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川

　　二十世纪最初十来年间，中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比较全面的初步发展。这不仅使中国资本主义摆脱掉它在十九世纪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和洋务派活动的依附状况，迅速成长为中国社会经济中比重虽低但却最为先进的独立的经济成分，而且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为辛亥革命的发生，造成经济的条件和基础。现在根据作者所接触到的资料，将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况和一些基本特点整理如下，就教于专家、学者和读者。（注：本文所述各项事实和统计数字，皆系作者根据多种资料交互参订、综合整理作出。因为所用资料来源过于繁多零碎，无法在文中详细注明，所以除直接引用的单项资料分别注明出处外，其余只好俟诸异日，敬希原谅。）

　　　　一

　　中国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末遭受打击之后，从一九〇一年起即开始出现回复现象，到一九〇四——一九〇八年间形成一个约五年时间的兴办近代实业的高潮；然后在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间转向萧条，到一九一○——一九一一年，因外国侵略者设置橡胶公司、拐逃大批资金，造成空前的全国性金融大恐慌，而形成全面的衰敝。十来年间，呈现一个拱状的形势。其所以出现这种局势，主要是由下面一些原因促成的。

　　第一，中国资本主义取得了合法存在和能够比较自由地生长的权利和地位。

　　在十九世纪，清政府一直未曾取消华商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禁令。想要投资近代工矿交通运输业的华商，只有按照不同情况，或者用各种方式托庇于外国侵略势力，或者依附于洋务派的活动及其他封建势力。戊戌变法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者，曾想取消这种禁令，但因变法失败而未果。所以，从整体来说，中国的资本主义直到十九世纪末，始终未被封建统治者承认为合法的生产方式。华商依然没有自由兴办近代实业的权利。

　　义和团运动发生以后，清政府为了恢复统治而被迫实行新政。其主要意向，首先是对外求得帝国主义的谅解，但同时它也不能不对内作些让步，换取新兴资产阶级分子的支持。它把资产阶级在戊戌变法时期求之不得，和某些当时还不敢提出的要求（如设议院等），或者直接付诸实行，或者许愿将来实行。其中一九〇三年设立商部（后合并工部等成为农工商部），先后制定商律、公司注册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及有关矿务、铁路、银行、商标和奖励投资新式企业的章程等等，是清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认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存在，准许资产阶级享有按一定的法律规定自由兴办新式企业的权利，并给以某些鼓励。这不仅消除了华商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禁令，使资本主义成为合法的生产方式，能够摆脱托庇外国侵略者和依附洋务派活动的尴尬和困难处境，并且使资产阶级在兴办近代实业和改造旧式手工业的过程中，有了较能排除各种封建势力（包括手工业行会在内）阻挠的武器和根据。这些法律和章程的颁布，实际上宣告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一次解放，为中国资本主义出现比较全面的初步发展，造成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第二，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外货斗争，大大推动了国内兴办近代实业的热潮。

　　收回利权运动从一九〇三年开始迅速在有外国侵略者霸占路矿利权的省份展开。在运动中，收回路矿利权与自办路矿相结合，迅速在全国兴起一个自筹资金筑路建矿的热潮。

　　正当收回利权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又发生美国虐待华工和逼迫清政府签订承允虐待华工合约的事件。全国人民为了反对美国的暴虐和霸道行径，在一九〇五年掀起了广泛的抵制美货斗争。在斗争中，群情激奋，由相约不买用、贩售美货，进而提倡设厂仿制，直接推动了织布、面粉、卷烟等近代工业的发展。此后又发生一九〇八年广州、香港等地抵制日货的斗争，一九〇九年奉天省反对日本强行改筑安奉铁路的斗争等。

　　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外货斗争，直接起着动员人民发展本国资本主义、抵制外国经济侵略和压迫的作用。其影响所及，不只是某些具体路矿的自我兴办和一些工业部门的发展，它实际上成了在各地普遍兴办各种近代实业，全面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推动力。

　　第三，封建自给经济和旧有城乡手工业的进一步破坏，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多样化，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事业准备了比较适宜的经济条件。

　　二十世纪初期，由于外国帝国主义扩大侵略，中国原有的封建自给经济和城乡手工业被破坏的进程日益加快。外国输入货物总值从十九世纪末的两亿多海关两，增到一九一○年的四亿多海关两，使中国旧有的社会经济更加趋于瓦解，原有的手工业也更加难以保存。以手工棉纺织业为例，旧日耕织结合的生产方式，这时不仅在江南和其它主要通商口岸附近地区已经几乎绝迹，在全国大部分内地区域也难于保持原状。停纺停织，或参用洋纱织布，在全国开始成为普遍现象，不少地方且已出现全用洋纱织布的事情。这不仅迫使农民更多地出售棉花、购用洋布，或购纱织布售卖，扩大了城乡的商品交换，为大机器棉纺织工厂拓展了销售和原料市场，并为产生专业的机器织布工厂，和在手工业中建立资本主义的手工织布工场，进而把农村手织业变为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准备了条件。其它许多原来受行会控制的手工业，也因为大批手工业者的破产，削弱了行会控制的力量，为创设近代工业或改造旧式手工业，提供了可能。如旧式丝织业衰落，开始出现手工丝织工场，碾米业、榨油业采用或参用机器等。

