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敏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可以说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属性比较准确的概括。然而，一个似乎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是：这种公认的畸形社会形态在总体结构和运动方式上究竟有何一以贯之的整体性特点?换句话说，它究竟何以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我以为，可以用“持续过渡性”来概括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1949年)的整体特点，并由此而深化对该社会形态的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过渡形态社会。

所谓过渡，在这里特指社会性质变化(社会革命)从其初始变化状态到完成状态的中间转化过程，亦即经由部分质变导致根本质变的社会变革过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比较典型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的相互更替，或是从更长历史阶段着眼的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发展序列，其间都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间过渡期，而绝非在一个晚上就完成了转化。社会形态的转换过渡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一方面，不同社会的历史传统和客观环境决定了它在向下一社会形态的转变中将采取的过渡形式；另一方面，过渡形式的不同往往又给新的社会形态的发展道路造成深刻影响。这种互为作用的历史连锁反应，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行程中表现得十分清晰。

一、近代一体化趋势与不同过渡类型

人类近代历史与前近代历史有着截然不同的运行轨迹。如果说，漫长的古代农业社会一般是多元和独立发展的，形形色色的农业文明国家形同孤岛般沉浮于世界的海洋之中，那么，近世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世界性和一体化的，呈现出跳跃发展的态势。从欧洲涌起的工业化浪潮无可阻挡地冲向世界每一个角落，强迫所有落后农业民族改变其自然历史行程，朝着一个既定方向发展——绝对服从工业化的需要。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28页。这个新创造出来的世界正是由世界市场联成一体的世界。生产力的迅速增长缩小了诸社会或诸国家间的距离，从前各民族划地为牢、自给自足的状态被各国之间的彼此渗透和互相依赖所取代。近代一体化趋势不光表现为世界空间距离的拉近和历史时间距离的缩短，而且体现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体化发展，机器生产、工厂制度、民主程序、社团组织、自由意识构成一个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

正因为近代一体化发展的中心和起点是西欧，世界其他地区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过渡只能在欧洲影响世界的特定时代条件下进行，因此，这次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社会结构演变，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很大程度上就不得不表现为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当时通常称之为“洋化”或“欧化”)。然而，尽管一体化趋势表明在近代人类社会发展中共性因素是空前增强了，但历史发展毕竟还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常规性与变异性的有机统一，西方化绝对不可能将一个成熟民族的传统和特性统统化掉，所以，透过近代一体化趋势的帷幕，我们仍能看到各种相互区别的历史过渡形式，它们好比座座造型各异的桥梁，导引着具有不同历史传统的社会从中世纪迈入近代。

根据过渡的起因和社会结构演化方式的不同，我们首先将各国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过渡形式区分为自发与强迫两大类型。自发型过渡是指在封建社会的母腹中首先孕育形成一种以商品经济、手工工场、自治城市和自由意识为标志的资本主义潜结构，然后，在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推动下，这种潜结构不断放大并取代旧有封建结构，社会由封建形态逐渐过渡到资本主义形态。自发型过渡是社会内部因素自然演化的结果，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化均属自发过渡类型。其中英国于16世纪左右已逐步形成潜在资本主义结构，并于18世纪末率先完成了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过渡。在持续数百年的过渡期中，17世纪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中叶发生的工业革命为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自发过渡类型国家里，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北美大陆原来并不存在封建的生产关系，殖民地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8页。因此，美国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自发型过渡，表现为挣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并以移入的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排斥落后的南部种植园经济，跳跃性地实现了这一社会变革。

同自发型过渡相反，在强迫状态中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并不是社会内部矛盾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后进国家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和侵凌之下，被迫中断自己历史的正常发展程序，移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更或改造原有经济、政治结构。显然，较之于自发型过渡，以硬性移植为特征的强迫过渡是一个痛苦尤烈的过程。不幸的是，在近代，所有东方农业民族，包括中国、俄国、日本和印度在内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迫采取了这种非正常的过渡形式。

