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宪明

一 引言

1895年3月13日至14日，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辟韩》一文。此文是严氏生平文字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一向受到研究者关注，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耐人寻味的是，学术界对严复思想发展的过程存在不少争议，但对于《辟韩》一文，却出人意料地一致，都认为此文是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彻底否定，严复本人则因此而引起张之洞的痛恨，几遭不测。①本文是提交清华大学历史系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办的“戊戌维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①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可参见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收入上海书店出版社《民国丛书》第3编第74册，1991年版，第29、30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王NB047、俞政合著《严复》，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31页；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张志建《严复学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华书局1997年版；林安梧《中国近现代思想观念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95年版。严复撰写《辟韩》果然是为了彻底批判和否定封建专制主义吗?如果不是，那么他撰写此文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当首次发表两年多以后，文章被转载于《时务报》时，远在武汉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何要辟《辟韩》?本文拟对这些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解答的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对严复《辟韩》一文及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一个更合理的解释。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教。

二 严复“辟韩”之动机与苦衷

如果真像大多数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严复《辟韩》等文是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否定，那么，严复对中国“封建社会”及“封建专制制度”一定有所认识。但实际上，从对戊戌时期严复主要论著《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原强续篇》、《辟韩》及《拟上皇帝书》的计算机检索来看，“封建”、“专制”或“封建专制制度”之类的词，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严复特创的用来翻译英文“Fedual”一词的“拂特”也没有出现过。相反，我们却发现严复建议当时的皇帝，即后来常常被称为“封建制度总代表”的人，“收大权”王NB047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14页。，并将之作为国家转弱为强的主要治标措施之一。因此，说严复《辟韩》一文是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似乎证据并不充分，严复不可能对一个自己并没有认识到的社会制度，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理论批判，所谓严复《辟韩》一文是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彻底批判和否定的说法，显然是研究者根据后来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模型，倒回去为严复的思想进行定性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并不符合严复当时的思想状况有关严复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笔者将另文专门讨论。。要正确认识严复《辟韩》等文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必须回到严复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进行具体的研究。

《辟韩》发表于1895年3月中旬，其构思和撰写时间则当在1894年冬至1895年3月中旬之间。这正是中日激烈交战的时期，清军节节败退，日军则步步进逼，京畿地区危在旦夕。身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在此种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却将一千多年前唐人韩愈所写的一篇文章《原道》拿来大批特批，其动机和目的到底是什么?

据严复本人透露，他撰写《辟韩》、《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的“命意”是“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认为中国“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为经，而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纬。本既如是，标亦从之。本所以期百年之盛大，标所以救今日之阽危，虽文、周、管、葛生今，欲舍是以为术，皆无当也”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严复致梁启超信，《严复集》第3册，第514页。。

关于此层意思，多数研究者已经有所注意并有清楚的表述，冯友兰先生和史华兹先生的表述尤为清楚。但是，思想家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之人。他们生活在特定的制度和文化圈子之中，受特定的制度、人事制约，其思想活动、人格心理也必然会对这些有所反应。他们在进行思维活动时，不仅要考虑整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命运，考虑本民族文化的走向，同时也要考虑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研究思想史者对此不可不加深察此观点系业师刘桂生教授在近年的讲学活动中反复阐释的。同时，笔者也受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的启发。陈先生该文认为，韩愈《原道》一文中所持排斥佛教之论并非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只是“崇正辟邪之空文”，而是“言有物、意有指”、“实具特别时代性”，其矛头是针对着唐皇室和当时提倡佛、道二教的君主宰相(原载《金明馆丛稿》，引自刘桂生、张步洲编《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151页)。。

严复的顶头上司、大学士兼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晚清最有权威的官僚之一，对韩愈大力提倡。他在1844年所作的题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的“甲辰乡墨”中这样写道：“溯乾坤甫辟之初，交于中国者惟兽蹄鸟迹之道，生民固甚鲜也。斯固无从而安矣。今则山川奠位，庶类孔繁，相乃小人，庶不怀安也?则安民何容缓。迨平成既著之余，环居宇内者，多衣皮饮血之俦，斯民固甚众也，此可不致其安乎?”见《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9册，第4921～4922页。

在另外一篇题为《文以载道赋》的文章中，他又写道：“文体缕变而道有不变者。秦世不文，下逮汉儒，经注总其辔，训故通其衢，骚赋扬其镳，策论别其驱，本一毂而统辐，虽异辙而同途。至若骈俪代兴，诗歌各殊，以声律相跨蹑，以帖括为规模，大雅不作，流波竞趋，苟非振古文之宗绪，阐道德之根株，则文日归于割裂，而道且堕于虚无。抑文人缕变而道有不变者……忽昌黎之轶群NCA4E籍，传之而学盛，欧、苏继之而派分……不悖群圣之旨，皆自成一家之文……盖先有道后有文，本由原而及委，博以文，约以道，更相辅而并行也……是以修道于上而文风清，卫道于下而文教讫……”。《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4533～4537页。

