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其实，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咸丰十年(1860年)秋，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二年(1863年)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是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但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此后，淮军节节胜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显然比曾氏高处一筹。

　　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曾、李瓜代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在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实施“臼口之围”，主战场在湖北。李鸿章挂帅之初，正值东捻军突破曾国藩原设的贾鲁河——沙河防线，集结于湖北臼口一带，兵力约十万人。李鸿章迅速调动湘淮军各部7万余人，分路进击，意图一举歼灭。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军“松”字营在安陆罗家集被捻军击败，统领郭松林受重伤。半个月后，“树”字营在德安杨家河被捻军歼灭，统领张树珊阵亡。六年(1867年)元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尹隆河展开决战，湘淮军两大主力“霆”军与“铭”军原订同时发兵，但两军统领刘铭传与鲍超互相轻视，刘铭传为抢功而下令提前单独进击，结果遭捻军痛击，部将刘殿魁、田履安阵亡，刘本人“衣冠失落”，坐以待毙。辛苦鲍超赶来，从背后发起猛袭，才反败为胜，捻军损失2万余人。事后，李鸿章一意回护刘铭传，鲍超反被诉为虚冒战功。由是，鲍超郁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霆”军32营大部被遣散，只留唐仁廉择精壮，另立“仁”字营，并入淮军建制。二月，东捻军又在 水全歼湘军彭毓橘部，并于四月间突破了李鸿章设置的包围圈。

　　第二阶段自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实施胶莱河、运河防线，主战场移至鲁东。东捻军在跳出包围圈后，复于五月突破运河防线，直趋山东半岛。在刘铭传、潘鼎新的建议下，李鸿章确定采取“倒守运河”之策，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调淮军、东军、豫军分段防守。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将辖地变做战场，消极怠工，疏于防范，结果东捻军在七月间突破胶莱河防线。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执后，李与丁重修旧好，协力将东捻军堵御在黄海、运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捻军“以走制敌”的优势无法发挥。十月，任柱在苏北赣榆战死，随之东捻军在寿光一战损失3万余精锐。十二月，赖文光率残部突破六塘河，南走至扬州被捕杀。东捻军覆灭，李鸿章因功赏加骑都尉世职。

第三阶段是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交战。当东捻军困厄之时，西捻军紧急驰援，以进军直隶威胁京畿而迫清军回救。元月，西捻军抵达保定，清廷大震，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及直、鲁、豫、皖各督抚率军北上勤王。时李鸿章正驻军济宁度岁，分派诸将北援，竟无一人应命，且纷纷求退，聚讼不休，淮军几至瓦解。李鸿章以救援不力，受到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的处分。对此，李鸿章认为是“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但当危难之际，李鸿章仍耐心说服潘鼎新等将领遵旨北上。同时，清廷也命恭亲王奕訢节制各路大军，并协调左、李关系。在清军的协力堵截下，张宗禹率领西捻军于二三月间，一直在直鲁边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与左宗棠会于德州桑园，议定“就地圈围”之策，引运河水入减河，引黄河水入运河，命淮军、东军、皖军分段驻守，又调湘淮军精锐作为追剿的“游击之师”。六月初，西捻军与跟踪追击的湘淮军数次接战，迭遭惨败。六月中旬，张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带数度抢渡运河未成，适逢黄、运、徒骇各河河水陡涨，处境更难。六月二十八日，在转移途中，与淮军主力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场激战，西捻军伤亡殆尽，张宗禹等二十余人突围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

西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会武昌后，于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后因成功了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随着李鸿章地位、权利的上升，他一手创建出的淮军，陆续被清廷派防直隶、山东、江苏、广西、广东、台湾各地，成为充当国防军角色的常备军；而以他为领袖，由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组成的淮系集团，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创办了一个洋炮局，此后，又命韩殿甲、丁日昌在上海创办了两个洋炮局，合称“上海炸弹三局”。三年(1864年)，松江局迁到苏州，改为苏州机器局。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今南京晨光机器厂)。九年(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另一个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十一年(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现任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从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覆败，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海军建设成军。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成军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专题，图库)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时候，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八月十六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经过近五小时的鏖战，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舰队覆灭。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各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字。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虽然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此后，李鸿章率随员先后访问德、荷、法、比、英、美、加诸国，由于系亲身游历，他对西方社会制度产生由衷的赞叹，并在演讲中一再大声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回国后，面临方兴未艾的戊戌变法运动，他慨然以“维新之同志”自许。变法失败后，康、梁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杀康梁余党，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说：“我决不做刀斧手”。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而东南地区的实力派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卷入清廷这次对外宣战，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对此表示支持。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二日，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收拾残局，向八国联军求和。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政府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老来失计亲豺虎”，气恼交加，李鸿章呕血不起，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咸丰十一年(1861年)病故。继室赵小莲，系太湖望族、进士赵昀之女。侧室莫氏，侍妾冬梅。子三：嗣子经方；嫡子经述(赵氏所生)袭一等侯爵；庶子经迈(莫氏所生)。女三：分别适郭恩垕、任德和、张佩纶。  

