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惠莉

一

盛宣怀在世之际其幕僚吕景端等人就已经着手编辑盛氏一生书函等档案资料，计划编成盛宣怀全集。盛宣怀1916年去世时奏稿23卷已编成，此后编辑工作仍然继续，并于1939年有《愚斋存稿》刊刻问世。 尽管《愚斋存稿》仅收录了盛宣怀1896-1911年的政治活动资料，但它为客观地研究盛宣怀提供了最具价值的原始资料。 不过以《愚斋存稿》等原始资料为依据，将盛宣怀作为一历史人物进行学术性研究的工作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开始，迄1949年学界没有一篇受现代史学观念指导的研究盛宣怀专论。 完稿于1927年的《清史稿》中的盛宣怀传属于受传统史学观念制约的研究。《清史稿》编纂者以盛宣怀与辛亥革命时任湖北巡抚的瑞澂单独编为一卷，并在卷末作如下史论：

“论曰：辛亥革命，乱机久伏，特以铁路国有为发端耳。宣怀实创斯议，遂为首恶。鄂变猝起，瑞澂遽弃城走，当国优柔，不能明正以法。各省督抚遂先后皆不顾，走者走，变者变，大势乃不可问矣。呜呼！如瑞澂者，谥以罪首，尚何辞哉？”

出于传统史学立场，史论不能不将主持铁路国有政策的盛宣怀列为导致清王朝覆灭的“首恶”，但同时突出了清王朝覆灭乃时势所趋。至于传文编撰者则有予盛宣怀以尽可能客观评价的用心，全篇不予褒贬地详述盛氏一生事功，并以正面评价的文字作结尾：

“宣怀有智略，尤善治赈。自咸丰季叶畿辅被水葘，嗣是而晋边，而淮、徐、海，而浙，而鄂，而江、皖，皆起募款，筹赈抚。因讨测罗葘之故，益究心水利，其治小清河利尤博。唯起家实业，善蓄藏，称富，亦往往冒利，被口语云”。

所谓“被口语云”是指大量出现在清末民初文人笔下的盛宣怀形象。其中最典型者莫如费行简所曰："宣怀趋炎附势，寡廉鲜耻，迹其生平唯知冒利，可谓白日之魑魅，亡国之妖孽矣"，并称近代以来中国"实业终不发摅，皆宣怀之腐败模型所波及也"。 这样的一批文字影响了民国时期一代人关于盛宣怀的认识。

直至1949年后有生活在大陆的历史老人刘厚生在1950-1957年间著成《张謇传记》，书中作者以历史的当事人的身份记录了相当丰富的盛宣怀政治的、经济的活动事迹。刘厚生著该书有明确的研究意识，注重历史人物"与其时代之背景"的关系，认识到所述历史时期是"中国转变极大的时代"。 尽管如此，刘厚生的著作仍应归于当事人的回忆，与学术性研究还有距离。 关于当事人就盛宣怀其人其事的叙述及评价的认识，陈寅恪先生的下述言论是有提示意义的。1947年前后陈寅恪先生在指导学生作晚清史研究时，对自己不涉足晚清史研究领域的原因有过如下的说明："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作。" 陈寅恪先生的话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关于晚清重要的历史人物盛宣怀的研究性工作直到1949年前后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开始。

随着晚清时代的远离，以及中国现实政局新一轮改变，知识界关于盛宣怀的看法也在悄然改变。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郑振铎主编的《晚清文选》，其中收录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请奏明立案》、《拟办铁路说帖》二文。知识界以新的历史观正视盛宣怀在晚清社会政治史上的地位由此初露端倪。 生于1893年，留学法国，新旧学俱佳，并直至1949年长期在国内从事政党政治活动的左舜生先生，当他1950年代在香港新亚书院、清华书院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下，回忆自己对盛宣怀作为历史人物认识的变化时说：1945年抗战"胜利后阅《愚斋存稿》，始略知盛杏荪（宣怀）之为人，及其在清末建设事业中所处地位之重要，与少年时所得诸流俗之口与不负责任之报章杂志者，乃迥然不同。" 正是出于对已有的著述中关于盛宣怀其人其事记载的失实性，以及近代史研究领域对作为历史人物的盛宣怀研究的忽略的认识，左舜生先生著《清末建设与盛宣怀》一文，对盛宣怀在晚清历史之地位作了如下的阐述：

“（盛宣怀）其在清末政治上地位之重要，不下于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而所从事建设各端，对于国家关系之大，尤远非李、张辈所能及。世徒以其铁道国有政策为引起革命之导火线，乃并其一生之绩业而忘之。又以其身后颇为富有，甚至以之与今日毫无建树但有贪污之腐败官僚相提并论，似欠平允。余因其一生事迹之有关建设者，以实吾随笔，俾今日谈建设者有所借镜，而使一辈大言炎炎其实毫无事业可稽者得稍知愧怍，或于挽回风气一点，不无若干裨益也。”