从上述引文中不难看出，李鸿章对韩愈是何等倾服，他不仅要借韩愈关于初民社会的解释来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且还要像韩愈那样担负起“修道”和“卫道”的重任。正是在他的提倡下，李鸿章的幕僚、下属，李氏家族后人，不仅要将韩文列为日常必修的功课李鸿章重要幕僚成员，如吴汝纶等案头都有《韩集》，每日余暇必读韩氏诗文。吴氏本人有大量关于韩氏的评注。见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中所收吴汝纶部分及吴氏家刻本《桐城吴先生文集》、《桐城吴先生尺牍》等。，而且相互之间每每喜欢以韩愈相期许、相推崇李鸿章门下士秦际唐为《李文忠公遗集》作序，开篇即写道：“昔韩昌黎为殿中少监马君作墓志铭……窃叹以北平之家世勋业、昌黎之文均堪不朽，而微惜自北平以下，于史传无所表见，尚不足张昌黎之文。然则近今之家世勋业代有令名，孰有如合肥李氏哉!”此序中间再次将作者与韩愈相比较，结尾则以韩氏语句作结。见《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4513～4516页。，成为晚清官场中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严复作为李鸿章集团成员之一，对此种情况当然十分熟悉。

严复于光绪三年(1877年)赴英国留学海军，三年后回国，被派到福建船政局水师学堂任教习。时李鸿章奉命在北洋大办海军，创办北洋水师学堂。经时任驻英公使李丹崖多次推荐，李鸿章于光绪六年(1880年)春天奏调严复前来北洋，同年七月上旬，严复到达天津，从此成为李鸿章为首的北洋集团的一名成员见《李鸿章全集》第5册，第2758、2762、2903页。。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严复从水师学堂的教习一直做到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其官衔也从都司一步步提升到选用知府、选用道员，成为天津官场中重要的一员。

严复在北洋中的命运和地位究竟如何?严氏生前故交陈宝琛为其撰《墓志铭》称，李鸿章大办海军，以严复“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第1541页。。此后，研究者多据陈氏观点，认为严氏在李鸿章幕府长期怀才不遇，不受重用。最近，汪荣祖先生对陈氏的说法提出新的解释，认为陈氏此说是为故友严复掩饰吸食鸦片之恶习；不是李鸿章不重用严复，而是严复本人有此恶习，故不能重用见汪荣祖《严复新论》，载台北《历史月刊》1995年6月号，第36～39页；最近高增杰先生提出，陈氏之所以说严复在北洋“不预机要”，是指严氏到北洋的最初使命是充当外交人才，而李鸿章却长期不令其参预外交事务。见《严复留英若干问题辨析》，《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无论如何，严复本人对自己在北洋的经历确实并不太满意，特别是后期，尤其如此。就在写《辟韩》一文前不久，他在1894年11月8日给长子严璩的信中写道，“我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严复集》第3册，第780页。。而不久后又在1895年1月15日给四弟观澜的信中写道，“兄北洋当差，味同嚼蜡”《严复集》第3册，第731页。。严复在家信中说出的这些话无意中证明：此时的严复在北洋确实像陈宝琛所说的那样，是“不预机要，奉职而已”。

面对着中国在对日战争中接连不断的失败，严复对自己的上司李鸿章一味妥协求和、任用私人，从而使整个国家陷入危殆之中的做法，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不满。他写信对陈宝琛说，中国海军将士“无不见危授命”，为国建勋，但可恨的是主持战事的统帅李鸿章却举措失当，一误再误。他写道：“合肥用人实致偾事。韩理事信任一武断独行之袁世凯，则起衅之由也；信其NB048〔婿〕张蒉斋□浸润招权，此淮军所以有易将之失；欲同邑之专功，所以有卫汝贵之覆众；任其甥张士珩，所以致军火短给，而炮台皆不足以毙敌。以己一生勋业，徇此四五公者，而使国家亦从以殆，呜呼，岂不过哉!今然后知不学无术私心未净之人，虽勋业烂然之不足恃也。”

严复认为，中国对日之战之所以不利，是因为“臣主平时于洋务外交绝不留意，致临事之顷，如瞽人坠眢井，茫无头路”。他指出：“今日之事，夫岂倭之狡逞，实中国人谋之不臧，其事前泄沓虚骄，□□怠傲，不必论矣。即事起之后，复所用必非人，所为必非事。而内里建言诸公，所议论最可笑者，其弹劾北洋，类毛举风听，无一语中其要害。于是其心益蔑视天下之无人，推委挟制，莫可谁何，谓战固我战，和亦我和，苟朝廷一旦NC378而去之，则天下亦从以丧。故今日东事愈不可收拾，北洋之意气愈益发舒。於戏，可胜痛哉!”《严复集》第3册。第498～499页。