若以过渡的结果来判断，强迫型过渡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完成型与未完成型两类。前者以俄国和日本为代表，后者以中国和印度为典型。面对来自西方的压力，俄国在保持国家独立的前提下，废除农奴制并实行其他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改革，结果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历史行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即通常所说的近代化)。据俄国官方的统计，1890～1900年间，俄国工厂增加18.3％，工人增加66.6％，生产总额增长100％〔苏〕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2卷，第198页。日本的资本主义化过程始于19世纪中叶。当时，随着1854年《日美和好条约》和其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因此，日本在资本主义化起步阶段较俄国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但是，经过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日本自上而下励精图治，锐意改革，迅速掀起了产业革命浪潮。1894年，日本的企业数仅3240个，资本总额为294579000日元；1914年企业数已达16858个，资本总额达2218290000日元，企业数量增加13618个，资本额增加了约6倍〔日〕中村隆英：《日本经济的成长和结构》，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第72～73页，表。1910年，日本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0.2％，首次超过农业产值；1915年工业产值已达工农业总产值的56.4％〔日〕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版，第8页，表。，这意味着日本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初具规模的工业国。俄国和日本通过强迫过渡而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史事实说明，强迫型过渡虽然面临极其不利的国际环境和市场条件，但如果能正确对待挑战，不失时机地依靠国家政权力量进行改革，大胆移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后进国家完全可以实现社会变革，跨入先进工业国家的行列。

然而，同属强迫过渡型的中国和印度，较之于俄国和日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印度自沦为英国殖民地后，处境极为悲惨，不仅完全丧失了国家主权，财富也大量外流。单就两项主要的殖民地贡赋——英国投资的红利总额和从印度国库汇往宗主国库存的款项，1885～1891年间，每年即达3000万英镑。若再加上其他贡赋，印度每年的贡赋总额将超过一亿英镑〔苏〕安东诺娃等：《印度近代史》，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48～549页。显而易见，对印度这样一个已沦为殖民地的国家来说，倘若不结束被奴役的状况，根本不可能实现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过渡。印度道路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陷入流产的典型形态之一。

资本主义工业化陷入流产的典型形态之二，即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道路。事实上自洋务运动以降，中国便缓慢地开始了以工业化为目标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过程，但直到1949年为止，中国远未实现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过渡，仍是一个极端贫弱落后的农业国。抗日战争以前，我国近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产值的10％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却占到90％左右。到1949年，中国近代工业产值也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而早在1913年，俄国近代工业产值就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2.1％。马洪主编：《中国工业经济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既然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直到1949年中国还没有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那么，由此便可以判断：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跌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质上是一种卡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独立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过渡社会形态。这种畸形社会形态是近代资本主义一体化趋势与原有封建社会运行轨道碰撞、夹击的合力结果，是传统与现代、沉沦与进步、封闭与开放、外来因素与内部因素相互纠缠混合的杂交体。在这一过渡社会形态中，旧的经济关系和社会阶级结构已面临全面危机和不断被削弱，但却未被彻底摧垮；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阶级结构已经产生并有了初步发展，但却无法完全成熟和顺畅发展，以至不能够最终取代旧结构。结果是新旧社会结构之间交错杂陈，陷入僵持不下，难决胜负的不死不活状态。作为历史发展必然链环的过渡期滞化为畸形社会形态，失去了沟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来涵义。显然，那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框架根本无法容纳这一既非纯粹封建社会又非完全资本主义社会、既非纯粹的殖民地又非真正的独立国的过渡型社会怪胎。然而，它毕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

正由于近代中国一直滞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渡型社会之中，因此，一种持续的过渡性便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运动的基本特征。“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清议报全编》第一册。所谓持续过渡，是指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演化的总趋势是勉力朝着独立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目标前进，但由于封建历史传统的巨大惯性力量和外来殖民势力的干扰，这种不断的前进运动又始终难以达到目标，新社会的诞生陷于痛苦的难产，与之相伴随的是长期社会动荡和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反复。可以说，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和运动所具有的种种离奇矛盾，都是围绕持续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但又始终不能完成这一根本矛盾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因此，没有光明前途的持续过渡性便成为我们解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畸形社会形态之谜的根本着眼点。

二、非稳定过渡型结构

在社会结构意义上，中国近代社会的持续过渡性体现为非稳定的过渡型结构。

社会结构是人与人之间结成的某种相对确定性关系。社会结构的大系统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文化)结构这三个子系统交互作用而组成。其中经济结构是基础，政治和文化结构属于上层建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型社会结构也无例外地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子系统构成，但它同其他已经定型和趋于成熟的社会结构的显著区别在于：其子系统内部要素和各子系统相互关系尚处于不断生成、构造的极端活跃期中，控制调适功能也尚不健全，因而呈现出非稳定特点。当然，这里所说的非稳定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仅就该社会结构同超稳定社会结构(如中国封建社会)和稳定性社会结构(如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所具有的不同特点而言。因为严格说来，任何实际存在的组织结构都是以组成部分及其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为前提，如果是绝对非稳定或完全混沌一片，那已经不成其为组织结构了。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构之所以呈现出非稳定特点，关键在于其经济、政治和思想诸子系统均包含着既彼此矛盾对立又相互依赖联结的三重因素：传统封建因素、本国资本主义因素和外来殖民因素。