左舜生先生的看法中有两点是值得重视的。其一，中国社会对盛宣怀的认识评价过多的渗入了现实政治的因素；其二，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要对其所处时代环境予以同情的理解，评价者不能以超乎现实的批判者自居。尽管左先生论及盛宣怀的作品并不具备研究论著的意义，但作为民国时期政坛活跃政治家的生活经验，令左舜生先生对中国社会之现实有充分而深刻的理解，这是他晚年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及盛宣怀作为历史人物的感想有超乎一般人言论价值的理由。另外，1960年代的台湾已经具备重新评价盛宣怀的学术氛围。1960年，时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教授的戴玄之先生在《大陆杂志》发表《盛宣怀与东南互保》一文； 1965年历史学家沈云龙在《春秋》发表《盛宣怀、梁士诒结怨始末》；1949年前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交通部高层官员、此后在台湾任大学教授并经营商业企业的凌鸿勋先生，1966年在《传记文学》发表《盛宣怀与中国铁路》。 其中凌鸿勋先生的文章对盛宣怀在中国早期铁路建设事业上的作为及贡献作出了具体而客观的评价。 在经历了1960年代重新评价盛宣怀的小小的热情时期后，在1970年代中除因轰动一时的钓鱼岛事件有《盛宣怀与钓鱼台》这样题材的文章面世外，台湾学界对于盛宣怀的关注重趋淡漠。在这样的背景下1979年庄练先生在二十二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的意义上为盛宣怀作传。不过这篇题名为《盛宣怀》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是对1960年代台湾学界关于盛宣怀的重新评价的反拨。

二

相比中国而言，日本学界对作为历史人物的盛宣怀表现了更早、并更多的关注。 日本1928年版《现代支那人名鉴》中，就已经有了盛宣怀的小传；此后，日本人编1930年版《分省新中国人物志》、1937-1939年版《东洋历史大词典》、1940年版《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等出版物中都收录有盛宣怀。1955年日本"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还编辑出版了《盛宣怀袁世凯奏议目录》。不过，国外学界最早以盛宣怀作史学专题研究的大约当属美国。1954年美国密执安大学历史教授费维恺发表了题为《盛宣怀传稿：官僚和企业家（1844-1916）》的盛宣怀研究专论。 1958年，费维恺先生又发表了题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的盛宣怀研究专著。 这是国内外第一部盛宣怀研究专著，也是第一部具有学术意义的盛宣怀传记，尽管还只限于盛氏一生企业领域的活动。限于当时的资料条件，费维恺先生"主要依靠了《愚斋存稿》中的已刊文件、李鸿章和张之洞的已刊文件，以及当时的西文和日文资料"。 无论在中文的，还是西文的资料应用上作者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署名的序，关于该书有以下的评价：

“首先，它大量使用了中文、日文和西文的可靠资料。其次，它把近代社会科学的适当观念运用于这些关于东亚的资料。此外，费维恺先生还把中国的经验与日本和西方的经验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比较。我们认为，这一切给今后多种语言和多种学科的比较研究指出了方向，而又不丧失传统的慎密的专题历史研究的优点。------本书关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经济成就和问题、人事和政策、社会和制度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最初近似物，一条基线，并由此绘制出中国长期停滞和革命推进的模式。”

从该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将盛宣怀作为一名历史人物进行学术性研究的价值。值得强调，费维恺先生在盛宣怀研究中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现有公开性资料的发掘应用，尤其是在《北华捷报》、《马士通信集》等西文资料的应用方面， 令该著在三十年后有关盛宣怀档案资料大量开放的1990年出版中文版时，仍然受到大陆历史学界的极大重视。大陆学者王庆成关于该书的评价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承认了盛宣怀研究的历史的和学术的价值，谓：

“《中国早期工业化》在前三章中分析了官督商办企业存在时期的社会环境和盛宣怀的个人素质，并在后三章中把这些社会情况和人员的因素与官督商办企业的兴衰过程结合起来，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如从传统价值观、官商关系、地方权力等方面分析了官督商办企业发展的阻力；从儒家精神、家族纽带、地方主义等方面分析了盛宣怀发挥'企业家功能'的困难，所以《中国早期工业化》不仅研究了经济史和社会史，而且体现了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结合。这无论对于我国的经济史学者或社会史学者也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至于费维恺先生该著在史料运用上的成就，则早在1960年代已经得到大陆学者的首肯。南京大学的陈恭禄先生在其1963年著成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一书中，将费著作为外国人编著中国近代史籍的成功范例予以推崇。见陈恭禄如下的陈述：

“外国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著作，受到文字的限制，多不能利用中国史料。中国通研究的方面，常偏于古代，由于近代史料繁多，不易于掌握，古代史料较少，虽文字稍难，但易于熟读。这是旧时的情状，近来显有不同。年青的工作者有良好的中文训练，阅读大量史料没有困难，又能阅读其它外国文的记录，研究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史者渐多，并有不少的著作，试以范勒威克A.Fenerwerkee所著《中国早期工业化》Chinese Early Industyalization 一书为例，以概其余。作者利用中国方面的史料，有相当的完备，并参考英、美及日本的记载和书籍，写成此书。作者先述中国近代经济背景，财政情况及买办阶级的兴起。书的主要部分，是叙述盛宣怀在官督商办名义下经营的企业。------作者详叙其经过，并有具体的情节，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工业化的发展。”

值得指出在1958年的《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后，1964年费维恺先生又有《19世纪中国的工业化：汉冶萍公司的实例》一书出版。费维恺先生关于盛宣怀及其事业方面的研究成果，足以反映在他1988年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文版所作序文中对盛宣怀的评价上。其评价盛宣怀：

“与更为典型的晚清官僚相对照，在某些场合盛宣怀是一位真正富有革新精神的经营者，这与其企业的业务成就至为相关。他的才智和随时别出心裁地注意细节--他在1899-1910年对商约谈判的处理就是如此--或许使他未能获得应有的信任。在当时的普遍困难的环境中，他的行动常常是与众不同的。------晚清政治缺乏上下联系仍然是盛宣怀的工业冒险的直接成果较小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像现在一样，官僚政治、经营管理和经济效益的问题都是重要的变项。但是与同时代的其他企业相比，这些因素在盛氏企业中的消极作用要比在其他企业中少一些。”