　　同时，伴随封建自给经济和旧有城乡手工业破坏的日益深化，以及大批机器工厂和新式手工工场代之兴起，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连锁反应也跟着发生了。旧日供应简单生产工具的制造业，需要代之以供应新的生产设备的机器修造工业。原来简陋的房屋经不起机器的震动，需要建筑合用的坚固厂房。生产需用的原料和材料也变化了。原来生产过程中不需要的动能燃料，如今需要了。旧有的交通工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巨大运输量，需要建立和发展新的水陆交通。随着新的生产事业的发展，人们要求建立和发展新的经济、文化事业。一种生产部门的建立，要求多种生产部门配合，由生产部门连及于交换、金融部门等等，从而为资本主义各个行业的出现和建立，准备下社会需要和可能的客观条件。这样，中国的资本主义既得到合法存在和生长的权利，又具备了获得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而在二十世纪初期开始有了比较全面的初步发展。

　　　　二

　　中国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初期比较全面的初步发展的主要标志和内容是，原有各个行业大多有显著的增长，又出现和开始建立了许多新的行业，在地域分布上有很大扩展，并由于大机器工业的带动，第一次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产生和形成了一个改造旧有手工业与设立新式手工工场的浪潮，使中国的手工业开始进入以大机器工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

　　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最为突出，也最有代表性。这时期，不仅十九世纪已有的机械化程度很高的大纺织厂有新的巨大增长，而且产生一大批专业的机器织布工厂和手工织布工场。此外还出现和开始建立了机器针织业和手工工场针织业。这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棉纺织业开始步向配套生产的境地。

　　大机器纺织业是中国棉纺织业资本主义化的核心。由于上述各条件的作用，从一九〇四年起，便迅速出现一个增设新厂的高潮。在这年创办的，计有江苏崇明的大生第二纱厂、昭文的裕泰纱厂、太仓的济泰纱厂、河南安阳的广益纱厂。一九〇五年创办的有，上海的公益纱厂和振华纱厂，无锡的振新纱厂，宁波的和丰纱厂。一九〇六年创办的有，上海同昌纱厂，直隶宝坻庆祥（后改组为利生）纱厂。一九〇七年江苏江阴创办了利用纱厂。在四年之间，连续新设了十一家纱厂，共有资本六百六十三万余元，装置纱锭十八万一千六百二十四枚。加上十九世纪所设仍归华资经营的十二家纱厂及其在二十世纪增加的资本和设备，到一九一一年，全国共有华资及以华资为主的纱厂二十三家，资本二千一百三十五万余元，纱锭五十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二枚，布机二千四百一十六台。

　　拥有五十二万余锭的华资纱厂，加上外资八家纱厂的三十万余锭，合计共有八十三万二千余枚纱锭，比一九〇○年的五十二万三千余枚纱锭，增加约百分之六十。以每枚纱锭平均日产十四支纱一英磅、即年产约二担二十五斤计算，则在二十世纪初期历年可产纱约一百余万担至二百万担。加上进口的二百数十万担棉纱，每年可有三百余万担至四百余万担机制棉纱投入市场。这比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单由进口机制棉纱投入市场的数额，增加约三、四倍。如此猛增的大量机制棉纱，不仅日益强烈地冲击着耕织结合的自给经济，加速其瓦解，更为经营各种专业的棉织工厂（场）准备下大量原料。所以，到二十世纪初期，便有各种专业的机器棉织工厂和手织工场大量涌现出来。

　　在专业的织布工业方面，已知使用机器动力者有十二家，共有资本不满一百万元。较大者资本一二十万元，织机数十台至一百台；小者资本一二万元，织机一二十台。其中广州有四家，上海有二家，其余在浙江杭州、广东香山、澄海、直隶丰润、山西平遥、奉天辽阳等地，各有一家。但手工织布工场则有二百数十家，数目较多，分布也更广。据可查知者，计江苏有七八十家（其中在江南者五十家），顺天、直隶合有四五十家，湖北、广东各有二十来家，浙江、安徽、四川、山西各有十家或十余家，江西、湖南、福建、山东、河南、奉天、吉林等省各有一、二家至数家。这种手工织布工场，资本多在数千元至一、二万元之间，有数万元者，亦有一、二千元及不足千元者。所备织机，多数为进口和国内仿制的足踏铁轮木机，也有使用旧式木织机的，但已集中在一起，实行工场制生产。织机数一般约为数十台，有一、二百台者，亦有十余台、数台者，估计全部共有一万余台。此外各省县官办的工艺厂、习艺所等，其数近千，也多有织布一科。综合各种织布工厂（场）计之，已遍布于二十余省区。

