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会元

　　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发生的由官僚地主阶级洋务派倡导和主持的一场“求强”、“求富”的改革运动。不管其主持者们的主观愿望和终极目的如何，它实际上成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首先，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机器生产的序幕。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1890年张之洞办“湖北枪炮厂”止，洋务派主持兴办了近20家机器军事工业。无论如何不能否认，这些厂家的出现打破了中国旧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秩序，而这种“投石击水”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冲击后果更是深远的。其次，洋务运动中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业，如中国第一个近代煤矿、第一个近代钢铁厂、第一个近代织呢厂、第一个近代纺纱厂和织布厂，修筑了第一条铁路，到1894年之前，办有官督商办形式的民用企业共22家，从而造就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也在实际上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再次，钢铁、轮船、纺织、铁路、电讯等近代生产部门的出现，从性质上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结构。英国的殖民剥削造成了印度平原的大片白骨，但另一方面英国的蒸汽机和英国的自由贸易也在印度、“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7页。）用这一观点和方法看中国的历史，就不能不承认洋务运动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次真正变革。并不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洋务运动只是延缓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寿命，恰恰相反，先进的生产力被反常地拉入到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造出了与之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新的阶级力量，于是乎，发生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于是乎，清朝封建统治在20世纪初寿终正寝，走进历史的坟墓。从形式上来看，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自我挽救，实质上它的出现却是当时历史发展趋势使然。鸦片战争后被打开大门的中国面对的世界经济发展走势，是“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5页。）中国封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人在这种形势面前已经看到要“师彼（西方）之长，去我之短，今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注：《洋务运动》第2册54页。）“今之机器、重学、算学、化学、电学，有心人诚当讲求……火轮车、电线之类，当设法第次添设。”（注：《洋务运动》第1册177—178页。）加之，50年代以后国内阶级矛盾尖锐、斗争激化，统治阶级内部满、汉集团在协调和争斗中产生了不同于顽固守旧的“实力派”。它为了“清内患”，对“外洋各种机器”，十分推崇。（注：《洋务运动》第4册10页。）洋务运动就是在这种国内阶级斗争激化和国际经济运行走势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这场洋务改革运动的发起者、主持者及参与者是一个庞大的集团，其内部大致可以分为领导决策层、参谋鼓动层、组织经营层、科技人才层等四大层面，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不同的侧面参与着、影响着洋务运动。本文拟对此作一透视分析，期求指正。

洋务集团的领导决策层

　　这一层面代表人物在中央的是奕、文祥等；在地方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这些人尽管在许多方面受到传统封建观念束缚和顽固派的箝制，但实权在握，这是他们能够发动洋务运动的政治条件；这些人在国务活动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比统治阶层的其他人更早地接触到西方事物，尽管粗陋，但对西方社会有不同程度的了解，这是他们推动洋务运动的思想观念方面的基础。从这一层面内部来看，具体做推动工作的是地方实力派，前期如左宗棠、李鸿章，后期如张之洞。曾国藩虽因早逝，洋务实绩不多，但其特殊的地位身份以及最早创立安庆内军械所和倡设制造局却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推行洋务运动的地方实力派首领。曾氏生于以程朱理学为宗、学风不尚空谈的湖南，青年时代与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曾国荃等人求学于长沙岳麓、城南两书院，他们当时切磋学问、议论时局，日后则彼此呼应，结成集团。曾国藩博学，但却不是一个儒腐。他虽然为了科举成名，苦读四书五经，钻研八股文章，但进入翰林以后，他的研习目的已经明显趋于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了。可以说曾国藩“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集中国古今思想之大成的杂家，他吸收一切对统治阶级有用的思想，不论是何家何派，也不论是外来的或中国固有的，加以融汇贯通，心领神会，形成自己复杂的思想体系”。（注：朱东安：《曾国藩传》，313页。）1860年他以天国将士的鲜血换来了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红顶子后，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派遣容闳去美国采买机器并支持其“留学生计划”，开始了洋务运动。李鸿章曾入幕曾国藩而又胜过曾国藩。因得益于清廷中枢扬淮抑湘策略，李鸿章逐渐成为洋务运动的挂帅人物。洋务运动后期的主持者张之洞与曾、左、李又有不同，曾、左、李是靠组织武装镇压太平天国发迹的，张是靠笔杆子起家的，以清流自许并最终得宠；曾、左、李拥兵自重，成为实力派，清政府对他们既不得不依靠但又心存戒备，而张之洞则两袖清风，青云直上。以他们为代表的洋务集团领导决策层有以下明显特点：