    难为李鸿章

　　李鸿章自1870年参与中日通商谈判至1895年马关订约，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经营中日、中朝外交25年。其间，他派员留学，兴办工业，筹建海军，扩充武备，尽其所能，革故鼎新，在晚清，他是一位最有国际视野、外交经验和改革意识的大臣。甲午一役，訾议轰?，百年毁誉，岂无公论？

　　光绪十九年(1893)正月，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70寿辰，慈禧太后赐他“调鼎凝厘”匾额，亲书寿联“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有清一代，他得到了人臣的最高礼遇。次年(甲午，1894)四月，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南洋之南琛等6舰、广东之广甲等3舰亦前来会操，30多艘军舰经大沽、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呈威海上，历时半月。二十一日回到天津，二十八日，朝鲜东学党举事，清军应朝鲜国王乞援入朝平乱，日本趁机入侵朝鲜，不久，两国开战，清军水陆皆败……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十七日，李鸿章赴日签订《中日讲和条约》(又名《中日马关条约》)，半生功业，毁于一旦，从此，蒙羞忍辱，留下千载骂名。

　　初办交涉，条约甫订，日本即侵台湾

　　同治九年(1870)，47岁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是年(日本明治三年)，日本遣柳原前光使华，商请通商立约之事，朝廷命李鸿章与日使谈判，从此涉入对日外交。

　　翌年，日本又遣大藏卿伊达宗城前来议约，柳原前光为副使，朝廷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之在天津谈判。柳原去年所呈约稿以两国互利、平等通商为辞，伊达却欲废前稿，参照清朝与英、法等国签订的通商条约，择其有利于日本的条款另立新约，李鸿章严辞拒绝，迫使伊达让步，七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18条，“通商章程”33款，附以两国海关税则。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与中国签订的头一项条约，因未达到日本的期望，伊达宗城回国后即被免职。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柳原前光奉使来天津要求改约，李鸿章不允，讽其朝三暮四，背盟毁约，柳原惭愧而去。日本不肯甘休，非要得到与英、法等国对华通商的同等权利不可，十一月，再以外务卿副岛种臣出使，力求改约，朝廷竟许之。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李鸿章在天津与日本换约。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日本终于达到了目的，自此轻视清廷，蓄意寻衅。

　　同治十二年五月，因琉球渔民遭台风漂至台湾被原住民杀害一事，日本派专使柳原前光来京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交涉。总署大臣毛昶熙答道：“‘番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我未之闻。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相杀，裁决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过问？”柳原前光拿出被害者中有四位小山县渔民的证据，并力争琉球属日本版图，且问：“贵国已知恤琉人，而不惩台‘番’者何？”毛昶熙答：“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柳原前光威胁道：“‘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为盟好故，使某先告。”毛昶熙答：“‘生番’固我化外民，伐与不伐，亦惟贵国所命，贵国自裁之。”柳原前光归国后，日本抓住中方答问中的失误，借机兴师。

　　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二日，日军1600人乘军舰3艘兵发长崎，三日后在台湾登陆，屠杀台民，尽毁村落，后又派舰一艘，增兵至3000。因遇台民抵抗，战事不利，又值夏季，士兵不服水土，伤员渐增，日军开始修军营、建医院、造桥梁、开荒地，做长期驻守的准备。李鸿章电告总署，清廷急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督福建水师赴台湾观察敌情，抵台后，沈命福建藩司潘蔚、台湾道夏献纶与日军交涉。日将气焰嚣张，反复争辩：“我国暴师海外，糜财劳师，为贵国开草莱，锄顽梗，费用耗损，岂可胜计？”潘蔚当即表示：“若然，则将为日本偿军费。”当日即拟约三条：一、中国偿日本军费；二、中国严驭“台番”，令日本渔民因风漂台时不受伤害；三、立约后，日军撤出台湾。

