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后铨

“李文”对招商局早期（1873—1884年）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对唐廷枢等主要负责人任意贬低。笔者感到，这不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一、“李文”是如何贬低唐、徐的？

“李文”是通过将盛宣怀与唐廷枢、徐润相比较，从而抬高盛宣怀、贬低唐廷枢与徐润的。试看下述几例：

例一，唐廷枢、徐润“商运上虽有突出贡献，似乎盛宣怀贡献不能相比，而且事事都以信函和电稿的方式向盛宣怀请示汇报”（动态第7页）（注：这句话有语病）

例二，“总办唐廷枢凡有事也必须与盛宣怀联衔向北洋请示”（动态第4页）

例三，“（唐、徐）负责的招股，也主要是靠盛宣怀承揽的大笔运输份额诱惑招徕”（动态第7页）。

例四，“（盛宣怀）运输份额远远大于唐、徐所筹股本的47万两，而且大于唐、徐具有商人倾争的商运”（动态第6页）（注：这句话也有语病）。

例五，“盛宣怀对自己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在这一阶段的觉悟似乎应该超逾唐、徐之上”（动态第5页）。

例六，“盛宣怀对招商局的成与败较唐、徐专一”（动态第6页）。”

例七，“这一时期盛宣怀的业绩是主要的，唐徐贡献应该是四六开（动态第8页）”（注：这句话同样有语病）。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简言之，按“李文”的说法，开创时期唐廷枢、徐润在局中的地位、思想觉悟、事业心、招徕股份以及所占运输份额等方面都远远不及盛宣怀。

我实在佩服“李文”丰富的想象力，但研究历史不是电视剧创作，是不能进行虚构的。

“李文”就是这样一褒一贬，完全低估了招商局早期领导班子（唐、徐和朱其昂兄弟）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二、1885年之前招商局最高负责人是谁？

接触过招商局近代史的都知道，招商局初创时期（1873—1884年）的领导班子基本上由唐廷枢、徐润、朱其昂、朱其诏、盛宣怀五人组成。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唐廷枢总揽局务并协助徐润负责轮运及招股业务，朱氏兄弟负责漕运事宜，盛宣怀襄办二事。

这一时期，在招商局拥有实权和举足轻重地位的是唐廷枢和徐润，局内外将他俩同时称为总办，招商局最初几年的账略都以他俩的名义向李鸿章禀报，对外发布文告或启事也由唐、徐两人签署，他们在股东中享有较高威望，“大部股东而惟唐、徐之意是从”。唐廷枢在局中享有最高经营管理权，“除运漕归朱道经办，其余劝股、添船、造栈、揽载、开拓航路、设立各处码头，由唐道一手经理。”唐廷枢外出期间，局务则由徐润主持。朱其诏在1877年曾说：“局中事宜全仗景翁、雨翁”（盛档<招商局>第39页）。正如张国辉先生在《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早期招商局里，唐、徐是实力派，既富有船务经验，又能在金融上周转裕如”。1884年之前，招商局领导机构虽有所调整，但唐、徐的中枢地位并没有大的变化。“唐廷枢既熟悉船务，又有广泛招徕资本的社会基础，这方面盛宣怀是难与之比拟的。招商局总办一席似非唐莫属（夏东元：《盛宣怀传》修订本第19页）。但“李文”都不顾客观事实，公然称唐、徐事事都“向盛宣怀请示汇报”，唐廷枢“有事也必须与盛宣怀联衔向北洋请示”。如果正职必须事事向副手“请示”，唐廷枢不是和徐润，而是同盛宣怀“联衔”向李鸿章请示，这不仅违反常理，在档案中也找不到任何根据。我在南京二史馆查了几个月招商局档案，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记载。盛档《轮船招商局》中也没有一条这样的资料。我不知道“李文”这样说有何依据？如果凭空虚构，也是很难使人信服的，也很难自圆其说。唐廷枢与盛宣怀在此期间确有信函往来，这只能是同事之间的交流（包括业务交流），怎么能说唐廷枢“事事向盛宣怀请示汇报”呢？

在1885年之前，盛宣怀虽在招商局负有监督唐、徐的特殊使命，但尚未掌握该局的最高权力，总办唐廷枢没有也不可能事事向他“请示汇报”。诚如夏东元先生所言：盛宣怀“只是唐廷枢的副手，有事必须与唐廷枢等人‘面议公禀’，不得自作主张”。（《盛宣怀传》修订本，第19页）。

三、招商局招股究竟靠谁？

“李文”又公然说，招商局“招股……也主要靠盛宣怀……”。真是天方夜谭。我们知道，到1883年，招商局股份共达200万两，其中徐润一人入股48万两。唐廷枢最少投资8万两，他“凑集商股数十万”，其中包括他的胞弟唐廷庚和唐氏家族成员唐静庵、唐翘卿、唐冠卿等都在招商局拥有股份。朱氏兄弟（朱其昂、朱其诏、朱其莼等）在招商局也占有一定股权。就连在南洋葛罗吧、三宝垅、泗水、新加坡、暹罗等地招股11万两，也是招商局帮办张鸿禄亲自前往招募的结果。盛宣怀早期在招商局的投资只有区区4万两，怎么能得出招商局招股“主要靠盛宣怀……”的结论？