左舜生先生通过对本国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体验，结合关于历史资料的研读所产生的对盛宣怀同情的理解，在作为异国人费维恺先生就盛宣怀个人及其事业的资本主义因素进行的客观研究中得到相似的体现。

日本学界于1960年也开始出现盛宣怀研究的专论，即后来为东京学艺大学历史教授的中村义先生发表的论文：《清末政治与官僚资本--以盛宣怀的活动为中心》。中村义先生是在费维恺先生的成果基础上对盛宣怀的进一步研究，以下其论文的"前言"部分在了解作者研究之动机及方法途径方面是值得重视的：

“距今八年前的1952年，为了撰写毕业论文，我曾把整整一个暑期的时间用于摘录《愚斋存稿》。转瞬之间，八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在这八年的时间内，无论国内或国外方面，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都已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发表了不少的研究著作。其中，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被看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而试图加以论证者尤多。人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所抓的具体问题是形形式式的，如帝国主义在华修建铁路、开掘矿产以及中国的回收利权运动等等。在这方面的研究当中，盛宣怀总是做为一个重要人物而屡屡被提到，从而《愚斋存稿》一书也就成为第一手资料而从多方面被人引用了。尽管如此，对于盛宣怀本人的具体活动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章还没有发现一篇。一般只是给他贴上一个官僚买办资本的标签就算完事。------幸好去年突然看到美国出版的《中国早期工业化》一书，此书恰如其副标题所示，是盛宣怀的一本评传，也可说是迄今为止第一本集中论述盛宣怀的专著。------该书的压卷部分是对招商局的分析，对于该局的经营方式、人事演变等等都做了细密的分析和整理，只是在时间上仅仅停留在十九世纪以前，竟然把二十世纪初直到辛亥革命这段时间给脱漏了，而这一段时间恰恰又是盛宣怀政治生涯中意义最关重要的时期。因此，在清末政治史和经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一段时间，在研究上可说还是一片空白。基于此种情况，本文想在资料容许的范围内，对于导致辛亥革命的许多因素（例如上层官僚之间的勾心斗角及其与立宪派的矛盾和勾结等等）略作分析，并由此来对盛宣怀的一生进行若干考察。辛亥革命勃发之时，李鸿章、张之洞已死，袁世凯受黜，当时做为汉人大官僚而在清政府中枢部门与满清朝廷命运与共的，只有盛宣怀其人。基于这一事实，就更有必要对清末这一段历史时期进行些研究和分析。有鉴于此，本文不揣浅陋，想对同治中兴以后直到辛亥革命这大约四十年间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一些简单的探索。”

中村义先生出于对原始资料的研读而发生、并长时间地保持研究盛宣怀的兴趣，由此他能对费维恺先生著作的面世有及时的反应。 也正因为如此，不但中村义先生关于费维恺先生著作的高度评价以及指出该著在盛宣怀评传意义上的不足值得重视，而且他关于1950年代日本以及中国大陆有关盛宣怀评价的感想也客观而真实。 中村义先生对于盛宣怀的关注显然是长期性的，在他出版于1979年的专著《辛亥革命史研究》中有盛宣怀研究专论：《清末政治与洋务派》一章。 就盛宣怀传记的意义而言，中村义先生的研究补充了费维恺先生研究在清末一段的忽略，尤其是在盛宣怀与日本关系问题上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应用的资料有《日本外交文书》、《宗方小太郎文书--近代中国密录》、《山本条太郎传记》以及高木陆郎的《日华交友录》等。

三

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是在洋务运动评价的意义上涉于盛宣怀研究的。 据夏东元先生《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一文，可知大陆1950年代后期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争论缘起于1957年《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出版，主编孙毓棠先生为该书所作题为《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与工业无产阶级的诞生》的长篇序言，关于中国近代洋务工业企业的评价引发了争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关于盛宣怀的评价，虽然表面上出发点已从传统道德批判立场转移向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评价历史人物的立场， 但所得结论相对于晚清、民国以来彻底否定盛宣怀的社会看法没有任何变化。在1950-1960年代之间，大陆在评价盛宣怀问题上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为北京大学的邵循正先生。 邵循正先生在对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研究中，"特别重视当时研究极少但在买办官僚势力中极为重要的盛宣怀的作用"。 在他的主持下对上海图书馆馆藏盛宣怀亲笔函稿的部分进行整理和标点，并于1960年以《盛宣怀未刊信稿》为书名出版。这是自《愚斋存稿》出版以来，再次有盛宣怀研究原始档案资料的面世。邵循正先生为《盛宣怀未刊信稿》的出版撰写了题为《说明》的导言，该文"不仅是对函稿重要内容的介绍，同时也是一篇盛宣怀研究的概括提纲"。 足以反映邵循正先生关于盛宣怀评价倾向的是《说明》一文中的如下用语：

“这部虽然已是不全的'亲笔函稿'，可以当作一种'清末官场现形记'看；更重要的，这也是帝国主义通过地主阶级和买办势力奴役旧中国的一个很典型的记录。对 于研究中国如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这是一种很有用的史料。”