经济结构上，居主体地位的仍是以小农经济为核心的封建经济，其两翼是传统手工业与旧式商业。自开埠通商以来，封建经济虽然已开始了缓慢的解体过程，但它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特征在近代历史上并无根本改变，构成其核心部分的小农经济照旧保持着以种植农业为主、分散经营、集约化程度较高但主要依靠畜力和人力的传统特点，并同小手工业和商业高利贷紧密结合在一起。据1935年的抽样调查，中国家庭农场的平均面积为15.75亩，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农场面积在10亩以下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上卷，第212页。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年，中国家庭农场的平均面积，只有当时美国农场的1／60，法国农场的1／10左右〔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页。在这种分散、细小的农业经济中，地主所有制仍是土地占有的主要方式。1949年解放前夕，仅占农村人口4％的地主，却占有耕地的60％～70％。收租形式虽逐渐从分成租转变到定额租，从实物租向货币租过渡，但租额并无大的改变，通常占产量的50％左右，甚至有高达60％～75％的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67页。另参见黄宗智上揭书，第223页。尽管典型的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经济已在日渐解体，但从全国范围看，传统手工业仍不失为小农经济的重要补充和可靠支柱。据1947年的统计，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品制造业和纺织业中，不使用原动力的传统手工业分别占76.36％和71.14％彭泽益：《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

于小农经济、传统手工业和旧式商业三位一体的封建经济之外，本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也开始逐步地成长起来。1936年，本国近代产业资本(包括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已达177600万元，占全部工业资本总额的21.6％；近代工业产值为33.19亿元，占当年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0.8％丁世洵：《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几个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在这些工矿企业中，基本实行着与封建经营和剥削截然不同的工厂制度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同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相并存和竞争的还有外国殖民经济。这种经济最早表现为商业资本的渗入。1900年以前，中国对外贸易较之于闭关自守时代虽已有了显著增长，但贸易入超总额并不算太大，中国对外贸易主要还是在不平等条约下的商品交换。20世纪以后，中国对外贸易发生明显变化，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3年内，中国贸易入超总额达1604577000关两，为在这之前37年里入超额的六倍多。与此同时，这13年内中国金银进口净值达14691267关两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的发展》附录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这笔巨额国际支出大部分转成列强在中国的投资或对中国政府的贷款。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规模资本输出，主要始于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其形式包括企业投资、铁路投资、银行投资、借款、商业投资等等。外国殖民经济在中国近代经济结构中所占地位如何呢?依据1936年的数字，外国产业资本占中国产业资本总额的78.4％；外国资本已大体控制了中国生铁产量的97％，钢产量的83％，机器采煤量的66％，发电量的55％，纱锭数的46％，线锭数的67％，织布机数的56％，铁道运输的90％据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述略》有关数字。，一句话，它们已经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成为中国近代经济结构中举足轻重的主导性因素。由此也就不难看出，半殖民地不单纯是一个国家政治地位问题，而还有其特定的经济内涵。

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结构也是由三重因素混合组成。主体结构是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皇帝—官僚—士绅的官僚体制，其明显特征是高度中央集权和对社会的强控制。辛亥革命后虽然废除了帝制，但官僚、军阀和士绅三位一体的官僚型专制结构并无实质性改变。自然，在时代潮流和中国内部民主运动的冲击下，封建专制政治结构也不可能完全原封不动地存在下去，它在保持实质不变的前提下又不断发生着外形改观，并同某些新的政治因素相融合。在清末，新的政治因素表现为略具资本主义代议政治性质的资政院、咨议局和若干地方自治机构的设立；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代，则通过所谓参议院、国会和形形色色的民间社团得以体现。尽管这些新的组织机构的民主色彩极其微弱，有的甚至完全形同具文，但在性质上它们毕竟属于与封建官僚政治有所区别的新因素。而用一只看不见的手从背后操纵主体性封建专制加从属性民主形式的复合政治结构的，则是帝国主义在华政治势力。这股势力由各列强驻华使节、中国政府所雇洋员、政治军事顾问、洋商、租界殖民当局乃至某些传教团体等等联结起来，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左右中国政局。辛亥革命前的清政府已沦为“洋人的朝廷”；北洋军阀各派系不过是各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四大家族支配的国民党政权实则为美、英财阀的代理人。显而易见，帝国主义在华政治势力不仅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结构中不可分离的因素，而且是起着支配作用的重要因素。国家主权不断沦丧，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政治特征。