　　与此同时，柳原前光以公使衔来京与总署交涉，谈判气氛不洽，两国皆知难免一战。日本急从英国购军舰，清廷则修筑澎湖炮台，架设大陆至台湾的海底电线，购毛瑟枪3万支，向丹麦议购军舰。福建巡抚王凯泰准备率兵二万五千渡海，日本闻之大惊，急派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前来与李鸿章谈判。日使七月来京，先辩论台湾与日本的疆界划分，两月未决，日使以回国相要挟，阴使英国公使威妥玛居间调停。其实，日使此行，原本只为赔款，索要军费300万元。沈葆桢坚持不许，奏称：“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彼非不知难思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迁就求和。倘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反进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无隙可乘，自必贴耳而去。姑宽其称兵既往之咎，已足明朝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愿坚持定见，力为拒却。”沈葆桢又致书李鸿章：“大久保之来，其中情窘急可想，然必故示整暇，不肯就我范围，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劳，以主待客，自不必急于行成。”(本节引文见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总署欲息事宁人，以赔偿50万元与日本成议，九月十一日换约。

　　日军从台湾归国，户户挂国旗，行凯旋大礼，政府褒奖大久保利通。日本由此看出清廷惧战，一遇战，便求和，终以赔款了事。此番得志台湾后，日本即把目标移向朝鲜，开始谋求更大的利益。

　　日本使臣森有礼说：“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以后恐不免要打仗”

　　光绪元年(1875)九月，日本军舰往朝鲜沿海测量，朝鲜炮台开炮轰击，遂致交战，日舰击毁朝鲜炮台。十二月初，日本驻清全权大臣森有礼到京，与总署晤谈此事，想以此为由，逼迫清廷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当时，总署担心日本借机再启事端，在对时局判断不明的情况下，拿不出适当的对策，既不愿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又怕承担宗主国的责任代人受过，语意闪烁，自相矛盾，又被日使抓住把柄。日本照会清国：“据贵王大臣云：朝鲜虽曰属国，地固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交涉，亦听彼国自主，不可相强等语。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彼既为邻，加我暴戾，而今不得不遣使以责之，且为我国人民自尽保安海疆之义。因此，凡事起于朝鲜、日本间者，与清国与日本国条约上无所关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往来照会等件拟咨送礼部转行朝鲜摺》附件一：日本国照会，《中日战争》，一，P294)清廷自知失语，亦复照会日本予以辩驳：“朝鲜为中国属国，中外共知。属国有属国分际，古今所同。本王大臣前次照会所称朝鲜实中国所属之邦之一，即中国之自任也，岂得谓属国为空名？岂得谓于条约无所关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往来照会等件拟咨送礼部转行朝鲜摺》附件四：复日本国照会，《中日战争》，一，P296)两国反复照会，争辩朝鲜“属国”、“独立国”之事。此后，一遇朝鲜有事，中日两国的谈判和外交照会中，双方就要呶呶不休地争辩此事，直到光绪二十一年日本将“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写入《马关条约》第一款为止。

　　森有礼自幼出洋，在英国留学3年，又在华盛顿当过3年钦差。52岁的李鸿章第一次会见30岁的森有礼，听他谈了对中西文化、世界局势、中日关系的看法，感受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年轻一代外交官的新思维。

　　李问：“中西学问如何？”森云：“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李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否？”森云：“五分尚没有。”李问：“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郑署使云：“这是外貌，其实在本领尚未尽学会。”……森云：“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李问：“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没用？”森大臣云：“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在谈到朝鲜问题时，森有礼说：“以后恐不免要打仗。”李云：“高丽与日本同在亚细亚洲，若开起仗来，高丽系中国属国，你既显违条约，中国怎样处置？我们一洲自生疑衅，岂不被欧罗巴笑话？”森答：“欧罗巴正要看我们的笑话。”李云：“为甚么要给他笑？”森答：“这也没法，日本百姓要去打仗，恐国家止不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往来照会等件拟咨送礼部转行朝鲜摺》附件八：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中日战争》，一，P299－303)