此后，邵循正先生"所写的其他各篇有关论文中，都有大量对盛的评价与分析"， 这方面最重要的论文为1964年的《论郑观应》。

由于种种原因，1949年后很长时间内大陆在盛宣怀研究方面的建树主要以整理出版研究资料为代表。继《盛宣怀未刊信稿》整理出版后，再次大规模有组织地对盛宣怀档案资料进行整理工作，在1976年间一种十分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寻找"对批判资产阶级、洋奴哲学有用的材料"--开始。 但时局的变化，导致整理工作的成果并未受到最初规定的政治框架的束缚和损害，在陈旭麓、顾廷龙、汪熙诸先生的主持下，对上海图书馆馆藏全部盛宣怀档案资料作按专题的选辑整理。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于1979年，选辑之二《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于1981年，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下）于1982年，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一）（二）分别于1984、1986年出版。 原始档案资料的发掘及逐步公开的过程，已经潜伏了研究者关于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善，大陆盛宣怀研究全盘否定的局面势不可免地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看法和动机。除了《辛亥革命前后》一辑中有选择地收录了1912年盛宣怀与孙中山之间的数件重要信函外， 几件与孙中山1894年事迹相关的重要盛宣怀档案资料也在1980年公开于世。 这样的动向也充分地表现在主持编选者为《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各辑撰写的《前言》中。其中以1979年5月出版的《辛亥革命前后》一辑的《前言》，对盛宣怀的介绍当最有代表意义：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又字幼勖，号愚斋、止叟，江苏武进人。他从1870年开始充当李鸿章幕僚，进入官场后，运用官督商办和商办的形式，陆续经办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局、汉阳铁厂、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等新式企事业，并担任这些企事业的督办、总办或董事会长。他在清政府的官职也步步上升，从海关道擢至邮传部大臣，并先后参预了一些重大外交活动，倡办了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成为晚清炙手可热的大员。”

撰文者在力求中性地介绍盛宣怀事功的内容中已经包含了某种积极评价的因素。甚至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立场问题上，《前言》也力求回避直接指责盛宣怀，只是说明该辑资料"反映了清朝政府和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破坏和篡夺革命的全过程"，展示了"革命前夕清朝政府内部的腐败和倾轧，以及革命后光怪陆离的政坛变幻"。

由于缺乏必须的资料，笔者难以断言台湾1960年代的重新评价盛宣怀与当时岛内引进外资建立出口加工区的时政背景是否有关，但1980年代大陆学界关于洋务运动的重新评价，确实是发生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之时政背景下。在自1950年代后期开始的洋务运动评价中始终坚持予以某些肯定评价的夏东元先生，在1980年代重新评价的热潮中首先涉足于盛宣怀的重新评价。夏东元先生基于参加1976年后的盛宣怀档案资料整理工作，在以盛档资料为依据撰成专著《郑观应传》的当年，即 1981年在长春市的省级刊物《社会科学战线》发表题为《论盛宣怀》之论文。至1988年，夏东元先生又有篇幅达三十七万余字的专著《盛宣怀传》出版， 这应该是国内外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研究盛宣怀生平事迹的传记。夏东元先生在该书的"代序"中，对盛宣怀作了如下评说：

“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顺应这种趋势，并促进其发展者，在这一点上就是有其进步性和贡献而应予以相应的肯定；反之，阻碍这种趋势发展者，则是退步落后甚至是反动的，在这一点上就应给予否定。盛宣怀站在清王朝立场上，曾参与和策划过镇压人民起义和革命，并在其后期发展了买办性，，但其一生主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力经营者，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历史地位。”

值得指出，尽管作者在时代社会进步的意义上予盛宣怀在近代企业领域的活动以充分的肯定，但是对于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则基本上是否定的。这种对盛宣怀一生活动的两分法的评价成为夏东元先生此后盛宣怀研究的基调。

在此不能不提到在大陆近代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评价基本达到共识的背景下，整个1980年代对盛宣怀的评价则并没有大的变化。就是夏东元先生的企业活动领域肯定，政治上否定的两分法的重新评价在大陆也几乎是一家独鸣。1980年代大陆知识界普遍的关于历史人物盛宣怀的感想，从著名的知识人刊物《读书》1981年第11期刊载《妙手空空话官商——记邵循正对盛宣怀的一段"录象"》文章的题名中，可以得到深刻的印象。 除了传统的道德评价立场外，不能不提及大陆近代史研究领域某些固有的认识在1980年代基本已经开放的政治环境下对研究者无形的禁锢。由于认定辛亥革命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1980年代在早期资产阶级的意义上对包括买办在内的绅商人物及他们参与洋务运动的活动言论，都予以甚为积极的评价，在追究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之失败原因时，在理论上就不能不将之归咎于政府方面。研究者在逐渐对李鸿章，尤其是在对左宗棠、张之洞等高层官僚在洋务运动中的主导者、组织者的地位予以肯定的情况下，盛宣怀这样直接具体参与企业活动的官僚则就成为承担罪责的人物。1980年代关于近代企业"官督商办"体制的大量论文，都对绅商方面的言论予以更多的信任，对他们固有的弱点也予以更多同情的理解，批判的锋芒主要地集中在作为政府代表的"官督"一方也就势在难免了。 而且被推绎到洋务运动时期结束以后，即甲午战后的以铁路创办为中心的近代企事业活动之中，而不能兼及时代政治的变化导致企业活动中绅商与政府、地方与中央关系上发生必然性变化等诸多因素。由此人为地构想出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沿海、沿江城市中出现了相当成熟的近代的商人阶级及其健康的组织团体——商会，而无意识到作为盛宣怀的对立面的南方绅商本身即是与盛氏具有同样属性的横跨官——商两界的历史人物， 两者的矛盾斗争属联系个人利益的不同利益集体的性质，具有十分复杂、十分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的背景。在1900年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下，盛宣怀就以南方绅商社会的代表促动了"东南互保"的实现。在南方地方社会利益问题上，包括在对外关系的立场问题上，盛宣怀与南方绅商社会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对于历史事件过程去作真实的理解，并非简单的是或以成败得失，或以其对外强硬之一时的立场，或以其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态度作为评判是非标准所能奏效的。正因为在认知上的矛盾，大陆近代史研究领域在完全否定盛宣怀1911年铁路干线国有、借款筑路政策的同时，在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与盛宣怀的关系问题上，在此后的孙中山的铁路规划问题上，始终难以有圆满合理的解释，从而成为研究者刻意回避的话题。这也是在有关1901年后的新政时期的社会政治，包括此期绅商社会问题受到研究者广泛重视的1990年代，对于新政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盛宣怀的研究则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的原因。而新政时期盛宣怀政治的，尤其企业领域的活动则正是研究作为历史人物的盛宣怀的重要一环。

