的阶级属性时，我们有必要对洋务派的构成做一全面的认识，以便从总体上把握洋务派阶级属性的转化问题。在阶级标准的投影下，一提洋务派，似乎就是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官僚，而没有把洋务派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阶级基础来看。其实，洋务派是个成份很复杂的集合体。其中有贵族、官僚，如奕、李鸿章等；有洋行买办，如徐润、唐廷枢、郑观应等；有商人、钱庄主，如朱其昂、朱其诏、经元善等；也有地主士绅，如杨宗濂、戴恒等，还有新式知识分子，如容闳、严复等。就是由他们构成了在中国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阶级基础。他们在当时代表着历史的发展方向。中国近代的社会进步都是与这个阶级基础相联系的。

　　当然，洋务派因囿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局限，在洋务运动中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就个别人来看，这个转化进行得很慢，有的甚至一生都没能完成这个转化。但不能因此否认大部分洋务派在这个过程中转化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事实。

　　洋务派能实现这种转化的动机是什么呢？以往的论者总是从政治上去找，认为他们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其实从经济上看很简单，就是“利益”。如同英国一部分封建贵族从工业生产中取得利益，转化成资产阶级一样，中国的洋务派封建官僚地主不仅不反对工业生产，反而提倡并亲自开办近代企业，也是力图从中取得利益。正是为了取得这种经济利益，洋务派才由封建官僚、地主逐渐转化成资产阶级。这种转化虽然只是经济上的，并没有提出政治上的要求，但在“那些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的”地主阶级顽固派心目中已经是“洪水猛兽”了。他们本能地感到了洋务派的这种转化对封建肌体的剥蚀作用，所以他们咒骂洋务派“捐弃礼义廉耻”，“用夷变夏”，“败坏人心”等等，群起而攻之。封建顽固势力的这种反对态度不是正好反证出洋务派的历史进步性么。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肯定的是，洋务派向资产阶级的转化是新的生产方式引起的地主阶级的分化和自我否定，并使之成为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这同奴隶社会末期一部分奴隶主由于改用农奴生产而不自觉地变成封建地主一样。这种转变顺应了历史，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关于洋务派镇压农民起义问题的误区与思考。

　　为什么林则徐、魏源提倡向西方学习得到了一致的肯定，被誉为开眼向世界的第一人，而把林、魏这一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变为现实的洋务派，却屡遭贬斥，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呢？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洋务派的几个头面人物都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主将。可是，林则徐是死在镇压拜上帝会（即太平天国前身）赴任的途中，魏源也曾在任江苏高邮知州时，倡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对抗太平天国。这都是史实，怎么有些论者在论述上面的结论时就都有意无意地忘了呢？

　　近年来，许多文章在论洋务派发动洋务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御侮”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以此来为洋务运动增加点亮色，目的也是为了绕开洋务派镇压农民起义这个敏感的问题，其用心可谓良苦。

　　在阶级标准的投影下，许多人在研究历史时常常被这样一种情绪所左右，即对历史上的劳动阶级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和偏爱，而对统治阶级则表现出更多的憎恶和仇恨。这不禁使人想起美国历史学家韦尔·杜兰特的一句话。他说：“历史是一条有两个岸的长河，河道里漂浮着尸体，出现呼喊声、烈火、浓烟和眼泪，历史学家注视着河道，却忘记了两岸建成了农场、工厂、学校和博物馆”。对历史上的一些统治者镇压劳动阶级的行为进行道义的谴责，这是一般普通人也能做的事。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却是要透过统治者的残暴行为去发现其中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趋向，从而肯定他们的历史进步性。在这方面，恩格斯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说：“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于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可惜，这样做仅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周知的事实，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的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马恩选集》第3卷第220页）思格斯甚至下过这样的断语：“没有奴隶制便没有社会主义。”这是纯粹的历史主义。

　　恩格斯之所以能够清醒地得出如此结论，就在于他所根据的是生产力标准。

　　“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地主阶级一出世就是与剥削压迫农民阶级相联系的，它在还是“革命者”和“先进者”的时候，就镇压农民起义。这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洋务派在成为洋务派之前作为封建王朝的军事将领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就是这种本性的反映。农民起义反对地主，地主镇压农民起义，这只是这两个阶级对抗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这两个阶级存在，它们就要这样对抗下去，并在这样的对抗中推动历史前进。以往在评价这种对抗的作用方面也存在着误区。如讲阶级斗争对历史前进的推动作用时，往往只强调农民起义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起到了如何如何的推动作用，而对地主阶级有什么作用却只字不提。实际上，社会的进步往往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对农民起义的偏爱，还产生了一种拔高农民起义的现象，如：把太平天国称为伟大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革命，这样一来，谁镇压了太平天国就必是反动派无疑了。其实，太平天国不管带有多少新时代的色彩，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故仍没有越出旧式农民起义的轨道。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才能避免作历史分析时迷失方向。诚然，农民起义是一个冲击封建制度的力量，但由于农民不和新的生产力相联系，只能在旧社会内部冲撞，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即使起义获得胜利，也只是旧制度以某种形式重演。“武器的批判”终究不能代替新的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建设。所以，要改变封建制度，最终还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洋务派在成为洋务派以后，仍继续镇压农民起义。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原先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已出现了质的变化。洋务派在新式武器的生产中，发展了新的生产力。开始了新的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建设。这样，洋务派成了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而农民起义的一方仍是不代表任何先进生产力的旧式农民。在这两者的对抗中，谁更先进一点不是很清楚吗？马克思在讲到人们怎样才能创造一个新社会时说到：“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洋务派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他们首先开始“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并且还为新生产方式的建立开了一个头。尽管这是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仍应承认他们的先进性。历史的辩证法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和感情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