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翔

    近来，陆续有人将《资政新篇》与洋务运动加以比较，指出两者之间在欢迎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上的同一性，从而认为《资政新篇》与洋务运动“确实存在着十分明显的联系和若干共同之处”。这种尝试，看到了历史上敌对阵营之间存在着一致的东西，给人以启发，但仅此还不够，我们既应看到《资政新篇》与洋务运动的联系和共同之处，也应看到二者的区别和差异。本文试从文化学的新视角，比较一下《资政新篇》和洋务思想的异同。

    将《资政新篇》与洋务思想加以比较，可见在某些方面，两者共同突破了中国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

    一是对传统“义利观”的超越。中国传统的“义利观”的标榜“重义轻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封建统治阶级实际上并不反对求利的目的，而只是限定了求利的手段，例如鼓吹“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干钟粟”之类，便是公开鼓励人们皓首穷经，通过读书作官以取利，却反对人们从事工商活动去求利，于是读书人讳言利，耻谈利，社会上轻买卖、贬商贾，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为最末，低人一等；同时养成了崇尚虚文，不务实事的陋习，“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注：《洋务运动》第1册，第19页）对此，洪仁玕认为应当挣脱传统义利观的束缚，高声言利，鼓励致富。他把西方专利法规引入中国，“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洪仁玕：《资政新篇》。以下凡引自同一书者，不再加注。）他主张“兴银行”，原因在于“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他又说：“至施舍一则，不得白白妄施，以沽名誉；恐无贞节者，一味望恩，是滋弊也。宜令作工，以受其值。”把人们向来认为的义行善选看作是沽名钓誉，“是滋弊也”，明令应计工受值，以之求利。他还鼓励人们钻研“有用之物”，使之从有益于民生实事”。在《资政新篇》中，多次出现“商农”、“商贾士民”等提法，这不是简单的位置排列次序的颠倒，实际上反映了洪仁玕的想强倾向和他要求提高商贾地位的愿望。洋务论者也公开揭出了“求富”的旗号，所谓“求富”，就是赚钱、逐利。光绪六年，李鸿章奏报：“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微臣创设招商局之和意本是如此。”（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十九，页32。）又说：“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注：《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三，页43。）这是要从洋人手中夺“利”；在国内，同样要“自扩其工商之利”，且在“获利之后，得步进步”，去追逐更多更大的利。他们开工厂，办企业，设银行，毫不讳言就是为了逐利，“名利各有区别，轮船揽载是为利非为名，生意一端未有利不敷而能持久也。”（注：上海图书馆藏未刊资料：《唐廷枢、徐润、张鸿禄上李鸿章禀》，光绪七年。）这与侈谈什么“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叫嚷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唯恐“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注：《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的封建顽固派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洪仁玕和洋务派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义”和“利”不是绝然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的。洪仁玕以是否“有裨于国”作为“义”的标准，洋务派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声称要“抵敌洋产”“以保利权”，在这个前提下，逐“利”也就是求“义”。

