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梅龙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清季洋务派创办的中国第一个民用纺织企业，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项目。这个企业，作为“官督商办”企业，具有当时民用企业在发展生产中的一些共同特点。解剖和分析这些特点，对于我们认识洋务运动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一

　　评判洋务派经济活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作用，首先要看它对民族资本的态度，是促进其发展还是阻滞其发展，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对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考察也是这样。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创办的。它一开始便具有封建垄断性。一八八二年，清政府批准了李鸿章要求实行棉织业生产垄断的奏议。李鸿章在奏议中说：“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自应酌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第44页。）李鸿章的这个奏议，虽然有抵制外洋纱布入侵的一面，并且确实使外资纺织业在中国的立足被推迟到甲午战争以后的一八九七年，但是它却是以扼杀和窒息中国其他民族棉纺织业的巨大代价去换取的。据统计，从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二年这十年间，中国大地竟然因此而没有能够再在织布局以外出现一家私人创办的棉纺织厂。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此期间外洋的纱布攻势日渐猖獗。进口洋布从一八八二年的二三，○○○，○○○关两，增加到一八八八年的四四，四三七，五二五关两，一八九二年竟达到五二，○○○，○○○关两，十年间增加了一点三倍。资产阶级改良派马建忠曾评论说：“十年之内不许他人再设织局，而所设织机不过二、三百张，每日开织只五、六百匹，岁得十八万匹，仅当进口洋布八十分之一耳，则十年之间，所夺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之一毛哉！”（注：《富民说》，见《适可斋记言记行》。）可见，洋务派搞的垄断，一方面扼杀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为扩大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开通了道路。

　　在当前的讨论中，有些论者对李鸿章搞的究竟是不是封建性垄断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李鸿章的方案出自郑观应援引的“泰西通例”，代表了商人的利益。我认为这个看法值得商榷。李鸿章的奏议确实根据郑观应等织布局同人的两次要求提出来的，但是李鸿章最后的奏准同织布局同人的初衷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在地域范围上，一八八一年织布局同人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只要求在上海一隅不准另行设局，后来郑观应也只是要求在各通商口岸不准另行设局，但是李鸿章的奏议却把它扩大到全国范围，规定无论通商口岸还是非通商口岸，一律不准另行设局，这就从空间上堵死了其他民族机织业产生的可能性。其次是在对象上，织布局同人主张无论何人，即不管是洋人还是华人都不准在限内另行设局，后来郑观应还特别点明洋人亦不得在限内另自纺织，但是李鸿章在最后奏准时却只是规定华商不得另行设局，不敢明确地提出对洋人实行限制。由此可见，李鸿章的奏准实际上已不同于郑观应等人援引的“泰西通例”，不能说代表商人的利益，相反，它只是取了商人提议的外壳，填补了封建性垄断的实质。

　　洋务派为本集团的私利所驱使，除了在生产领域实行垄断以外，还依靠封建政权的力量，争得了减免税厘的特权，在市场商品销售中实行专利垄断。一八八二年三月，李鸿章在《试办机器织布局摺》中曾奏准：“其应完税厘一节，……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销售，应照中西通例，免完税厘；如由上海迳运内地及分运通商他口转入内地，应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以示体恤。”（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根据这个规定，在国产棉布中，只有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布匹可以享受同洋布一样免厘的特权，其他的国产布不能享受这一特权。这就给当时的民族棉织业带来了又一严重打击。它一方面使当时有可能产生的民间资本的机织业，即使能侥幸度过创办这一关，也难以在销售领域与织布局竞争，终将因不等量的税厘负担而陷于凋零；另一方面，也使当时尚能勉强维持的民间土布的生产不仅要承担比织布局高百分之二点五至百分之五的税厘，而且还因得不到官府的荫庇，而在实际上遇到更多的敲榨勒索。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规定对织布局本身总是有利的吧，对织布局本身有利岂不也是对民族棉纺织业有利吗？我认为也不能这样理解。首先，洋货进口税的实际缴纳往往不足规定的百分之五，这在洋货税则订定之初就已经是这样。英法侵略者竭力压低税率。比如印花布，一八四三年规定的应征税率是百分之十四点二五，到一八五八年降低到百分之四点九八。其次，就子口税而论，虽有百分之二点五的规定，但随着通商口岸的增辟和城市居民对洋布的好感，洋货往往大都在口岸都市就地销售，这项负担也无形中免去了。因此洋货与土货百分之二点五至百分之五的负税差额，实际上已几乎全不存在。另一方面，却由于这一规定，限制了土布的销售，增强了洋布的竞争能力。所以说，洋务派所采取的减免税厘的规定，并没有为阻止洋货独占市场增强多少抵抗能力，相反地，却为民族资本的广泛发展设置障碍。也正因为如此，上海织布局本身也只能长期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早期改良派王韬曾尖锐地批评洋务派办的企业：“只能为民祸而不能为民福，能为民害而不能为民利”（注：《戊戌变法》（一），第149页。）。织布局创办的社会实践为这一论断作了注脚。现在有些论者常常因为看到洋务运动有推广使用机器生产和刺激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这一面，就笼统地认为它“发展了我国生产力”，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二