建筑于混合型经济结构之上，并与混合型政治结构相呼应的，是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殖民文化、民族资产阶级新文化相杂拌的文化(意识形态)结构此时无产阶级新文化尚处于萌生状态。其中，以儒家道德伦理观和价值观为核心的封建文化，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反映并维护着封建经济、政治形态。同封建文化相勾结，共订城下之盟的帝国主义殖民文化具有双重性格：在主子一方，是唯意志论和赤裸裸的奴役主义，诸如19世纪英、法所奉行的“炮舰政策”和美国所鼓吹的“门户开放”主义；20世纪日本所宣扬的“大东亚共荣圈”等等。而在唯洋大人之马首是瞻的奴才一方，则是“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奴化思想。民族资产阶级新文化是作为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对立物出现的，它在前期表现为激进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温和的改良主义、重商主义，后期则表现为比较成体系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思想，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心态。“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呼唤的“德(democracy)、赛(science)二先生”，正是民族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代称。

混合型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矛盾复杂性在于，虽然我们可以从宏观理论上抽象出三种不同因素系列，但在实际历史中，它们却往往是交融互摄、牵连杂糅，传统的与现代的扭在一起；没落的与新生的缠在一道，很难截然划分开来。经济结构中，外国殖民经济、传统小农经济和本国资本主义经济既彼此矛盾又相互依存和结合的情形，在农副产品出口贸易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帝国主义的原料掠夺贸易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畸形发展，加速了农产品商品化过程。如茶叶出口一项，19世纪50年代上半期达80余万担，60年代增至100余万担，80年代则猛增至200余万担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6页，表。以后在印度、锡兰、日本和爪哇茶的竞争下，华茶出口虽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一直为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大宗。生丝、蔗糖、大豆、烟草、棉花等的出口也曾一度出现猛增的趋势。围绕上述大宗出口农副产品的增长，一些与对外贸易密切相关的加工工业同步获得发展，这些行业包括制茶、制糖、榨油、轧棉、缫丝、制烟、制蛋等等。在这由种植、加工和收购三个经济环节串联起来的产销网中，三种不同经济成分似乎都暂时丧失了其独立性，相互依赖，从属于统一的世界市场。传统小农经济显现出某些非传统的特征，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外来殖民经济搅在一起。此外，政治结构中，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直接移植在封建专制的国体上，极不和谐地共处着。文化结构中，最陈腐的观念往往以最时髦的形式袍笏登场，混淆视听；与民族资产阶级新文化相对立的外来殖民文化，恰好又是前者得以萌生的触媒。

由混合型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彼此联结所组成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型社会形态的整体结构框架，同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社会结构框架存在明显区别：

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之所以具有超稳定特点，首先在于其三大子系统的构成是高度统一或一体化的，它们统一于东方式的封建主义。这种内在统一性使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三方面能相互适应和配合，达到高度的平衡状态。一旦出现不平衡，一体化结构又可以随时通过自我调节或周期性社会震荡(如农民起义)使之恢复平衡，从而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反观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构，由于其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子系统分别包含着彼此对立的三重因素，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结合方式是多种多样、歧异复杂的，因此，其整体结构和功能很难达到稳定状态。换言之，超稳定结构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运行轨迹是相对单一和较易把握的；而过渡型中国近代社会的运行轨迹则是多向性和难以逆料的，它在扑朔迷离的历史动荡中走着“之”字路线，它在痛苦艰难地寻求着新的平衡。我们可以形象地把中国近代社会设想为一个巨大的渡轮，该渡轮已经离开了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平衡状态的此岸，徐徐向另一种平衡状态的彼岸驶去，但彼岸究在何处?茫茫迷雾，竟一时无从辨晓。

非稳定过渡型社会结构自身所包含的深刻矛盾及其对新的平衡状态的寻求，业已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历史暂时性。

三、过渡轨迹与矛盾特色

中国近代社会在非平衡状态中的持续过渡，是一个包括双重运动的统一历史发展过程。第一重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矛盾又勾结，不断加深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与此同时，外国资本的入侵又促使封建经济关系解体，并造成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第二重运动是中国的进步社会力量通过民族战争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力图遏止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势头。这双重运动相互碰撞、扭斗的结果，是历史沿着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非正常道路跛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对于完整的封建社会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沉沦?实在难以遽然断定。如果说其间毕竟隐含着历史的进步，那也是以太为惨重的代价来换取的。