    二是传统“本末观”的挑战。延续千百年的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形成了中国“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本末观。历代封建统治者毫无例外都以“重本抑末”为基本国策，而人们也就把“务本”视为天经地义，即使“以末致富”，也要“以本守之”，（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使社会经济长期在一个封闭的圈子中循环，未能获得突破性进展。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则倡导大兴资本主义工商业，他不但着力提高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而且设计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具体方案，主张“兴车马之利”“兴六舟楫之利”、“兴银行”、“兴器皿技艺”、“兴宝藏”、“兴邮亭”，认为这些金融业、交通业、制造业、采掘冶炼业同样是国家之本，“大有利于民生国用”。他制定奖励和扶植工商业的措施，根据创造发明的情况，“器小者赏五年，大者赏十年，益民多者年数加多”；矿藏“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总领获十之一，国库获十之二，采者获十之六焉”；兴邮亭，设新闻馆的重要目的之一，亦是传递“货价低昂，事势常变”的信息，以便“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他十分重视解决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劳动力问题，“准富者请人雇工，不得买奴”，反对奴隶劳动而给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开绿灯。洋务论者同样主张“以工商立国”。早在1862年，曾国藩就做出过“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注：引自刘学照：《论洋务思潮》，《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的概括。其后盛宣怀更明确主张“开关互市，实以商战为上策”。（注：《格致书院课艺》。）张之洞、刘铭传等洋务派大员也曾极力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以商敌商”、“以商制敌”。张之洞表示：对于外国商品，“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二十七，页3。）刘铭传则针对时人所说“外洋以商为国，自强实在经商；中华立国在民，爱民斯为邦本”的论调，认为重商是富国之根本，“商即民也，商务即民业也，经商即爱民之实政也”（注：《刘壮肃公奏议》卷二，“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故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经商。”（注：《刘壮肃公奏议》卷二，“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正是在洋务派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机器业，一批买办、官僚、地主、旧式商人投资新式企业，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在这一方工面，洋务思想遭到了封建守旧思想的激烈反对，顽固派危言耸听，“议者谓广用机器，不啻夺贫民生计，俾不能自食其力”，（注：《洋务运动》第1册，第389页）说什么“奇技淫巧败坏世道人心”，“耕织机器夺农工之业”，力图维护“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和传统国策，在这个问题上，洋务思想和守旧思想是针锋相对，泾渭分明的。“重本抑末”论在中国封建社会内作为一项传统思想和主导国策延续了千百年，它在《资政新篇》和洋务思想面前开始遭到真正的挑战，这在中国近代史下所起的启蒙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三是对传统“价值观”的改变。中国传统价值观是重价值的保持而非价值的增殖，于是货币常常被当作贮藏手段，宁肯将其窖藏起来而不愿投入扩大再生产。这种传统价值观的明显表现之一，是重虚荣而非重实惠，讲排场而非讲效益，“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注：《洋务运动》第1册，第19页）在传统价值观影响下，对西方先进科技不屑一顾，“无事则嗤外国之制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页9。）对此，洪仁玕十分反感：“不务实学，专事浮文，良可慨矣！”他指出：“中地素以骄奢之习为宝，或诗画美艳，金玉精奇，非一无可取，第是宝之下者也。”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高于这些“下宝”，“如火船、火车、钟镖、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见闻之精。此正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者也。”洪仁玕呼吁“以有用之物为宝”，一来试图以此破除中国传统价值，扭转颓废淫靡的社会风气，为引进西方科技、发展近代工业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二来是想促使消耗在高消费领域的社会资金转而投向工业生产，成为发展工商的垫支资本，以增殖价值，“兵强国富”。他后来又写《论财帛》一文，把善用财帛者和封建守财奴加以区别：“吾谓善用财帛者是为财柱，不善用者，是为财奴”，（注：洪仁玕：《军次实录》）嘲笑封建守财奴而对善用财帛的资产者大加赞赏，这与其鼓励货币转化为资本，使价值增殖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在这方面，洋务思想与《资政新篇》并行不悖。洋务运动由“求强”向“求富”的扩展，正反映了洋务思想对传统价值观的突破。他们认为，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因此“必先富而后能强”，（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页33。）于是开始兴办民用企业。如果说军用工业主要还是注重产品使用价值的话，那么，民用企业则主要是追求价值和剩余价值了。在当时，民用企业的资本不可能靠“财匮饷缺”的清政府筹集，而必须招集商股，鼓励私人投资，预约给投资者以红利，力求牟取利润，通过利润的积累以扩大再生产。这样一来就改变了社会货币财富的传统流向，开辟了社会资金流动的新渠道，导引它投向生产领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以“中体西用”为核心的洋务思想，可以在上述突破传统义利观、本末观和价值观等方面与《资政新篇》的精神显得一致，但只要我们进一步探究，就不难发现二者在对下列一些传统观念的态度上，表现出本质性的差异。

    第一，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历来是把自己看作“居世界中央”的“天朝上国”，把其他民族和国家视为“夷”、“狄”、“戎”、“蛮”；不是在平等基础上看待中外交往，而是要“内中国而外四裔”，认为“荒服之外，无非藩属，悉我臣仆”。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封建统治者不得不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认输，鉴订了一系列割地赔款、开口通商的屈辱和约，但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虚荣心和夜郎自大感并未一朝除尽，无论是自诩“驭夷之道不外羁縻”，还是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上的出发点仍是把“夷”看得低己一等，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天朝上国”傲视外夷的愚顽态度。洋务思想虽然比时刻恐惧“用夷变夏”的顽固思想显得开明一些，但“中体西用”论实质上依然是以“中央大国”的迂腐心理出发，不肯以世界众多民族，多种文化中平等一员的位置来界定自身，不愿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的对话和交流。这是传统夷夏观在新形势下的变态反应，到一定时候，这种心理就不难变异为媚外求和，“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页3。）对此，洪仁玕的态度则不同。他嘲笑那种“拘拘不与人交接”的心理和行为是“浅量者之所为”，认为闭关锁国已使中国“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矣”，主张“凡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而“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知、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论实际，且招祸也。”这些表明洪仁玕要求摒弃传统的“夷夏观”，从世界地理的崭新概念出发来看待中国，重新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主张以平等一员的身份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进行平等的交往，“培植对外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注：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26页）正如当时外文报刊所评论的：《资政新篇》主张“应该用自由开放的政策来代替满清政府一向所采取的闭关自守的政策；这样中国就可以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而放弃那种夜郎自大的孤立地位。”（注：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27页）应当指出，洪仁玕要求与各国友好往来，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自己平等地对待其他国家，也要让其他国家平等对待自己，“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这样，就一方面反对了中国传统夷夏观对于外国人的不平等心理；另一方面也反对了资本主义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事实。