当1999年大陆对1949年以来的近代史研究进行全面回顾时，涉及盛宣怀的全部字句只有在辛亥革命研究专题和经济史专题下分别在资料整编的意义上提及"盛宣怀"、"盛宣怀档案"；人物研究专题提及"夏东元的《盛宣怀传》"；近代史料整理出版专题提及"上海图书馆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等极为简洁的数语。 这固然反映大陆盛宣怀研究领域的成果尚薄弱的现状，但是更深刻的是反映了大陆近代史研究界的视界。盛宣怀作为历史人物的积极一面，既不能在洋务官僚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的意义上予以重视或肯定，也不能在绅商如同张謇等的意义上得到认可。盛宣怀在研究者视界下的消失，是大陆近代史研究模式化思想方法的结果和反映。盛宣怀作为一名对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意义的人物，十分尴尬地处在不适宜目前关于中国近代历史解读模式的地位上，既不能否定又难以肯定，只有无视为最佳的处置方式。虽有重新评价洋务运动的政治的和学术的环境，除了夏东元先生的《盛宣怀传》外，1980年代以来大陆在盛宣怀研究领域没有十分值得瞩目的成果就不足为怪了。

相对大陆的状况，香港中文大学整理出版盛宣怀档案资料成为1990年代以来盛宣怀研究领域最引人瞩目的成果。"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自一九八三年开始典藏盛宣怀家传文献：《愚斋往来函电书稿》"。 在吴伦霓霞、王尔敏、陈善伟诸先生的主持下，自1987年出版《近代名人手札真迹》（9册）后，在1992、1993、1994、1997年陆续推出《近代名人手札精选》、《清末议订中外商约交涉》（3册）、《盛宣怀实业函电稿》（2册）、《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3册），以六种共十八册将其典藏的大部份盛宣怀档案资料付诸公开。整理编辑者王尔敏先生如此评价中文大学典藏的这部分盛档资料：

“溯考本资料之遗存至今，实出以盛宣怀之生平珍视。盛氏资料散至各地者甚多。而中文大学所得者，乃盛宣怀留于身边自藏备用之私人稿件。就盛氏观点而言，是即 其生平心血所集之文献。”

凭借整理盛档资料的长期积累，王尔敏先生有1988年《盛宣怀与中国电报事业之经营》、1997年《盛宣怀与中国实业利权之维护》论文，以及1998年专著《晚清商约外交》等研究成果问世。 王尔敏先生的这些论著是1990年代海内外盛宣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在作为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王尔敏先生在1960年代台湾重新评价盛宣怀的基础上又大大地进了一步，见其《盛宣怀与中国实业利权之维护》文中的具体评述：

“晚清工商企业家，俱在恶劣环境中，洋人侵凌下，创造生机，奋力求活。彼辈百川兢流，各自奔趋。而其中经营领域最广，而才识最超卓者，当推盛宣怀，允为晚清企业界一代领袖。盛氏毕生贡献甚多，自无从一一交代。本文惟仅就其肆应外国对手，周旋于外商竞逐之场，为中国新兴企业争取立足之地，亦即维护中国商业利权方面，作一研讨考究，用以考见盛氏作为，或足以改正鄙薄盛氏之俗见。”

大陆1990年代的盛宣怀研究虽然寂寞， 但是关于盛宣怀的评价问题已经也在间接地发生微妙的变化。随着大陆经济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对于借外债发展本国经济的利益有了客观地认同的1990年代，大陆近代史研究领域出现了重新审视二十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南方沿海、沿江城市中，激烈地反对借用外债建设铁路以及中外合资开发内地矿产资源运动的合理性的研究动向。这样的研究以上海的萧功秦先生为代表，见其对"保路运动"提出的质疑：

“保路派的力量还在于，经济排外主义所高扬的道义理念，被商办公司的地方主义与分利集团势力所利用，后者以'爱国'的堂皇口号来抵制政府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来建造铁路的国策，这些地方势力以'反对外国资本侵夺中国主权'为理由来抵制铁路国有，冠冕堂皇地以此来维护地方分利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就在爱国的旗号下取得了'话语霸权'，把民众中的朴素的爱国情绪激发起来，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混杂着既得利益的自私算计与爱国主义的民众激情的保路运动。”

