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颐 

中国轮船航运业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产生最早的部门，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企业发展数量最多、分布领域最广、最为活跃的领域。研究轮船航运史，不仅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企业史、交通史、金融史、贸易史等等领域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198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聂宝璋先生所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4年)，该书于1993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论著评奖的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航运史资料是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参考资料丛书》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作为汇集中国近代大量轮船航运业资料的专业史料书还是作为大型资料书，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尚无同类可资比较的成果，是具有独创性的。

第一辑出版时印刷1500册(分上、下册)，很快售缺。且是国内外学者引用率很高的资料集。2002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1895-1927），编者聂宝璋、朱荫贵为此付出二十多年的心血。本资料集一如第一辑，编者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做了大量的收集整理工作，从众多档案史料、函牍、中外文报章及其他文献中钩沉稽隐。编者本身即为经济史研究的著名专家，本书是在深入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收集编辑而成，清晰展现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步履维艰的发展过程的缩影。

本资料集在体系上沿袭第一辑的体例，大体按帝国主义在华轮船航运业、轮船招商局和民族资本轮船航运业三大块划分。帝国主义在华轮船航运业部分从《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朝被迫向外国列强开放内河航运开始，汇集罗列了从东北一直到华南尤其是长江流域帝国主义列强航运势力进一步扩张的状况。从中尤其反映了新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在争夺中国航运权中的强盗嘴脸，以及在各帝国主义列强相互争夺中国航权的斗争中迅速崛起，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在华外国航运势力的过程。轮船招商局部分则集中反映了这家航运企业走过的曲折道路。特别是在内部不断争权夺利和腐朽的经营管理之下，这家规模可观的民族航运企业虽然历经增资和经营方式的变化，但依然未摆脱种种困境的状况。轮船招商局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轮船航运，至今仍然存在，但解放前的状况却限于资料缺乏而不是很清楚，这部分资料的收集，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研究这段时期招商局却又资料缺乏的状况。而民族资本航运业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反映了各地小轮船公司在清政府被迫解除华商行驶轮船的禁令后迅速兴起，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较快的发展，成为这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最活跃领域的情况。另一方面反映了这期间中国民族资本航运业中部分中型企业兴起，逐渐成为可以与外国航运势力进行某种程度抗衡力量的状况。

随着整体历史条件的变化，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发展历程也必然显现不同的时代特点。本资料集鲜明地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以及历史的阶段性。姑且以外国在华航运势力的扩张为主题的本辑第一编而论，甲午战争以前在江海航线上居于明显优势地位的英国轮运势力，甲午以后很快就受到迅速扩张的日、德航运势力的威胁，而且出现外国轮运势力向各地内河航线深入扩张这种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其影响无疑是极为深远的。因此，第一编编者共设置五章，前四章辑录的是外国轮运势力不同阶段扩张的形势。第五章则是外国轮运业资本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控制及其收益。

第二编则是轮船招商局。就轮船招商局而言，同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在盛宣怀主持阶段，由袁、盛的争权到扰攘不断的内部派系之争，在体制上虽有商办、商办隶部的酝酿，实际上终难摆脱官督商办窠臼，业务经营上也终难摆脱封建势力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以轮运业务为主的轮船招商局对轮船投资未见扩大，房地产投资却见明显增长，运力不强，难以与外轮竞争，只能凭借中外少数大公司的运价联盟来维持。然而进入20世纪，这家经营惨淡而资产庞大的中国最大的轮运企业竟成了外商伺机购并的目标，政府屡欲将之抵押求借巨额外债。当事者因应对乏策，幸而未为日邮资本所乘，最终导致一分为二，分立招商局及积余产业公司两个单位。迨盛宣怀死后，招商局仍然处于官商矛盾纷扰中，终无起色。本编设置四章，其中三章为招商局不同阶段的发展进程及业务经营，别置一章为“招商局的垄断地位”，用以进一步探讨这家轮运企业的独特性质。

在本集所涉及的历史时期内，最为耀眼的就是民族资本轮运业的发生与发展了。在列强环伺的大环境里，收回利权的时代潮流显然成为驱动民族资本轮运业发展的动力之一。拥资几十万两（元）的大中型轮运企业陆续出现在江海主航道上，特别是甲午战后，各地内河资本一般只在几万两（元）以下或是几千两（元）的小轮公司大量涌现。限于资料，做出完全的统计，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不难看到，凡是凭借特权创办轮运的内河航线上莫不有华商小轮的踪迹，在一些偏远的外商小轮尚未及涉足的内地航线上也曾出现华商置轮的活动。大中型华商轮船公司如政记、宁绍、大达、芝罘、北海等也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但是，始自19世纪末叶中国近代小轮业十数年蓬勃发展的势头并未能顺利发展下去。外轮势力的竞争及封建社会的苛捐杂税，以及军阀战争的骚扰，使中国民族资本轮运业的发展历程备极艰辛。第三编共设置六章。前四章均以不同阶段民族资本轮运业的发展历程为主题。第五章则集中展示民族资本难以发展的症结，第六章则反映民族资本轮运业发展过程中与木船及铁路的关系。

作者在资料的收集与取舍上，也是殊费心血的，即并非资料的简单分类、排比，而是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反复消化资料，提出问题，然后按问题组织篇章节目。因此均以说明问题为度作为资料收集与取舍的标准。由于资料范围广泛庞杂，既有中文报刊、档案、笔记、函牍、奏章、条例之类，又有英文、日文、外交文件、专书、报章杂志。时代不同，繁文缛节、虚应故事所在多有，大多难以保留全文，只辑录有关段落或有关文句。