　　针织工业主要在这个时期兴起。除了一家设于十九世纪末以外，新设了六七家机器针织工厂和约五十家手工针织工场，分布于江苏、浙江、广东、湖北及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直隶、山东各省，估计资本共约六、七十万元，生产袜子和毛巾，机器针织工厂则兼制汗衫。

　　缫丝工业继十九世纪末年衰敝之后，也在一九〇四年前后逐渐恢复并加速增长起来，又出现了新的缫丝工业基地。上海的缫丝工厂，到一九一一年已有四十八家，丝车一三七三八部，比一九〇○年的十八家，丝车五九二○部，增加一倍多。无锡从一九〇一年创办裕昌丝厂起，到一九一一年有缫丝厂五家，丝车一三○六部。加上苏州、镇江、杭州、萧山原有的丝厂，和绍兴、吴兴新设的丝厂，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共有缫丝厂六十二家，丝车一七一二○部。广东的缫丝工业仍以顺德县为中心，但南海县境也已有三十余家，新会、番禺、三水各有数家，合计机器缫丝厂当在二百家以上，丝车约七、八万部。另外还有大批使用改良足踏缫丝车的人力缫丝厂。四川是这时期出现的新的缫丝工业基地。一九〇四年开始由劝工局从日本引进改良缫丝机，一九〇六年三台出现第一家改良缫丝厂，一九〇八年在重庆出现第一家仿照上海式样的蒸汽机缫丝厂，到一九一一年，共有机器缫丝厂四家，丝车四百余部，改良缫丝厂约十家，亦有丝车数百部。烟台的柞蚕缫丝业也在这个时期迅速发展起来，到一九一一年已有四十余家缫丝厂，其中有三家使用蒸汽机，其余则为足踏机，共有丝车一万四千六百余部。合计全国共有机器缫丝厂约二百七、八十家，丝车九万数千部，足踏缫丝厂五十余家，丝车一万四、五千部（广东足踏缫丝厂更多，但其数不详，故未包括在内），共计雇佣工人约在十四万人上下，日益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大行业。

　　近代丝织工业是这时期才出现的一个新行业，先后设立了十来家手工丝织工场，资本多者一、二十万元，少者数万元，购置进口的足踏铁轮木织机数十台，或仍用中国旧式木织机，而设场集中生产。

　　毛、麻机器纺织业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才真正开始发展的行业。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间新创办四家毛纺织厂，各有资本数十万元。连同十九世纪设立后毁而重建及久停重开的两家毛纺织厂，共有资本约二百六、七十万元，纺锭一万枚左右，织机一百四五十台。麻纺织业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九年间设立了四家工厂，共有资本八十六万元。至此，当时世界上所有的纺织行业，在中国都已不同程度地建立起来了。

　　面粉工业在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向大行业发展。这个时期新建立了三十六家面粉厂，加上在十九世纪创办、到一九一一年仍能继续营业的六家工厂，共有四十二家面粉厂，资本约六百八十万元，每日能产面粉近五万袋。其中十八家每日能产千袋以上，最大的华兴面粉公司则能日产四五千袋，规模也较十九世纪的面粉厂为大。上海和江苏仍是最大的面粉工业集中地。上海一地有八家面粉厂，资本二百三十余万元，可日产二万袋。江苏其它各地共有九家，资本一百七十万元，可日产一万六千余袋。但新设的面粉工厂则向更广的地域扩展，设有面粉工厂的省区包括安徽、湖北、四川、云南、直隶、北京、吉林、黑龙江等。其中汉口有四家面粉厂，资本共一百二十九万元，日产面粉四千八百袋，京津地区有面粉厂七家，资本三十五万元，日产面粉二千二百五十袋，东北哈尔滨、宁古塔、齐齐哈尔一线有面粉厂九家，资本六十二万九千元，日产面粉约六千袋，陆续开始形成新的面粉工业基地。

　　近代榨油工业也开始向大行业发展。这时期由于油类和油渣饼的出口大量增长，一批机器榨油工厂先后在各地设立，并促使手工榨油工场改用或参用机器。许多地方的手工榨油工场也随之增加，由农村副业转向专业化。到一九一一年，可查知的机器榨油工厂（包括只在个别工序参用蒸汽动力者），约达一百家以上。其中半数在营口和大连两地，约有五、六十家，每日能产豆油七十万斤，豆饼十四万余枚。其余上海和江苏各地有十四、五家，约有资本一百八十万元；武汉有十二、三家，资本约四百万元，能日产豆饼二万二千枚；烟台和山东各地有十四家。此外则分散于浙江、安徽、直隶、河南、广东等省。

　　卷烟工业也是这时期兴起的新行业，大部分在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抵制美货运动中设立。其在一九〇五年中创办者，就有十九家。统计一九〇一——一九〇七年间共设立了三十余家卷烟工厂，资本约一百六、七十万元。可惜资力微小分散，无法同英美在华垄断资本竞争，大部分在一九〇八年以后倒闭。但仍有个别工厂，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终于坚持下来，成为此后发展民族卷烟工业的骨干力量。