所有这一切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严复在1894～1895年前后准备舍北就南，脱离李鸿章，改到张之洞手下谋职。此事的中间联络人是严复的同乡兼好友陈宝琛。值得注意的是，陈氏同时也是张之洞同治、光绪初年在京任职时志同道合的朋友，并在此后的时间里保持了终生的交谊。两人均以敢言著称。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外放两广总督，陈氏则受命会办南洋军务，因故受降五级重处，遂借丁母忧之机，归里不出，长达二十多年关于陈、张交谊，可参见徐凌霄、徐一士著《凌霄一士随笔》第4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7～1443页“谈陈NB82A庵”条。。严复利用这种关系，多次给陈宝琛写信，希望张之洞出来收拾残局，同时请陈宝琛代向张之洞疏通，以便到张处另谋发展。1894年9月23日，严复请陈宝琛“作一书与楚督张香帅，劝其作速筹款，设法购办军火为先，即使不及眼前之事，然□□永，国祸益深，苟其不为，将终无及事之一日矣。张香帅能用先机大度之言，日后撑柱光复，期之一二人而已”。他认为其他督抚都是“持禄保位”之人，不能寄以任何希望。至于个人的命运，严复慨叹道：“仆燕巢幕上，正不知何以自谋，沧海横流一萍梗，只能听其漂荡而已”《严复集》第3册。第498～499页。。同年10月3日，严复在信中表示：“湖广张帅有何措施，走于此老NB078NB078之诚，□□无已，故于其行事，尤欲闻之”《严复集》第3册，第501页。。同年12月6日，严复又写道：现在战局对我极其不利，当局者已极欲议和，而敌方则拒绝议和，政府“束手待死，一筹莫施”，而“张孝帅有总督两江之命，力完气新，极足有为，果其措理得宜，则后来藉用恢复，但此时真须一著不错……孝帅素为公忠体国之人，想必有一番经纬也。复爱莫能助，执事胡勿为之介耶?”《严复集》第3册，第502页。
陈宝琛到底有没有为严复联络?目前虽没有看到直接的证据，但严复写给其四弟观澜的一封信，却可以表明陈氏的活动是富有成效的。在前引1895年1月15日致四弟的信中，严复写道：“张香帅于兄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然须明年方可举动也。此语吾弟心中藏之，不必告人，或致招谣之谤也。”《严复集》第3册，第731页。

要报答张之洞的知己之恩，严复首先要表明自己同李鸿章划清界限，其次要在政治、文化和学术主张上与张之洞取得一致。严复撰写《原强》、《救亡决论》诸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张之洞所倡导的“富强”主张的回应，而在这些文章中所提出的拒和、对日持久抗战的主张，可以看做是对张之洞对日态度的回应。而对于韩愈的批判，则一方面是影射李鸿章等对于韩愈思想的提倡，暗责李鸿章在中日战争开始前后有背人臣之道的行为，另一方面则是对张之洞学术主张的回应。

过去，研究者往往只看到《辟韩》一文中“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覆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严复集》第1册，第34、35～36页。等处，之后就认为严复是在彻底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不错，严复是在对秦以来的专制制度进行批判，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严复实际上是有着现实的关照，矛头对准的是李鸿章：

第一，严复提出君是由民共同出赋而立的，其职责是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君一人不能承担所有事情，必须设臣来帮助自己。这样就形成了民立君、君出令、臣行令的三角关系。

第二，严复虽然提出了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但是，同时他还提出：现在不能“弃吾君臣”，原因是“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国且不能，而况中国乎!”

第三，这样，读者很容易就会联想到：君既不能废，民在任何朝代都必须出赋，那么，所谓的“民不出什一之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实际上重点落在了“臣”身上，是要求对那些不服从皇帝命令、不履行职责的大臣进行严惩。而在1894年下半年至1895年公开跟皇帝唱反调、不执行君命的正是李鸿章，“尊其尤强梗、最能欺夺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为之令，而使天下无数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劳神虑者，以供其欲”，将大量海军经费报效给西太后以满足其欲望的是李鸿章，身为大学士，居百官之首，却“忌讳虚骄”，使国家“贫且弱焉以亡”的是李鸿章，视士兵如奴虏的也是李鸿章这一时期，张之洞系统的人常批评李鸿章之淮军待士兵如奴虏。详见张之洞《自强军创制公言》，收入《中国兵书集成》第49册，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271页；郑孝胥(严复同乡好友)《自强军西法类编序》，收入《中国兵书集成》第49册，第515～518页。。