　　有极其复杂的思想体系。从其统治思想来看，既有死心踏地维持清朝封建统治的一面，又有要求振作、整顿、革除弊端的一面。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后，曾国藩一方面坚决镇压起义，另方面确也曾屡屡上书朝廷办陈民怨沸腾之状，要求扭转吏治腐败，实行自上而下的兴利除弊。从其洋务思想体系来看，他们兴办洋务既有对内镇压人民，维持封建统治的一面，又有对外“隐图自强”的一面。从特定的角度看，洋务运动本身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斗争激化的产物，面对着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苗民起义、回民起义等等，主持者们兴办洋务的主要意图是借助于机器生产的枪、炮、船“剿贼”，“清内患”。但也确有另一面思想掺杂其间，如60年代初，奕已经有了借办洋务军事工业“御侮”即防范侵略的想法。他在1861年5月的奏章中谈到创办洋务军事工业时说：“现在江浙尚在用兵，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此诚不可失之良机也。若于‘贼’平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此又势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注：《洋务运动》，第3册467页。）曾国藩曾认为“米（美）质性淳厚，于中国时思效顺”。（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第6页。）他主张信守不平等条约，以换取西方支持镇压太平天国，但他同时认为洋人贪得无厌，恃强凌弱，不论是为了谈判讨价还价，抑或与洋人开仗，中国都要有实力。他主张兴办机器军事工业，搞“隐图自强”。李鸿章1862年率领淮军到上海后，沿江看到外国兵船耀武扬威，更进一步认识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指出“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致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注：梁启超：《李鸿章》，84页。）类似的想法和议论很多，因此，不能说洋务派主持者们创办洋务工业初期的目的只是为了剿贼。这种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洋务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变态在洋务派官僚头脑中的反映和折射。

　　洋务集团领导决策层思想的某些方面对早期林、魏思想有承继性。魏源第一个提出“师夷制夷”的思想。“师”的目的在于反抗侵略，迎头赶上。这种承认世事在变化，中国要向别人学习的思想，有的部分则为洋务主持者所继承。洋务派认识到“我朝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奇局”，（注：《洋务运动》第6册，149页。）“当今之时，处今之世，固非闭关自大时也”。（注：《弢园文录外编（变法自强）》上。）应当抛弃“荒服之外，无非藩属，悉我臣仆”的陈腐观念，承认“天下万国各有所长”，主张“取长补短，彼此有益”（注：《欧美环游记》，卷三。）。要自强自立，必须采用西法。从中我们不难找到魏源关于时势变化，师夷制夷思想的内核。

