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观熙

中国通商银行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一家商业银行，也是我国首家获准政府批准发行钞票的银行，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金融企业----银行业的开始。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发行钞票，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政府取消其发行权为止，通商银行的钞票发行期长达38年之久，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发行钞票历史最长的商业银行。

十九世纪后期，欧美等西方大国已经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在全球到处寻找目标，外国洋人看好中国的广阔天地和巨大的消费市场，纷纷来华开设银行、兴办实业，他们的目的企图以此来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从中榨取大量的高额利润。面对这种情况，国内大批有识之士，要求政府仿照西方模式自办银行的呼声日益高涨。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9月26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盛宣怀向清政府奏请，要求朝廷准许创办中国自己的银行。奏折称：”理财之要。……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中国银行既立，使大信孚于商民，泉府因通而不穷，仿借国债可代洋债，不受重息之挟制，不吃镑价之亏折，所谓挽外溢以足国者，此其一也。

盛宣怀在奏折中对国家设立银行的利与害，作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银行仿于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货财，以应上下之求给。立法既善于中国之票号、钱庄，而国家任保护，权利无旁扰，故能维护不敝。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近年中外士大夫灼见本末，亦多建开银行之议。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②

在奏折中盛宣怀进一步对银行发行钞票的益与弊，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议者谓国家银行，当全发帑本，简畀大官，通行钞票，由部造发，如英法等国，财赋皆出入于银行，是户部之外府也。然中外风气不同，部钞殷鉴未远，执官府之制度，运贸易之经纶，恐窒碍滋多，流弊斯集；或致委重西人，取资洋款，数千万金，咄嗟立办，其词甚甘，其权在彼，利害之数未易计度……。③

当时的清政府不但腐败而且无能，对于华人自己设立银行的问题，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统治者一方面害怕洋人的极力反对，给朝廷增添了麻烦；另一方面又深虑新式银行开设以后，财政利权将落到汉族官员的手中，因此一直踌躇多疑、举棋不定。面对英、法、奥、俄等国帝国主义的发难，当时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开明官僚，全力排除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团结翁同和、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等一批政府要员，对光绪皇帝晓以国家利害之得失，最后才获准”奉特旨办银行”的恩准。由于兴办银行目的，是为了”通商惠工”，因此，中国第一家民办商业银行就采用了”中国通商银行”这一名称。

光绪二十三年4月26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正式开业，总行设在上海外滩黄浦路7号，以后陆续在北京、烟台、汉口、南京、无锡、杭州、宁波、定海、汕头、广州、厦门等11个城市设立分支行。中国通商银行初定资本额为规银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以后由户部拨入100万两，总计实收资本350万两），分为5万股，每股100两，其中盛宣怀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出资80万两，电报局出资20万两；各总董每人认招10万两，共计100万两，其余50万两由各口岸、省会华商投股。盛宣怀害怕大量的官股加入，会削弱他的实权；但是又担心假如没有官股，银行不能取信于洋人。因此，他通过朝廷的私人关系，由户部拨入款项100万两，存入中国通商银行，作为生息的公款，并规定在五年后分期陆续归还。

中国通商银行开创伊始，银行的有关管理方式、经营业务、人事制度等均效仿英商汇丰银行；并且聘请在上海汇丰银行任职的英国人美德伦为洋人经理，以便对外联系外商和外商银行的一切业务；又聘请咸康钱庄的经理陈淦（字笙郊）为华人经理，负责联系钱业市场和各个钱庄的全部业务。由此，通商银行的各项业务发展蒸蒸日上。

通商银行名为商办，实系奉旨设立的官商性质，规定”权归总董，利归股商”，其实大权均由盛宣怀一人独揽。首批所设的总董张振勋（弼士）、严信厚（筱舫）、朱宝珊（葆三）、刘学询（慎初）、叶成忠（澄衷）、杨文骏（彝卿）、严潆（芝眉）、陈猷（辉庭）、杨廷杲（子萱）、施则敬（子英）共10人，全部都由盛亲自指派，且大都是官僚重臣和殷商富户，其中亦不乏有丰富经验的实业家，更多的是一批在当时社会具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大亨。

如总董张振勋，字弼士，为南洋华侨巨富。一生热忱振兴实业，先后创办有烟台张裕酿酒公司、机器制砖裕益公司、机器织造布匹亚通公司、玻璃公司、垦牧公司等事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授太仆寺卿，权理粤汉铁路事宜，还曾担任过清政府的南洋商务大臣。

总董严信厚，字筱舫，浙江慈溪人，由贡生入李鸿章幕，候补道知府衔，首任河南盐务督销。光绪十一年（1885年）署长芦盐务帮办，次年开设同德盐号。1887年在甬首创第一家机器轧花厂----通久源，并且投资自来水、电气、面粉、五金、药材等行业，积赀巨万。

总董朱宝珊，字葆三，浙江定海人，为平和洋行买办。早期至上海学徒，后于光绪四年（1878年）在上海福州路开设慎裕商行，经营五金进出口业务，并在沪浙等地开设多家公司，又设各省汇号，同时兼任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总董，长期担任上海华商总会的会长，系宁波帮实力派人物的代表之一。

总董刘学询，字慎初，号问刍，广东香山人，曾经长期担任李鸿章的幕僚，招商局董事等职。

总董叶成忠，字澄衷，浙江镇海人，早年与外国兵舰做生意起家，陆续开设南顺记、新顺记、义昌五金行、伦华缫丝厂、燮昌火柴厂，光绪二十五年时资产已达800万两。

此外，总董杨文骏曾担任芜湖关道；严潆、陈猷两人均为上海招商局董事；杨廷杲为上海电报局提调；施则敬为招商局汉口分局经理。从上述各个总董简历可见，官僚巨贾阶级组成的董事集团，扎实地奠定了通商银行事业蓬勃发展的基础。

