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

一

　　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萌芽于明朝中叶，早于欧洲；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类似纸币的东西，在唐代出现了所谓“飞钱”，宋、金发行“交子”、“会子”、“宝钞”等，明清两朝尤盛，不只朝廷发行“宝钞”、“钞贯”等，钱庄及大商号亦发行“钞”、“票”之类的纸币。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走着纡徐曲折的道路，尤其明清之际，受到清廷清军的毁灭性的绞杀，以至原来比中国落后的欧洲反较前完成了产业革命，后来居上，中国反比较落后了一步。

　　近代中国银行业和纸币发行的历史过程，也正表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化过程的一个方面。因此，它贯穿着“列强”帝国主义外资依仗不平等条约等特权，在中国建立银行、发行纸币进行残酷掠夺的一条白线。其他各类性质的银行、钱庄等或自始就是其从属的买办资本或渐次成为其从属。同时，它们又表现了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封建割据性，“列强”相互间争夺、分割势力范围的矛盾的反映。离开这个脉络和科学分析，是不能理清这个问题的。

　　直到人民大革命在全国胜利前，除去解放区（苏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人民政权的银行发行了人民自己的纸币外；民族资本始终没有其独立发行纸币的银行，而是受外资及官僚买办资本的银行支配的。

　　我手边没有其他资料，除随录周文外，便都是凭记忆的一些情况。

二

　　随着南京条约和所谓“五口通商”后，“列强”便步步来扩大和加深对中国的侵略，迫使一步步的半殖民地化。“五口通商”，所谓“列强”便各以其在本国发行的纸币拿到中国流通，如强迫行使于东北的相继有帝俄卢布票、即所谓“羌帖”。日本金票、即所谓“老头票”，等等，就已经把中国看作其从属下的半殖民地。卖国政府允许接受这种纸币流通，也正表现了它本身的地位。随着“列强”侵略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外国资本强盗，便相率来中国开设银行、发行纸币（其实都是卖空买空，并无多少硬货准备），并居然以中国货币单位大量发行；然还窃用中外合资名义，其实也只是窃用和藉以搜刮游资和吸收买办资本，实际全为外资所掌握。周文叙述：“属于这一类银行，有华俄道胜银行（中、俄合资）、中法实业银行（中、法合资）、中华汇业银行（中、日合资）、中华懋业银行（中、美合资）、北洋保商银行（中、日、德合资）、华威银行（中、挪威、丹麦合资）。这几家银行中，最重要的要算华俄道胜银行。它成立于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在我国所发行的钞票，有金本位币与普通银元币两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该行纸币在我国北方，颇占势力；与日本正金银行的金票相伯仲。”而英美银行和其纸币在长江流域和广东，法国银行及其纸币在滇、桂……也“颇占势力”。这正表现了“列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范围的争夺，俄、日帝在东北的争夺。

　　他们主要都以所谓纯外资名义在华开设银行、发行其各自货币单位和纸币。这表现了“列强”侵略与中国半殖民地化又一步加深。周文叙述：

　　　　“这类银行多为资本主义国家在殖民地设立的银行，虽为私营，常得到其本国政府的支持，营业范围较广，发钞为其特权之一（它在其本国不能发钞）。在中国发钞者有麦加利银行（英）、汇丰银行（英）、有利银行（英）、东方汇理银行（法）、德华银行（德）、华北银行（比）、横滨正金银行（日）、台湾银行（日）、朝鲜银行（日）、花旗银行（美）、荷兰银行（荷）、美丰银行（美）。

　　　　上列银行中，以麦加利、汇丰、正金较为重要。麦加利银行在香港称喳□银行。因其上海分行的第一任总理为麦加利，故名。其所发行的钞票有银元票与银两票两类，多由香港与上海两家分行发行。汇丰银行原名香港上海银行，发行银元券与银两券，以银元券为多。该行纸币多流通于香港、上海、广州等处。正金银行为日本汇兑银行，在中国有十五家分行，其中九家设在东三省，所发钞票，亦多集中于东三省。一九一七年正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转移于朝鲜银行。朝鲜银行在东三省发行钞票，始自一九○九年（宣统元年）。一九一七年接受正金银行发钞之后，为侵略西伯利亚的日军筹款，乃发军用金票。该行先后所发行的钞票，谓之金票，俗称‘老头票’，因券面有老头图样之故。老头票在东北地区，势力极大，流通至哈尔滨以北地区。”

