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震

　　1901年10月7日，李鸿章死了。不过50天， 梁启超就拿出一本《李鸿章传》来。他不止写了李鸿章，而且写了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因此又名《中国四十年大事记》。90年后再来看这本书，有好些地方似乎说的是新近的事。

　　李鸿章是清末洋务派的首领。他左右中国政局近40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事。他举办的洋务，如海军、招商局、电报局、金矿铁矿、广方言馆（外语学校）等等，今天看来自难免简陋之感，当时却都是中国的新鲜事，都曾给中国人带来新的希望。可是甲午一战，中国竟败给原来比中国还落后的日本，而且败得那么惨，海军简直全军覆没，二十多条军舰都成了日本的战利品。原来他所谓洋务，不过如他自己所说，“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其实是经不起风雨的。于是李鸿章也由誉满天下变为谤满天下，许多人甚至骂他为卖国贼。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深信自己的“以夷制夷”的方略有效，还应邀去欧洲各国走了一趟，并与帝俄签订了密约。但结果是引狼入室，招来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幸而慈禧把他派到广东去当总督，因此没有卷入义和团那场风波，到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还是由他这个年近八旬的老头子出面为慈禧打圆场。屈辱的《辛丑条约》签订了，他也累得呕血而死了，赢得皇室对他的崇高评价——“文忠”两字的谥号，入祀贤良祠。这又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

　　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该怎么评价呢？就梁启超来说，当年他同老师康有为一道发动“公车上书”，主张变法，不正是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吗？李鸿章只知道学西方的皮毛，对中国这间破屋东补西贴；而康梁则主张学西方的根本，对中国这间破屋重加改造，不正是从李鸿章的失败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吗？可是，梁启超写此书时，并不急于批判李鸿章，倒是先承认李鸿章是个非常人，在中国也可谓之英雄；而且，“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凡是李的长处，他都肯定了；凡是李的委曲，他都代为表达了，然后再指出李鸿章失败的症结。那就无论是谁，都不好辩驳了。例如李鸿章的侄婿孙宝瑄，起先曾反对中俄密约后来又替李鸿章辩护的， 就承认梁对于李鸿章生平办事不得已之苦衷“洞若观火”。李鸿章如果地下有灵，也会心悦诚服吧。梁启超真不愧大手笔。

　　梁启超是怎样肯定李鸿章的长处呢？先就李的才识来说，平定捻军是个最好的证例。捻军是北方农民造反的部队，但首领却多是土豪或大盗，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没有统一的组织，飘忽不定，勇悍异常，造反18年，纵横上10省，许多王公大臣将军都败在他们手下，莫可奈何。李鸿章却看准了捻军的弱点，一年即予平定。梁启超是反对武力镇压人民的，认为平捻只是“自残同种以保一姓”，算不得什么“功”。但他对李的“谋定后动，料敌如神”，仍赞叹不置。

　　李鸿章的见识又如何呢？显然也在一般士大夫之上。当时有许多大臣和言官，或主张停造轮船，或主张召回留学生，李鸿章都坚决顶住。他一再上书，说明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来一大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要图生存，只有“力破成见，以求实际”。他指出当时的情况是“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日，非惟可忧，抑且可耻！”这话说得多么中肯，又多么沉痛啊！