再看严复对于张之洞学术主张的响应。张氏提倡读书首先要读近人所著书，其次要读实用之书，反对专读古书与无实用价值之书详见张之洞《书目答问·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及《NB077轩语·语学第二》等篇，《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700、608～611页。。对于那些与自己主张不同的读书人，他决不加以重用张之洞晚年假托弟子之名撰写的《抱冰堂弟子记》，自称“平生学术最恶公羊学，每与人言，必力诋之……最恶六朝文字，谓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弊之世，效之何为?凡文章无根柢、词华而号称六朝骈体，以纤仄拗涩、字句强凑成篇者必黜之。”见《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据早年毕业于张之洞在武汉所办之经心书院的刘成禺记：“张之洞督两江，陈散老(指陈三立)以故人陈锐陈锐，字伯NB82A，武陵人，光绪十九年举人。著作有《NB049碧斋杂文集》(自刻本)，所为文皆骈丽之词。参见《湖南文献汇编》第2辑，第178页，收入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5编第89册。知县需次江南，久无差缺，屡向之洞言：‘陈令文学政治甚通达，佳吏也’。之洞一日传见，陈思与之洞一谈，必折服之，为最上策，之洞诗与骈文，是其所长，不如专谈古文，或攻其所短。计定入见。之洞问曰：‘汝善何种文学?’曰：‘古文’。又问：‘古文习何文?’曰：‘八大家’。又问：‘八大家喜读何家?’曰‘韩昌黎’。又问：‘韩文最喜读何篇?’曰：‘《原道》’。之洞连声曰：‘《原道》、《原道》’。语未终，举茶送客。陈锐从此无见总督之望矣。之洞语散原曰：‘陈令不佳’。入民国，予与散老谈及，散老曰：‘陈伯NB82A弄巧成拙’。”刘成禺《〈原道〉一篇傲大帅》，《世载堂杂忆》，山西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陈氏本人对此事的记载和解释有所不同：他之所以未获张之洞任用，不是因为张氏不用他，而是因为他不想接受张氏的任用。详见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张之洞条”。

对于上述情况，正在谋求救国之道和自我发展之路的严复当然不会没有了解。因此，严复“辟韩”而不针对其他古代著名人物如董仲舒等发难其实，韩愈《原道》一文中的观点在其前人的著作中已经有系统论述，而且很为严复同时代人所熟悉。如严复的另一个同乡好友陈衍就说过：韩愈“《原道》篇中云：‘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而(董仲舒)《贤良三策》已言之，曰：‘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生五谷以食之，六畜以养之……’，词意大同。”见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第4册，第1575～1576页。，实际上就有了更为复杂的意义。

此时的严复也像当时大多数人一样，不满意李鸿章的所做所为，并相信李鸿章的政治生涯已经从此终结，希望张之洞这样的务实的疆臣出来主持大政，而自己也能够在新的形势下有所依靠、有所作为类似严复这样的情况，在北洋高级官员中不乏其人。如盛宣怀从1870年初入李鸿章幕，长期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颇得李鸿章重用，1892年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中日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命他办理东征转运，负责后勤供应。因与李鸿章意见相左，盛遂一面公开屡请开缺，一面暗中活动，准备调往张之洞处。参见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0～611页。另据当时在天津的西方外交人员观察，当时北洋官场中已经有不少中上层人士在公开的社交场合表现出对李鸿章的不满和蔑视。见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by P. D. Coat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 157～158，287。。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李鸿章虽因中日战争中的失败而使自己的声誉降到了一生中的最低点，但毕竟余威犹在，而严复与张之洞处的联系进展似乎也没有想像得那样顺当。因此，一年以后，当李鸿章再度奉命出使俄国及欧洲其他国家时，严复不禁担忧起来。他在家信中写道：“此间事势旦夕变更，李中堂今番出使俄国，年底定必回京，饬回北洋，十有八九。那时，兄是否仍当此差，尚未可定也……”《严复集》第3册，第732页。。

三 《辟韩》与清末道统变化之关系

严复撰《辟韩》，还与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就是作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的道统，在清朝末年的变化，特别是与围绕着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而进行的激烈争论有着密切的联系。严复这一时期的文章中一再提到的“学问”、“学术”，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问或学术，而是指治理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道统”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上谕有“先儒从祀文庙，关系学术人心，典至重也……”，其学术一词专指道统。道光九年(1829年)上谕有“先儒升NB076学宫，祀典至钜，必其人学术精纯，经纶卓越，方可……”，学术一词仍是与道统有关的学术，而非一般的学问。引文见《清会典事例》卷四三六，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版第5册，第940、942页。道光初年贺长龄、魏源等辑《皇清经世文编》，将所收论文分为八大类。第一大类即是“学术”，所探讨的问题也不是今人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而是治理国家的学问，同样指道统。。