　　李鸿章写了“徒伤和气，毫无利益”8字忠告送给森有礼，经过6年与日交涉，他已看清了日本的战略——西争朝鲜，南夺台湾，征服中国，称雄东亚，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他深知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比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威胁更大，而清朝政治保守，经济落后，不改革无以自强，不自强无力战胜日本，他在奏摺中道出了内心的忧虑：“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耻，巧者又以引避自便。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清史稿》李鸿章传)

　　“壬午事变”后，日本利用中法战争之机，阴谋策划“甲申政变”，清军平叛，击败日军

　　光绪八年(壬午，1882)六月，朝鲜发生内乱，乱民包围日本使馆，死伤数人，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乘英舰逃回本国，六月十七日，日本兵船载水陆军先后赴朝鲜，外务卿井上馨亲随督办，几天后，日军以平乱之名占领王宫。当时，李鸿章丁忧在籍，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请奏出兵平乱，六月二十四日，上谕派兵入朝。六月二十五日，张树声查清朝鲜内乱之首实为大院君李应后，密函总署，请旨急调李鸿章平乱：“……讵料朝鲜祸机早伏，变出非常。实非一介使臣、一旅偏师所能胜此重任。以李鸿章之宿望，不独朝鲜倚以为重，即日本亦久慑其名。值此危疑之际，似非李鸿章不能戡定。如蒙俞允，应请旨速赐施行，大局幸甚。”六月三十日，上命提督吴长庆率淮军入朝，拘大院君李应送回国，很快平定了动乱。

　　李鸿章深知，在朝鲜问题上，日本绝不服输，还会再启事端，“壬午事变”后，面对复杂的局势，他开始筹划久安之策。光绪十年(甲申，1884)九月二十五日，李鸿章接到袁世凯密报朝鲜国情的信后，忧心忡忡，立即呈报军机处：“朝鲜君臣执迷不悟，欲乘中法有事，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鸿章上年以朝乱甫定，日兵仍驻王城，必须留营镇抚，以杜狡谋。夏间海防戒严，遵旨将庆军撤半回驻金州，仅留三营在彼，兵力渐单。该国国王暗弱性成，其新旧党人趋向不定，近见法祸方亟，知我势难兼顾，难保不观望成败，以为向背。日人又从旁煽惑，万一该君臣堕其术中，浸蒙异志，肘腋之间，隐患甚大。”(《中日战争》，二，P22)

　　果不出所料，仅过了20天(十月十七日)，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就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一夜杀害了6位大臣，日军占领王宫，软禁国王，亲日大臣洪英植、金玉均等人自署官职，他们自知清兵必将干涉，密谋将国王幽禁在江华岛，而竹添欲将国王幽禁在日本东京。第二天，应朝鲜臣民的请求，清军包围了王宫，致信竹添，令其撤出，竹添接信后不予理睬，清军在争取王宫禁卫士兵倒戈之后，打进王宫，解救了国王，日军大败。

　　中日撤兵朝鲜：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订立天津条约

　　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日本以清军平叛伤及日兵等事，派特命全权大使伊藤博文来华交涉。二月，上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在天津与伊藤谈判。二月十八日首次会谈，伊藤提出两项议题：一、清军从朝鲜撤出，二、惩办打伤日军的清军官兵，对受害的日本商民赔偿损失。当时，清军驻朝1000多人，日军驻朝仅100多人，伊藤提出，或撤清军，或增日军。李鸿章指出：朝鲜是清朝的“藩国”，清军驻“藩国”与日本无干；对平乱时伤及日兵一事，他坚称，根据调查，责不在我，而对伊藤提出的清兵伤害了日本商民，他说查无实证，对赔偿的要求据理驳回。

　　至二月二十二日，双方各持己见，会谈三次仍无结果。伊藤派他的随员本武扬(时任驻清公使)来询问中方可以接受日方的哪几项议题，李鸿章答道：“彼此撤兵一节，事关永远息争，尚可酌商妥办；至议处营官，偿恤难民二节，或非情理，或无质证，碍难允行。”本武扬随即传达伊藤博文的话，以罢谈相要挟：“互商撤兵，驻京公使尽可议办。兹特派头等使来商，何等郑重，不能专为此一事。若仅允此件，伊藤拟于二十五日会议后，即启程回国。”李鸿章厉声示以刚强：“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