　　　　“外商银行的钞票，分占了中国三大地区。（一）北方——特别是东三省，先有帝俄的卢布票（俗称羌帖），后有日本的金票……。（二）中部——长江流域，有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的钞票。（三）南方——香港、广州等地，有香港汇丰银行在香港所发行的纸币，即港币，或称港元。在港称为西纸，在粤则称为港纸。此外，自河口至蒙自，云南铁路开通后，云南地区，还流通着东方汇理银行的钞票。”

　　这是银行和纸币方面，具体反映了“列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共同侵略和支配，其相互间的利益争夺和势力范围。这是一。其次，表现了它们对卖国朝廷、地方政府步步深入的财政支配；它“排斥中国钞票（甚至硬币）”，正是迫使卖国朝廷、地方军阀政府从财政上从属于它的一种步骤。又次，它们发行的纸币，不只数量庞大，花色繁多；但准备金甚少，甚至全属卖空买空。以此来掠夺物资，榨取中国人民膏血。又次，常常有“银行倒闭”；甚至利用所谓“破产法”，宣布“倒闭”作手段，“劫夺中国持票人的财产”。

　　不只如此。它们又支配和通过卖国朝廷或地方军阀政府和买办，以国家银行、地方银行、买办资本的银行及钱庄等，作为扩大其纸币发行的渠道，作为扩大侵略和掠夺的工具。

　　这等等，都表现了“列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半殖民地殖民地化的步步深入与加剧的过程。

三

　　所谓华商银行、国家银行、地方银行，一般地说，都是官僚买办资本。它们与外国银行资本间虽也存在着矛盾或利害冲突，基本上却是为之服务的。因此，认为它们“……觉有‘挽回利权’的必要”而设行发钞，是不合事实的。它们的“挽回利权”的口号，只是欺骗人民的牟利的幌子。对之，周文叙述：

　　　　“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首先奏请部款，招募商股，共集资二千五百万两，设立中国通商银行于上海，并在各省设立分行。嗣即发行银两、银元两种钞票。初发一百万元，以伪造多，收回重换；续发五十万元，共为一百五十万元。这可说是华商银行发钞的第一家。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官商合营的户部银行与交通银行，均开始创办，随即发钞。同时，私立银行，如浙江兴业银行，以营业部与发行部各自独立的方式、发行钞票。接着便有中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南银行以及其他商业银行，相继成立，随即发钞，这就造成了多数商业银行同时发钞的局面。”

　　这些银行是民族资本还是买办资本的性质，在于它主要是为民族资本服务、民族利益服务，还是为外资服务？其中，象通商银行，是从同外国“通商”服务的，其实际活动也是这样。它是同外资侵入全国以至穷乡僻壤的情况和要求相适的。其中官私合股到私营的变化，是与外资侵入的深化及为其服务的买办资本的增长相适应的。银行户头的增多和各自发钞的局面，是与侵略、支配中国的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多个有不同利益的资本集团相适应的；它们是否都是从属于不同帝国主义国家、不同资本集团的买办资本，应一一从其自身的情况和历史去说明。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绝非单纯，并每每是有变化的，不是始终一致的。但我手边没有其他材料，只就周文和记忆印象来说的。