为便于读者查阅原书,每段资料之末，都按作者、书名、卷期、页数的顺序排列，注明资料来源。其中书名一般均从简称，出版单位出版年份等均从略，以省篇幅。读者可以查阅本辑附录“征引文献目录”。又本辑引用外文资料，其资料来源均注原文名称。本辑以文字资料为主，间亦选录或编制若干统计资料，以与文字资料相互印证、彼此补充。资料之中，特别是档案，或某些抄件，多有字迹不清、标点讹误甚或辞意矛盾之处。在编辑过程中，编者已竭力作了若干校对与勘误。

总之，这部资料集集中汇聚和系统反映了这期间轮船航运业这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最活跃、涉及面最广和企业数量最多的行业中出现的种种变化和发展趋势，并编制了大量统计表格与文字资料相互印证。可以确信，这部资料集的出版，必将对中国轮船航运业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关研究，奠定进一步坚实的基础；对中国近代史、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也会起到相应的推进作用。同时，对于学术界、理论界加深了解中国社会的特点，探求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绵延不断的活力以及根深蒂固的腐败现象，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都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关于本辑的出版，还有一些后话要告诉读者。早在１９８４年第一辑《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出版以前，编者已经零零碎碎地着手第二辑资料的收集了。没有想到这部第二辑竟成为一项“跨世纪工程”，一拖就近二十年。聂宝璋先生在本书“编后记”中感慨地说：“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据编者介绍：在这期间，国内外的学者朋友，不断询问工作的进度，表示尽快出版的意愿。这种意愿对编者固然是一种鼓励与鞭策，但编者感受的却是对读者的负疚。如此迁延拖沓，自然非编者所愿！------对资料书的要求，大致不外精、全二字。而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却常常碰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拿外国轮船公司来说，１８９５年以前的美商琼记、旗昌，英商怡和、太古等轮船公司，都有依据各该公司档案撰写的专著出版。因之资料现成，利用方便。１８９５的上以后，日本轮运势力崛起，德国轮运势力亦扩张迅速，使原来英国轮运势力的垄断一变而为多国轮运势力竞争的局面。这个首先需要资料论证的重要问题，却遇到资料的严重匮乏。日本的日邮、大阪与日清几家主要轮船公司都有各自创办与发展的专书出版，其他英、德、法等国轮船公司完整而系统的资料则苦于在国内无从寻觅了，最后只能依靠零星报刊杂书填补。最感棘手的是，在本书涉及的时期内，华商创办的，像三北、宁绍、政记、川江、肇兴等规模较大的轮运企业较为详尽系统的经营、发展历程，不仅未见专书出版，国内报刊也只有零星披露。50年代编者曾追访过天津三北分公司经营人李姓家族成员，探询当年三北业务经营资料时，或许出于对当时日益严酷的‘阶级斗争运动’的畏惧，其人讳莫如深，连连推托，访者只好知难而退。编者也曾探访过怡和洋行天津买办梁氏家族成员，结果就更可想而知了。后来经历‘文化大革命’，这些私人收藏的资料即使有，恐也难逃厄运。到了本书编辑工作正式上马以后，编者曾先后奔赴南宁、梧州、汉口、重庆、上海、哈尔滨、旅大、烟台等口岸城市，访问各地航务局、文史馆等单位，承蒙热情接待，特别对地方性航运的发展、运价的变化以及地方性航政政策方面的资料是有收获的。编者还有机会见到一些地方性的报刊杂志。但编者所期望的轮船公司经营资料，仍然所获甚微，不免令人遗憾。收获较多的是档案馆与图书馆。国家第一档案馆馆藏清末外务档案，虽数量不多，但涉及航权交涉资料，确属罕见。南京第二档案馆珍藏的招商局档案，《航运史资料》第一卷中即曾征引利用，而且相当顺利。但当本卷编辑工作开展以后，正值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建立，利用档案由无偿变为有偿，于是涉及经费问题。同时为避免档案原件频繁使用易于损坏，借阅与复制都有了限制规定。不过经过编者“三下南京”，在馆方协助下，最后还是收集到一部分，虽仍有欠缺，但足以充实招商局的有关章节了。在收集和编辑资料过程中的酸辛苦辣，非亲身经历，难以言表。经过近二十年的周折历程，使编者深深认识到，大型资料书的编辑实在是一项费钱耗时的工程，需要的是经济的支持与编者的毅力。财力的不足，曾使工作时断时续；如果财力充分，按说本书还应再作补充与精炼，不过时间还要拖沓。

文末，笔者特别想再为历尽艰辛而成就这部大型资料书的编者慨言几句。

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在本书出版后，笔者还有时去拜望年事已高的聂宝璋先生。孰料今年春节笔者与经济所的一位朋友拜望聂公时，他指着家中狭小的空间和拥挤不堪的状况诉说道，由于居住条件较差，最近不得不处理了一批经济史研究的专业书籍和杂志，他还告诉我们，他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特别是航运史花费几十年心血所作的上万张卡片，近日以每公斤六角钱的价格卖给收废品的人了。我们听后大为震惊，痛惜不已。埋怨聂公为何这么匆忙草率处理了这些珍贵的资料。聂公慨叹道：“还有谁愿意继承我的事业呢？我算是看透了！”

这“封笔”之举，长久地萦回在笔者的心头。若将它比喻为《红楼梦》中“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实为不妥。可个中的辛酸和苦衷，难道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吗？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听经济所的一位研究员说，居然有人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上看到了聂公的一部分卡片正被出售!我们惋惜之余，不禁钦佩起那收废品者的“慧眼”来，还是他们看出了“废品”价值，不至于使其即刻化为纸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