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究其原因，论者往往都简单地归纳为：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加深的刺激和少数爱国士绅“工业自救”运动的推动，偶尔也有人提及清政府让步政策的作用。但是把光绪皇帝个人作为推动这一发展的重要因素，加以系统论述并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者，迄今尚不多见。考请事实，不难发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光绪皇帝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光绪皇帝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略抒刍尧之见。

　　光绪皇帝虽深居宫闱，但却“喜欢看新书，……也喜欢人上书言事”（注：《戊戌变法》四，324页。）。当他看了冯桂芬、陈炽、汤震等人的书后，“大为感动”（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他接触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学说后，更把自己以前喜爱的宋元板本、汉学经书“视为无用之物，而大购西人之书览之”（注：梁启超：《光绪圣德记》。）。这些无疑扩大了他的政治视野，对其后来的改革是有一定影响的。范文澜指出：“光绪皇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接受新思想的青年，颇想有所作为”（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堂堂“天朝”竟被东方小国打败，“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注：吴玉章：《辛亥革命》。），实为中国之奇耻大辱。民族危机的深重，变法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给光绪的思想变化以很大的刺激和推动。他“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自强，社稷难资保守”（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330页。）。更认识到“非取人所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84—85页。）。他要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中国的落后地位，因而产生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光绪甘一年（1895）五月，他发布上谕：“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民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祸患”。如何“弭祸患”？“图自强”。如何“图自强”？“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注：《东华续录》卷128，第7页。）。他要发展中国资本主义，以达到“国富民强，抵御外侵”的目的。

　　甲午战后的最初几年，光绪重视和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行动表现如下：

　　第一，设局办厂，讲求制造。《马关条约》订立不久，光绪皇帝就颁布诏书：“开辟地利，兴办枪炮各厂”。当然这里有许多仍是洋务活动时期官办军事工业的延续和发展，但在“非煤不济，非铁不成”的窘境下，光绪更多地主张兴办民用工业。光绪廿二年（1896）上谕要求，“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为制造”（注：《戊戌变法》（二），403页。）。光绪的谕旨强调“多”“广”两字。光绪廿三年（1897）上谕指出，“通商惠工，务材训农，古之善政”（注：《戊戌变法》（二），48页。），“业经议行及现在交议各事，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况第举行”（注：《戊戌变法》（二），120页。）。这里光绪指出，只要有关国计民生的，即可举办。至于设局之举，1895年总理衙门，“拟请饬下各督抚，于省会设立商务局”（注：《戊戌变法》（二），400页。）。1897年又重申，“设局招商，各就本省物产之宜，量筹制造”（注：《戊戌变法》（二），403页。）。当然总理衙门都是“秉承”了光绪的旨意。

　　第二，主张商办，允许民间兴办企业。由于允许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厂制造，清政府也就不便对民间设厂制造严加控制。光绪于1895年批准，中国原有官办企业办理无效的，“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406页。），而且“该商人如果情愿承办或将旧有局厂令其纳资认充，或于官厂外另集股本，择地建厂，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事”（注：《东华续录》卷128，第11页。）。同年十一月廿日上谕，“由芦沟桥南抵汉口铁路一条，道路较长，经费亦巨，各省富商如能集资千万两以上者，准其设立公司，实习兴筑，事归商办”（注：《东华续录》卷130，第7页。）。十月廿五日又下谕，开矿事务，“准民招商开采”（注：《东华续录》卷132，第10页。）。甚至一向悬为厉禁的枪炮厂、机械厂也，“纵民为之”。

