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晨

　　第四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12月12日至16日在广东省汕头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本届会议的主题是“洋务派及其反对者”。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及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洋务派的外交路线

　　洋务派有无一条总的外交路线？对洋务派人物的对外思想和外交活动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是近年来洋务运动史讨论中的一个难点。长期以来，一些论者把洋务派执行所谓“妥协投降外交路线”和“丧权辱国”的外交活动看作洋务运动具有反动性与消极作用的主要证据之一；而近几年来一些对洋务运动持基本肯定态度的论者，则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这一问题，未能就洋务派外交路线的评价以及它同洋务运动的关系等作充分的阐释。在本届讨论会上，洋务派的外交路线成为与会者讨论最多、最热烈的一个题目，不同观点之间初步交换了意见。

　　对洋务派有无一条总的外交路线问题，会上多数同志的回答是肯定的，认为洋务派的政治纲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中前面四个字就是洋务派的外交路线。在“和戎”这个总原则上，洋务派官僚与洋务派思想家，奕□、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沈葆桢等主张是基本一致的。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差别，是在总原则一致的情况下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不能在他们中间硬行划分对外主和与主战、卖国与爱国的对立两派。有的同志还提出，洋务派的外交路线不能仅归纳为“主和”，它应当包括“以诚待敌”、“守定条约”、“力保和局”、“据理而争”等内容，这些都是洋务派共同主张和奉行的。

　　问题是如何看待和评价洋务派的这条外交路线？在这个问题上与会同志意见分歧较大。有的同志仍然认为，洋务派的外交路线是对外妥协投降的路线，它是清政府从独立的纯封建政权转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的必然产物，是清朝封建统治者与西方列强势力逐步结合的产物。这条妥协投降路线一经形成、不仅成为晚清政府始终奉行的外交方针，导致晚清政府最后不得不堕落为“洋人政府”，而且也被旧中国后起的反动统治者一代代所奉行，造成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一步步加深。对于洋务派的这条外交路线，应当予以否定和批判。

　　不少同志对这种看法提出异议，认为洋务派的“和戌”，是基于对中外“通商之局”的认识和看到了中西力量对比上的明显差距而提出的，目的在于避免以弱战强，争取国内从事自强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　并力求通过谈判解决中外争端，这种主张从总的战略上讲应当说是合理的、比较现实的，甚至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唯一可行的外交路线，不能将它与投降、卖国划等号。至于“守定条约”，也不能作为洋务派的罪状，因为在条约业已签订而又一时无法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信守条约是基本的国际义务，而且洋务派的“守定条约”，从要求约束外国侵略者的行动、抵制西方列强超越已存条约扩大侵略的企图讲，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事实上，洋务派在许多对外交涉活动中，也确实作到了“据约而争”，并非一味妥协退让。

　　在总的肯定洋务派外交路线的同时，这些同志认为对不同的洋务派人物在不同的外交活动中的态度、主张和功过应作具体分析，洋务派内部在处理具体外交事务时，有积极主和和消极主和的区别，有在具体情况下的“主战”与“主和”之分，是非功过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同志以中法战争为例，指出在这次交涉和战争中，洋务派官僚对和战的态度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基本态度主和，如李鸿章、曾国荃；一是基本态度主战，如张之洞、左宗棠、张树声、刘铭传、彭玉麟；三是介于上述两种态度之间，即主张“战备求和”，如曾纪泽。综观这三种类型的洋务派官僚在中法战争中的言行，他们之间不存在绝对主战与绝对主和的对立，只有积极主和与消极主和的区别。这种区别也不是出于爱国与卖国的根本分歧，而是由于对形势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及对和的时机和条件存在不同意见。他们都缺乏洞察时局的政治眼光，对形势的认识都有各执一端的片面性，李鸿章是其中妥协性、软弱性最突出的一个，但也不能说他就是卖国贼。有的同志还提出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战机把握问题，认为对其中的主战、主和也要具体分析，不能说主战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的、主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的。