循双重运动轨迹交叉定位，我们大致可以确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1840～1895年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期，主要标志是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及其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逐步跌入半殖民化的深渊；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产生。1895～1913年，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型期，主要标志是从资本主义商品入侵到帝国主义资本输入，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及辛亥革命的发生和失败。1913～1927年，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成熟期，主要标志是列强支持下的军阀专制和割据；民族资本主义步入短暂的黄金时代；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兴起。1927～1949年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高度成熟期与走向崩溃，主要标志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操纵及政治控制的强化;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确立及其失败；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对民间资本的摧残；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尽管可以作出上述阶段划分，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毕竟是一个完整的过渡社会形态，其阶段特点始终受到持续过渡总体特点的制约。因此，虽有经济和政治上这样那样的变动，但其非稳定的过渡型社会结构始终未变，其异彩纷呈、斑驳复繁的矛盾特色也始终未曾改变。

除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主要社会矛盾而外，处于过渡行程中的近代中国社会还面临若干最基本的悖论。

悖论之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它完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使这个封闭和近乎停滞的东方封建大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显然，在这一意义上，西方对中国的入侵是不可避免的，它充当着促进人类社会变革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西方对中国的入侵又是以最野蛮的民族征服方式进行的，如同英国对印度的征服一样，“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9页。这种野蛮的征服和蹂躏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和屈辱，以至于“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页。那么，在文明传播与野蛮征服合二为一、泥沙俱下的情势下，落后的中国是迎还是拒?

悖论之二：对传统的困惑。传统是历史的馈赠，我们无从选择。然而，在近代一体化趋势和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所承袭的传统的很大部分都已显得落后和过时，因此，很大程度上的反传统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反传统又只能在传统的基座上展开，传统本身又在反传统中延续，站在传统中反传统，这不能不是一个明显的悖论。能否超越传统?如何超越传统?这使人们陷入极大的困惑。

悖论之三：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两难抉择。一方面，为了避免中国沦为完全的殖民地和促进国家的独立、民主与富强，除了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别无选择。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近代所面临的恶劣的国际国内环境又决定了资本主义化道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绝无光明前途。那么，在这桩希望渺茫的冒险事业中，究竟是行还是止?

不难想像，在上述主要矛盾和若干悖论基础上展开的近代化过程必然是一幅离奇的变形图景：

首先是一系列的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72页。

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发展不平衡显得格外突出和严重。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下，中国的城市，尤其是沿海沿江的大城市空前膨胀起来，商品化程度急剧提高，并日益从自然经济的轨道中游离出来，成为农村的一种对立力量。以上海为例，1840年人口仅25万左右，到1895年便增加一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猛增至300万左右〔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表。1913年，上海一口在全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已达42.6％参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表。作为南方最大口岸的广州，1844年进出外国商船数为602艘，282227吨，1913年已达9120艘，5162167吨程浩：《广州港史》第73、157页，表。作为长江中游最大通商口岸的汉口，1867～1933年直接对外贸易总值从522342关两增至26899040关两，约增长50倍张克明著：《汉口历年来进出口贸易之分析》(1867～1932年)，载《汉口商业月刊》第2卷，第2期，1935年。随着这些城市商品贸易的迅速发展，各类大小工厂纷纷设立，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发生着谐应的变化。然而，与城市的畸形资本主义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内地农村的面貌变化甚小或根本谈不上什么变化。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资本主义深入农村，造成农村生产方式空前变革的情形截然相反，近代中国农村基本上滞留在中世纪田园牧歌式的古老与宁静之中，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贫穷、落后和愚昧。旧中国农村的机械使用稀少到几乎要从农业生产中排除出去的程度。1873年到1934年的60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仅及1％。如果以1903～1934年计，则完全没有增加1935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统计摘要。引自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第251页。反之，据1924～1934年的统计，十年内已垦地的荒废面积占原垦地面积的10.64％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53页。主要农作物产量不仅没有明显增长趋势，在若干年份反而有所下降。因此，如果说近代中国社会运动的总趋势是不断向畸形的资本主义过渡，那么农村与城市、内地与沿海的发展基本上是脱节的，内地农村的过渡速率惊人地低于沿海城市。