　　要求商办，提倡发展民营工业，王韬、郑观应等很早就为之奋争过。但他们的要求，由于顽固派、洋务派的非议和攻击，长期处于受压地位，影响不大。甲午战后，光绪皇帝力排众议，在这方面作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使“要求商办”的呼声带有了普遍的社会性，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第三，光绪皇帝对原有商办企业或正在兴办之中的商办企业采取积极保护的措施。光绪廿一年（1895）六月廿一日上谕，他在主张招商承办，商总其事后，还特别强调“官加保护”。指出“若商力稍有不足，亦可借官股维持”（注：《东华续录》卷128，第11页。）。户部总理衙门于光绪廿二年（1896）正月二十日赞成“准民招商集股开采，地方官认真保护，不得阻挠。矿务既丰，酌抽税课，一切盈绌官不与闻”的主张。光绪立即批示，“如所议行”（注：《东华续录》卷132，第10页。）。这里光绪皇帝强调对商民、商办企业的保护，主要也是利用封建行政力量的“官加保护”，但我们必须看到，光绪强调的保护与洋务派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经营形式一味地对企业进行操纵、控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因为它实行“一切盈绌官不与闻”，商民、企业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第四，光绪不仅仅以“上谕”“诏书”的形式发布具体改革条例，而且看到下面官吏办事不力，或成效不大时，则不断催促，亲自过问。“叠经谕令各省”，“振兴商务”，并把这一措施，当作“目前首要之图”（注：《戊戌变法》（二），23页。）。

　　控制、干预和约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甲午战前一直是清政府的传统政策。无论是排斥一切新事物的顽固派或是主张采用新式生产技术的洋务派，对这种传统政策并没放弃过。顽固派认定“西洋机器”是“坏我人心”的“奇技淫巧”。他们“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注：《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2。）。1881年，南海知县徐庚陛一次封闭了十一家缫丝厂，主要理由是机器缫丝，“一工之作，可抵十二三用”，从而损害了手工“恒业”（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957—965页。）。洋务派主张采用外国生产技术，则只是为了把它控制在自己手里，以巩固封建统治和加强本集团的经济力量。1878年，李鸿章筹办开平煤矿时，“不准另立煤矿公司，土窿挖出之煤应尽厂局照市价收买，不准先令他商争售”（注：《愚斋存稿》，卷十一。）。而甲午战后的光绪与他们走上了绝然相反的道路。从督促地方政府设局办厂，进而要求发展民营工业，主张商办；对商办企业不是控制、干预，而是采取积极保护，并以“上谕”“诏书”的法律形式加以肯定和提倡。暂且不说其动机如何，光绪作为一个封建皇帝，其“开明”是显而易见的。就其行动本身而吉，也与时代潮流相一致。

　　特别是1898年慈禧有令“苛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注：费行简：《慈禧传信录》。）。稍松制权，光绪皇帝更有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大规模行动。六月廿一日有“明定国是”诏的颁布，接着便是一系列变法上谕的下达。在“百日维新”中，他颁布了众多的诏令，采取了许多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措施。表现大致如下：

　　第一，主张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令于京师专投铁路矿务各局，派王文韶、张荫桓专理其事，所有各省矿产、铁路事宜，俱归统辖”（注：《实录》卷421，第16一17页。）。六月廿六日上谕：“饬盛宣怀，赶办芦汉铁路，并迅速开办粤汉、沪宁铁路”（注：《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9，第7页。）。不久又“命胡□芬督饬工程司履勘京西运销铁路，筹款兴办”（注：《实录》卷424，第9页。）。一直被认为是“夺民生机”的铁路事业，“破坏地利”的开矿事业，到百日维新时期乃彻底开禁，光绪还命地方官切实举行。