　　洋务运动的内容有变化。初期的洋务运动以军事工业为主要内容，70年代以后，军事工业以外增加了民用工业；初期的洋务运动以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业为主，稍后扩展到编练新式陆军、海军，创办各种新式学堂，派遣学生留学欧美等；初期的洋务运动中近代企业以官办为主，稍后官办之外又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这种变化带有客观规律性，表明洋务运动并非是某些封疆大吏可以随心所欲之事。洋务运动本身亦是一场艰难的探索，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能为它设计出一张定性、定量、定阶段发展的蓝图。在这一过程中，主持者们的观念、认识也在不断变化。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派认为“洋务”的主要内容就是购买新式武器和自办军事工业，它是“救时之第一要务”（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181页；卷9，35页；卷24，20页；卷43，4页；卷39，32页。），是“自强之本”。（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35页。）四、五年以后，李鸿章认识到洋机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它于“耕织、刷印、陶植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181页；卷9，35页；卷24，20页；卷43，4页；卷39，32页。）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70年代以后，李鸿章说，“盖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181页；卷9，35页；卷24，20页；卷43，4页；卷39，32页。）他在投身“民生日用”方面的洋务活动中，开始高谈“振兴商务”了。（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6页。）张之洞作为甲午战争前后洋务运动的一名健将，他在办洋务的指导原则上既有继承李鸿章的一面，在某些方面又有更大发展，而在对日外交上与李更有明显的分歧。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后，他设汉阳枪炮厂、汉阳炼铁厂、织布官局等，继承了李鸿章的事业，使湖北武汉变成洋务运动的中心地。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一面极力向清廷建议：练海军、练陆军、造铁路、设枪炮厂、开学堂、讲商务、求工政、派游历、备巡幸之所。（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47页。）一面继续他的洋务活动：办武备学堂、建农学堂、开萍乡煤矿、敷设省内电线、派出学生留学日本等。同样是洋务派，张之洞与李鸿章在对日问题上明显歧异。当马关条约的条款在国内传出后，他致电总理衙门坚决反对，认为一旦签约“其祸岂堪设想”，若今后日本依约寻衅，我将“战不及战，和不及和，守不及守，即欲暂避，亦不及避”（注：《张文襄公全集》（电奏）卷5，“致总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签约的后果只能是使“中国外无自强之望，内无剿匪之力矣”。他甚至痛斥李鸿章“以巧遂其奸欺之诈也”，“恐宋臣秦桧明臣仇鸾之奸尚未至此也”（注：《张文襄公全集》（电奏）卷5，“致总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我们不能将张之洞的这些言论看作是故作姿态，沽名钓誉，它确实反映出在对日问题上洋务派首领间的不同，既表现出洋务集团领导决策层内并非铁板一块，又表现了他们思想的发展变化。

　　洋务运动中聘用洋顾问、洋教习的决策是对的。首先它适合了当时的国情。在一无人才、二无技术的条件下，在创办近代工矿业之初，聘用懂技术会管理的洋顾问、洋教习是一种必要的过渡性办法，这点洋务集团决策者的认识比较清楚。李鸿章说创办机器工业“其初不得不雇洋人指授，所望内地员匠学其器而精通其意，久之自能运用，转相传习，乃为经久之道”。（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17卷，16页。）因此，关于聘用洋顾问、洋教习的决策似无可非议。但决策者在此问题上又至少有两大错误：第一，放纵洋顾问、洋教习擅权，金陵制造局的马格里飞扬跋扈，其权限早已超出技术指导与顾问传习的范围了；第二，聘请的洋顾问、洋教习大多并非科技专门人才和生产经营管理行家，如金陵制造局的顾问马格里是英国侵华军的军医，福州船政局的正监督日意格是江汉关税务司、副监督德克卑是法国海军上尉，而天津机器局顾问密妥士则是英国商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外国侵略者的欺诈、利诱、胁迫，另方面则主要是中国经济落后，外部经济联系无多，决策者信息不灵，使聘用工作局限很大。

　　领导决策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热衷洋务却不懂科学技术，官僚习气严重，动辄瞎指挥。李鸿章、张之洞都是进士出身的典型封建阶级知识分子，或拥兵自重、大权在握，或平步青云，为上倚重。他们受阶级属性限制，既不懂科学、技术、管理，却又每每做出重大决策，不能不常犯瞎指挥的错误。创办汉阳铁厂向英国购买熔铁高炉时曾被告知，应化验铁矿石成分以便确定购碱性炉或酸性炉。张之洞却认为，“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先必觅煤铁而后购机炉”。（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468页。）结果购回的炼炉有两座酸性炉不适合冶炼含磷高的大冶铁矿石，造成巨大损失和浪费。尽管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但是封建官僚的官场习气、瞎指挥就已决定它不能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洋务运动是在封建习俗根深蒂固、政治制度极端腐败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的，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的重重困难，即使是“最大天才在中国洋务运动历史条件下，也导演不出明治维新的戏来”。（注：《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3期。）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人如高杉晋作、平野次郎、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对西方社会经济、政治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们多半到过外国或欧洲游学，“他们明了，必须按照西方各国的样子，改造日本的社会和国家体制”。（注：[苏]加尔别林：《日本近代史纲》，151页。）而李鸿章在创办洋务工业前“除了看过乡下脚蹬的浇田用的挂链水车而外，恐怕还没有看过任何更复杂的机器”。（注：《洋务运动》，第8册，489页。）因此洋务集团决策层的认识只能达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的水平。（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洋务集团的参谋鼓动层