　　此外，机器碾米工厂已设立二十余家，规模大者有资本四十万元，备有碾米机十数部，小者资本数万元，各有碾米机二、三台。罐头食品工业设立了一、二十家小厂，资本略大者有七万元，小者数千元或一、二万元。新式制糖企业有三家，共有六个制糖厂，每年可产糖二万五千担至三万担。蛋厂、砖茶厂、酿酒厂、汽水厂、制冰厂等，也各有数家，分散在各省。食品工业至此已拥有多种行业。　　　

　　日用化学轻工业也在逐步向多方面发展。

　　火柴工业是中国资本主义较早出现的行业之一，这时期则迅速在广大地域上扩展。到一九一一年，全国实存火柴厂五十一家，资本约二百一十万元。除了甘肃、新疆、吉林、黑龙江及其它少数民族地区尚未设立过火柴厂，福建、广西二省的火柴厂停闭以外，其余十六个省区，至少都各有一家火柴厂。

　　造纸工业在这时期新设了十家机器造纸厂，各有资本十余万元至六、七十万元。清政府度支部在汉口设立的造纸厂则有资本二百万两，规模最大。除其中一家倒闭以外，加上十九世纪设立的三家造纸厂，在一九一一年实存十二家造纸厂，资本共约六百万元。另外还有各地所设的改良造纸工场，其中最大的有资本八万两。

　　机器制革厂和重要的改良制革场新设了八、九家，分布于上海、武汉、成都、广州、奉天以及伊犁等处，多数都有一定规模，资本大者可至五、六十万元。加上十九世纪设立的天津硝皮公司，十家制革厂共约有资本三百数十万元。

　　肥皂洋烛工业是另一个设立中小厂家较多、分布地域较广的日用轻化工业行业。截至一九一一年，全国约有七、八十家中小型皂烛制造厂，资本约在一百万元以上，分布于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和华北等十二个省区，甚至甘肃的兰州也设有一家小厂。其中规模略大的有资本数万至十万元，主要分设于上海、杭州、宁波、天津等处。其余小厂仅有资本数千元，甚至不及千元。

　　此外，也开始有人设立小规模工厂试制镪水、漂白粉、化学肥料、进口油漆、橡胶等，不过都还未形成行业。

　　在建筑材料工业和窑业方面，最著名的是这时期在华北、华南和华中先后设立的三家水泥厂。这就是唐山的启新洋灰公司，资本二百八十五万元，日产水泥约二千桶；广州的广东士敏土厂，用款一百四十二万元，设计日产水泥五百桶；湖北大冶的湖北水泥公司，投资一百五十万元，设计日产水泥一千三百桶。

　　砖瓦工业新设了一批机器制砖厂和大批新式手工制砖场。机器制砖厂可查者约有二十余家，资本一般约一、二万元至四、五万元，个别大厂有十万元以至三十二万元。

　　玻璃制造业有六、七十家。其中江苏宿迁的耀徐玻璃公司、武昌的耀华玻璃公司、北京的京师玻璃公司、山东博山的博山玻璃公司和重庆的盛源记等，能造平板玻璃。耀徐、耀华、京师、博山四厂各有资本或投资五十余万元至八十余万元，规模最大。其余各厂则只造煤油灯及灯罩、玻璃杯等各种器皿，除少数工厂有资本数万元至四十万元以外，一般规模都很小，分散在南北各省。

　　陶瓷工业则在各著名陶瓷产地出现了十来家参用机器或新式机具、改良旧式手工生产的瓷业公司。资本大者二十余万元，小者一、二万元，合共约九十万元左右。

　　此外，在一些大城市设有机器锯木工厂。

　　出版印刷业约有一、二百家。其中铅印书籍印刷业约六十余家，石印约数十家，新闻报纸印刷业约数十家。商务印书馆规模最大，有资本一百万元，几乎垄断了教科书的供应。惜其股份的三分之一为日人所有。同它相对抗的有中国图书公司（资本一百万元）、集成图书公司（资本六十万元）、文明书局（资本二十万元）等，也各有一定规模。铅印书籍印刷业约近一半集中于上海，其余分散设于各通商口岸及北京和各省省会。

　　有些地方设立了一些仿制新式教育用品和其它杂项物品的工厂。

　　水电工业也是主要在这时期兴起的行业。已建成和正在兴建中的发电厂和水、电兼营企业有三十七家，资本共约一千一百余万元，发电容量约一万四千余千瓦。除了西北地区、贵州及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各省省会或主要城市都有发电厂。这些电厂大部分还只能供应照明，个别大厂已开始供应电力。另外上海、南京、北京、广州、汕头等处各设有单独经营的自来水工厂，资本共七百四十五万元。