所谓的道统，是唐、宋以后统治者逐渐总结归纳出来的儒家传道的统系，其构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关于此点，可参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日知录集释》上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662～669页“从祀”、“十哲”、“嘉靖更定从祀”诸条；纪昀等撰修《续通典》卷五四《礼》中之《孔子祠》部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7～1458页；蔡尚思《中国思想研究法》第5章第3节《打破中国思想史上的道统说》，收入《民国丛书》第3编第3册；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狄百瑞著《中国的自由传统》，李弘祺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春秋时孔子历叙尧、舜传授之言，成为此说之本。“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见《论语·尧曰》。战国时孟子继其说，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见《孟子·公孙丑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见《孟子·尽心下》。。西汉扬雄对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提出质疑，提出：“尧、舜、禹，君臣也，而并；文、武、周公，父子也，而处；汤、孔子、数百岁而生。因往以推来，虽千一不可知”见扬雄《法言·五百》。。唐韩愈《原道》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传道说。道统的正式提出和形成则在宋代。朱熹的弟子黄干黄干(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福州闽县人，朱熹的学生。生平见《宋史》卷四三《黄干传》及黄宗羲《宋元学案》六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册，第2017～2038页。撰《圣贤道统传授总序说》，提出：“道之原出于天”，“圣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灵者焉，于是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故能参天地，赞化育，而统理人伦，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发明道统以示天下后世者，皆可考也”；并由此而得出了天—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敦颐)—二程子(程颐、程颢)—朱子(熹)的道统传授说见黄干《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载黄宗羲《宋元学案》第3册，第2022～2023页。此前黄氏的老师朱熹已经在《中庸章句序》中完整地提出了上述黄氏所提道统名单中除朱氏本人外的所有人物。参见朱熹《中庸章句序》，收入朱熹著《四书集注》，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15～16页。。道统是相对政权传授的正(政)统而言，两者之间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制约。道统人物必得到统治者(正统人物)的许可，才能高居庙堂；而正统人物必得道统之认可，才能够在道义上成为合法政府。二者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使得道统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晴雨表。

有清一代，围绕着道统领域而展开的斗争尤其复杂而激烈。清入关之初，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吕留良、唐甄、余廷NB2D3、汪缙等人为代表的明遗民及部分在野的知识分子，对道统思想进行了反思和猛烈的攻击，就家天下问题、君权的神圣性问题，以及是否存在高于君权的真理等问题，提出了若干非传统的观点参见熊秉真《十七世纪中国政治思想中非传统成份的分析》，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上册，第1～32页。及Thomas A. Metzger, Chingshih Thought and the Societal Changes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Periods；程一凡《顾炎武的私利观》；吕实强《王船山的经世思想中维新的倾向》等文，以上三文均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1984年。。而清朝统治者则在稳定了政权之后，开始对道统进行改造，一方面加强孔、孟、程、朱这一传承系统，修补这一系统中的中间传承环节(即增列孔、孟等人弟子从祀)，提高朱子的地位详见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皇帝上谕。载《清会典事例》第5册，第940页。，另一方面则继续对荀子等进行打击，将其排除在道统之外，并防止非孟子一线的名儒进入道统道光八年(1828年)，湖北学政王赠芳奏请以陈良从祀，道光皇帝进行了批驳,说他“甚属冒昧。陈良道说周孔，虽见称于孟子,不在弟子之列，又无言行可考……如皆滥行从祀，成何体制?”见《清会典事例》第5册，第942页。。为了从制度上确保道统的“纯洁”性，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首次颁布章程，规定从祀“应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标准，“嗣后除著书立说、羽翼经传、真能实践躬行者，准各该省督抚胪列事实，奏请从祀外，其余忠义激烈者，入祀昭忠祠；言行端方者，祀乡贤祠；以道事君，泽及民庶者，入祀名宦祠，概不得滥请从祀圣庙……”《清会典事例》第5册，第942～943页。。

道统领域的斗争同时也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领域中进行着。

道光五年至九年(1825～1829年)，由曾任两湖、两广总督、时任云贵总督的阮元组织编辑的《皇清经解》出版，共收清代73家183种著作，凡1400卷，其中收入顾炎武《日知录》等著作5种。

道光五年至六年(1825～1826年)，由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和魏源等人组织编辑的120卷本的《皇清经世文编》问世。它以陆耀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所编之《切问斋文钞》关于陆氏生平事迹及《切问斋文钞》之编辑过程、学术和政治倾向等，可参见黄克武先生所撰《理学与经世——清初切问斋文钞学术立场之分析》，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1987年)，第37～65页。为蓝本，收集清开国至道光以前官方文书、官员奏议、学者论著书札中与政治经济等方面有关、具有实用价值的篇章，共收入654位作者的2236篇文章。这些文章中有一些实际上已经对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并提出了君由民立、君职在于卫民等重要观点详见余廷NB2D3的《民贵》和汪缙的《绳荀》等篇，载贺长龄、魏源编《清经世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0、50页。。

道光十九年(1839年)，新化邓显鹤(湘皋)主持刊刻《船山全书》，咸丰四年(1854年)书版毁于战火。同治初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组织重刻，并增益172卷。曾国藩虽称王夫之“著述大繁，醇驳互见”，但有意无意之中却暗将王夫之承接到道统之中，把他安排在已经进入道统的北宋张载之后详见曾国藩《王船山遗书序》，《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77～278页。。

