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林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唱过主角，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作为一个阶级，它与生俱来的妥协性和动摇性使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究其根源，在于经济基础的薄弱。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时期，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暴露最充分，命运发生转折的时期。本文试图以这个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轨迹为背景，通过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种种遭际及命运转折的考察，揭示民族资产阶级渴望发展，而每每陷入困境，希望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却又无力实现的历史悲剧和原因。

    　　一

    在欢庆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民族资本家想到的首先是重操旧业，收回战时被日伪掠夺走的企业，迅速恢复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1945年10月，民族资本家刘鸿生分别致函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和经济部长翁文灏，想由他的中国毛纺织公司接办上海的敌遗毛纺织厂。由于特殊关系，翁文灏曾答应官商合作。刘鸿生一时踌躇满志，积极准备接收后的生产工作。可是，由于翁文灏没有实权，以宋子文为首的官僚资本要组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办全部日伪纱厂。对官僚资本的垄断，民族资本家莫不义愤填膺，但并不灰心，仍竭尽全力争取。同年12月，中国毛纺织公司联合川康毛纺厂等六家纺织厂，联名致函拟议召开的政协会议，据理力争。因接办之事直接关系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民族资本家在信中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指出：“查中纺公司之组织，系假民营之名，借国营之威，而营企业独裁之实。我辛勤为抗战服务之后方工厂，于和平建设时期来临的初期，不惟不能得政府之扶助，以示优待，反设此托拉斯机构，挟其优越势力，以与我弱小之民营工业竞利，则我基础脆弱之后方纺织工厂，岂能与之抗衡?”（注：《刘鸿生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224页。）因此，他们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撤销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将敌伪毛纺织工厂全部售与后方毛纺织同业经营。联名信由工业界代表李烛尘、缪云台代陈政协会议，并分送有关方面。然而，这只是民族资本家的一厢情愿。他们企图让贪欲极强的官僚资本家发善心无异于缘木求鱼。国民党政府对他们的要求不予理睬。

    在试图接办敌伪企业以扩充实力的愿望化为泡影后，民族资本家则把兴奋点转移到原有企业的维持与发展上。战后初期，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对发展民族工商业有利的条件：抗战结束，国内市场开始恢复；敌伪侵占的企业与资产全部被没收，其它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也由于战争中遭到破坏而极度削弱；仍然暂时维持着国共合作，国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和平气氛，从而为人民提供了休养生息的社会条件；民族资本家们大都满怀再创一番事业的雄心和热情。因而战后民族工商业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好的势头。

    一些过去规模较大、基础较好的工商业曾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有“火柴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由重庆返回上海，收复了日本侵占的工厂，相继复工。他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产量逐月增加，1946年共计产火柴40817箱，比1945年增加27722箱。他的华东煤矿自1945年底收回后产量逐年增加，1946年下半年“日产量增至约一千吨，超过了战前水平，以后续有增加，至1948年上半年，日产量超过了二千吨”（注：《刘鸿生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224页。）。在中国民族资本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荣家企业，由于内部矛盾，在接收中展开了争夺对企业控制权的斗争，终于导致企业分裂为三大系统，但各自都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福新五厂在汉口的机器陆续找回，生产能力恢复到日产面粉3000包。申新九厂在战后一年内13万纱锭全部开足，1947年初，800台布机亦全开。“惟电力供应不足，无形之中，少赚不少，然已佳矣。”（注：《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418、669、671、663页。）民族资本家古耕虞的四川畜产公司经营的猎鬃业在战后也有所发展，并把市场扩展到天津。从1946年到1948年三年中，每年营业额均为1000万美元，1946年和1947年两年共获利约100万美元。民族企业家陈调甫创办的天津永明漆厂注重科学研究，把研究成果投入生产实践，创制了新产品。为增加产量，他向国外添购了单滚磨、大型搅拌机和快速三滚磨等，同时大大扩充了研究室，聘请了中外技术人员，努力向高级产品进军。陈调甫在发展企业中重视科研工作，这在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中是难能可贵的。

    战后，由于需求的变化，民族资本个别行业也曾有过一度的繁荣。比如棉纺织工业，美国原棉大量倾销，纱厂得到廉价的原料，通货膨胀又使纱价不断上涨。在这双重的有利条件下，纱厂获得了空前未有的高额利润，由此进一步促进了旧厂的恢复扩充和新厂的创建。抗战期间上海纱厂开工约5万锭，1945年11月开工达10.4万锭，到1946年12月，上海47家纱厂已有纱锭105.5余万枚在运转。解放战争时期，上海一共新设纱厂10家，真正新添设备的8家新厂，共增添10万余锭子。“这些新厂多数成立在1946年以前，1948年成立的2家。”（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2月出版，第722页。）战后，长江畅通，客运货运应接不暇，民族资本航运企业也出现过一段繁荣的景象。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恢复了长江下游航行，并向美国、加拿大购买剩余物资，开辟了沿海和近海航线。主要经营轮船航运的强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战后也放手搞业务，其万昌、宜昌、汉口、上海分公司以及南京办事处相继恢复成立，职工由200多人增至780多人，并不断扩充设备，经营一度繁荣。