　　第二，主张发展农工商业。六月上谕，“命各省督抚，督率员绅，整顿商务、矿务以开利源；并就各省会设立商务局，公举总董，驻局办事，应妥速筹办，迅速具奏”（注：《实录》卷418，第16页。）。七月四日“命地方官振兴农业，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著刘坤一咨送上海农学会章程于总署，并令各省学堂广译外洋农务诸书”（注：《实录》卷420，第1页。）。七月十二日颁行“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十二款”（注：《东华续录》卷145，第23—26页。）。七月十四日，“谕奖进工商工业以保利权，并饬各地方官保护商务，勿使倒闭”（注：《实录》卷420，第14页。）。八月五日，“命陈宝箴、刘坤一在湘购机建厂，制造快枪弹子，又上海机器制造局等筹款办法可斟酌情形迅速筹办。至今会同湘绅认息购买机器，仿用西法炼铜，准由湘厂自办”（注：《实录》卷422，第1—2页。）。八月三十日，“命各省督抚督饬地方官劝办农业，并严禁胥吏扰民，以澄清吏治”（注：《实录》卷422，第38页。）。九月，则“命各省督抚、饬属各地就地方情形，妥筹兴办农务局、农会、农报，以重农政，并宜分设丝茶公司，以保利源”（注：《实录》卷424，第20—21页。）。由上所得，光绪发展农工商业的办法不外是：充分发挥现有行政机构的作用，下旨谕令各地方官认真执行变法措施；以“利”刺激地方绅商发展农工商业；充分运用封建政府的行政力量，“保护商务”，“勿使倒闭”。

　　第三，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创造。七月五日上谕：“各省士民著有新书以及新法制成新器，果系足资民用者，允宜奖赏以为之劝，或量其材能授官职，或赐之章服表以殊荣，所制之器颁给执照，酌定年限准其专利售卖，有能独立创建学堂，开辟地利，兴造枪炮各厂，有裨于兴国殖民之计者，并著照军功之例给予特赏，以昭鼓励”（注：《东华续录》卷145，第13页。）。不久又谕：“奖著书制器及捐办学堂者给以世职，虚官实衔，并许令专业，颁赏扁额”（注：《实录》卷420，第12—13页。）。“命地方督抚认真动导绅民，发展农政工艺，并优奖创作新法者”（注：《实录》卷421，第16页。）。

　　第四，下令编制预算决算，整顿财政。九月十六日，诏编预算，著户部将每年出入款分门别类列为一表，按月刊报（注：《实录》卷26，第1页。）。同时还令整顿厘金、漕运等。编制预算决算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项具体内容，是加速资本运行，进行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必经步骤。光绪皇帝在这方面也作了一定的尝试，可见此时期光绪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带有全面性。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此时期，光绪皇帝深刻认识到了洋务派创办企业的弊端，更多地主张发展民间的资本主义。七月十四日，光绪为了制止官吏勒索，压制商贾，致使“铺商倒闭”等情形，谕令各省将军督抚，“严饬各该地方官，务须体察商情，尽心保护”（注：《戊戌变法》（二），58页。）。七月二十九日，对御史宋伯鲁提出“各省举办铁路矿务，官不如商，亟宜及时鼓励”的奏议，光绪即颁谕表示支持（注：《戊戌变法》（二），47页。。九月十三日，光绪降谕对两广总督谭钟麟，“商人禀请开矿筑路等事，则必阻止”的行径给予了严厉的斥责（注：《戊戌变法》（二），89页。）。可见，光绪不仅同意商办企业，而且还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

　　在甲午战后的几年时间里，光绪皇帝颁布了不少谕旨，采取了不少的改革措施。特别是“百日维新”期间，他更有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大刀阔斧的行动，改革的措施也更为全面、具体，虽然不少由于中央和地方顽固势力的阻遏和反对，没能够很好地推行，但是部分措施的颁布及短期推行，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

　　据不完全统计，1895—1911年所设资本在一万银元以上的厂矿约有500个左右，其中官办45个，官办招商集股者6个，官督商办3个，官商合办31个左右，商办410多个；其资本额大约在一亿二千万银元左右，其中以纺织业为最多，次属矿冶，再次为水电、食品、金属加工；资本在十万银元以上的厂矿约240多个，而商办则占去194个（注：孔经纬：《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纲》第67页。）。中国资本主义，尤其民族资本，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较甲午战前有了新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在此时出现如此“繁荣”的景象，是与光绪皇帝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里光绪皇帝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