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

一

中国封建社会是逐步发展的，但是1840年以前，它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国家。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人，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在国家主权逐步丧失，人民群众遭受掠夺的同时，中国开始逐步吸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改革，不少城市逐步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开放改革和被侵略是同步的，城市近代化和开放改革也是同步的。这两个“同步”成为1937年以前中国社会近代化的特点。

中国人民在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同时，凭着自己的勤劳勇敢，逐步改变着若干城市的社会面貌。一批近代工业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形成发展了；众多的新式学校创办了，近代文化事业出现了；政权机构也向近代化方向改变了；……。据1928年上海市社会局统计，当时上海的工业投资总额中，外国资本占64％，中国资本占36％，（注：《上海地方史资料》，（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1页。）华商资本占到1／3左右。据1934年出版的《无锡概要》所刊载的资料，当时无锡面粉、碾米、榨油、棉纺、染织、缫丝、针织、机器翻砂、石灰砖瓦、化工、药棉纱布等十几个行业，193个企业的全部工业资本总额达1810万银元左右。（注：转引自钱钟汉：《抗战前无锡六个民族工业系统的原始资本及其发展》，载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编：《江苏近现代经济史文集》第95页。）又如常州，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共有棉纱染织厂30余家，纱锭6万余枚，布机8000余台及日产5千匹布（合20万公尺）的漂染设备。（注：徐伯元：《1911—1949年的常州工业发展概述》。载《江苏近现代经济史文集》第172页。）就江苏全省情况而论，到1931年，全省纱厂的纱锭总数达2，453，304枚，布机17，629台。到1915年，上海、奉贤、镇江、苏州、南京、南通、扬州、常州、昆山等城市都创办了电厂。1911—1912年间，江苏各种近代社团达291个；1921年，江苏省出版的报纸约为208种，1930年，江苏省各种图书馆281所。（注：转引自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第388、507、541、550、555页，台北，1984年。）

二

中国城市走上近代化道路和吸取西方文化分不开。条约口岸城市走上近代化是在侵略势力逼迫下对外开放，接受西方文化的结果。非条约口岸城市也是由于吸取西方文化，建立起近代工业、文教、政治而逐步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南通的近代化，起点于张謇在南通采用英国机器创办大生纱厂。无锡的近代化起点于杨宗濂、杨宗瀚创办业勤纱厂，业勤纱厂的设备也全部从英国进口。荣德生读了《美国十大豪富传》，受到启示，在无锡办了保兴面粉厂。

近代城市教育的兴起利发展也是西学影响的结果。以安徽为例，1897年安徽巡抚邓华熙奏请清政府准予开办洋学堂，以“讲求西学，造就人才”。1898年，在安庆敬敷书院旧址，正式开办了安徽求是学堂，这是安庆近代教育的开始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进一步吸收西方文化，重申各省将书院改为学堂。1902年起，安徽中小学堂逐渐在各城市建立起来，求是学堂亦改为高等学堂。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不同时期，中国人民吸取西方文化进行改革有不同的侧重点。早期工业走在前面，军火工业又走在其他工业的前面。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林则徐、魏源首先感到新式军火的重要作用，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倡议提出以后20年才得到实践，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了军械所。曾国藩、李鸿章等在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和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体验到洋枪洋炮的优势，走上了吸取西洋制器的道路。安庆军械所集中了当时许多有名的科学家、造炮能手，成为当时清军的一大火器供应中心。紧接着李鸿章创办了苏州洋炮局和江南制造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除广西外，各省都建立了机器局。

军火工业的发展，使官员们发觉到创办民用工业的重要，李鸿章说：“各局每年需用煤铁约银200万两，大半取办于外洋，此一时权宜则可，若为长久之计，殊非善策”（注：《洋务运动》（七）第347页。）。这样，70年代以后，民用工业发展起来，甲午战争以后，在马关条约刺激下，清政府为了抵制外人在华设厂，也鼓励国人设厂，民用工业开始发展，南通大生、苏州苏纶、无锡业勤等厂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创办起来的。

甲午战争失败，使多数人认识到仅仅在制器层次向西方学习不行了，必须深入到制度层次。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出现了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统治集团中的守旧派，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反对变法，镇压了改良主义运动。但是改革的浪潮压制不了，八国联军侵华以后，清政府内外交困，被迫实行“新政”。“新政”内容实行上没有超过戊戌变法的范围，这时立宪及革命运动都已兴起，清政府此举也是为了抵制这两个运动。但是，它毕竟说明，清王朝统治集团也认识到必须从制度上吸取西方文化进行改革，在吸取西方文化进行改革方面，深入到制度层次，已成为不可遏止的潮流。

在制器和制度两个层次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就已经在思想层次上吸取西方的营养。

随着军火工业的出现和发展，翻译书籍和发展教育问题突出了，江南制造局几乎是一个最早的译书总汇，自从1868年设立翻译学馆开始，到清朝末年为止，前后共译成西书200多种，绝大部分是科技书籍。1862年总理衙门附设了同文馆；1867年在福州船政局设立了“求是学堂艺局”——海军学校；1830年天津机器局设立了水师学堂；以后，各省陆续设立了水师学堂。维新变法前后，严复翻译了一系列西方书籍，宣传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但是作为社会思潮的主流，要求系统地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则是五四时期的事。科学与民主，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响亮口号。虽然，在吸取西方文化的具体内容上，在吸取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甚至严重的分歧。但是，从总体上看，向西方开放，吸取西方文化深入到思想层次，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