    另外，银行业中的上海、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三家银行(南三行)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北四行)，商业中的上海永安、先施等大型百货公司等等的资本家们，也在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积极开展恢复旧业、重整旗鼓的活动，使金融、商业资本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然而，企业恢复与发展的状况与民族资本家的热切期盼毕竟相去甚远。他们期望的战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能够顺利发展的黄金时代并没有出现。况且，战后能够恢复和发展的企业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主要是基础比较雄厚的大企业。像荣家企业、刘鸿生企业等，都是过去规模较大，在全国许多大城市有厂家，抗战时期迁川后也有一定发展，因而在战后才有能力和财力收回企业，恢复开工。而大批中小企业则望尘莫及，勉强维持开工者，也是惨淡经营，奄奄待毙。

    第二，大都与国民党官僚有微妙关系或以官僚资本作为靠山。刘鸿生曾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他说：“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去搞这个事情。然而，‘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讲老实话，我当时觉得担任这项工作可以同宋子文等官僚交换条件，就此对自己宏大的企业可以借借光。我的企业当时都需要外汇，需要机器。因此我们又再度合作了。”（注：刘鸿生：《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新闻日报》，1956年10月4日。）很明显，刘鸿生担任此职就是为收回企业和恢复经营谋取便利。事实上也是如此。他利用同国民党官僚的关系，很快收回了自己的企业并乘机构进善后“救济”物资，补充设备，企业得以恢复发展。他的大中华火柴公司还为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苏浙皖区敌伪户业处理局代售日本遗留的火柴原料，并优先购进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这些原料不仅价格低廉，而且及时供应了生产的需要。民族资本强华航运公司和国民党政府粮食部长徐堪勾结，得到大量运输粮食出川的便利，凭借徐堪的一封信，就顺利向中央银行一次借到五亿法币购进轮船。该公司还巴结国民党招商局总经理徐景禹，相互利用。由于得到官僚的支持，强华公司要钱有钱，要货有货，要设备有设备，同业中规模较大的民生公司也难以和它竞争。在与国民党官僚周旋、相互利用的过程中，一些民族资本家内心也痛苦不安，时常担忧被官僚资本利用、吞并。但能与官僚挂上钩获得暴利又颇为得意，以此保持心理的平衡。这是民族资产阶级矛盾性格的突出反映。

    第三，一些民族资本企业与帝国主义有某种不正当的关系。民族资产阶级也感到国民党政府腐败，靠不住，因而极力与帝国主义拉关系，特别是寻求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刘鸿生得知其子刘念智结交了美国战略情报局重庆办事处负责人门罗少校时，喜出望外。民生公司同美国钢铁公司拉上关系，以为美轮办理联运和代理业务为荣。著名民族金融资本家陈光甫，在战后对国统区经济失去信心，转而依赖美国。他主持的上海银行复员到上海后的经营方针就是把资金投放到安全可靠的美国，反对投放于民族工商业。他甚至扬言要请美国人来主持中国的财政。

    第四，战后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投机性。由于受通货膨胀和获取外汇的影响，一些工厂盲目扩充，出现了虚假繁荣。上海民族橡胶工业战后一度大发展，企业达95家，工厂106个。（注：《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第55页。）除了创设大批新厂以外，原有老厂也盲目扩充。其实，橡胶工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受国民党政府的外汇政策刺激引起的，因而是盲目的。1946年11月起，国民党政府实行限额进口的办法，由于核配外汇是根据主要设备碾胶机计算，所以资本家都将所获利润全部投入扩充设备或添设分厂来争夺限额外汇，以购买美国的廉价原料。有些厂虽增添设备，但只是为了申请外汇之用，并非生产需要。国民党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造成了虚假购买力，橡胶制品成为投机和囤积的对象也引起了市场活跃。

    上述特点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与妥协性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他们采取种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发展经济的办法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在恢复与发展企业的兴奋点中潜伏着难以克服的危机，无法摆脱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的控制与盘剥，其命运的可悲由此可见一斑。

    　　二

    战后，部分能够恢复和发展的工商业算是幸运者，而众多的中小工商业者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难免遭厄运。

    民族工商业首先遭受的是物价猛跌的打击。胜利之初，法币进入原来的广大沦陷区，流通范围突然扩大致使物价急剧下跌。在重庆，大多数商品少则跌价40-50%，多则跌价70-80%。物价猛跌，许多工厂产品滞销，但工厂开支并不减少，造成欠债度日，只得停工或减产。不久，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物价从猛跌到狂涨。中小工商业连遭数次打击，处境艰难。从1945年8月至翌年5月，重庆的1800家工厂停工、歇业的达344家，占总数的19%。据1946年6月间重庆举行的“中小工业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称，后方中小工厂联合会所属的1110家工厂，实际停业者已逾80%。