进入光绪年间以后，围绕着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从祀孔庙的斗争又直接集中到了道统领域本身。

光绪二年八月二十日(1876年10月7日)，礼部侍郎郭嵩焘奏请以王夫之从祀，朝廷下旨交礼部议奏见《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册，第55页。，后被礼部议驳。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78年1月11日)，已经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又将《礼部议驳明儒王夫之从祀请饬部存案以俟定论》一折寄请总理衙门代递，并分寄礼部及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郭嵩焘日记》第3册，第385页。。这一次奏请不仅没有被批准，反而受到光绪皇帝的严厉训斥：“从祀典礼，关系綦重，部臣议准议驳，自有公论。郭嵩焘因廷臣议驳明儒王夫之从祀文庙，辄以私意揣测，疑为故意驳斥，并请饬部存案，语多失当，殊属非是，原折著掷还。”《清实录》第53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2页之光绪四年二月下壬寅条。

显然，郭嵩焘是怀疑有人故意议驳他关于王夫之从祀的奏议。那么，郭氏所怀疑的是谁?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1880年5月21日)，郭嵩焘在《日记》中提供了答案：“光绪二年……奏请王船山先生从祀两庑，而请饬南抚查开其事迹并其遗书。寓书乡人，属具呈另行题奏。而为李辅堂所持，事寝不行。徐桐(荫轩)方任礼部尚书，立意议驳……吾楚人不务表章先达，竟无一能主持其事者。”《郭嵩焘日记》第4册，第43页。

这里所谓的“辅堂”当是相对“中堂”而言，中堂指大学士，辅堂则是协办大学士。而此时的汉协办大学士，只有李鸿章一人参见钱实甫《清季重要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59年版。。因此，带头驳斥郭嵩焘、反对王夫之从祀的也正是李鸿章。

光绪十年三月二十四日(1884年4月19日)，江西学政陈宝琛奏请以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光绪命礼部议奏。礼部堂官中尽管有不同意见，但最终决定议驳陈宝琛的奏请。内阁复议礼部的驳议时，再度出现分歧，翁同NF24A、潘祖荫、盛昱等赞成顾、黄从祀。最后，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1885年12月24日)，大学士李鸿章领衔、会同礼部，奏驳陈宝琛之请，认为顾、黄二氏“不足当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之目”；而工部尚书潘祖荫则领衔奏请准从陈氏之请，认为顾、黄二氏“皆有传经之功、卫道之力，崇正遏邪之实效”。光绪皇帝看到出现重大分歧，遂命扩大讨论范围，令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再行详议具奏，结果，仍不能统一意见。顾、黄二氏从祀事遂被搁置关于此事的详细过程，参见何冠彪《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入祀文庙始末》，收入《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版。。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九日(1895年1月4日)，担任湖北学政任满的孔祥霖“科考事竣，课试两湖书院”时，院中两湖籍学生合词呈请将王夫之从祀，孔祥霖随即代奏，请将王夫之从祀孔折详见《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3518～3520页。。据《光绪朝东华录》载，孔氏的这一奏请曾“下部议”，但结果却未见记载《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第3520页。经御史赵启霖奏请，在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支持下，顾、黄、王三氏于光绪三十三年获准从祀文庙。参见《清史稿》卷八四《志》五九;徐凌霄、徐一士所撰《清末顾、黄、王从祀孔庙之议》，载《凌霄一士随笔》第2册第554～555页，第4册第1494～1499页。。

这里，道统领域的斗争似乎与严复没有太大关系。其实不然。

首先，奏请以顾、黄、王从祀的三人中，郭嵩焘是严复留学英国时的驻英公使，在英期间常常与严复纵谈中西学问政教，也常常带严复出入于社交场合，十分欣赏严复的才华和学识，曾经向李鸿章等朝廷要员推荐，认为将来可以作外交人才，严复对之也十分敬重，到北洋后一直与郭氏保持书信往来；陈宝琛则既是严复的同乡、朋友，同时也是张之洞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与严、张二人之间均有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而孔祥霖虽不能确定与严复有什么直接的私人关系，但他是任满的湖北学政，是代表湖北的两湖书院学生说话，而这一书院的创办者又是张之洞，张则是顾炎武等人的崇拜者和热心提倡者。这就给我们一个提示：严复对韩愈的批判，实际上是在道统领域里对郭嵩焘、陈宝琛、张之洞等人的支持，同时也是对反对顾、黄、王从祀的李鸿章等人的抵制。

其次，从思想内容上看，顾、黄、王三氏的思想与严复所接触到的近代西方思想，特别是他正在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中有关社会分工、民约、君主职责在于卫民等观点，有颇多暗合之处，而与韩愈所阐释的道统思想却格格不入。例如：