四

　　清初于顺治八年（一六五一年）发行“钞贯”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停止；其性质与前代封建朝廷发行者相同。自后一百九十多年中，未发钞。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清廷为济军用，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发行银两为单位的“户部官票”，制钱为单位的“大清宝钞”。这一面有从财政出发的传统的性质，所以为非兑换券，缴纳地丁、钱粮税课，亦只许搭用五分以内，咸丰七年复限制为三分以内。一面又开始带有从属于外资，并带有银行钞票的一些性质。由于这种两重性，所以它仍受到外资外钞的排挤。侵略者正以各种方式来压服它，使完全从属于自己。因此，这种宝钞、银票，自始即“流通不畅”，终于成为废纸。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成立户部银行。后户部改称度支部，光绪三十四年，户部银行亦改名为大清行。它在名义上是国家银行的性质，或其刍形，实质上是更多地接受外资的支配。这种银行与其发行的钞票，已具有近代银行的若干性质。如户部银行有准备金二百万两，并有私股二百万两，钞票为无限法偿币，“公私出入款项均准一律通用”，改组为大清银行时，又增加准备金，度支部拨银三百万两，商股亦招足三百万两。户部银行发行银两票：百两、五十两、十两、五两、一两五类；银元票：一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一元五种（它还可发行百两或百元以上的钞票）。大清银行发行：一元、五元、十元、百元钞票四种，及“银两票”。宣统元年（一九○九年）六月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规定：“凡准发此项纸票各行号，自宣统二年起，每年须收回票数二成，限以五年全数收尽”。这与那种纯为外资服务的买办资本行号的利益有不小矛盾，所以始终没能实行。

　　大清银行于一九一三年改为中国银行，规定“中国银行兑换券，由中国银行及中国银行分支代理处一律发行”，资本扩充为六千万两。主要发行银元票，品色达二百余种，一九一四年发行一千六百余万元，一九一八年增至六千一百余万元；银票后停止并发行地方性的铜元票。中国银行具有外国财政资本代理店的更完备的性质。

　　一九○八年开始设立的交通银行，准备金五百万两，一九○九年邮传部又增拨五百万两，给予纸币发行权，并于一九一四年重予特许，一九一六年令与中国银行同享有发行兑换券的特权，除发行有银两票、小银元票、铜元票、辅币券外，主要发行：一百元、五十元、五元、一元等银钞（元券）五种。一九一一年发行额达八十万元，一九一九年增至二千九百多万元。交通银行名义上经理邮、电、路、航四项公营事业的公款收支为业，实质上即是从邮政、电报、电话、铁道、航运等交通事业中为外资、官僚买办资本及地主阶级服务，也就是说，它与中国银行同为官僚买办资本，并且有更多的买办性。交通系人物，自“梁财神”（梁士诒）以次，无一非大买办。

　　到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连同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行，名义上是国家银行，实质上是由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分别掌握的官僚买办资本，包括政学系吴鼎昌、张家□等在内，美、英、日等系官僚买办资本势力，分别为其主子服务，对人民进行穷凶极恶的剥削和压迫，并突出表现为购销公债、滥发纸币。蒋朝廷不断发行的名目繁多的公债（如一九二七——三一年间共发行了十亿以上公债），就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压榨。每种公债的发行，都由四行统一承购分销，折扣大得惊人，如债额五千万元，只须二千五百万元承购。这样，就有二千五百万元立即入了四大家族的私人荷包。他们又利用政权，兴风作浪，造成公债市场的人为的涨落潮，以卖空买空的手段通过交易所，买进抛出，使一般债券持有人一转手间成为空头或折尽老本。他们就这样去盘剥人民脂膏。纸币滥发、通货膨胀的记录是惊人的。如所谓“法币”政策，在美英帝国主义指使与支持下，蒋朝廷实行所谓白银集中、黄金“国有”，由四行发行钞票，名曰“法币”（如一九三七——一九四八年的十一年内，法币发行额增加了四十七万倍）。四行都无限制发行，既无须兑现，又无资财比价的约束，数目庞大，以至“币”贱于“纸”，到蒋朝廷灭亡前夜，甚至“一筐法币还买不到一筐菜”。法币事实上成了废纸，蒋朝廷又发行所谓“金元券”（甚至外币如美元）。“金圆券”不只没能建立货币信用，也终于同“法币”一样，发行数无限制膨胀，成为废纸。这也使当时蒋占区劳动人民濒于冻饿死亡绝境；不少持有法币的中小有产者也为之破产或几于破产，他们又尽可能以之转嫁于劳动人民。