　　此时，中法言和，李鸿章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对付日本。伊藤见机会已失，清军又牢牢控制着朝鲜，日本短期内难以扭转局面，中断谈判，并无好处，只好回到了谈判桌上。

　　李鸿章致信军机处：“日本自改用西法后，日浸强大，久有轻视中国、并吞高丽之志；前与朝鲜立约，明认为自主之国，即暗唆其不属中国之意也。厥后美、英、德各邦与朝鲜议约，朝鲜虽另具照会声明为我属邦，而各国皆置不答，亦由于日本一气沟通，但不便明与我争耳。”琉球已失，安南已失，朝鲜也在暗争独立，在这样的背景下，再争朝鲜的“属国”地位，已无实际意义，但清廷君臣囿于传统观念，朝鲜的“属国”地位不容置喙，李鸿章在谈判中不能不坚持。可是中朝、中日关系亟须调整，一要防止再度陷入朝鲜的“党争”和内乱，二要避免与日本在朝鲜发生军事冲突，三要适应国际形势承认朝鲜为独立国，他想到了撤军，只有先在朝鲜与日本脱离接触，才能走出进退两难的境地。当然，久安之策，还需从长计议。二月二十五日第四次会谈结束时，李鸿章开诚布公，亮明了中方的观点：“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可耳。”伊藤答道：“中堂所论，光明正大，极有远见，与我意相同，当谨识勿忘。”

　　李鸿章拟交条款四项：一、限期四月中，日之兵尽数撤回本国；二、中国教习10至20人定立年限，期满撤回；三、朝鲜与中日两国商民有争端，两国派员前去查办，均不带兵；四、“朝鲜本国如有乱党滋事，该国王若请中国派兵弹压，自与日本无涉，事定之后，亦即撤兵回国，不再留防。”

　　日方拟交条款有五项：一、嗣后中日均不得驻军朝鲜；二、“前条约款，仍与中日两国战时之权无干。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势，亦不在前条之例”；三、中日两国在朝鲜如有交涉事端，应和平解决；四、两国均不得在朝鲜教练兵士，由朝鲜选用他国教习；五、订约四月之内中日两军尽数撤回国内。

　　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与伊藤第五次会谈。李问伊藤：“日方第二条为何意？”伊藤解释道：“谓如两国交战时，各有自主之战权，系照万国公法，与第一条所说不派兵之话不相干涉。”在谈判中，只要李一提到朝鲜的“属国”地位，即被伊藤驳回：“若论朝鲜与中国交接之道，更费唇舌，不若不议为妥。”李提议修改日方的第二条：“贵大臣所拟第二条，宜酌改，如他国与朝鲜有战争之事，中国一定派兵相助，不在此例。”伊藤狡猾地窥探中方的底牌：“中堂之意，如他国欲攻朝鲜，或恐其假道来攻中国，故中国必派兵往援？”李答：“无论他国之意是否与中国为难，但攻朝鲜，则中国必派兵助之。……万一朝鲜有内乱之事，该国来请兵，中国必派兵前往，为之定乱。此次约内必得说明。”伊藤也为日本力争出兵的理由：“如果朝鲜乱民有杀害日本官员等事，日本亦可派兵否？”李答：“如有必应派兵之事，日本亦须知照中国。”

　　三月四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订约三条：

　　一、议定中国撤驻扎朝鲜之兵，日本国撤在朝鲜护卫使馆之兵弁，自画押盖印之日起，以四个月为期，限内各行尽数撤回，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中国兵由马山浦撤去，日本国兵由仁川港撤去。

　　二、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王选雇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

　　三、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本节引文见《中日战争》，一，P489－538)

　　伊藤窃喜，他迫使中方撤兵、撤教习，为日本争取到了“朝鲜有事即可出兵”的权力。

　　中日备战，争夺朝鲜

　　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说：日本“大开互市，宗尚西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建置铁路、电线、机器之属，不遗余力，国债至两万万以外，近又购铁甲船于英国。西人啧啧称许，而彼之气焰益张。夫彼之所以不惜重费经营如此甚勤者，必曰有所取偿也……数年之中，一入台湾，再议朝鲜，三废琉球，今其兵船且游历至福建，隐有耀武之意。盖彼自谓富强之术，远胜中国，故欲迫中国以所难堪，使我怒而启衅，而彼乃得一试其技。幸而获胜，彼固可任其取求；万一不胜，彼恃西人为排解，决无亏损于其国：其为谋亦狡矣。”(《中日战争》，二册，P342)薛福成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他对日本的洞见，也正是李鸿章的一块心病。