　　再说李鸿章的遭遇。以官职论，不能再大了；以任职的时间论，难得更久了。他有什么可悲的？所以当时的论者动不动就说李是“权臣”。梁启超不同意这种说法。为什么呢？他指出：李鸿章是生在数千年君主专制的中国，又生在中国专制政体极度完备的时代，加上满清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对汉族大臣格外疑忌，所以李不可能成为权臣。他名义上是“大学士”且破例居于首席，可说是首相了吧，然而正如《清史稿》所说，“鸿章与国藩为相，皆总督兼宫，非真相。”其实，即使真的入阁办事，也不是真正的宰相，因为实权操在最接近皇帝的军机处，而军机大臣中，自同治初年到光绪末年，都没有李鸿章的份。李又兼管外交，许多重大事件都由他交涉，许多重要条约都由他签订，他算不算个外交大臣呢？不。清廷直到《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才设外务部，这以前只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设大臣数人，往往以王公为首席，这中间又没有李鸿章，李往往受制于总署那班人。李还兼管海军、淮军、商务、交通、学校等等，但又都是加派的兼差，其本职仍只是直隶总督，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而已。在总督衙门中，除了总督本人和卫队的几名军官以外，其他都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员，而只是总督聘用的幕僚以及地位低贱的“书吏”。以这种扭曲的官制而兼办那么多中国从未有过的新事业，一方面固然显示了李的才干；另方面也就难以照顾周全，迟早会捅出大漏子。何况满朝文武多是保守派，常常不负责任地乱发议论，横加梗阻，正如李鸿章所说，“局外之訾议，不知局中之艰难”！严复挽李鸿章，上联说：“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而这正是梁启超所以“悲其遇”的缘故。

　　那么，李鸿章的过错究竟何在？梁启超只举出四字：不学无术！这又是出人意外而又深入事理的。李鸿章可议之处甚多，并非这四个字所能概括，但那些只是枝节。例如李鸿章之豪富是有名的，梁只在书末轻轻附带一笔：“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就一个政治家来说，最要紧的还是看他学识何如。常人不学无术，只不过庸庸碌碌而已；政治家不学无术，就有把国家引入歧途的危险。其为害之大，又岂是用金钱所能估算的？

　　梁启超不是“惜”李鸿章之识吗？何以又说他不学无术呢？李鸿章力主学西方，比保守派确是高过一筹；但他对西方仅有表面的而无实质的了解，因此他的“洋务”也就只限于船坚炮利而不知学习西方的根本。梁启超批评他“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当时谈洋务者，绝大多数是这样的水平。北洋舰队的规模并不弱于日本，为什么日本胜而中国败？就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未变，人的思想作风未变，所以同样的船坚炮利，却未能充分发挥效用，甚至还会产生负效应。

　　改变体制、培养人才，本不是一蹴可至的，梁启超对李并未苛责；他对洋务着重批评的只是两点，一是范围太狭，仅限于军事和商务，而不知学习西方的政治和学术；一是方法错误，不肯放手让民间去办，而要官办或“官督商办”。梁启超说：“中国人最长于商，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但一加上“官督”二字，那就“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李鸿章这种做法，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或者说是以封建主义的官僚体制来扼杀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外交方面，由于不学无术，李鸿章更是着着皆错。仅就甲午战争而论，梁启超就指出他的12处失着。例如，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李与伊藤博文签订《天津条约》，就承认：“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通知。”朝鲜从明代起就曾受日本侵略之苦，中国怎么无缘无故就承认日本有权出兵朝鲜？真是荒唐之至。而这一失着就种下了甲午战争的祸根。又如，李派往朝鲜的陆军前后竟有6支， 各部的将帅旗鼓相当，都由李一人遥控，岂不是犯了兵家大忌？海军提督丁日昌一再请战，李都不允，以至坐失战机，束手待毙，断送了整个北洋舰队。更令人愤恨的是李既无力自强，便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外国，企图“以夷制夷”，殊不知“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若今日之中国，而妄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之联俄，正是如此，其结果是俄索旅大，法索广州湾，德索胶州湾，一时间大有瓜分中国之势！

　　总之，在梁启超看来，李鸿章的不学无术，主要是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他虽经常指责别人“昧于大局”，而他自己“于大局先自不明”；他经常责备别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他自己就“故习难除”。他的不学无术，既是近代中国落后的产物，反过来又加深了中国的危机。至于继李鸿章之后如袁世凯之流，那就连“不学无术”四个字都谈不上了。

　　梁启超在最后一章中，将李鸿章与古今中外16个人物相比较，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比。一是与日本的伊藤博文比，关于前者，梁说：“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李鸿章何足以望俾斯麦？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堕其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关于后者，梁说：“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他的结论是：“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则吾辈亦安得不指鹿为马，聊自解嘲，翘李鸿章以示于世界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呜呼，亦适成为我国之英雄而已！亦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