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则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至70年代初，围绕办军事工业的“自强”活动进行了10年有余。然而，他们“仅袭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足；又皆因循守旧，粉饰雍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变法上，变法下》。），洋务派头子李鸿章也不得不说他们的军事工业“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注：《李文忠公全集》第24卷第13页。），承认了所谓“自强”活动的破产。

　　洋务派官僚在认识到专办军工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提出了“寓富于强”的口号，办起了军事工业以外的民用性新式企业，并且改变在军事工业中由朝廷垄断的管理形式，开始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历史。

　　如果说洋务运动在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同时还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话，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应当是从举办民用企业开始突出体现的。愈至后来，这种资本主义性质愈明显，就出现了与反动的、卖国的洋务派头子李鸿章等人的本来意愿完全相悖的结果：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从封建政权里直接脱胎而出，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的雏形。

　　为什么要把洋务派举办的民用企业同军事工业相区别，并且把资本主义性质体现的起点划在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相转换的这个界线上呢？这首先要从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的性质谈起。

　　我们知道，洋务运动之所以把起点和重点放在军事工业上，作为大地主大官僚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完全是为了保护和挽救摇摇欲坠的清朝封建政权。他们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屈膝投降以求苟安，而对人民革命，却是大打出手，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以“自强”为幌子兴办的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革命的需要才发展起来的。1860年至1870年之间，清王朝先是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利用这些军工企业和帝国主义提供的洋枪洋炮，共同绞杀了太平天国运动，继而又血腥镇压了捻军、苗民和回民起义。李鸿章因而得意地宣称这些军工企业制造的杀人武器“以资攻剿，甚为得力”，一句道破了所谓“自强”活动的反动实质。其二，这些军事工业具有极大的买办性质。这些军事工业是在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或者由侵略者直接操办的。技术由外国人掌握，原料、材料以及许多部件都从外国购买，甚至企业直接由“洋员”主持、管理或者“负责全部工程事务”（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1辑第762页）。这就决定了清王朝的买办性质必然首先体现在军事工业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依赖上，进而使清王朝更加依附于帝国主义，成为“洋人的朝廷”

　　以上两点主要体现了洋务派军事工业的政治色彩，但还不足以说明它的非资本主义性质。之所以说它不具备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主要因为它具有强烈的封建专制经济的特点。

　　作为涉及政权安危的军事工业，必然是官方垄断性质。这些军事企业由官方拨款、由官僚操办，其扩展或停滞完全取决于官方拨款的多少，而不决定于市场的需要，也全然与企业经营的好坏无关。产品不计成本，经营不算盈亏，也没有从利润转化而来的资金积累。这种根本不生产商品、不谋求利润的企业，是完全无法具备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点的，仅仅作为制造杀人武器的“舶来”品，它的资本主义性质是无从谈起的。

　　可是，从开始经营民用企业开始，情况就大大不同了。

　　首先，从当时阶级斗争的状况看，举办民用企业的目的基本不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性质了。

　　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国内的情况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就国内情况来说，1864—1873年间太平天国革命和捻、苗、回民的起义陆续失败，清王朝在所谓“同治中兴”的名义下暂时稳定了对全国人民的统治，阶级矛盾显然处于缓和状态。但是在国际形势方面，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中法战争之前，资本主义侵略者不断发动对我国边境和邻邦的掠夺和蚕食，虽然由于清政府主持朝政的洋务派屡屡采取妥协退让的外交政策，勉强维持了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但毕竟亡国亡种的危机日益加深，李鸿章认为军事工业不能抵御外侮的感叹也无意地流露了“覆巢无完卵”的忧虑。事实告诉我们，一旦国内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必然上升为主要矛盾。影响到封建统治阶级，它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就比较地松散起来，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以后的二三十年里，中国封建势力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便变得突出了。

　　从19世纪70年代起，各资本主义强国先后向帝国主义转化，从而促使列强侵略在掠夺中国的过程中产生由商品输出为主转化到以资本输出为主的发展倾向。因此，70年代之后，外国资本在华工业呈现扩张趋势，加紧要求在华设厂的“合法化”。清王朝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进行了抵制。1873年，上海英、美商人就联合向李鸿章要求修筑上海至苏州的铁路，1876年前后，又多次提出要求，均遭清政府拒绝。1876年，上海英商竟擅自修筑吴淞至上海的铁路，由此引起中、英之间一场交涉，结果由清政府出价收购，将路轨拆除了事。80年代，美商假冒华商王克明的名义组织纺纱公司，清政府以王克明有远年诉讼案为由，将其拿获讯办，制止了这一企图。面对外资工业侵蚀中国权利，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的情况，清朝统治者不能不深怀戒心且忧心忡忡。

　　可是，上种方法毕竟是完全被动的、消积的。在外强威逼日甚的情况下，为稳定自身的统治计，洋务派提出了“稍分洋商之利”的主张，试图用自己举办民用性新式企业的办法作为谋求抵制外来侵略的新武器。