　　洋务派在织布局内部还通过“官督商办”的方式，排斥和打击商人，鱼肉商股，挫伤商人投资新企业的积极性。

　　洋务派为了争夺企业的经营领导权，极力排斥商人。一八七九年，初创中的织布局碰到了严重的困难，由于当时商务风气不开，银根紧张，加上社会上谣传织布局将撤，因而预先认定的股银迟迟未果，“百难收一”（注：光绪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唐汝霖呈词，见《盛宣怀档案资料》。）。大官僚盛宣怀为了跻身织布局，控制织布局，又利用织布局暂借的四万两矿务公款，对织布局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形下，总办彭汝琮为了维持危局，仍然四出奔走，竭力经营。彭汝琮可谓是矢志中国近代棉织工业的开创者。但是李鸿章反而利用彭汝琮由于缺乏经验在处理购机觅地等问题上的措置失当，以所谓“人素荒诞”、“作事虚伪”为由，将他一脚踢出织布局，由毫无洋务知识和管理才能的官僚弟子戴景冯、吴仲耆、龚寿图出任总会办。

　　洋务派还利用他们对企业的官督地位，怂恿和支持“官务代表”诋毁、牵制、压抑商人，削弱商人的势力和影响。龚寿图与郑观应、经元善的纷争即为一例。郑观应是一个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意识的改良派人物。他主持织布局“商务”以后，抱着“挽利权以塞漏卮”的信念，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势力的措施，如支持经元善在报上公开刊登招股启事，把筹集资金的活动从几个亲友推向整个社会，主张选拔熟悉商情的贤才参加企业的筹建，等等。这就引起了把企业当作官衙门的龚寿图等人的极大不快，他们始则冷言冷语，说被郑观应“先占了面子”，继则造谣中伤，攻击郑观应贪污巨款，最后还向李鸿章告状，妄图抓住织布局的亏折事件把郑观应撵走。这场斗争进行了很长一个时期，使织布局遭受巨大损失。诚然，在郑观应任总办期间，织布局是发生了严重亏折的。这在两江总督曾国荃给清政府的奏折中已经讲得很明白（注：《查覆织布局务疏》，见《曾忠襄公全书》奏议，卷31。），但是这个责任不应该全由郑观应来承担。其一，当时的形势是金融危机，银根紧张。尚在招股的织布局岂能幸存于风潮之外而不受一点影响？其二，当时在招股中那些股商畏首畏尾，本来就交股不足，纵使郑观应有回天之力怕也难为缺米之炊。郑观应曾函白：“查敝局股份原议每股收银一百两，分作两期交局，前年夏间截数时，计先收到前五成银二十五万两，其后五成银两收缴未齐，制换股票之时，仅止收到银十万余两，所缺股银十四万余两，当将股票扣留在局，是收股之时，本已缺银十四万矣。前年冬间，钱庄倒闭纷纷，银款无可存息，适值各项公司股票踊贵，权宜准人抵押并存放商家生息。不意上年市面骤紧，存款、押款均难收回，而购机买地各项需款孔亟，不得已暂以扣留之股票十四万两分向各处，抵进银七万两应用。嗣以久押未归，一半业已抵绝，是原缺乏十四万余两，又折耗七万两矣。现在综核大数，计付出机器、地价、水脚、连年局用成本等项约二十万两，存款、押款尚未收归者二十三万两，抵押折耗银七万两。”（注：光绪十年一月二十九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显然，真正应该由郑观应直接承担的责任是股票久押，措置失当这一条。而这些事情，郑观应又“无不与仲公（指龚寿图）熟商，彼此常川驻局”（注：光绪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附件，见《盛宣怀档案资料》。）。所以，那些罪名挂不到郑观应的头上。至于说郑观应贪污公款七万余金，那更是蓄意泼在郑观应身上的一瓢污水。经元善在光绪十年九月九日给盛宣怀的信中曾后悔地说：“惟附呈清摺内，揭陶（指郑观应）亏空七万余金，系书启缮禀之误，心窃悔之。今被渤海（指龚寿图）如此一闹，不知如何了结。”