　　从曾国藩开始，在洋务集团决策者的周围集聚了一批洋务运动的参谋、鼓动人员。当年曾国藩“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侯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注：《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74页。）构成了洋务运动中的参谋、鼓动层。这些人大多经受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巨大刺激，有反侵略精神，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龚自珍“一祖之法无不敝”的变法思想，反对“事事必拘守成法”，接受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他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参予洋务运动后，或于幕内参谋决策，或于朝野撰写书文，鼓动宣传，开创了“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司其法，欲用明变俗”（注：《戊戌变法》，第1册，181页。）的很有声势的局面，为举办洋务、兴建近代工矿业创造一个外部社会条件和意识形态环境。这一层面的代表人物有容闳、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容闳是洋务派最早最具实干精神的参谋与助手。他在1863年与曾国藩初次见面时即建议创设机器厂；被采纳后，又受曾国藩委托携银6.8万两赴美采购机器。1865年所购机器运回上海，装备了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尔后，曾国藩来局视察时，容闳再次建议附设兵工学校培养人才。此外，他还向文祥条陈发展工商、开矿筑路、创纯粹华股之汽船公司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和督导留学。为了将西方科技输入中国，他提出了选派学生留学美国的计划，在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下，经其领衔奏请获准。计划要点是选拔12—15岁有培养前途的少年120人，每30人为一批，分四批赴美留学，学习时间为15年。1872年8月，经过考选的第一批留学生30人赴美，随后于1873年6月、1874年11月、1875年10月又有3批共90名赴美留学，其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10岁。容闳与刑部主事陈兰彬以留学监督身份赴美督导。郭嵩焘是由“巡抚”转变成洋务高参的人物。他与曾国藩是同乡好友，过从甚密。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南中国时，他曾随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创办湘军，并因功擢升为广东巡抚。但他不同于一般的封建文人与官僚，年轻时带着鸦片战争失败所受的刺激，在与科学家李善兰等人的接触中涉猎过西方数学、语文、造船、机器等方面的书籍，开阔和放大了他的视野和眼界。他对中西“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知其语文文字”的状况十分不满和担忧。为了了解西方各国，他最早建议在北京筹设外语学校，从广东、恰克图、库伦等地选聘通晓外语者到北京转相学习。他推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称其“卓绝天下”。他顶着旧大夫的笑骂，到处宣传举办洋务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如不及早造铁路、办电报、开煤矿，几十年后，利权被人尽夺，将无以自立。1875年，郭嵩焘通过自己的《条议海防事宜折》，系统地设计和阐明其“洋务”主张。因此，郭嵩焘虽不是“洋务”的实施者，却是一个热心的倡导者。1877年一1879年郭氏出使英法诸国。这一期间，他研读亚当·斯密《国富论》、詹姆士·密尔《经济学》、《英国政治史》等巨著；常与20岁的严复“论析中西学术政治之异同，往往日夜不休”。他还在伦敦观看过爱迪生亲自表演刚发明的留声机。这种特殊的经历使郭氏有高于同时代人的见解。他认为“洋务”局限于学习和仿制西方国家先进科技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应该还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思想，要从国政上实力考求。他最早批评“官督商办”形式的洋务企业，主张商民自办取代官督商办，认为如此“情得而理顺”。马建忠精通多种外国语，熟悉西方各国情况。被视为不可多得的洋务人才。他8岁时随其长兄马相伯入上海依纳爵公学学习，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成人之后由二兄马建勋推荐给李鸿章并受其赏识，1876年受李鸿章保举以郎中资格随马尾船厂生徒出洋做译官并深造。他还遍游过英、法、德、奥、比、意、瑞士等国。（注：《马建忠生平及其思想初探》，《复旦学报》，1985年，6期。）马氏可称洋务运动的斗士。他一面严厉批评阻挠洋务的顽固派：“问其所以能战，所以求胜之具，亦不过掇拾三代之遗文，补葺汉唐之故事，以为区区之论，可鞭俄而笞英法。”（注：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3。）一面积极向决策层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修铁道。1879年冬马氏写《铁道论》，批评“中国自军兴以来，制造之局遍及直省……而于外洋列强最要之策，如火轮车一事，反漠然无动于中”。（注：《马建忠生平及其思想初探》，《复旦学报》，1985年，6期。）为修铁路，可以借债方式筹集巨资，“铁道专由商办，而借债则官为具保，如是则阳为借债之名，阴收借债之效”。（注：《马建忠生平及其思想初探》，《复旦学报》，1985年，6期。）第二，设翻译书院。他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指出西方各国“欺我不知其情伪，不知其虚实”，我应设翻译书院以了解西方，知己知彼。第三，选募边勇。鉴于沙俄觊觎我东北，“漠河等处最为吃紧之区”，宜“选募近边之耐寒之兵勇”，“夏秋就地淘采，春冬仍归伍防屯，政矿工并行不悖”。（注：《马建忠生平及其思想初探》，复旦学报，1985年，第6期。）同其他参谋、鼓动人员不同，马氏稍后还投身实务，1884年，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参予企业管理经营活动。冯桂芬，曾因其洋务思想而被斥为“汉奸”，一时为守旧士人所不齿。他在1861年著《校邠庐抗议》一书，全面阐发、宣传了其“洋务思想”，影响很大。他坚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的前提下，必须“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大力提倡机器开矿，并且是近代第一个提出将机器用于农业生产的中国人。（注：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85年1期62页。）郑观应也一再阐发“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先，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宜设厂制造机器”的洋务理论，（注：《盛世危言》（三编），商务五。）提倡建立母机工业。