失却平衡的二极分化直接导致了种种在正常发展社会中少见的历史怪现象，譬如，一般说来，农村中大量雇佣劳动的出现应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兴起的朕兆，16～17世纪的英国农村便是如此。但对中国近代农村普遍存在的雇佣劳动却不能简单作如是观。“在这样一个小农经济中，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是趋向越来越多同时束缚于家庭农场和雇佣劳动的半小农、半雇农”〔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302页。正由于小农经济的分化和变异主要是在小农经济自身范围展开的，因此，那种认为农村自然经济的分解为城市提供了大量雇佣劳动力的说法，便值得推敲；那种以农村雇佣劳动普遍与否来估价中国农业经济近代化程度高低的理论也应予以置疑。对中国近代的经济危机同样不能照着一般常态去理解，这种危机的性质往往是两重的：一方面属于传统封建经济恐慌范畴，另一方面又具有市场危机性质，所以其表象也是参差离奇的，既有恐慌性的生产严重不足，又同时出现市场上产品滞销和物价下跌。1932年许多省份米价下跌30％，但广东却因粮食缺乏，每年由九龙、汕头等地输进外米达1440万担《中国农村恐慌及农村状况》，《中国经济》第3卷，第11期。常常有这样的咄咄怪事：同一时期、同一生产部门中，中国人经营的企业在不断倒闭破产，而外国人经营的企业却扩大而繁荣。

同若干畸变形态相应的是一系列不正常的超前性发展：自由竞争尚未充分展开，集中和垄断业已开始；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真正形成，若干地方市场已被纳入世界市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尚未最终确立，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却已酿成……。短短一百多年中，各派政治力量竞相登台表演。今天还是神奇，明朝就化为腐朽，历史的新陈代谢似乎从未如此富于戏剧性。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尽管表面上看去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历史行进的节奏似乎是空前增快了，但实质性的社会变化却又是如此之少?偌大一场辛亥革命在鲁迅笔下的“鲁镇”所引起的全部反应，不过是赵七爷之辈将乌黑油亮的长辫子盘上去，待到张勋复辟又放下来鲁迅：《风波》。难怪一位满含愤怒的诗人要把他侧身其间的旧社会描写成：吹不起半点涟漪的绝望的“死水”闻一多：《死水》。说到底，这一切恐怕还得归结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种不伦不类、不死不活的持续过渡的整体特点。

从过渡形态视角观照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给予我们的启迪是极其丰富的。第一，既然旧中国的种种离奇矛盾和弊端皆源于那个不合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型社会结构，那么，中国要实现工业化、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就必须跳出这一历史设下的“怪圈”，创建一种崭新的稳定性社会结构。尔后的历史事实表明，这种新的稳定性社会结构非他，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直接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型社会，因此，较诸于其他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它具有更加突出的不完善、不纯粹、不成熟的特征，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新因素与残余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旧因素将长期并存，多种经济成分也将长期并存。这些，便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第二，既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形象模糊、不伦不类的过渡型怪胎，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段历史发展的极端复杂性和特殊性，多几分辩证法，少一点简单化。比如，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格，似乎就并非纯然是经济力量薄弱所致，而自有其社会和阶级结构方面以及历史传统上的深层原因。有些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复杂社会群体——亦官亦商的“绅商”、半中半西的“买办”等等，从过渡形态理论似乎可以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再如，过渡性特点曾使中国近代历史上那些最先进的中国人往往陷入难以自拔的内心矛盾和二重分裂人格之中，甚至连孙中山那样的伟大人物也未能幸免。质言之，他们终究只是过渡性时代和过渡性社会中的过渡性人物。如果说过去我们为了从具体到抽象，简约明确地把握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近代历史的大体轮廓，曾不得不以牺牲历史的丰富性为代价大量省略了若干中介环节，那么，今天需要反省的则是：在对中国近代社会这类明显的过渡社会形态的考察中，中介环节的大量省略，是否会影响到对其本质特征的正确把握?逻辑和经验证明，为了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有血有肉地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我们必须适当地恢复某些被省略的中介环节，使连续转化过渡的历史行程呈现本来面目，即以历史的态度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

最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型社会形态的客观存在说明，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构他们的理论体系时，曾用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对人类社会形态演化的最一般规律作了深刻的阐述，但是，具体历史发展过程却是无限丰富、千姿百态的，这里往往存在若干始料未及的“例外情况”和无暇顾及的“历史细部”。因此，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也就没有必要用“五阶段论”去套用、剪裁一切社会的实际历史发展，而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