　　李、伊“约款”，实质上否定了清朝在朝鲜的特权，事后，连朝鲜都看出清国已无力保护它，于是阳奉阴违，谋求独立，日本则公开扶持，“属国”论，从此成了清朝的自说自话。保护朝鲜，抵抗日本，维护国家利益，别无他途，惟有一战。

　　订约半年后(1885年九月)，朝廷设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督办，以李鸿章为会办。先前从德国订制的铁甲舰镇远、定远陆续交货，李鸿章开始实施庞大的筹建海军计划。十月，李鸿章入京觐见慈禧太后，详细禀告了当前局势和亟需办理的事项，请将朝鲜电线与奉天电线相接，以便通消息，他提出的一切武备计划，均获批准。

　　此后的几年间，日本也在扩军备战，但他们的视野已比清朝开阔，目标也更明确。1891年，俄国开始建设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日本认为，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对它是一个重大威胁。这年5月，访日的俄国皇太子被护卫的日本巡警砍伤，伤害了俄国人的民族自尊。第二年，俄国就开始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军港，从此常派舰队在日本海炫耀武力，令日本深感不安。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日本修改了外交战略，中期目标已不是中国，而是俄国。而为了击败俄国，必先征服中国，朝鲜只是一根导火线，何时有了必胜的把握，就会点燃它。

　　山县在1893年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认识到，欧洲现在保持着势力均衡，所以没有立即发生战乱的危险，列强虽然都在一心计划侵略东方，但侵略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候，“是今后10年内开通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日。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应在八九年内充分准备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祸害，并在有机可乘之时准备获取权益……到那时候，可以成为我国敌手的国家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他主张，“如今后不出十年关系破裂”而发生对俄战争，则为了事前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就必须早点寻找机会发动对清战争。陆军已有了7个师团和后备队，从而完成了对清战备。海军已由英国购进两艘装备有速射炮的巡洋舰，从而补充了战舰上的巨炮不足。在山县看来，这样终于可以同北洋舰队决一雌雄了。(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

　　一年后，日本等来了机会。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6月2日内阁会议决定乘东学党之乱向朝鲜出兵，陆奥外相、林董外务次官和川上操六参谋次长三人当夜就坐在一起决定了出兵方策。这个方策的结论是：清国在朝鲜的兵力不会超过5000人，日本有兵力6000－7000人就能必胜；这些兵力到达京城(汉城)和其近郊而一战即胜，清国必然求和；如清国再派兵增援，日本再增派一个师团并在平壤战胜，则讲和的成立将是定局。因此，“做好了再派一个师团的准备，并先派去一个混成旅团”。据林董说，他们讨论的“不是研究如何和平解决问题，而是研究如何发动战争和如何取胜”。(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

　　大厦将倾，一木难支

　　上兵伐谋。战事果如所料，仅用半年时间，日本就胜了这场蓄谋已久的战争。清军的惨败可以找出1000条致败之因，罪责可以归咎于帝、后、将、相、官、兵、士、民任何人，李鸿章只是其中的一个因子。马关签约之后，朝臣咒骂、弹劾、要求惩处李鸿章的奏摺无计其数，但没有一篇切中时弊。1895年正月二十三日，日军兵临威海卫，日本海军总司令伊东亨致信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劝降，直指清朝战败的根源：

　　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以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陛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夫济足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复能行于今日乎？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威海卫中日海军将领函牍》：“日本国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亨致中国海军提督丁军门书”，《中日战争》，第一册，P196)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二十四日，李鸿章以战败求和的特命全权大使身份在马关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会面，问答之语，颇值深思：

　　李：亚细亚洲，我中、东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与东有益也。

　　伊藤：中堂之论甚惬我心。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谈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伊藤：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蔡尔康辑：《中东战纪本末》，五、马关条约商订始末。《中日战争》，五，P366－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