　　抗战日期的汪记伪政权，则发行了所谓“四行准备券”。

五

　　辛亥革命前，清廷发行的宝钞、官票未能建立起信用；便于直、鲁、豫、苏、奉、吉、黑、热、赣、闽、湘、川、粤、桂、秦、陇等省分设官银钱号，一面兑回宝钞、官票，一面发行银票、钱票、铜元票，并规定准备金和发行额——但只是名义的。实际上，这是与“列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范围的划分以及各省封建割据性的相应增长而来的。如东北官银钱号在九一八前，几完全成了日行的代理店。

　　辛亥革命失败后，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及分别从属于个别帝国主义军阀割据相照应，各省都成立省银行，或者象辽、吉、黑、热仍沿袭官银钱号、实质上也同他省的省行一样，名为省库经理机关，实则是分别从属于各省帝国主义的军阀的财库。它们都滥发钞币、名义上沿用元、角或毫等单位，实则都以其受支配的外币作为计值标准，并由所在外资银行逐日、逐周悬牌规定兑价，如东四省官银钱号纸票之于日金票，长江各省纸币之于美英银行纸钞，广东毫洋从属于港币，广西、云南省钞、从属于东方汇理银行——　当地除法行纸票、省行币外，国内其他纸币反一律不能行使。各省的币值极不一致，反每每要通过外币计算汇兑。各省军阀都滥发纸币，实际上是没有准备金的，以至常有倒闭，不只一般持票人遭受损失，以致破产，尤其是广大劳动人民常因而陷于饥寒交迫的绝境。例如，湖南“谭（延□）赵（恒惕）战争”前，谭延□滥发纸币，省钞充斥城乡，湖南省银行倒闭，省钞一文不值，无数人民都陷于苦境——它受到三千万湖南人民痛恨。这不过是一个例子。

　　蒋介石朝廷实行所谓“法币”制，只准四行发行，禁止各省发行钞票。由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和军阀割据的存在，蒋朝廷也不过是以东南数省为基地的“蒋系或中央系”而已，因此，与南京政府、东南官僚买办资本相争夺的各系官僚买办资本，地方军阀政府，依旧在各自的辖区内自行发钞，如阎锡山的山西省行票，广东的毫洋和毫洋票，云南、广西各自的省行票，等等。这就是军阀的封建割据性与其对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从属性在币制上的反映。

　　因此，反动朝廷与地方军阀政府所发钞票的币值、不能根据票面单位数字计算，而要以所从属、依附的外资银行所发外钞为标准，并由其悬牌分别规定。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人民政权人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是与敌、伪、顽区经济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它继承了中华苏维埃政府时代的传统，从革命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信用越来越高越巩固、扩大，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和欢迎。它完全是独立自主的，恰与那实质上等于美英资银行外库的蒋区四大银行和“法币”、“金圆券”、日行外库的汪记伪政权的“四行”和“四行准备券”等形成鲜明的对照，它是其后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银行和其人民币的萌芽。

六

　　私营钱庄业，在中国封建时代有着较长期的历史。它一面随着中世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一面又是束缚自由商人资本，尤其是阻止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清军入关后，为束缚、绞杀资本主义萌芽滋长的一系列反动政策、举措，钱庄是起了反动助手作用的。所以旧时代人民普遍对山西钱庄为代表的钱庄，深为疾恶。

　　这种钱庄及典当业，早期以来就发行的“红票”、“期票”之类，实际已开始并逐渐具有纸币的一些作用。到清初，它们发行的银票已较普遍；嘉庆、道光间又发行钱票，都是可以到期兑现而折转流通。鸦片战争后，这种钱庄业，一面充当清政府财粮部门的助手，清廷特许其设立官银钱号，给予发行钱票特权，并使其负责兑回已失信用的官票、宝钞；但清廷官吏与此等亦官、亦商的钱业商人，伙同作弊，只图中饱，肆行滥发，以至票价逐渐降低至百分之三以下，几成废纸，使人民、尤其劳动人民受到巨大损失。

　　另方面，随着“列强”帝国侵略与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逐步深入，这种钱庄业又逐渐敷有买办性，而成为封建性买办性的东西，而且主要地、以为外资银行推广钞票流通、施放高利贷、执行转帐和银两银元折算等等，以分沾余利而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