（注：光绪十年九月九日经元善致盛宣怀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明确否定了郑观应侵挪巨款的事实。四年以后被派去调查织布局亏折事件的陈树棠也有同样看法。他在事后给盛宣怀的信中说：“至郑君亏挪之数，以弟所闻，仅只二、三万金，现因事无左证，咸欲归狱于斯，非两造面质不能清结。”（注：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二日陈树棠致盛宣怀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在他看来，郑观应即使真有亏挪，也不过二、三万金，何况没有证据。那么，龚、郑的矛盾为什么闹得如此不可开交呢？从陈树棠给盛宣怀信中所说的“虑或有人授意，遂为所愚”（注：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二日陈树棠致盛宣怀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一句看来，根本原因就是为了争夺企业的领导权。在当时，也就是按照商人的路线发展资本主义，还是依照封建官僚的路线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双方矛盾斗争的实质。郑观应离局后，织布局的实际事务由经元善主持。当时织布局亏损累累，为了拯救危局，振兴企业，经元善不顾情面，力追欠款，包括催讨龚寿图的八千三百余两欠银和一万余两押银在内。“专管官务”的龚寿图认为这是与自己“作对”。他采用了对付郑观应的故伎，始则饰词蒙赖，硬说“所用为利钱”，继则倒打一耙，攻击经元善“谄附阿私”，“希图侵蚀”，“侵挪至三万余金”，要求李鸿章“彻底查究”（注：光绪十年九月九日经元善致盛宣怀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在织布局掀起了轩然大波，闹得经元善无法立足。直到上海海关道邵友濂奉李鸿章之命亲到织布局查访，得出“此事仲控之案，不过瞎闹”（注：光绪十年九月二十六日经元善致盛宣怀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的结论方才罢休。这一事件说明了洋务企业在象龚寿图那样的封建官僚把持下，要想办出成绩来，是十分困难的。后来经元善曾非常感慨地说：要维护中国商务之风气，“不难于集股，而难于任事之得人”（注：经元善：《居易初集》卷2。）。

　　在织布局里，这些掌握着企业实权、恣行无忌的封建官僚视企业为利薮，凭藉封建特权任意侵吞商股，牟取私利。如龚寿图利用冒领的八千三百余两织布局公款，收买金州、沙□、贵池、电报、自来水等处的股票，进行投机，从中渔利。后来因为“市面艰难，银根吃紧”，股票价格不断下跌，又以借押款的名目，把损失推归于公家。龚寿图的作为充分暴露了封建官僚贪婪、狡诈的本性。正如经元善所披露的：“查局中办事各员，措置荒谬，如郑道者尚仅受押他人股票，……至于移借局款，贩买股票，龚道实躬自蹈之。”（注：光绪十年九月十九日经元善致李鸿章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在龚寿图的影响下，当时织布局随便挪用、拖欠公款成风，几乎所有的总会办都沾上了边，使织布局的资金周转不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于是，龚寿图等人又把织布局的亏损不断推归于股商，向他们逼取更多的投资。一八八七年，织布局在停歇五年之后，由龚寿图、龚易图兄弟俩主持局务。他们一上来就重新制定织布局章程，规定老股东必须在三个月内每股加银三十两（原每股一百两），逾期不交，则三股并作一股。当时如期加银的约有一千六百股，另有一千三百余股则因未加银而被鱼肉。一八九三年，织布局焚毁以后，奉命规复的盛宣怀为了把二十六万五千余两的官款损失推归到众商头上，又规定“每出纱一包，捐银一两”（注：《新辑时务汇通》卷83，第10页。）。