虽然作者没有直接地涉入关于盛宣怀的评价，但对于大陆关于盛宣怀在政治方面，尤其是关于盛宣怀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立场问题的评价，具有极大的冲击。

编辑本书使笔者得以对海内外盛宣怀研究领域的研究历程有了一次整体性的回顾，由此不能不有如下之感想，所谓"以史为鉴"之本意，是指对已经逝去时代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成果中客观地包含有能为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规划或设想，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的内容。历史经验于现实借鉴的客观可能性，完全取决于对历史过程的客观而真实的揭示。在盛宣怀研究领域恰呈现出相反的迹象，是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在为研究者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方面打开了方便之门。我们对于重构已经逝去时代的历史过程的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若有实现"以史为鉴"古训的意愿，最起码地要作到真诚地面对现有的史料，面对已有的中外研究成果。当我们在历史研究的视线下，发现中国的社会发展演变绕过了一个大的圆圈又重回历史上曾有过的那一相似的位置时，我们关于那一时代发生的事件和人物应该更易于给予同情的理解，在这样的基础上对事件、人物的历史地位就可能给出更合乎科学和实际的评价。

上海是盛宣怀一生事业和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城市，1980年代以来的现实生活似乎激活了历史洒落在这座城市中的旧尘遗迹，令笔者在阅读盛档资料时每每有时光倒流，盛宣怀生活在此的那一时代场景再现的特殊感悟。生活在这座城市的研究者是有理由能为盛宣怀研究作出符合"以史为鉴"古训要求的些微贡献的。作为一名有心在盛宣怀研究领域有所作为的研究者而言，我十分感激盛宣怀的故乡之地--常州市政协对盛宣怀研究活动的长期扶持和组织工作， 尤其是这次编辑盛宣怀研究论文集，为我提供了这样一次全面了解该领域研究历史及现状的机会。再次深表谢意。

（该文刊于《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愚斋存稿》共100卷，1—20为奏疏、21—23为电奏、24—100为电报。值得说明，因《愚斋存稿》第88—100各卷分别附以“电报补遗”或“电报总补遗”标题，从而有所谓“补遗12卷”一说；至于《愚斋存稿》附《东游日记》一册，则不在这一百卷内。《愚斋存稿》除有1939年盛氏家族“思補楼藏版”刊印本外，还有1942年北京“修绠堂书店”的重印本。

《愚斋存稿》所收《盛宣怀行述》，乃其子盛同颐等对盛氏一生事迹所作全面陈述。

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第二所，北京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辽宁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辽宁大学印刷厂1981年）一书中附录一《解放前的部分论文资料索引》等书，迄1949年没有关于盛宣怀的专题论文。不过查有1947年《知识与生活》刊《买办盛宣怀》等文章（据上海图书馆冯金牛等编《盛宣怀研究目录》（打印件））。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814、12812页。据《盛宣怀行述》记盛氏“办理赈之始”为“辛未（1871）畿辅大水”，所以《清史稿》文中“咸丰”当系“同治”之误。

沃邱仲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第321页。其它如胡思敬《国闻备乘》、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凤冈《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中关于盛宣怀事迹记载均属此类倾向，更勿论《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及《九尾龟》等小说中影射盛宣怀的人物形象。

《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2、3页。刘厚生参与清末江苏铁路公司及预备立宪公会，与张謇、郑孝胥关系密切。

《清史稿》中的盛宣怀传文基本上是以《愚斋存稿》中所收《盛宣怀行述》为依据，所以也属此类。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1997年版，“自序”第1页。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对两位在企业活动中有相当共性因素的张謇和盛宣怀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大陆近代史研究领域基于张、盛二氏在辛亥革命中的立场问题也长期延续这种评价特点。刘厚生述亲历的清末民初事件及人物，难免有失公允。如郑逸梅评刘厚生的文史作品：“刘厚生与洪述祖相稔，因此谈及宋教仁案，对洪颇多恕辞”；评费行简：“为王湘绮弟子，故其所著《近代名人小传》即首列湘绮，而叙述特详，且多夸誉”。见郑逸梅《艺林散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3、164页。

上海世界书局1937年出版《清代七百名人传》在实业编交通目下收《清史稿》盛宣怀传文（只有个别文字修改）。民国时期少量正面评价盛宣怀的文章均就事论事地具体落实在赈务、新式教育及实业事上。如《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刊》（1936）的《本校创始人盛公杏荪小传》。另外，汪兆镛1938年辑成《碑传集三编》，该书“部院”目内收陈夔龙、陈三立分别所作盛宣怀《神道碑》和《墓志铭》（原收在《愚斋存稿》）。

左舜生《春风燕子楼——左舜生文史杂记》，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左舜生先生《张謇及其事业》一文，对张、盛二氏都有好的评价。左舜生（1893—1969）小传参见《民国人物传》（第三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8—214页。

《春风燕子楼——左舜生文史杂记》第154页。1970年代后期台湾庄练作《盛宣怀》一文，在结论评价部分引用了这段文字（但称“吴相湘先生所撰的《清末建设与盛宣怀》一文”），并主要以盛宣怀敛财数额巨大为出发点，对左舜生先生的观点表示了非议。庄练先生文谓：“民国以来，许多人谈起盛宣怀其人，莫不视为藉官办实业而侵渔发财的腐败官僚”，只是从盛氏实行铁路国有政策直接激发了辛亥革命的意义上认定他为二十二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见《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华书局1988年版，（下）第319—320、259—263页；（上）《序》第3页）另外值得指出，庄练先生该书虽然引用多种史料，但不作出处，在体例上以及文章先期在报刊“新文艺副刊上发表”的形式，都表明该书不能以严格的学术著作看待。