　　机器修造翻砂工业可查者，大小合计，全国已有约一百五十家左右，估计资本约四百三十余万元。江南船坞已从江南制造局中分出，改为商坞，单独经营一般轮船修造业务，到一九一一年，累计资金已达二百万元以上。其余拥有资本十万元以上的机器修造厂有上海的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汉口的扬子机器制造公司、香港的广协隆公司、天津的北洋劝业铁工厂、大连的顺兴铁工厂等五家，资本共约一百五十余万元；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者约二十余家，资本约共六十万元。该业大部分规模都很狭小，多数尚属于手工生产。然而由于各种工矿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这种机器修造工业已开始摆脱十九世纪单纯修造小轮船和为外国在华工厂修理加工的局面，进而仿造进口的各种机器，如轧花车、弹花车、铁木织布机、针织机、缫丝机、碾米机、榨油机、印刷机、蒸汽引擎、内燃机，以及钢桥、铁路客货车和各种机件等。有的工厂已经逐渐专业化，开始形成专造某种或某几种机器的专业。在轮船修造方面，除了江南船坞能造数千吨级的轮船以外，求新、扬子、广协隆各厂都能制造数百吨级的轮船。各种修理技术也有所提高。实际上这时期的机器修造业已开始能为各种近代工矿交通运输业提供技术不太复杂的各类设备了。

　　一些专业的金属加工业也出现了。著名的如一九〇七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的湖北铁钉厂，有资本三十万元，日产铁钉一百桶（合一万磅）。

　　矿业方面以向各种机器工业提供燃料的煤矿工业发展最快。一九一一年全年共有使用机器的煤矿三十六家，资本约一千五百万元。其中的萍乡煤矿（投资约二千万元，未计算在总数内）、滦州煤矿、中兴煤矿、保晋煤矿、六河沟煤矿，都已能年产十余万吨至数十万吨。至于常年开采的人力、畜力煤矿，亦不下一、二百家。锑矿的采冶始于十九世纪末，其发展则在这个时期。一九一一年有冶炼厂十二家，资本约二百万元。只是采矿仍然完全依靠人力，仅在湖南省即有一百一十余家。锡矿的新式采炼则完全在这时期兴起，计有七家，资本约二百六十万元。铅锌银矿已改为采炼铅锌为主，有十一家，资本约二百万元。铜矿采冶业新建了五家，资本约一百五十万元。金矿也有新建，但多沿用旧法，采用新法者少。钢铁冶炼和铁矿开采业仍以汉阳铁厂、大冶铁矿为主，一九〇八年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有资本一千三百八十万元，备有一百吨高炉二座，二百五十吨高炉一座，三十吨平炉六座，大冶铁矿日产铁矿石一千八百吨，萍乡煤矿日产煤二千四百吨，实际耗资约共五千七百余万元。此外，新设有三家铁矿公司，资本约共六十万元。合计以上各种新式采矿冶炼工业，以企业计算，一九一一年约共有八十家，资本三千八百余万元。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这时期尤其突出，特别是大批商办铁路公司的创办，更是这时期独有的现象。自从一九〇三年收回利权运动兴起以后，到一九〇七年，以省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干线铁路总公司和支路总公司，共有十六起，预筹股本一亿九千二百六十六万元。到一九一一年，实收六千六百五十二万元。其中川路公司实收一千八百六十万元，粤路公司实收一千九百七十二万元，浙路公司实收九百二十五万元，湘路公司实收六百五十二万元，数目都不算小。加上单独兴建的潮汕铁路和新宁铁路股本，全国商办铁路公司共有实收股本七千二百八十二万元。已经动工兴筑的铁路共约一千公里，到一九一一年建成六百三十八公里。加上京绥路的丰台至阳高段、萍株路和广三路，共计由华资掌握的已成铁路有一千一百二十八公里。（注：见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一一四九——一一五○、一二五三——一二五四、一二四五——一二四八、一○○八——一○○九、一○五五页，另据《交通史路政编》及其它资料补正。）

　　华商轮船航运的解禁，虽然始自一八九八年英国逼迫清政府对外国开放全国内港，但华商能够按照一定法律规定比较自由地经营轮船事业，则在一九〇三年设立商部和颁布商律、公司注册章程以后。从此，才有经营较大轮船的华商企业出现。象著名的大达轮埠公司、同记轮船公司、中国商业轮船公司、川江轮船公司、宁绍商轮公司、西江航业公司、肇兴轮船公司、图长航业公司、北海轮船公司及政记轮船公司等，都在这个时期以华商名义创办或由洋商名义改作华商注册。除了川江、图长二公司是官商合办、曾经借助官力以外，其余皆无官方凭靠，而由华商自行经营，所用轮船自数百吨以至二、三千吨。这是前此所没有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截至一九一一年，包括十九世纪创办而仍在经营的轮船企业在内，不论悬挂何国旗帜，也不论为公司、商号或个人所经营，所有全国大小华资轮船企业约近六百家，资本二千一百万元，大小轮船近一千一百只，合计约十四万余吨。其中使用百吨以上轮船、轮船总吨数在五百吨以上的大中型轮船企业有三十五家，资本一千三百八十余万元，轮船一百一十四只，合计十一万八、九千吨。其中，两家万吨以上的大型轮船企业属于官僚资本，一家附属于官僚资本企业，一家为官办企业，合计资本约七百万元，拥有轮船五十七只，约近七万吨。其余皆属华商经营或以华商为主。至于小型轮船企业，更是遍布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河流与沿海各内港。北方松花江及海河也开始有小轮船航行。凡是自然条件允许自由通航轮船的河流和内港，这时期大部分已有轮船航行。