　　所有这些，充分说明了洋务派搞的官督商办制度并不是一个把中国引向工业化的美妙形式，诚然它曾经为沟通官与商之间的联系创造过条件，但它最终是以引诱募集民族资本进而侵吞剥夺民族资本，利用商人、买办进而排挤打击商人、买办写在洋务运动史上的。现在有些同志光是强调官督商办初期在招集商股，吸收社会游资上所起的一些作用而加以全面肯定，却没有深入分析招商以后洋务派又是如何对待商人和商人投资的，以及商人创办新企业的积极性是进一步激发了还是削弱了，等等。这种求其一不求其二的研究方法，势必难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三

　　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是检验洋务企业历史作用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无庸讳言，上海织布局在其创办时，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势力的对立物出现的，同外国资本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但是洋务派从本质上来说，是外国侵略势力的仆从，它们创办洋务企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给日趋倾塌的封建殿堂增添一些新的支撑力量。因此他们的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不能不存在严重依赖。

　　早在光绪十年冬，织布局因严重的金融风潮而亏折时，洋务派就酝酿并提出了同美国旗昌洋行合办的方案，这个方案尽管最后没有实行，但邀洋人作股东的思想却反映了洋务派对外国侵略势力的依赖。

　　“旗昌之议”以后，织布局主要转向于谋取外国的贷款。据初步统计，至少有七次之多。为了取得贷款，他们甚至不惜牺牲民族利益。最明显的就是光绪十五年那一次，龚寿图以二百十余亩地基道契作为抵押，向德商泰来洋行商借了规银二十五万两，实际收到现银五万两，其余由泰来洋行向别家洋行代议转押。

　　洋务派在技术、管理和业务上也一味依赖外国侵略势力。丹科是个美国纺织工程师，一八八一年来华后，对织布局的筹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并不是一个友谊的“使者”。如前所述，一八八三年的金融风潮以后，织布局的处境十分困难，织布局同人要求缓运向美国订购的二百张织机。但是丹科一边电告美厂，要他们将织机急运来华，一边要上海织布局承担“损失”，并以“再若迟延”，“致涉讼端”（注：光绪十年五月十三日丹科致经元善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相威胁。而织布局对此竟然默许。织布局在购机造厂中费用极大，远远超过了彭汝琮原先的预算，这与丹科不无关系。怪不得那个后来成为早期民族资本家的朱鸿度说：“从前布局机器皆伊所办，价值甚昂”（注：光绪十九年十月四日朱鸿度致盛宣怀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丹科作为纺织工程师，在设计中，把容易发生火灾的清花厂和纺纱、织布等厂“并设一处”，而且“上用牛毛毡盖屋”（注：光绪十九年十月四日朱鸿度致盛宣怀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致使清花间起火，全厂毁于一炬。朱鸿度愤怒指责：“丹科似亦不能辞其责。”（注：光绪十九年十月四日朱鸿度致盛宣怀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丹科作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上海织布局的代理人，并不以搞技术工作为满足。光绪十年，他乘郑观应离局后织布局处境维艰之机，以“勉力图成”为名，写信给上海道邵友濂，公然要求由他主办上海织布局，并拟了合同八条。他在第一条中就说：“以丹科为本局洋董兼总办之职，一切局务归其经理调度。”（注：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五日丹科来禀，见《盛宣怀档案资料》。）充分暴露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妄图控制中国主权的野心！然而洋务派对丹科不仅每月给予四百两银子的高薪，还时时嘱咐要“多加优抚”，“切意安慰”。

　　由于洋务派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屈从和依赖，使得机器织布局难以发展。《纺织洋布说》一文中说：“查前设织局创办之员，于纺织之事既未能洞悉其纤，悉以尽知其利弊，机器之新旧更所未晓，一听洋匠指挥，故图式未能预为绘定，兴工建厂稽延时日，所招股款措置乖舛，尽被倒没，及机器运到，无款往取。……致十数年一布未成，而徒归咎于纺织之难，是岂纺织之难哉？”（注：见《盛宣怀档案资料》。）有的同志为了否定洋务运动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不免带有的依赖性倾向，夸大“洋员”的作用，断言没有洋员中国近代工业是办不起来的，并且认为洋员是谋利而来，获利而去（注：《论洋务运动的性质》，《光明日报》一九八○年九月二日。）。这些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综上所述，上海机器织布局虽然对中国近代机器纺织业的发展起过刺激作用，但是由于企业的经营领导权操纵在洋务派手中，实行的是经济垄断政策和官督商办的方针，对内压制商人，对外仰仗洋人，因而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压抑和阻滞是十分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