王尔敏《戴玄之教授传》，《民清以来民间宗教的探索——纪念戴玄之教授论文集》，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

凌鸿勋先生小传见《民国人物传》（第九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

其他还有历史教授李守孔1969年发表于《传记文学》的《杂谈盛宣怀的事功》；韩国学者闵斗基1970年发表于《大陆杂志》的《与戊戌变法有关之新史料——盛宣怀戊戌七月所呈〈练兵说帖〉》。

庄练（1925— ）浙江杭州人，任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要著作有《明史偶笔》、《明代驿遞制度》、《明清史事业谈》等。

盛宣怀1916年去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初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未收录盛宣怀。查《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一书附录《解放前的部分论文资料索引》中，收录民国时期《国闻周报》等报纸杂志上的“名人录”“时人汇志”“人物传”“人文志” 专栏的题名，也未见有盛宣怀。

参见《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一书附录《引证外文书目》，第358—360页。

该文载《国际和区域研究委员会中国问题论文集》，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

据华东师大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戴银凤对于《亚洲问题研究杂志》（密歇根大学亚洲研究学会）的检索，其中无盛宣怀研究专论发表。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文版序言》第1页。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序》第1页。

马士在1885年8月—1887年8月受李鸿章委派在轮船招商局任顾问，并直接对当时任登莱青道的盛宣怀负责。见《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第188—189页。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前言》第2页。这部完成于1958年的著作于1990年在大陆出版时仍能受到如此的重视，一方面说明该著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则也说明在1980年代大陆近代史学界关于洋务运动、官督商办、资产阶级产生等诸多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在方法及史料应用发掘等方面的不足。1996年王尔敏先生评价费维恺该著，“本书系研究官督商办观念的先驱著作”。见《盛宣怀与中国实业利权之维护》，（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期。

陈恭禄（1907—1966）江苏丹徒人，192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历史系，先后执教于金陵大学、武汉大学，1949年后长期任教南京大学，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后转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系作者“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时的讲义，1964曾由南大印行少量，供内部参考”。陈恭禄先生不但肯定费著有关盛宣怀史料运用的成功，而且认为“其结论，颇有参考的价值”，在概括费著关于盛宣怀企业活动经历时也未就盛宣怀作任何评价。见《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版，“出版说明”；第339—341页。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文版序言》第1页。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该文原发表于东京教育大学亚细亚史研究会编《东洋史学论集》第六期：《中国近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东京教育出版社1960年版。

1965年（台北）《清华学报》发表（香港）全汉升先生《评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与官督商办〉》。全汉升先生从1940年代开始研究晚清工业企业，1949年曾在大陆发表《清末汉阳铁厂》论文，1972年在香港出版《汉冶萍公司史略》。

参见孙毓棠先生1950年代研究清末铁路借款问题的系列论文，其中《粤汉、川汉铁路借款问题（1898—1911）》一篇直接涉及盛宣怀的评价。该文应用《张文襄公全集》、《愚斋存稿》等史料，但其研究建立在以“半殖民地化”的中国与“帝国主义”的中外关系定性的基础上，所有历史人物也由此在阶级属性意义上作了更进一步的定位：张之洞“封建官僚”、盛宣怀“大买办官僚”、“‘绅商’资产阶级”。孙氏以“明目张胆的卖国行为和反动透顶的高压手段”等用语评论盛宣怀的干线国有、借款筑路政策。见《抗戈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7、223、225、216、226页。

《辛亥革命史研究》东京未来社，1979年版。《清末政治与洋务派》共有五节：第一节、盛宣怀的登场；第二节、官督商办；第三节、反盛宣怀政治势力；第四节、失脚与亡命；第五节、日本与盛宣怀——以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为中心。中村义先生现任日本二松学舍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部教授。

日本在盛宣怀研究方面的专题论文值得提及的还有深村健二：1966年《清末洋务运动的展开——盛宣怀“自强大计”》、1969年《洋务运动的遗产——论盛宣怀的企业经营》；滨下武志：1980年《中国通商银行之设立与香港上海银行——论1896年盛宣怀的设立提案》、1981年《清末中国银行论与中国通商银行之设立——1897年盛宣怀设立提案的批判和修正》。滨下武志先生现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著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等著作，其中《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有中译本。

1950年代初中国史学会主持下编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共八辑，在《洋务运动》一辑全文收录原刊于《愚斋存稿》的盛同颐作《盛宣怀行述》，但《辛亥革命》一辑则未从《愚斋存稿》取材。

夏东元《晚清洋务运动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孙毓堂（1911—1985）无锡人，清华大学历史系出身，并数度任教该校，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及有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经历。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中外关系史。

1970年代后期台湾庄练作盛宣怀传，对盛氏的否定仍然主要的出于道德评判的立场。见《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第317—318、319—320页。

邵循正（1909—1973）福州市人，清华大学研究院出身，先后留学法、徳，并有赴英研究的经历。在元史研究领域有深厚的造诣及成就。

张寄谦《邵循正先生传略》，《素馨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6页。

《邵循正先生传略》，《素馨集》第497页。

《盛宣怀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说明》第6页。

《邵循正先生传略》，《素馨集》第497页。

《论郑观应》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发表于1964年4月22日、5月5日《光明日报》。洋务运动评价的争论及《盛宣怀未刊信稿》的出版都在一定意义上促动了大陆盛宣怀的研究，但数量上是极有限的。1960年代初，学术刊物发表的盛宣怀研究专论，一是1961年吴纪先先生的《盛宣怀与辛亥革命》，二是1962年陈诗启先生的《盛宣怀的资本及其垄断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论文都对新出版的《盛宣怀未刊信稿》有所应用。