　　王韬则属于另外一种典型。他在19世纪60一70年代曾去英国译书并游历法、俄等国，既未入幕于洋务官僚，也没有一般商人、实业家的经历，但却一直以形离神合般的姿态置身于洋务集团的参谋鼓动层中。他斥责顽固派“无事之时则其藐视西人，几以为不人类若；一旦有事，则畏之如虎”。他广结洋务派官僚，收入他的《弢园尺牍》中的书信，竟有三分之二是写给当时的洋务官员的。1864年、1871年，王韬译出《火器略说》、《普法战争》等西书，介绍西学和科学知识。他在思想观念和舆论方面给洋务以有力支持。李鸿章说：“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王韬曰：“今日之洋务是最大的时务”。李鸿章说：“我朝处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王韬曰：“既创开辟以来未有之局亦当为开辟以来未有之事”。（注：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83年4期71页。）李鸿章说：“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王韬曰：自强之道在于“用其所能”“夺其所恃”（注：《洋务运动》，第6册，119页。）。洋务集团的参谋鼓动层对决策者配合默契，由此可见一斑。而李鸿章对王韬虽因“旧事”而“弃其人”，但“弃其人”却“用其言。”

　　以上观之，洋务集团这一层面中人，有的游学、工作于国外，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有直接接触；有的虽为封建知识分子，但较早研读西报西书，交游于西人，因而他们思想上通林、魏，热衷洋务，甚如王韬之类被摒于幕外而不夺其洋务之志。他们或著书立说，宣传鼓动洋务思想；或参谋策划于洋务实业，是洋务集团中的重要阶层。