    最令人惋惜的是抗战爆发后从沿海内迁的工厂。到1946年底，这些工厂已有60%停业。（注：朱斯惶主编的《民国经济史》，第246页。）八年来辛勤培植的后方工业，宛如昙花一现，战后迅即萎缩下去。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李烛尘痛心地说：“各迁川工厂，可谓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回。”（注：《工业危机之成因与挽救》，成都《工商导报》，1946年7月25日。）收复区内残存的民族工业及复员的工业命运同样悲惨。1946年2月，上海各工厂的开工率仅为20%。到下半年，上海工厂倒闭了1600多家，工业生产仅及战前的1/4。广东的民族工业，抗战前约2000家，战后只有约400家，据1946年报道：“能勉强维持营业者不足100家，而其中有把握支持过今年者只有一小半。”（注：刘鸿生：《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新闻日报》，1956年10月4日。）

    战后民族工业陷入的另一困境是各行业大都使用进口原料而又难得外汇。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低价外汇政策，造成美国原料相对便宜。比如原棉，1945年9月至1946年，20支棉纱一件最高可换取进口棉18市担，较之战前1936年16支棉纱一件换取通州棉4.89市担，超出3倍。所以棉纺织工业大都使用美国原棉。由于美国货物源源不断地进口，造成大量入超，国民党政府所掌握的外汇越来越少，少数外汇又垄断在官僚资本银行手中，民族工业要获得购买原料的外汇极为困难。1947年全国橡胶工业每月需用原料3000吨，但只能获得进口500吨原料的外汇，仅为需求量的1/6。在外汇奇缺的情况下，众多的民族工业只得望“洋”兴叹，在生产中得不到足够的原料而被迫停工或减产。

    蒋介石把中国推进内战的火海后，民族工商业的处境更为艰难。

    工商业陷入困境后，民族资本家为了生存便把眼光放到投机活动中。刘鸿生说得坦率：“如果从生意人的角度说，那几年我确实是赚了一笔钱。但是从一个搞实业的人来说，我的企业在那几年中几乎全部停顿了。因为当时只要生产，必定赔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投机。由于币制不稳定，市场上的风暴很大，每天拿起电话来，可能赚进几十万，也可能赔成个穷光蛋。”（注：《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418、669、671、663页。）

    民族资本家在困境中挣扎，偶有获利，又会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公开劫掠。轰动上海的荣德生绑架案就是一例。战后，荣家纱厂利润优厚，国民党军警大为眼红，就用绑票方式大捞一把。1946年4月25日，荣德生在上班途中被匪徒绑架。匪徒索价50万美元“赎票”。国民党当局为掩人耳目，出动了大批军警破案。破案后又发表了曲折离奇的所谓案情和破案经过。表面上看，此案是由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所破，其实，案件就是国民党军警机关勾结匪徒所为。案破后，国民党军警一手发还赃款50万美元，一手又反复勒索“酬金”，荣家不得不拿出“破案酬金”，实际支出达60万美元。这笔巨款当然不可能由荣德生个人负担，而是由申新各厂按锭摊付。厂家只得用出售棉纱的款项支付，使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单纯追逐资本增值，还是想以实业救国，也不管其怎样拚搏奋斗，在旧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理想终于化为泡影。其原因就在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根本没有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

    第一，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官僚资本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共同压迫民族工商业。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打内战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美国支持，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大大加强，并形成了对中国独占的地位。美国通过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一系列公开的和秘密的条约与协定，获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特权，致使美国商品潮水般涌来。由于美货便宜，国产商品缺乏销路，民族工业或关门倒闭或奄奄待毙。战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大批日伪企业，绝大部分落入四大家族之手，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企业往往在国营的名义下获得各种特权和优先条件，取得特别的财政援助，可以利用一切国营的交通运输工具。而民族资本企业在原料、电力、燃料、运输等方面都受到官僚资本的限制，其产品成本高、质量差，因而在市场竞争中遭到惨败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高额税负和摊派勒索使工商业者喘不过气来。国民党政府以杀鸡取卵的方式，不顾一切提高税率。1946年8月公布的《货物税征条例》，规定从原料到制成品要征几道税，致使一物多税，厂家不胜其负。同时大幅度提高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的税率。天津一家肥皂厂，申报资本为200万元，而它每季度负担的捐税高达680万元，相当于资本额的2.3倍。民族资本企业还要遭受各种名目的摊派和勒索。