王夫之批评韩愈为“不知道”。他说：“愚尝判韩退之为不知道，与扬雄等。以《进学解》、《送穷文》悻悻然怒，潸潸然泣，此处不分明，则其云‘尧、舜、禹、汤相传’者，何尝梦见所传何事?经义害道，莫此为甚，反不如诗赋之悠然于春花秋月间也。”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第893页。顾炎武也在其《郡县论》和《日知录》等著作中提出了类似的思想，对封建君主一人私天下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和批判。

而黄宗羲的反思和批判尤为深刻。他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批评说，三代以降的历代统治者，都“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在《原臣》篇中，他认为国家之所以设臣，原因在于：“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关于制度法律，黄氏写道：“人主即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以上所引黄氏文。分别见《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7、10～13页。

他们对君、臣、民三者相互关系的这些思考和对专制制度的批判，与韩愈所阐释的道统和君权的起源说恰好是对立的，而在很大程度上与严复当时正在思考的问题及其著译的一些内容却是相通的，因此在思想深处容易引起严复的共鸣。再加上前述人事上的关系，严复自然会借批判韩愈来抒发自己的政治社会思想和个人情感。从《辟韩》中既可以看出1895～1897年前后严复的个人情感在李鸿章和张之洞两大集团之间摇摆，同时也可以看出严复以及同时代一部分先进分子正在重新构建的中国道统的基本轮廓。这个新道统不同于以往官方正式认可的那种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韩愈、朱熹等人为代表的、强调君权神圣性、强调忠孝的道统关于君臣关系的演变，参见徐复观《国史中人君尊严问题的商讨》，载《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增订版，第167～168页。有关严复对此问题的认识，可参见严复译《社会通诠》，第157～158页。。它是一个以孔子、孟子孟子与荀子的思想确实有重要差别，但在许多重要的基本点上，他们的政治主张又是相同的。关于此点，前辈学者已有人道及。参见徐复观《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收入《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在此文中，徐氏指出了孟、荀思想间的七大相同点。和荀子、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道统，这个道统虽然也强调君主的重要性，但它更强调设立君主的不得已之处，强调君主与臣民之间“通功易事”的上下级同事关系，强调国家的富强和民众的幸福。新道统在其基本点上有若干与近代世界先进潮流相通相合之处，因此，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与世界接轨的主要连接点之一。

四 《时务报》转载《辟韩》后的反响及

张之洞辟《辟韩》之真意 1897年4月12日，张之洞支持创办的《时务报》第23册转载了《辟韩》一文，并别具深意地标明为“观我生室主人来稿”严复署此名当别有一番用意。经查，清道光、咸丰年间著名天文学家罗士琳(字次NDA78、茗香，江苏甘泉人)曾经用“观我生室”作为室号。罗氏早年曾游京师，考取天文生，以推算道光初元日月合璧、五星联珠而见称于时，为同辈所嫉，不得官，遂出京，客汴梁、楚中，受到阮元等人推重，咸丰三年死于扬州。罗精西方天文算学，著有《宪法一隅》、《比例汇通》等，见《清史列传》卷六九、《清史稿》卷五七。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曾经收录罗氏的《观我生室汇稿》、《续畴人传》等著作。严复用“观我生室”作笔名，可能有几层意思：一是暗示自己也像罗氏一样，是精于西法的畴人，二是暗示自己在北洋是一个受嫉而不能得官者，三是暗示自己也像罗氏一样准备到“楚”(即两湖)去寻找知音。正因为如此，《时务报》转载此文后，很快就有人想到是严复所做。。文章发表后，很快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月25日，谭嗣同致信汪康年：“《时务报》二十三册《辟韩》一首，好极好极。究系何人所作，自署观我生室主人，意者其为严又陵乎?望示悉。”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248页。

20多天以后，即1897年5月21日，叶尔恺致汪康年信中写道：“报中文字愈加精警，提撕警觉，殊具苦心，《辟韩》一篇，尤与鄙人夙论相合，甚佩甚佩。特都中大位诸君未必留意耳。政府诸人招权纳贿，尤甚昔年，钻营奔竞之习，日益加工，此其政教使然，无足异也。”《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496页。

当然，作为《时务报》财政和道义上的主要支持者的张之洞，也很快知道了《时务报》转载《辟韩》之事。不久，6月20日出版的《时务报》第30册上便登出了那篇著名的驳议文章《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过去研究者一般只引此文中的几句话，即“今辟韩者溺于异学，纯任胸臆，义理则以是为非，文字则以辞害意，乖戾矛盾之端，不胜枚举”，并以此断定张之洞反对民权思想。但是，细读之下，就会发现，文章确实对严复《辟韩》一文中所提出的“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但同时也有几点，作者颇用了一番心思，需要我们阅读时加以深思。

首先，在切入正题之后，作者指出：“窃以韩子《原道》之作，后儒推崇，容有过当……”《时务报》第30册，1897年6月20日。，这实质上就等于说韩愈并没有像后儒所推崇得那样了不起，而是确有可议之处。