　　事实上，民用企业的开办也的确程度不同地起到了与外国资本争权利、相抗衡的作用。拿开办最早的“轮船招商局”来说，它一开张，立即引起了在华外资轮船公司的对立情绪。“旗昌”、“怡和”、“太古”等外资轮船公司将日本、汉口、宁波、天津、汕头、广东等远洋、沿海与内河航线的运价，一律减低四至五成，有些航线运价甚至削价4/5，企图借此一举击垮“招商局”。“招商局”则依靠港运的外贴和华商的支持竭力抗争，致使外资轮船公司亏损很大，连实力雄厚的“旗昌”轮船公司甚而倒闭，只得将船埠码头、仓库、轮船全部卖给招商局。在外洋航运上，招商局也试图“稍分洋人之利”。在创办的头10年中，曾几度试图开辟远洋航线，驶往长崎、神户、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海防、伦敦等处，皆因外国资本主义的抵制而停止了这种尝试。再拿1878年开办、1881年出煤的“开平煤矿”来说，设备较完善，煤质也好，产煤逐年增加。所产煤除供“招商局”、“天津机器局”、北洋海军使用外，尚可大量销售于市场，并能在天津抵制洋煤进口，已略微显示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虎虎生气。

　　当然，由于中国已成为外国侵略者的“盘中肥肉”，这种抵制所起的作用是极其微弱的，并由于洋务派官僚本身的反动性、买办性、腐朽性，这种抵制与爱国主义精神也无法相提并论。但是，这种抵制毕竟从客观上符合人民的愿望，是一种促进历史发展的进步。

　　其次，民用企业的开办也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这个历史潮流的推动下，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

　　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等人，都曾经是洋务派所谓“自强”活动的积极拥护者。70年代以后，他们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认识到了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性，对洋务派完全依赖外国发展军事工业的主张提出了种种指责。王韬批评“自强”活动是“有其名而鲜其实也”（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变法上，变法下》。），提出了“借商力佐国计”和“侍商为国本”的主张。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也有类似主张，而且这些人著书立说，张扬传播，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声是很高的。当然，出现这种舆论并非偶然，其经济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出现了不少货币持有者。其中有在外资侵华经济中发财的买办，有在动乱中暴富的官僚，有在农民起义打击下把土地转换为金钱的地主，特别是还在局部地区出现成熟较早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有了积累资金的富商大贾以及不少在爱国主义思想的驱使下欲输送财富投资于国内民族工商业的海外华侨。这些人要求政府取消禁律，自己创办民用工商业的呼声更为强烈。李鸿章在筹办轮船招商局时向朝廷的奏折中就有这样的话：“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扶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俱依附洋商名下，若由官设之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似是顺商情而张国体。”（注：《李文忠公全集》第20卷第32页。）所谓“顺商情”，顺应民族资本主义步步发展的趋势，他虽意在“张国体”，但这个闸门一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是李鸿章所能左右得了的了。

　　以上两点是从开办新式企业的历史条件分析的，主要的还在于这些民用企业本身的经济活动具备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性质。

　　所谓“官督商办”是开始兴办民用企业时采取的经营管理形式，这种形式的关键是资金来源于富商大贾，即资金来源采取了所谓“招股集资”的新办法。民用企业虽然在开办之初往往由官府拨一笔款子，但必须由经营者逐年抵还。“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注：《李文忠公全集》第20卷第33页。），民用企业实质上成了依靠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兴办的民族工商业。这种资金来源的变化一则打破了官府的封建垄断，是明显的历史进步，二则使民族资本作为逐渐发展的力量，首先从经济上进而从政治上与封建势力相抗衡，对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立足点。湖北纺织局在经营有效、赚了一笔钱的情况下，就出现了投资商人公开要求参予管理的事情，充分说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力量已经在政治上不容忽视了。

　　企业性质的变化还表现在这类企业必须计成本、算盈亏，必须采取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生产、管理方式，以促进商品流通的速度和加快资金周转，来牟取较高的利润。虽然由于封建官僚把这些企业的主要管理权抓住不放，使管理衙门化，把官场中贪污贿赂、浪费铺排、豪奢应酬、腐化堕落等种种积弊都一起带至企业里，严重阻碍了这些近代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总的来说，这些用于民用企业的资本是产生了剩余价值的，是赚了钱的；虽然投资的商人从中分红获利的情形很少，主要是一批封建官僚和他们的帮办、代理人发了大财，但是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毕竟打破了封建社会的死寂，在转移社会风气、使用机器生产、培养技术人员、摸索经营管理经验、传播科技知识等方面，为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种历史的进步作用是不能抹煞的，而且，由此引发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脱胎而出就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事实了。

　　从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开始举办新式的民用企业开始，一直到甲午海战洋务运动破产这20多年间，民族资本基本上是发展的。至80年代初叶，各企业招股数量加大，轮船招商局由原来招股资金不足73万余两扩充至100万两，继而又扩展至200万两（1883年），这一时期成为中国资本主义最初发展的关键时期。至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所谓“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其资本的一部、大部，有的甚至全部都是私人的了。此期开办的各类企业，虽有破产倒闭的，但终究没有落入帝国主义侵华分子之手，基本上仍为民族资本主义所控制。同时，随着民用工业资本主义性质的增强，洋务派成员的阶级属性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少人的资本主义倾向日渐明显，特别是投入资本参予企业经营的一些人，开始向资本家转化，其中一部分人逐渐脱离洋务派头子的控制，自己投资办工业，成为早期的民族资本家，如徐润、郑观应、聂缉槻、严信厚，包括李鸿章的亲信幕僚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在洋务运动破产之后也独立投资办起了无锡“业勤纱厂”。另外，有少部分人则继续留在洋务派内，操纵和把持洋务派的近代企业，化公为私、积累资本，转化为早期的官僚资本家，如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就把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等逐步转化成为早期的官僚资本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