　　此外，有一家往来于张家口和库伦间的蒙古汽车公司设立，资本十万元。还有一些城市开设了电话公司。

　　在近代金融业方面，第一家银行在一八九六年创办，但银行业的开始发展，则在二十世纪初期。自从一九〇三年天津创办官商合办的志成银行，一九〇四年北京创办户部银行，一九〇五年上海创办信成银行，先后共建立了二十五家官、商银行，除去中途停闭者，到一九一一年，包括一八九六年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尚存二十四家官、商银行。其中属于官僚资本者十二家，资本三千一百八十余万元；属于民族资本者亦有十二家，资本七百五六十万元。另外还有所谓仿照银行通例设立的各省官、商银钱局二十四家，资本约六百万元。其中各省官银钱局二十一家，资本约五百四、五十万元，主要职能在于发行银钱钞票。

　　水火灾害及人寿保险公司设立了二十余家，查知资本数者十余家，其中十二家实收资本七百三十万元。

　　中国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经过二十世纪初期十年间旧有行业的巨大增长，新行业的不断出现与兴起，及各种实业在地域分布上的逐渐推广，获得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初步发展。

　　　　三

　　以上所据以表述中国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初期比较全面的初步发展概况的是，各种近代工、矿、交通运输和金融企业的出现与增多。这些近代企业具有和封建社会各项事业不同的下列全部或数种特点。这就是：第一，使用机器或新式改良机具；第二，采用新式组织方式，如工厂制生产、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等等；第三，自由经营各项新产品或改良旧产品，或其它资本主义合法新业务；第四，资本家和工人、职员间基本上处于自由雇佣关系，资本家可以自由雇佣工人、职员，工人和职员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

　　综合上述各种近代企业的增长，这时期中国资本主义比较全面的初步发展，具有以下一些重要特点。

　　第一，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在数量上迅速增长。根据各种资料粗略估计，一九一一年全国约有各种华资近代企业二千三、四百个，资本约在三亿一、二千万元左右。这比之一九〇○年华资掌握的约五百七十家近代企业，资本合计约六千九百余万元，约当四倍半，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四至十五。增长速度已算很高。如果再把这时期所达到的一些重要指标，同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个比较，便可看出，机器棉纺纱锭数约与德国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相当；机器煤矿年产煤量达到约一百三十万吨至一百五十万吨，大致相当于美国在一八三四——一八三五年间、法国在一八二四——一八二五年间、德国在一八三○年的水平；机器炼铁炉生产的生铁达十二万吨，相当于英国在一七九二年、美国在一八二八——一八二九年间、法国在一八二二年、德国在一八三○年的水平；华资掌握的已成铁路里数，约与美国在一八三四年、英国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法国、德国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相当；轮船总吨数约与美国在一八三六年、英国在一八四一年相当。（注：各国情况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这就是说，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大致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相等。这自然是落后了八、九十年到一百一、二十年，但就中国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速度和已达到的水平来说，却开始显示出它已成为能够自身存在和生长的社会经济力量。

　　等二，中国资本主义已向全国广大地域扩展。这时期新增设的近代企业，有的行业仍然集中于上海及其附近的江浙地区和广州等处，但较多的行业已逐渐向广大内地以至东北、西南、西北等地区伸展。除了青海地区尚未设有近代企业，外蒙古、西藏地区只有个别近代企业以外，其余省区无不或多或少地有近代企业出现和兴起。尤以织布工场手工业、火柴工业分布为最广，遍及大部分省区。其余针织工业、榨油工业、肥皂工业、玻璃工业、印刷工业、矿业、电灯工业、轮船航运、铁路、新式金融业等，也都展布于十多个省区。缫丝工业和面粉工业则是兼跨数省的大行业。尽管各地区、各行业之间的发展仍不平衡，但已使中国资本主义开始摆脱局促于沿海、沿江丁字形线条地带各个通商口岸孤点的狭窄地域，逐渐向全国伸展开来，成为全国性的新兴经济成分。

　　第三，中国资本主义开始摆脱托庇于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势力的依附地位，逐步变为以华商自主经营为主的独立的经济成分。在十九世纪限制华商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禁令尚未解除之时，托庇于外国侵略势力者，或挂洋旗、或在租界设厂，实皆寄人篱下，冒名洋商，所经营者也多系便利外国侵略势力的企业。其托庇于特殊封建势力之下者，或以官督商办的名义纳入洋务活动的轨道，或将所有权归于他人（如广东的缫丝厂皆归各族祠堂所有，由资本家长期纳租经营）总之，都没有独立存在的能力，而需仰俯依人。自从商部设立，颁布了商律和公司注册章程以后，华商创办近代企业既然有法可循，自然无须仰靠大官僚势力的特别准许和奏请。而长达数年之久的收回利权运动和多次抵制外货的斗争，更以振兴民族实业、华商自主兴办相号召。许多公司创办时以在章程中标示华商商办来显示民族气概和尊荣，章程公开规定只收中国人股份、不收外国人股份，也不准将股票卖与外国人。还有不少官商合股的企业申明，不作官商合办，所有官股一切按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办理，和商股同样享受权利与承担责任。而一家公司的兴办，能在短时间招收数十万、上百万、数百万、以至千万元以上的实收股金，尤其显示了华商自办实业的热潮和号召能力。所以，这时期虽然仍有一些企业以洋商名义悬挂洋旗，或托庇于租界，或仍冠以官督商办的名目，但就大部分企业而言，已是以华商商办的方式遍设于广大省区了。华商商办企业终于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经营方式和主体，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已经成长为中国社会经济中独立的经济成分。