从1883年招商局股本招足200万两后，再没有招收新股。1897年招商局股本增至400万两，不是招徕了新股，而是将一份老股分成了两份新股。1914年招商局分立积余产业公司，航产股达到840万两，同样没有招收新股，而是航产和地产升值的结果。就是说，1883年之后，包括盛宣怀在内的所有股东再没有在招商局投资。我们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招商局早期主要靠盛宣怀来招徕股份。

即令按照“李文”所称：“（唐、徐）负责的招股，也主要靠盛宣怀承揽的大笔运输份额诱惑招徕”。这种说法也没有什么说服力。1885年之前，负责普通商货运输与漕运的分别是唐廷枢、徐润和朱其昂、朱其诏兄弟，盛宣怀只是“襄办”二事。事实上，我们也未见到任何资料能说明“主要靠盛宣怀承揽的大笔运输份额诱惑招徕（股份）”。

夏东元先生直截了当地指出：“招徕股商等事，非在当时还是初出茅庐的盛宣怀所能承担得了的。而招徕商股却是招商办轮局的成败关键。”“盛宣怀在招股集资方面还缺乏能量”（《盛宣怀传》（修订本），第17—18页）。

应当指出，盛宣怀不仅未在招商局大量投资，反而通过各种方法收买其他股东的股份，到1916年盛宣怀逝世前后，盛氏家族已在招商局占股约60%，“实为最大股东”，这是盛宣怀成为全国首富的原因之一。对此，笔者还将作进一步分析。

四、招商局早期的运输份额谁最多？

“李文”称，盛宣怀“运输份额远远大于唐、徐所筹股本的47万两，而且大于唐、徐具有洋人倾争的商运”。这句话虽然欠通，但基本意思人们还是读得懂的：盛宣怀所负责的运输业务量大于唐、徐。

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知道，根据招商局领导班子早期的分工，由唐廷枢总揽并协助徐润负责轮运业务，朱氏兄弟负责漕运事宜，盛宣怀襄办二事。唐、徐对轮运业务是尽职尽责的，盛宣怀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目前我们尚未查到1873—1884年招商局承运货物的数量，根据招商局历年帐略所记，其间共收运费1713万两，显然无法分清谁“创收”了多少，“李文”也未提供任何说明盛宣怀所占份额大大超过唐、徐的材料。

朱氏兄弟对漕运也作出了巨大贡献。1873年招商局规定，朱其昂与盛宣怀共同负责漕运而由朱其昂“专司其责”，他在主持漕运工作期间，不仅建立了一套漕运管理制度，包括分成拨运、包购包运和专人管理制度等，而且事必亲躬，亲历亲为，朱其昂本人在办理漕运、赈运时“事务愈繁，心力交疲”，积劳成疾于1878年病逝于天津。盛宣怀虽协助朱其昂为漕运做了大量工作，但我们无法认同“李文”中这样的观点：“盛宣怀辖下的漕运、官运应该占优”。

五、讨论谁对招商局的成败更“专一”有意义吗？

“李文”说：“盛宣怀对招商局的成与败较唐、徐专一”。这实在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议题。

应当说，无论是唐廷枢、徐润还是盛宣怀，在为招商局效力的同时，都揣着一把自己的小算盘。唐廷枢将自己的轮船放在局中经营，并且开了一批揽载行，谋取私人利益。特别是他受李鸿章委派，出任开平矿务局总办，“兼任招商局总办”（夏东元：《盛宣怀传》第143页）更难把全部精力放在招商局。徐润则在贵池煤矿等企业拥有股份，特别是他1883年挪借局款买卖地产，给招商局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盛宣怀则在李鸿章领导下参与创办电报局等洋务事业，并于1882年出任津沪电报局委员。他仍在政府任职，并“未驻局办事”。

简言之，唐、徐、盛都对招商局有贡献，但对招商局的成败都不“专一”。以此前提下讨论谁对招商局成败最“专一”是毫无意义的。

撇开其它因素，姑且将唐、徐、盛当作纯粹的投资商，谁对招商局的成败更“专一”呢？

前文已述，唐、徐、朱氏兄弟在招商局都有大量投资，投资者当然希望得到相应的回报，希望招商局的事业“蒸蒸日上”，唐、朱氏兄弟对招商局是尽职尽责的。朱其昂早在1878年运漕时因公殉职。朱其诏在任会办期间，从未支领过花红薪水，1892病逝时，“身后萧条，寡妇孤儿，无资糊口，深堪悯恻”。唐廷枢亦于同年病故，“身后凋零，”“子嗣靡依，未能稍食其报”。招商局分别为他们支付1.2万和1.5万两的抚恤金。把自己的大量资产投向招商局，唐、朱氏兄弟已经与招商局结成了命运休戚相关的“共同体”，他们能对招商局的成败不“专一”吗？