　　对于洋务派的外交路线与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的关系问题，这些同志认为，造成中国近代外交屈辱和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整个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是业已存在的中外力量差距所决定的，主要不能归咎于洋务派的外交路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只有迅速实现向近代化的转变，增强国力，方能有效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而洋务运动正是向这一目标前进的最初起步。因此，服务于洋务运动总纲领的洋务派外交路线，在当时是发挥了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的积极作用的，但它也同整个洋务运动一样，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难以克服的自我矛盾，最终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对这些同志的上述看法，会上展开了一些争论。有的同志认为，近代中外关系中的和与战并不取决于中国方面的愿望，帝国主义总是要侵略中国的，洋务派的外交路线没有立足于最终的战字上，而只强调中国自强起来列强就不敢再打中国，在对形势的估计上，洋务派没有看到中国的具体国情，只看到武器上中国不如西方，不惜代价求和的思想占了上风，这是战略上的错误，不能回护。还有同志提出，洋务派的外交路线“合乎情不合乎理”，所谓“情”，指形势所迫，所谓“理”，指民族利益、人民的抗敌愿望。但这种提法显然把“情”与“理”割裂开来，以抽象的“理”判断是非，许多同志对此表示不能同意。

　　　　二、关于洋务派对教案的态度和处理方针

　　这也是以往洋务运动史研究中较少涉及的一个问题。按照过去普遍的看法，大都认为洋务派在教案中站在外国教会一边，“抑民奉外”，残酷镇压自发反教斗争，是卖国贼和刽子手。这次讨论会上，一些同志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并作了一些新的探索。他们的看法主要是：

　　（一）洋务派并非不反对外国教会的侵略，他们对教会的侵略活动及其充当西方国家侵华工具的恶劣作用有一定认识和警惕，对进行自发反教会侵略斗争的群众在一定程度上持同情态度，并积极谋求通过外交斗争抵制教会的侵略行为。例如沈葆桢在处理南昌教案中的表现，李鸿章在江宁查还法国教堂基址过程中的态度，奕□、文祥等人1871年就限制教会活动向各西方国家展开的外交交涉等，都是很好的证明。在天津教案处理中，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也并非一味屈从洋人，并非对反教绅民一无同情之心。

　　（二）洋务派反对教会侵略但不反对教会本身，他们主张“非攻教”。洋务派的这种态度，固然有畏惧同外国决裂、担心民众自发斗争会危及封建统治等因素存在，但也有摒弃旧的盲目仇教排外观念、对西方文化采取宽容态度和注意斗争策略等合理的因素，显现出思想上的进步和理智。

　　（三）洋务派在处理教案中主张“悉遵条约”、“力保和局”、“分清曲直”、“持平办理”，从总的方针上无可厚非。这些方针的执行，对于在局部范围内防止教案事态扩大、安定社会秩序、保证洋务运动的进行以及抵制外国教会侵略，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对洋务派各个人物在不同教案中的态度、表现、是非也还要作具体分析，对外过分软弱和草菅民命的行为也应予以谴责。

　　（四）教案从总体上虽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性质，但它又带有盲目性、落后性，有些教案甚至有反动性。因此，对每个教案要作具体分析，不能忽视消极的一面。那种一概颂扬教案、贬斥洋务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这些看法，涉及对中国近代史一些基本问题的重新认识，虽然会上未能充分展开讨论，但无疑为进一步的探索和讨论开辟了一条通道。

　　　　三、关于洋务派与清流派的关系

　　与洋务派同时代的清流派，一向被视为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阵营中之一员，他们同洋务派之间似乎只有对立的关系。与会一些同志经过考察和思考，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清流派与洋务派在“治内”的整体认识上基本趋向一致，清流派从其主流上看并不反对办洋务。两派的分歧一在于一些“治内”的具体措施上的歧异，一在于外交政策。后者实质上是继鸦片战争之后统治阶级内部两种不同的对外观点上的再度交锋。清流与洋务两派之间，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相互斗争和相互制约、又相互利用和相互补充这样一种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

　　有的同志通过左宗棠与张佩纶、张之洞等人之间的关系，分析洋务派与清流派之异同，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进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特别是在七八十年代，分化为两支：一些人沿着“师夷长技”的道路继续前进，积极兴办洋务，成为洋务派；另一些人由于地位和处境不同，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外交、吏治等方面，以议论朝政、抨击时弊为己任，被目为“清流”。他们之间虽彼此侧重点不同，前进的步伐亦有参差，但同具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特点。