　　第四，中国资本主义各个行业的普遍增长和大批新行业的不断出现与兴起，逐渐改变着它与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关系，开始起着推动社会经济前进的作用。

　　当中国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最初出现时，因为需要托庇于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特殊封建势力的缘故，只能一方面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副产物和附属物，服务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活动，另一方面则在洋务派的控制下，服从和局限于推行洋务活动的需要。这既使它处于附庸地位，自然也使它难同国民经济生活发生直接作用。八、九十年代虽然在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就地吸取原料、销售产品的近代工业，但企业数目既少，在行业上也残缺孤单，不能在中国社会经济中显现重要作用。它们当时只是刚刚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扎根。经过二十世纪初的比较全面的初步发展，情势显著改变，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在多方面推动社会经济前进。

　　以棉纺织工业为例。在十九世纪，中国只有刚出现的大机器棉纺织工厂，主要从事纺纱，个别兼营织布。同它并存的则是日趋解体或参用洋纱但仍以耕织结合为方式的农村家庭手织业。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事业，自然无法构成配套的关系。毋宁说前者只是起着和进口洋纱布同样的作用，对后者进行破坏，俘虏产品销售和原料供应的对象，从未使后者一同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二十世纪初期，三百余家近代棉织工业的兴起，和上千家官办工艺厂织布科的普遍设立，则因为能够大量和集中地消受大机器棉纺织厂产出的棉纱，不但使纺纱、织布开始在同一的资本主义方式下进行生产，构成配套的关系，反过来保证和促进大机器棉纺织厂的生产与发展，而且能够对农村家庭手织业直接进行资本主义的改造，将其引入工场手工业的范围之内。象直隶高阳、宝坻等处出现的农村家庭手织业向手工染织工场领纱织布、领取工资，和上海附近地区农民向针织工场领纱织袜、织造毛巾等情形，就是这种资本主义的改造。这已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家庭劳动。从此开始形成一种以大机器棉纺织厂为中心，以工场手工业为中间环节，直接渗进农村的资本主义近代棉纺织业生产体系的雏形。

　　其它火柴、卷烟、印刷等行业大量使用家庭劳动的形式，没有棉纺织业那样复杂，但也遍及于各地。其起始虽或在十九世纪，却在二十世纪初期因近代工业的巨大增长而显著扩大和发展。

　　再就大部分行业的兴起和发展来说，其多数已经不再是为了外国资本主义从中国掠夺原料的需要，也不再是为了适应封建官僚某种政治活动的特殊需要，而是在振兴民族实业的热潮中，为谋求国家经济的独立，采用就地吸收原料或进口部分原料、就地仿造、就地销售的方式兴办起来的。这就密切了中国资本主义同本国国民经济生活的联系，使其真正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同时也开始改变着本国农产品原料和工业半成品材料的销售路线，由过去的单纯供应出口，开始转向在国内加工。各种纺织工业、面粉工业、水泥工业等的出现和发展，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着这种作用。而更多的行业则从各方面供应和丰富着本国人民在生产与生活上的需要，开始改变过去完全仰赖进口货物和外国在华工厂产品的现象。这又使中国的近代社会经济走向独立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成长为一个具有自我生长能力、并能推动社会经济前进的全国性的独立经济成分。这为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基础与经济力量。

　　然而中国资本主义从它产生的最初时期起，就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控制、压迫与束缚，生长极为困难。而当它获得初步发展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普遍建立垄断已成了时代的基本特征。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以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为主，转为大量输入资本，在中国建立各种垄断性的企业，及掠夺大批利权，在中国社会经济的许多领域造成垄断势力，以更大的力量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比如在工矿业方面，外国在华八家纱厂有纱锭三十万余枚，约当华资二十三家纱厂纺锭总数的五分之三，每年所产的棉纱，加上进口的洋纱，合占中国机制棉纱市场的十分之七。丝厂的产品销售自始即为洋商所操纵。新兴的榨油业的产品销售也主要为外商所控制。英美烟草公司一家的资本即有五百五十万元，等于这时期所有新设的华资卷烟厂资本总数的三倍多。日本东亚烟草公司的资本一百万元，也等于华资烟厂资本总数的十分之六。外资电厂三十三家，发电容量近三万千瓦，超过华资电厂一倍多，控制了上海、香港、大连、天津、抚顺、哈尔滨、营口、长春、青岛、澳门等一、二十个大中小城市的电灯、电力供应。外资机器修造厂二十七家，资本一千五百万元，比华厂资本多二倍多。其中耶松、瑞□、万隆、香港黄埔、太古五家合计即占一千三、四百万元，垄断了大中型轮船的修造业务。外资占据了开平、福公司、抚顺、本溪湖、山东华德、井陉、临城等大小一、二十家煤矿。仅此七家即共投资五千余万元，年产煤四百三十余万吨，约当华资全部机器煤矿产量的三倍多。开平、抚顺二矿更是中国仅有的年产超过百万吨的大煤矿。中国唯一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则通过贷款被日人所控制。其它许多华资企业也因贷款和其他资金关系为外商所操纵。大部分华资近代工业的产品，无论量或值，都远远不能同进口货相比较。所以国内近代工业产品的市场仍为外国侵略势力所掌握。