洋务集团的经营管理层

　　洋务集团内有人数最众的经营管理层。轮船招商局从1872年成立起到甲午战争止，先后在该局担任总办、会办、帮办等职务的就有14人。到甲午战争前各类洋务企业中经营管理者共计有数百人之多。他们构成了洋务集团的经营管理层，忠实地贯彻领导决策层的指令、意图，推动着各类洋务企业的运行。这一层面人物很多，其中不乏有志的苦干家、实干家，如李金镛、唐廷枢、徐润、经元善等。李金镛是江苏人，从青年时代起就有强烈的爱国爱民之心。1860年至1881年他曾先后在江苏、山东、河北等地从事赈灾、水利等活动；接任漠河金矿总办以后，不畏既要同沙俄侵略势力斗争，又要同封建顽固派斗争的险恶环境，不惧漠河边远荒僻、交通堵塞、气候严寒、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供应困难，尽心尽力为利国实边而奋斗。在他筹划领导下，仅仅7年时间，漠河金矿产量就达到175968两，居当时全国黄金产量之首。（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4期，118页。）该矿的企业管理，“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不是什么‘封建落后’的管理方法”，“它的最佳时期是‘洋务运动’时期”。（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4期，118页。）李金镛在漠河金矿的创业活动，体现了洋务运动中优秀经营管理人员的耐苦、实干、远谋、廉洁的作风。他在初次踏勘金矿时，从莫尔根（嫩江）到漠河的1500多里的高山密林中，轻骑简从、餐风露宿，考查数月，艰苦奋尝；他严格金矿财务，规定“倘有人商借挪移，自当破除情面，一概回绝。即如总办员司等，除每月初二日给领薪水外，亦不得透支分文，以重公款。”（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728页，252页。）为解决金矿流动资金甚少的困难，他以金矿名义印制银票钱，既可发给矿工作为工价抵金，又可在矿内流通授受，亦可到瑷珲转运局兑现。为了信息灵通，他积极修建电报线路，并拟开辟齐齐哈尔径达漠河的道路以改善对外交通条件。他既严格管理矿工，又重视矿工生活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唐廷枢生于开放较早的广东香山县，少时在香港接受西方教育，“说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注：《清华学报》，1961年6期，169页。）1863年他进怡和洋行开始了买办生涯。在此期间，他还与人伙开茶栈，投资于上海三家钱庄，并附股于外资企业。1873年，唐廷枢离开怡和洋行参加轮船招商局的改组工作直到1876年。这表明唐氏已由洋行买办转变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和洋务集团的经营管理人才。唐入局后，大力扩充招商局的资本和业务。由不足20万两的资本激增到100万两，其中徐润投资约24万两，（注：《徐润年谱》18页、86页。）而唐廷枢不但个人大力投资，且把原来委托洋行经营的轮船也附搭招商局营运。