《这里也是战场——访盛宣怀档案资料清查组》，1976年6月12日《文汇报》。

自1976年在十分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引发的盛档资料有组织的整理出版以来，上海盛档资料的进一步整理，以及公开利用方面的工作基本上没有大的进展。至于1970年代后期已经编定的数种盛档资料的出版情况如下：选辑之五《中国通商银行》，直到2000年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慨允资助出版”的情况下得以出版；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得“兰生（集团）公司和上海对外服务公司”的“慷慨相助”，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承德国友人克劳斯·梅里斯先生慧眼识珠，为拯救我国的珍贵资料，慨允资助”，两辑同在2001年先后面世。选辑之八的《轮船招商局》，亦因“招商集团董事长秦晓及总裁傅育宁慧眼识珠，为拯救我国近代行业史的珍贵资料，慨允资助”，于2002年出版。至于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三）至今尚未出版。

《辛亥革命前后》所收1912年盛宣怀、孙中山间信函并不全面，夏东元先生抄录的其余数件，参见易惠莉《中国第一代实业家——盛宣怀》，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4年版，第122—124页。

沈渭滨《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8—94页。1894年“孙中山劝李鸿章革命”的问题，在1980年代中后期受到大陆和台湾近代史研究界的关注，与这批资料的公开有重要关系。参见苑书义《“孙中山劝李鸿章革命”说质疑》，《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

《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前言》第1、2页。《前言》指出，据盛宣怀档案编选的《愚斋存稿》，对“认为有碍盛宣怀官声、私德的都不收或作了删改”。

《盛宣怀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盛宣怀传》“盛宣怀新论”第2页。1998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夏东元先生《盛宣怀传》（修订本）关于该评价未作任何变动。

《读书》1983年第2期又发表同一作者的《盛宣怀的为官之道》。1980年代发表的数量不多的有关盛宣怀研究的论文，除夏东元先生外，对盛宣怀的评价基本是全盘否定。

大陆1980年代解析洋务运动历史现象和过程的研究模式只是淡化关于历史人物的阶级定位，但事实上并未真正的摆脱1950年代的研究框架。值得指出同期西方研究论著中也有相似的表现，如专事近代早期中西方商业关系及买办问题研究的郝延平先生，关于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对中国早期工业化影响的评述：“1883年的经济危机是官僚资本主义产生的转折点。由于胡光墉不能再追求设立长江沿线电报的利益，这个计划后来由盛宣怀主持的新设立官督商办中国电报总局着手进行，------。象徐润、唐景星和郑观应那样既有专门知识、又有企业精神的商人离去以后，------轮船招商局在盛的管理下，这家中国公司几乎毫无进展，------。1883年以后，不幸以盛宣怀为首的官僚紧紧掌握了官督商办企业（它们是中国工业化的早期先锋），在中国工业发展中，官僚主义开始比企业精神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见《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页。

专事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问题研究的法国研究者白吉尔先生，在其1980年代初的论著中提出“由于以官僚和绅士为一方，以商人为一方的合作的日益增强，也由于这两个集团的部分融合，商业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诞生了。------在20世纪的前十年里，它进入其发展的最佳状态，此时它事实上完全建立在作为个人的企业领导人介乎官僚和商人之间的基础上，例如张謇或严信厚”。并论述张謇：“他进入商界后，却没有离开士绅的行列，他的聪明才智使他一身而兼二任，既是传统的士大夫，又是现代社会的精英”。见《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8页；《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62、232、254、296页。

《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王尔敏《绪言》第1页。

《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绪言》第3页。王尔敏先生称在已出版的六种共十八册外，香港中文大学典藏盛宣怀档案资料“尚可选编至少五种”。《盛宣怀与中国实业利权之维护》，（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期，第43页。这批“盛宣怀留于身边自藏备用之私人稿件”有一部分现仍归盛宣怀曾孙盛承宏先生收藏。

另外王尔敏《王韬生活的一面——风流至性》一文对于盛档资料的应用，不但于王韬的全面理解有价值，而且于盛宣怀的广泛社会关系的理解及其生活一面的了解，也有同等的价值。《王韬生活的一面——风流至性》，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5年）第二十四期（上），第255—258页。

另外，王尔敏还谓：“我人所当肯定盛宣怀之点，在其于中国毫无经验毫无前例情况下，大胆开创各类西式企业，苦心经营，其胆识毅力，明敏干练，俱当予以肯定。同时必须面对洋商竞争，防备列强吞噬国家权益。盛氏尤掬尽心血，倾尽智虑，务求中国工商自立自主。”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期，第8、42页。

整个1990年代，国内学界发表的盛宣怀研究的专论有36篇，介绍资料的有3篇，虽其数量远多于1980年代，但在重要成果意义上衡量，则远不及。

萧公秦认为盛宣怀接手铁路事务后签定的铁路借款合同，较其前任张之洞主持下签定的草约对中国更有利。见《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08、292页。

1994年常州市政协为纪念盛宣怀诞辰150周年召开了首届“盛宣怀纪念会”，1996年常州市政协主持成立了“盛宣怀研究会”，2000年盛宣怀研究会召开了首届“盛宣怀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