　　在交通运输业方面，外国侵略者通过强占自筑和借款代筑，直接控制了中国的已成铁路六，六七三公里，约为华资所有已成铁路的六倍。此外还强占有更多的铁路兴筑权。江海和远洋航运早已被外国轮船公司所垄断，从一八九八年起，内港航运也被迫全部向外国船只开放。到一九一一年，外国有十余个国家的七十家公司在中国国内和远洋航线上往来，共有轮船八百余只，合约二百五十万吨左右。其中专在中国内河和沿海航行的轮船有四百只，约计四十万吨，航行远洋的轮船四百余只，约二百余万吨。不少轮船公司，如英国的大英轮船公司、蓝烟囱航线，日本的日本邮船公司，德国的北德意志公司、亨宝公司，法国的法国邮船公司等，都是国际上著名的大垄断企业。主要在中国国内航行的英商太古轮船公司，一家即有六十余只轮船，共约十三万吨，比华资全部大中型轮船企业所拥有的轮船吨数还多。它同怡和轮船公司（亦有四十余只轮船，约九万余吨）一起，仍然垄断着中国的江海航运。在长江还有日资日清汽船公司加入争夺。俄国的轮船公司则非法独占着黑龙江的航运。

　　在金融业方面，外国银行通过对中国钱庄发放拆息借款，发行纸币，早已逐步操纵着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市场。到这个时期，这种拆息借款在上海已从数百万两增加到一千数百万两，在天津、汉口等处亦各有数百万两。由于这种拆息借款随时皆可收回，数额又大，随时皆可用以掀起金融风潮，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命脉。他们对清政府的贷款也日益增长，成为掠夺中国主权的重要手段。特别是镇压义和团运动以后，又以所谓庚子赔款借款的名义，掌握了海关和部分常关税收款项的存拨大权，进而直接控制中国的财政。这些银行及各国银行，互相结成国家财团和国际银行团，在中国形成庞大的国际金融财政垄断势力，扮演了代表国际垄断势力共同统治中国的角色。

　　总之，到二十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已在中国造成了多方面的垄断势力。不仅约近二十亿元的企业投资（注：据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九年版，第五○、九〇、九一页，以一九一四年与一九〇三年两数之差的每年平均数合算作出。折合通用银元数比例，据一九一一年海关报告：1美元=1．39海关两，1海关两=1．52元。），以数倍资力的绝对优势对中国近代企业形成压力，大量的进口货物与在华外资工厂产品霸占着中国的市场，窒滞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而且通过庞大的企业投资和约十一亿元的政府贷款（注：据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九年版，第五○、九〇、九一页，以一九一四年与一九〇三年两数之差的每年平均数合算作出。折合通用银元数比例，据一九一一年海关报告：1美元=1．39海关两，1海关两=1．52元。），把旧式金融资本和早期官僚资本完全俘虏过去，变成它们垄断中国经济的助手和工具。所以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到这时已从原来还有某种刺激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作用，进而完全成了只能障碍中国资本主义生长的桎梏。

　　同时，清政府虽然被迫解除了华商兴办近代企业的禁令，但是整个封建制度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仍然严重障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清政府已经完全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断出卖利权，更成为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阻力。

　　以上种种情势，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过程必然是艰难、坎坷的。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中国资本主义在有了几年明显的生长之后，从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间起，便逐渐趋于萧条。特别是到一九一○年，由于英国商人利用不平等条约规定的治外法权的保护，骗设橡胶公司，诱拐华商大批资金卷逃之后，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爆发前所未有的名曰橡胶风潮的巨大金融危机。外国在华银行借机煽风助浪，勒收拆息借款，拒收钱庄票据，清政府也严厉指索放出的官款，遂致危机愈演愈烈，不可收拾。各地大批著名钱庄、商号纷纷倒闭。牵累所及，不仅大小商号停业者不可数计，许多已设和正在设立的近代企业，也因此或者停业倒闭、中途停顿，或者改组易手，有的且参进外资，以至归洋商所有。此外，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为名，重新大肆出卖利权。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遂猛遭挫折，迅速陷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