    第二，中国传统的“天道观”，即董仲舒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注：班固：《汉书、董仲舒传》。）这种形而上学观念长期禁锢着人们思想，成为封建统治制度永恒化与封建伦理纲常神圣化的理论根据，成为封建统治秩序赖以维持的精神支柱。值得注意地是，这种天道观在肯定“道”不变的同时，并未断言“器”不变。顽固派只是从反面走向了极端，实际上传统天道观为变“器：不变“道”，甚或用变“器”来强化“道”的思想和心理提供了余地。“中体西用”论正是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天道观作为指导思想的。“变器不变道”是洋务派所归结的向西方学习的前提和目的，“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页9。）这不仅使“变”成为很肤浅、很不彻底的，更要害的是幻想把西方先进科技纳入中国封建秩序的轨道，企图以“变器”来作为“不变道”的手段与保证，用西方的军事装备、科学技术的坚胄利爪来强化中国的封建统治，使之长治久安。洪仁玕的思想则与洋务思想表现出不同的趋向。他明确主张：“本天道之自然，以运行于不息”，认为“衣必洗而垢去，物必改而更新，理之自然者也。”（注：洪仁玕：《英杰归真》。）他眼中的“天道”，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运行不息的，运动变化的规律是由故到新。由这种天道变化的观点出发，导致了在他政治上要求“革故鼎新”，要求对封建的中国实行全面的改造。在《资政新篇》中，开篇明义，他就指出：“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然本末之强弱适均，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当时的“时势”，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世界潮流和历史趋势，因此他主张“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实际上就是要挣脱传统天道观的枷锁，否定封建统治制度的永恒性与神圣性，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第三，洋务思想对“西学”的选择是低层次的。“中体西用”论不是把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和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看待，而是企图把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整体构架人为地割裂开来，除了坚船利炮、机器设备、科学技术这些文化元素之外，无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其他先进成份，拒不承认封建传统文化的其他落后面，严格规定吸收资本主义文化的范围，严厉限制向西方学习的趋向，“不师其法，惟仿其器”；（注：宋育仁：《时务论》，光绪年间刻本，页1。）只允许“师夷长技”，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观念则不许问津，“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注：《洋务运动》第1册，第138页）这样就严重地窒息了引进科学技术的生命力，极大地削弱了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效果，实质上仍然是把封建传统文化僵化和神圣化，置文化传统于文化载体——民族的盛衰存亡之上，这正是与其所标榜的“求强”，“求富”的宗旨背道而驰的，“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趋步，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是恃欤？”洪仁玕则超越了洋务思想的藩篱，敢于承认封建的中国不仅在物质文明上远落人后，在精神文明上也落在了后面，“中国从前不能为东洋之冠冕，暂为失色，良可慨矣！”他不仅积极主张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而且通过赞扬英、美等国“技艺精巧，国法宏深”，“礼义富足，以其为最”；通过称道俄国“大兴政教，声威日著”、“成为冠冕之邦”；表达了不仅学习西方“技艺”，也要学习资本主义的“国法”、“政教”、“礼义”的强烈愿望；并模仿“花旗邦”“写票柜举，置于柜内，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是者为公也”的做法，主张“准卖新闻篇或暗柜，”显示出他要采取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使中国政治逐渐民主化的意向。同时，如上所述，他还对中国的种种陈规陋俗、封建观念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资本主义新思想新观念作了宣扬和认同。事实说明，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表现出他对西方的学习不是仅仅孤立地局限在科学技术的层面上，而是扩展到了经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观念等更高的层面；他把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看作为一个整体，各方面不是互相割裂、不可逾越，而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可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核心的洋务思想，虽然在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封闭体系上打开了一道缝隙，开始突破了某些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但是它自始至终以片面的而非整体的、割裂的而非系统的态度，来认识和对待学习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化，表明它在“中学”壁垒上打开的缺口是很有限的，而且还企图以低层次的开放来加固高层次的封闭性。这样，它就把自己置于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它既开辟了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道路，却又堵塞了自己向高层次转化的通途，这就注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后来，洋务派之所以与顽固派同流合污，成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凶恶敌人，这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们本属地主阶级阵营的阶级本性之外，思想上的原因正深深地扎根于此。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则显示出另外一种趋向，从一开始就把学习和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改革视为一个整体。他努力以思想观念的变革来促进和保证经济、政治改革的尝试，使他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就越出了在其之后数十年的洋务思想的认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