（注：《教会新报》1873年6月28日，转自《唐廷枢研究》。）在他和徐润的主持下，招商局得以大大扩充实力。有人将招商局能够勉力维持站稳脚跟归功于唐徐二人的入局，“唐藉徐之财力，徐藉唐之才力”，“遂使招商局逐渐发达”。（注：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171—172页。）开平煤矿是唐廷枢经营最久的一个洋务企业。在他的领导下，该矿产量曾达到78万吨的高峰。他还倡议和亲自管理了附属于开平煤矿的开平铁路和唐山细棉土厂（注：汪敬虞：《唐廷枢研究》215页。）的修建。80年代初，徐润除参与主持招商局还兼任开平矿务局会办外，先后参加和管理了贵池、基隆等10余处煤矿、金属矿的创办建设，常年奔波于矿山，在赴江西萍乡查矿时，以66岁之躯下矿井实地查勘煤层、煤质、煤形、矿脉走势以及矿山船驳、铁路等。（注：《徐愚斋自叙年谱》。）经元善也是洋务运动中的实干家、精明的经营管理者。经元善去世前一年（1902），蔡元培在为经元善《居易初集》增订本所写的序言中曾赞扬过他的实干精神，认为“振吾国”则必需经元善这样的人才。经元善24岁（1865）时继承了其父的“仁元”钱庄开始投身于商业经营活动。1883年和1889年他先后被推为上海南市钱业公会和北市钱业会馆的董事，在上海商界崭露头角。与此同时，他还创立了“上海赈灾公所”，在10余年中募款数百万，救济了大批灾民。他在上海商界的地位及在赈灾活动中表现出的影响力、号召力和经营才干，颇为洋务派官僚所赏识。1880年夏，李鸿章聘请并委任他为筹建中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会办，从此商人经元善正式涉足洋务，成为洋务集团经营管理层的重要成员。入织布局后，他在招收商股广募资金方面比其他洋务经理人员棋高一筹。一是招股过程中摒弃官场习气，在报纸上公开刊登招股章程，所招股金和存放股金的钱庄公开。信息公开的结果使投资者释除了疑虑。二是承担风险，公开宣告如中途停办，保证将股本及息金如数归还，消除了商人的后顾之忧。三是在国内外36个城镇设立股份代理处，广为招徕。因之许多商绅踊跃认购织布局的股份。经元善的上述措施不仅是经营方法上的一般改进，实质上是改变了以往洋务企业“因友及友转辗邀集”的旧式集股方法，开创了资本主义的招股集资的新途径。这种见识与气魄在百多年前是相当不简单的。由此足见经元善经营管理的干练、精明、新颖。经元善从1881年担任电报局会办翌年升任总办一直干到20世纪初年。在电报局的经营管理上，他诸多创新。他率先认股（1883年“入电报局二百六十股，每股银元100元”），（注：《居易初集》第2卷，61、62页。）扩大电报局资本额；在企业管理上，他实行“人存政举”方针，择精通业务人员管理各部门，改变衙门作风；为方便客户将营业时间延长到每天14小时；电报收费标准实行随行就市，并设有优待条件。在他苦心经营下，电报网布及全国各省及主要商埠，报费年收入增加了20多倍，最高时达115万余两。（注：盛宣怀：《愚斋存稿》，第3卷，12页。）1890年经元善还受张之洞之聘参与筹办湖北织布官局，在用人、集股诸项上向张之洞提出了多方面条陈建议。与唐廷枢相比，经元善的长处还有两点，一是私心较轻；二是表率性较强。他在电报局任职期间不用仆役有时甚至能“以一身而兼仆役之事”，（注：《居易初集》第2卷30页。）不纳私亲，生活节俭。