其次，在用很大篇幅痛驳严复“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立君设官的目的完全是为“卫民”的观点之后，作者接着指出：“夫此‘不得已之说’，出于上则为顺，出于下则为逆。辟韩者代为君者言之，善矣!凡经传所以诫人君者，法语巽言，大都此意……。”《时务报》第30册。

这句话与其说是批判，倒不如说是替《辟韩》的作者作解释，把作者没有说清楚的“意思”或没有想到的意思补充提示出来。

第三，作者批评严复“以挫于倭之忿恨，有慕于欧洲之富强，直欲去人伦，无君主，下而等于民主之国，亦已误矣。而咎千载以前之韩子，原道而不知原民主之道，求疵索瘢以辟之。”接下来却笔锋一转，写道：“曩有为偾事者解脱，造为宋儒贻祸中国说，专以不主和议为之罪，是则以今日之付托非人，师不武，臣不力，至于一切坏烂，不可收拾。无识者既以罪宋，而有识者又以咎唐，恐推而上之，举凡先王先圣所以为治为道者，皆将不免贻误我朝之责备，可奈何?”《时务报》第30册。

这里妙就妙在作者将“罪宋”者和“咎唐”者划成了两个阵营，前者是“无识者”，后者是“有识者”。而稍动脑筋就知道，前者指的是中日战争中的主和派，即李鸿章派，而后者则是包括光绪皇帝、翁同NF24A、张之洞等在内的主战派。这就使被批评者可以确信：你尽管受了批评，但还是自己人，还是有识之士。

第四，作者引用程子的话说：“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厌、无德者惑。若《辟韩》之言，岂直厌与惑而已，殆将俾知德者忧，而无德者幸。苟至无德者幸，则天下之大乱可知已矣”。这看似严厉的词语背后的潜台词，实际上是说《辟韩》作者立言本应当更涵蓄，不应当那样露骨地揭穿君臣关系。

第五，作者劝时务报馆诸人：“虽报馆之例，有闻必录，误则从而更正之。窃以于众事犹可，抑亦他报馆不问义理，但聘快笔者所优为，恐非诸君子创《时务报》之深心所宜然也。”《时务报》第30册。

从以上诸点可以看出，《辨〈辟韩〉书》的主要矛头并不是针对着《辟韩》的作者的，而是另有一层深意在其中。这层意思是什么?我们从张之洞幕府周围及与《时务报》关系密切的人那里找到了答案。就在《辨〈辟韩〉书》发表前不久，即1897年6月6日，时务报馆经理汪康年收到叶瀚来短函，信中说：“顷念劬来，传南皮帅意云：《辟韩》一篇，文犯时忌，宜申明误录，以解人言。此系吾保护报馆之意。属布告合行奉闻。”《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596页。

四天以后，即6月10日，高凤谦致汪康年信中，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他说：“中国之患，在于事权无属，故百事废弛。非伸民权，即君权亦无所寄。惟此等论议措辞，不可过激，即如足下所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麦君所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等篇，出之以委婉，便足动听。《辟韩》一篇，鄙意大不以为然，所论君臣一节，尤不宜说破。变法之事，久为人所不喜，内有顾瑗、杨崇伊，外有李秉衡、谭钟麟，皆以排斥异学为己任。君臣可废之语，既为人上所不乐闻，则守旧之徒，将持此以谮于上。不独报馆大受其害，即一切自新之机，且由此而窒。贵报风行至广，关系至大，举措不可不慎也。”《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621页。

而在《辨〈辟韩〉书》发表后的第六天，即1897年6月26日，高凤谦再写一信致函汪康年、梁启超，指出：“屠侍御《辨辟韩》书，虽未尽善，然却足以塞守旧之口，俾人知前此之刊刻原无成心也。”《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627页。

同年7月13日，高凤谦再致函汪康年、梁启超，专谈对严复《辟韩》的认识。他认为，“《辟韩篇》凤谦非以其言之不轨于正也。论君臣事却好，所驳古无圣人一节，鄙意仍不以为然……所以云云者，以中国民智未开，既不足与陈高深之义，君权太重，更不能容无忌讳之言，无益于事，徒为报馆之累，且并变法之可言者，亦将不得言矣……盖尊君抑臣之说，深中人心，非可以言语争也。苟因我之一言，遂足以开民智，即粉身碎首，异日必有受其福者，蝼蚁之命，尚何足惜?特恐既取罪于上，而下民愈噤口而不敢道，开之即所以塞之，故不为也。”《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628～1629页。所有这些都证明，张之洞之所以要《时务报》发《辨〈辟韩〉书》，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批《辟韩》的作者，而是因为《辟韩》一文犯了“时忌”，可能会成为守旧派大员和社会上顽固人士向维新阵营攻击的口实，从而扼杀维新的一线生机和希望，故从保护维新阵地和维新志士出发，对《辟韩》一文进行了象征性的批评，其用心可谓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