徐润的情况要复杂一点，但他作为招商局最大投资商，对招商局的成败也应该是“专一”的。

再看盛宣怀，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他还是非常尽力的，但盛宣怀毕竟负责的企业太多，人又在官场，不可能将全部精力放在招商局，若作为投资商，他在招商局的初始投资只有4万两，没有也不可能对招商局过于“专一”。

因此，讨论谁对招商局更“专一”没有什么意义。

同样，“李文”所谓盛宣怀的“觉悟”超过唐徐的论断既不值一驳，也毫无讨论的价值。仅举一小例，招商局创设之初，“唐廷枢与盛宣怀都主张商本商办，但唐坚持商居于企业的主导地位，此之盛的‘官’居于企业主导地位的意见，要胜一筹”（夏东元：《盛宣怀传》，第16页）。我不愿再费笔墨讨论三人中谁的“觉悟”更高。

综上所述，“李文”所称“盛宣怀的业绩是主要的，（对）唐徐贡献（与不足的估价）应该是四方开”的的论断显然不能成立，我们也不知道“四六开”的标准是如何确定的？

六、如何正确评价招商局早期领导班子？

秦晓先生把李鸿章时代称作是创造招商局第一次辉煌的时期，我认为这个时期主要指招商局早期（1873—1884年）。

招商局早期的业绩是众所公认的。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截至1883年，股本总额达到200万两，资本额（包括股本、官款和借款）427万两，轮船吨位33378吨，先后开辟了江海和远洋航线数十条，并远航美国、欧洲，在江海各埠和南洋、日本遍设分局并增添仓码设施，承运的货物包括普通商货、漕粮，赈粮和其它官物，仅漕粮即累计达到482万。轮运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达到甚至超过外商的水平。其间运费总收入1713万两，总利润292.7两，固定资产总值1883年达到475.9万两。

招商局将经济触角向外廷伸，出资创办了仁和与济和两大保险公司及同茂铁厂筹局属企业，同时在开平矿务局等企业中广为投资或保持其它形式的合作，极大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招商局在同外商的竞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1877年收购了外国在华最大航运企业美商旗昌公司，并迫使英商太古、怡和与之签订齐价合同，取得了与外商大致平等的地位，招商局不仅拉开了中国收回利权运动的序幕，而且在加强海上军事防务、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

招商局早期的辉煌成就是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凝聚着早期领导班子的心血和汗水。

招商局早期领导班子“在事五人，本极一时之选”，他们总体上是团结的，“局中如唐、徐、朱近均和衷”。局领导班子经过80年代初的调整，到1882年大体上由唐廷枢、徐润、张鸿禄、郑观应四人组成，他们发表声明称：“现在局中公事，均由枢等四人会商办理，畛域不分，意见全无”，这是一个较符合实际的评价。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事例，说明招商局早期以唐廷枢为首的领导班子内部虽然也有矛盾和纠葛，但总体上是团结一致的，是奋发有为的，是尽职尽责的，工作也是大见成效的。对招商局早期领导班子应当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不能像“李文”那样，除褒奖盛宣怀外，对唐、徐、朱氏兄弟肆意贬低，全文没有看到什么地方对他们的工作予以肯定。

七、拙著对唐、徐、盛的缺点罗列过多吗？

“李文”指责拙著“对盛、唐、徐三人缺点陈列过多，尤其是把别人对盛的诬告材料作为人物劣迹引入其间；对唐、徐大量劣迹的罗列过多，并且将1882年徐润管局期间大量劣迹、不堪收拾局面，也挪到创局阶段，给人印象好象是招商初期一团混乱。”

我感到，“李文”的作者至少有几大失察之处。

一是没有很好地将拙著翻一下就拿来批判。从篇幅看，专写招商局开创时期“功”与“过”的第二章（1873—1884年）全文（含图片不含注释）约9万字，其中写招商局成就的篇幅8.34万字，写招商局不足（包括各种弊案、并购旗昌的失误及历史局限性等）约6600字，分别占该章篇幅的92.7%和7.3%，怎么能说拙著把“缺点罗列过多”？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看了第二章，都不会产生“招商局初期一团混乱”的印象。

二是将拙著的“分期”搞错了。书中的开创时期是指1873—1884年，而“李文”所说的1882年正是在这个时段之内。史书的“分期”一般要遵循两点：史实发展的阶段性和各章之间的大体均衡。因此，将1873—1884年列为开创时期没有错，错的是“李文”没有很好地翻一下拙著，误将 1882年排除在开创时期之外。

三是将拙著所举事例称作“别人对盛的诬告”。本章9万字中有大约2000字（占2%）叙述唐廷枢、徐润、盛宣怀、郑观应等人及局中其他人员在管理方面的种种弊端，其中谈到4起他人对盛的弹劾，只有短短一行总共40多个字。如果是“诬告”，尽可举证来驳斥。不过我认为，在旧中国，特别是晚清企业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列举这些例子正可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如果不列举这些事例，今天的企业又如何从历史中吸取经验特别是教训呢？

“李文”认为：“作者在事件交代上应该有一个顺序、逻辑。应该先肯定成绩，再谈缺点”。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可惜的是，“李文”本身恰恰就没有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