　　有的同志考察了早期作为清流派健将之一的张之洞的言行，认为当时他所反对的只是洋务派的妥协外交，对于洋务活动，虽然也对其“糜耗”而不能改变中国的“积弱”之势表示不满，却未明确表示反对。相反，言下还颇有恨其不成的惋惜之情。同时在外交方面张之洞的建策也绝非空谈顽固派“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檐”的老调，而是提出了一些确有见地的主张，有些甚至与洋务派的一贯作为不谋而合。这说明当时的张之洞在思想认识上与洋务派有某些相通之处。

　　这些同志的研究，为进一步搞清楚洋务派与同时代各种政治派系间的关系，打开了思路，

　　　　四、对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评价

　　本届会议以“洋务派及其反对者”为主题，讨论人物是一个重点。从提交会议的论文看，有三分之二数量的文章是关于洋务派各个代表人物的专论。这些人物包括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容闳、郭嵩焘、丁日昌、张之洞、刘坤一、唐廷枢、盛宣怀、李金镛、陈璧、钟天纬等。会上讨论较多的是李鸿章和盛宣怀。

　　关于李鸿章，讨论围绕他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进行。对“外须和戎”，有的同志认为李鸿章虽立足于和，但不排除打，不是“一意主和”，“和戎”主张并不排斥他在实践中的御侮斗争。有的同志考察了李鸿章早期同常胜军的关系，认为当时他对“洋兵助剿”的态度，“曲意笼络”只是手段，是权宜之计，“俾为我用”才是终极目的，不能判之为“奴颜媚骨”、“卖国求荣”。对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条约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李一生经手与外国所签条约甚多，不都是不平等条约，即使以一些丧权辱国条约而论，也要具体分析李鸿章本人所应负的责任，他不是战败签约的决策者，仅仅是建议者或执行者。也有同志认为，在外交问题上要有一个评价的标准，即凡是有损主权的都是卖国的、反动的。如果在外交上不否定李鸿章，那就没有什么人可以否定的了。

　　对李鸿章的“内须变法”主张，有的同志指出，其内涵是有发展的。开始是军事上的“变法”，以后包括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后期还有政治上改革的要求。认为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李抨击科举制度，并把“变科目”与“易官制”联系起来，八十年代末期更把改革官制提到变法的首位，不失为一种历史的进步。

　　关于盛宣怀，会上一种意见认为，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佼佼者，他一生“言人之所未言，干人之所难，走了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给他戴“大买办”的帽子是不公正的。他也不是官僚资本家，而是走了一条U字形的发展道路，即从民族性很强的资本家开始，中间经过一段弯路，最后又回到民族性很强的资本家的行列。对于这种意见，有的同志表示不能同意，或不完全同意，认为盛宣怀对中国近代化有推动的一面，也有反动的一面。对他早期是否是民族资本家问题，有的同志持否定态度，认为盛宣怀进入轮船招商局时两手空空，没有资本，是一个纯粹的官僚，他是从官开始起步，后来才成为资本家的。

　　　　五、如何推进洋务运动史的研究

　　与会同志回顾、总结了自1980年第一届会议以来国内开展洋务运动史讨论的情况，一致认为开展这一历史专题的讨论是十分有益的和富有成效的，它大大推动了洋务运动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如何抓住指导线索、如何紧密结合社会经济状况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实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对于今后如何进一步深化研究工作，以取得在洋务运动史和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更大突破问题，许多同志也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意见，主要可归纳为下面三个方面。

　　（一）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本届会议在这方面做了一定的努力，但还很不够。例如关于洋务反对派的研究，提交的论文中只有专论刘锡鸿的一篇，会上对其他反对派人物也涉及不多，对顽固派为什么反对办洋务、顽固派本身的发展变化等问题都还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此相关联，不少同志还指出，对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中一些决策人物、包括最高统治者慈禧等人的研究，至今仍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对他们在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作用、他们与洋务派的关系等问题，都需要作认真的、具体的分析，不能采取回避态度或简单定性的作法。

　　（二）将洋务运动摆在当时历史条件之下、放到当时时代里去进行研究，努力揭示洋务运动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会有的同志指出：洋务运动是在闭塞的封建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洋务派为了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曾经遇到传统社会、传统文化、传统势力的种种阻力，进行过艰苦的、有时成功有时失败的斗争。洋务运动的得失成败，不能局限于从洋务派的主观方面去找原因，更重要的是从当时社会的客观方面进行探求。这样我们的研究就会更加深入，并必然会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个看法是颇有见地的。本届讨论会上，有的同志就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封建主义在当时的潜力及能量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认识，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兴趣，就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