中国人民对外开放，吸取外来文化、大体上经历了这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是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不可遏止的潮流。但就具体的人而言，他吸取西洋文化进入到哪一个层次，则各不相同，还取决于各个不同的认识过程。就一般而言，人们吸取外来文化，都经过“接触一思考——吸取——融合”这四个阶段。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他们长期和西洋文化接触以后深思熟虑的结果。曾国藩、李鸿章创办军火工业也是“接触”、“思考”以后得出结论，只有洋枪洋炮才能对付“内乱”和“外侮”。稍后，在民族资本创办工厂的过程中，人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一般商人在没有感到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是不愿意投资于工业的，南通大生纱厂集资过程碰到的困难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据张謇说：“通州本地风气未开，见闻固陋，入股者仅畸零小数……凡迭次劝成之股，一经采听他厂情形，即相率缩首而去，甚者以鄂厂之商本之无着，苏厂之股息难收为例，一闻劝人厂股。掩耳不欲闻。（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第1029页。）结果，不得不实行“官利”制度。大生纱厂规定：凡股东一经入股，便按年利八厘起息，商人看到入股工厂，“赚钱”有保证，才愿意投资工业。

在近代，吸取西方文化，离不开考虑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融合论”是主流，吸取西方文化总要考虑和中国传统相融合的问题，当然“融合”的方式和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洪秀全吸取基督教的拜上帝思想，他认为“中国远古就拜上帝”，把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结合起来了；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洪仁玕提出“法之质在乎大纲，一定不易；法之文在乎小纪，每多变迁（注：见《资政新篇》）。这些实际上是最早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謇办工厂，采取了适应中国传统的“官利”制度；孙中山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模式改造中国，但他最终认为他也是以孔孟文武周公开始的中国“道统”的继承者。

三

中国城市近代化和对外开放分不开。“开放”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海外各国开放，另一个是对国内其他地区开放。前一个方向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后一方向也是十分重要的。从上海近代化发展过程来看，对国内其他地区实行开放，是城市近代化的必备的重要条件。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对外开放，同时也对内开放，外国移民到了上海，内地“移民”也大批涌到上海。在上海经济发展过程中，外地人，特别是“宁波帮”（注：此处“宁波帮”是指以宁波为中心，包括附近地区的浙江工商业人士。）起了巨大的作用，据估计，85％的“上海人”不是道地的上海人，而是外地人。下面谈一下宁波帮在上海经济中所上的份量。（注：以下内容采自《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

从出口贸易看，上海出口的大宗是丝和茶。生丝出口经营以“湖州帮”为主，“宁波帮”商人也参与其事，湖州帮也是浙江人。到上海做丝生意的湖州人，在家乡开设丝行，收购生丝，设坊，雇工摇丝、运往上海售与行商。到上海销售，须经过洋行“丝通事”之手，而当时“丝通事”又多为浙江南浔人。中国人在上海自办的第一家丝厂是1881年黄佐卿办的公和永丝厂，接下来是1891年叶澄衷办的纶华丝厂。黄佐卿原在湖州办丝厂，叶澄衷则是“宁波帮”。

从事进口贸易的，自上海开埠以后，宁波人很多，叶澄衷最先经营火油业，取得美孚石油在华经销权。叶澄衷又和宁波帮朱葆三经营五金业，并扩大到钢铁、机器和小火轮。英国棉布输人后，宁波商人纷纷向棉布业投资。当振华堂洋布公所成立，宁波帮成员店占全部成员店的一半左右。颜料进口商，以宁波人秦君安、周宗良两家执牛耳。西药业，如著名的五洲大药房，中法大药房都是宁波人开设的。

开埠以后，由于商业兴盛，沙船业也随之兴盛。宁波帮的李也亭，黄耕轩、董友梅都以沙船业起家。后来轮船代替了沙船。“宁波帮”虞洽卿等创办了宁绍、三北、鸿安等轮船公司。到1935年，虞洽卿共拥有大的轮船65条，计9万多吨，占当时全国轮船总吨值13％。

在兴办自己的工业，与外国进口货相竞争方面，宁波帮也做了很多事。刘鸿生创办大中华火柴公司，在同日本、瑞典火柴的竞争中占领市场。项松茂创办五洲固本皂药厂，以固本肥皂压倒英商祥茂肥皂。方液仙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以三星牌牙膏和蚊香，抵制日货金钢钻牙膏和野猪牌蚊香。余芝卿创办大中华橡胶厂，生产双钱牌套鞋和轮胎，抵制日产套鞋和“固特异”、“邓禄普”轮胎。黄楚九创办中法药房，以龙虎人丹对付日本翘胡子仁丹。陈万运创办三友实业社，以三角牌毛巾和被单打退日本铁锚牌。李康年办萃众织造厂生产414毛巾，办中国钟厂生产三五牌座钟。

在上海金融业中，宁波帮的势力尤为突出。宁波帮向执上海钱庄的牛耳，秦润卿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达20年。1897年，由“宁波帮”的严信厚，叶澄衷发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后来实力较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银行）以及四明银行、中国垦业银行等，除上海银行由江苏帮控制外，大都为“浙江帮”所掌握，“宁波帮”银行家很多。加宋汉章、陈笙郊、胡稑芗、李寿山、盛竹书、孙衡甫等等。

宁波帮在上海的力量，又表现在它控制了许多工商业团体。

1902年，上海设立上海商业公议所，这是上海总商会的前身。该所主任一开始就由宁波帮的严信厚担任。次年该所改组为上海华商商务总会，严信厚连任总董，协理则为宁波帮的朱葆三和粤帮徐润，该会继而改组为上海总商会，1912年初选时起至1919年，总理或会长一职，始终由宁波帮朱葆三与周晋镳轮流担任。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因上海总商会操纵在大商人手中，中小商人另组各路商界联合会。1920年总商会会长改选时，宁波帮落选，惟副会长仍由宁波帮钱业头子秦润卿担任。1922年改选，宁波帮宋汉章、方积藩又当选为正付会长．1924年改为由浙人虞洽卿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