    第三，民族工商业还要遭受重利盘剥和物价管制政策的打击。官僚资本控制银行贷款，民族工商业资金不足，不得不向商业行庄甚至地下钱庄去通融而受高额利息盘剥。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并规定强迫收兑黄金、银元、美钞。到10月底，国民党政府强迫收兑的金银外币共合美金19000万元。这笔财富，实际上是工商业者为应付通货膨胀而保存的一部分家底，这次也被搜刮殆尽，而换到手的金圆券不久便成废纸。国民党政府在币制改革中推行的限制物价政策，则是对工商界的另一致命打击。在1948年8月至10月70多天的限价期间，火柴价格仅及成本的40%。上海棉纺工业企业按限价出售棉纱5万件，布数10万匹，损失总值折合黄金25万两以上。

    第四，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给民族工商业以毁灭性打击。蒋介石发动内战，军事开支浩大，财政困难，财政赤字大量增加。1946年财政赤字达4万亿元，1948年上半年的财政赤字高达230万亿元，下半年更高达2000万亿元。庞大的财政赤字主要靠发行钞票弥补。1945年底，发行法币10319亿元，1947年12月为331885亿元，1948年8月为6636946亿元。这天文般的数字表明，法币几乎变成废纸。随着通货的恶性膨胀，物价飞速上涨。1949年5月与1937年6月相比，物价指数上涨了366076亿倍，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物价的疯狂上涨，致使民族工商业虚盈实亏。

    在重重打击之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极少。民族资本中，工业资本所占的比例很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要占全部民族资本的70-80%，工业资本只占20-30%。商业资本不只是执行者实现工业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任务，而且为地主经济和外国资本服务。在金融业资本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用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而大部分是用于公债、黄金、外汇、地产等投机交易，和用于对人们消费性的高利贷款。在有限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主要的也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无法摆脱对帝国主义、封建经济和官僚资本的依赖。因而在政治斗争中也就不敢彻底反帝反封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曾热衷于中间路线，希望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如此软弱。作为上层建筑的资产阶级建国方案又怎能矗立在这堆流沙之上?!软弱的经济地位最终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旧中国悲惨的历史命运。

　　三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阶级，其内部各个不同阶层由于受经济利益、所处环境及认识水平等诸因素的制约，在其命运的转折关头作出不同的选择也是必然的。在国民党全面溃败，人民军队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一些民族资本家内心仍充满矛盾，自己留乎走乎?思想斗争激烈：切身经济利益如何保护?自己今后的前途命运究竟怎样?

    民族资本家之所以有进退维谷的困惑，主要是因为：其一，对国民党腐败统治已丧失信心。民族资产阶级从几十年遭排挤的痛苦经历中认识到，跟蒋介石走前途无疑是凶多吉少。其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决定其本能地畏惧共产党主张的共产主义，害怕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后，自己几十年所创的家业毁于一旦。其三，对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解放区情况缺乏了解，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歪曲宣传和恶意造谣，使他们恐惧共产党。有些资本家尽管遭受过官僚资本的摧残，但也有依附图存的一面，也有人想借此机会另谋出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解放前夕，一些民族工商业资本家纷纷抽逃企业资金，并千方百计地拆迁机器，搬运物资，套取外汇，远走他乡。他们自己或派出亲信，在香港、台湾、外国(主要是泰国、巴西、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及非洲等地)开设分支机构、连枝公司，作为退路。

    与一些迁厂逃资的资本家相反，更多的民族工商业者顶住了种种压力和谣言，反对迁厂逃资，决不逃离大陆，不离开家乡，并率领员工坚守岗位，迎接解放。荣家企业创造人之一的荣德生就是典型代表。尽管荣家一些企业逃资迁厂严重，但荣德生却能独树一帜，表示决心留在国内。他说：“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当时虽有人劝余：政局不稳定，宜审慎考虑。为自己打算者，余不听。”（注：《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418、669、671、663页。）坚持留下来的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说得坦率：“我当时对共产党的政策根本不解，思想上也存在许多疑虑，不过我自认为我是所谓‘不问政治’”的和国民党没有什么深厚关系，任何政权来了，也需要航运事业，民生公司在这方面有实力，自己有经验，大概不会不要我们的。”（注：童少生《北平解放前的民生轮船公司》，《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一辑，第181页。）

    民族资产阶级真正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后，便由恐惧怀疑转为相信、靠拢和寄希望于共产党，作出了符合历史发展大趋势的正确选择。

    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解放后国内政局的迅速稳定，也使出走的资本家转变思想，纷纷归来。刘鸿生被国民党当局强迫离开上海到广州后，乘机溜到香港，到香港后几经踌躇，终于下定决心归来。民生公司的卢作孚到香港后，千方百计地支撑民生公司的困难局面。当他切实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并得知人民政府在外汇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支持他偿付了加拿大到期的利息后，他毅然率领在港的全部船舶，包括在加拿大订制的七艘轮船，回到广州，受到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