　　洋务集团经营管理层任务和使命就是将决策领导层的意图加以实现，直接地管理着各个洋务企业的生产经营。这一层面中，虽有许多庸才混迹其间，吃洋务饭、不做洋务事，但也不乏精明能干之人。他们或思维新颖，不拘旧俗：或眼界开阔，较为贤达；或胸怀大志，献身洋务。正因为有他们的存在与努力，洋务运动中才产生出一批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近代工矿企业。

洋务集团的科技人才层

　　从中央到地方的洋务派官僚都较为重视科技人才。这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西人制造之法，无不由度数而出，今中国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之法，……雇买以应其用，计虽便而法终在人”，只有自己培养科技人才，“讲求以得其源”，才能“法既明而用将在我；”（注：《洋务运动》，第2册，23页。）“外人制造之精，中国踵而行之……然非专门名家，洞悉奥窍，往往循迹而遗精神，将卒不能行其要领，”（注：《洋务运动》，第4册303页；第3册，53页；第1册，323页；第2册29、30页；第2册，54页；第2册54页；第7册22页。）所以“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注：《洋务运动》，第4册303页；第3册，53页；第1册，323页；第2册29、30页；第2册，54页；第2册54页；第7册22页。）因此，洋务派官僚在培养人才和启用人才方面做了不少努力。早在1862年就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等多处外语及专门技术学校。京师同文馆以千余两高额年薪礼聘洋教习威妥玛等进行教授。1866年后，又加设天文算学科目。为保证质量，规定同文馆的学生要取自“正途”之士；（注：《洋务运动》，第4册303页；第3册，53页；第1册，323页；第2册29、30页；第2册，54页；第2册54页；第7册22页。）洋务运动中，中央及一些重要的洋务企业如福州船政局都有计划地派出留学生。此外，还礼聘和起用了一大批国内科技人才。如“淹通算术”的李善兰；（注：《洋务运动》，第4册303页；第3册，53页；第1册，323页；第2册29、30页；第2册，54页；第2册54页；第7册22页。）“专研博物格致之学”，“试制诸器绝妙”（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252页。）的徐寿；“于西学窥见原委，尤精制造”的华蘅芳；（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252页。）“专博数学”的郑伯奇等（注：《洋务运动》，第4册303页；第3册，53页；第1册，323页；第2册29、30页；第2册，54页；第2册54页；第7册22页。），都被洋务集团所罗致和起用。1867年李善兰与郑伯奇被“并置之同文馆，以资讨论”。（注：《洋务运动》，第4册303页；第3册，53页；第1册，323页；第2册29、30页；第2册，54页；第2册54页；第7册22页。）李善兰是位博学的科学家，他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后9卷以及《代数学》、《代数微积拾级》、《奈端数理》等著作，介绍传播了西方科学知识。他在曾国藩的资助下出版了《几何原本》、《则古昔斋算学》（24卷）。他的“李善兰恒等式”在数学界影响深远，直到本世纪50年代，匈牙利科学家杜郎巴尔还做过《他壬叔（善兰）恒等式的证明》。李善兰还积极参加洋务运动的科学技术活动，决心写出《火器真诀》的科学著作，为洋务工业的兵器弹药制造提供理论基础和依据。1861年，曾国藩筹建安庆内军械所，科技人员徐寿和华蘅芳及徐寿的二儿子徐建寅曾在所内从事机动小轮船的试制工作。他们没有制造机动船只的实际经验，也缺乏必要的技术资料，仅凭参观安庆江边的外国小轮船、参阅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博物新编》中的零星资料和略图，刻苦研究数月，终于试制成功小轮船的核心设备——中国第一台蒸汽机，为稍后成功制造“黄鹄号”轮船创造了条件。曾国藩看过操作表演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250页。）当时，徐建寅年仅17岁，从此他成为洋务企业中献身科技的英才。1874年，他在天津机器局研制成功硝酸，并上总理衙门万言书，建议派员赴欧洲考察工艺技术和管理制度；1875年他不用洋人，自行设计建成制造枪炮弹药的济南兵工厂；1901年3月31日，研制无烟火药发生爆炸，他牺牲在汉阳铁厂的实验室中。（注：《历史知识》，1989年1—2期合刊，145页。）

　　综上所述，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始，运动的几十年中，洋务集团的各个层面，各种人物都作出了努力，以不同的角色在历史大舞台上进行了表演。它使后来的人们看到：

　　第一，洋务运动的出现及其取得的成就，是洋务集团内部各层面在当时历史潮流中，在封建阶级的局限内协同的产物，绝不只是几个洋务官僚的作品。

　　第二、在洋务集团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决策领导层。他们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面前所坚持的“中体西用”原则和顽固的封建思想观念以及对西方认识的偏颇、对近代科学技术的“仅袭皮毛”等等，决定了他们主持的洋务运动“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注：《居易初集》，第2卷40页。）不可能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第三，洋务运动中，经营管理人才和科学技术人才处于既被使用又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地位中。他们的工作原则不是唯科学，循客观规律，而是唯长官意志。1884年，经元善与谢家福向盛宣怀、李鸿章建议，电报局应“另设制造电料厂”以增电报局自立。这本是一个正确的远见，但不为当权决策者理会。经元善不能不发出这样的哀叹：“吾华欲望振兴富强，如涉大海茫茫无涯际”。（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99页，1958年版。）

　　第四，洋务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在激变的中国社会中，其内部也在不断变化组合。前期主要是封建官僚、买办、封建知识分子，尔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参与其中。有些参加者并非始终都是洋务派成员，不过是一个时期的追随者或同路人，后来却转变为民族资产阶级成员，即使是同一人不同时期往往也有不同表现。历来被人认为是“屈身洋行”和“洋务派的反对派”的郑观应，在进入招商局时却“所虑官督商办之局，权操在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注：《盛世危言后编》卷10，1—2页。），留恋太古买办生涯；被人看作“只想发财致富，心目中不存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徐润在1873年入招商局之际却能拒绝旗昌洋行以总办高位的约请。（注：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买办》，29页。）因此，上文所论的洋务集团内部各层面只能是相对的。

　　第五，洋务集团并非是官僚集团的代名词。发起、主持和参与洋务运动的洋务集团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的内部是多层面的，各层面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不同，对他们的历史评价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