通商银行在成立之前，中国各大商埠早已是外商银行林立，当时有英国丽如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荷兰上海和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友华银行、比利时华比银行等十余家外商银行；还有美丰银行、震义银行、中华懋业银行、义利银行、华法银行、华威银行、中华汇业银行等十余家中外合资银行。这些外商银行和合资银行，以中国市场为对象，各自发行自己的钞票，都可以在中国境内畅行无阻地流通使用。清政府对于帝国主义在华银行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无能为力，充份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没落，同时也说明了政府及有关当局听任外国钞票在国内流通，对货币理论知识的极端贫乏，纸币成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重要工具。

通商银行成立以后，先后共发行过8个版次的钞票（附表）。

附表：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钞票版别

版 别类 别  面 额 特   征  备 注

第一版  (1898) 银两票   1两 5两 10两 50两 100两框式花栏、双龙图案珍品

银元票   1元 5元 10元 50元 100元  罕品

 第二版 (1904) 银元票   5元 10元 50元   双龙图案  右侧财神罕品

 第三版 (1914) 银元票   5元 10元 双龙图案  右侧财神稀品

 第四版 (1920) 银两票   1两 5两 10两双狮图案   中间财神   珍品

银元票  1元 5元 10元 50元 100元  稀品

 第五版 (1926) 银元票5元 10元外滩风景   右侧财神   多品

 第六版 (1929) 银元票1元5元(注：1元版有4种) 双狮图 右侧财神  少品

 第七版 (1932) 银元票5元 10元 同第5版式样 少品

（注：本表纸币按国际惯例定级，分别为珍、罕、稀、少、多，五级）

第一版版钞票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行，计有银两票1两、5两、10两、50两、100两，银元票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两类共10种；据资料统计：首版银两票印刷50万两，银元票100万元。这种钞票设计比较简单，钞票正面四周花框围绕，四角面值，中间上首为”中国通商银行”圆形行标，两侧双龙对置，中间篆书”中国通商银行”名称，下为汉字面值；背部均为英文行名、面值等；各版均为黄底棕/红花栏，黑色汉字及红色面值。首版钞票由英国伦敦EnoravedByBarclay&FryLtd承印。由于这一版钞票设计简单，发行不久即发现有伪票，总行急令进行改版。因此这版钞票发行数量不大，在改版时又都全部回收，且大面额者均为样票，故至今已经十分罕见。

第二版钞票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发行，首批150万元，印刷数量435万元，计有5元、10元、50元三种，均为银元票。从这一版纸币开始起，在钞票正面右侧，印有一位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财神图案，并将原英文名称”TheImperialBankofchina”（中华帝国银行）改为”TheCommercialBankChina”（中国商业银行），该版钞票由英国BradburyWilkinson&Co.LdEngraversLondon印刷。

第三版钞票于民国三年（1914年）发行，印刷数量计300万元，仅有5元、10元两种版别的银元票。该套钞票式样仍同第二版，虽然钞票印刷的当时已是民国纪元，据说由于钞票上印有双龙图案，沿袭的大清封建王朝味道太浓，因而末能被民国政府当局获准使用，至今亦已成为不可多得的珍品，印刷厂家亦为英国伦敦BradburyWilkinson&Co.LdEngraversLondon。

第四版钞票于民国九年（1920年）发行，计有银两票1两、5两、10两三式，银元票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式（其中5元、10元有多种色彩的版别之分），两类共8种，其中银两票300万两，银元票1050万元。该版钞票的设计风格已趋于现代形式，原来的财神图案被移置于中间位置，左右两侧为面值；背部的双龙行标亦已改为双狮图案，由美国钞票公司AmericanBanknoteCompany印刷。

第五版钞票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发行，仅绿色5元、红色10元版二种，印刷数量共1000万元。该版钞票正面图案设计又作局部改动，将中间的财神图案又移至右侧，中间置以面值，左侧增加东方华尔街----上海金融中心外滩风景图案，由英国伦敦华德路公司印刷。

第六版钞票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发行，该版均为1元券，印刷数量约500万元。该版纸币式样略作改变，将第五版的外滩风景图案取消，中间面值改为横书；背部双狮图案略作变动，移向上侧。有关资料披露这一版共有1元券绿色、兰色、浅灰色等4种色别，由英国BradburyWilkinson&Co.Ltd承印。

第七版钞票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发行，共有5元、10元两种版别，印刷数量约3000万元，钞票式样、图案、印刷厂家均与第五版相似。④

第八版钞票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向英国订印5元、10元券两种，数量2000万元，后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运回，因此未能发行。

最新出版的《香港钱币研究会会刊》2002年号，刊载有林准祥先生”美国钞票公司承印的中国纸币（1905--1949）”一文披露，美国钞票公司曾经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9月，为中国通商银行印刷5元版上海地名券，当时记录当印量仅为91张。该资料来源系美国钞票公司，于1991年公开拍卖的3册附有中国钞票样本的档案中，记录表明为中国各大银行印刷的钞票。美国钞票公司为中国承印的钞票数额一向很大，各个银行每种面值的印数多达百十万张，其中尤以中央银行及中国银行的钞票印量最大，而以千或百为单位印量的钞票甚少，据此，笔者认为该版5元券应该是样票。⑤

权威的美国KP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纸币标准目录》（WORLDPAPERMONEY）一书，仅刊有1898年、1904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光绪三十年）两版钞票的图录，但是，该书披露有另一种半两的银两票，系前所未闻之物，可惜没有刊登图版，由于没有见到这一枚实物，因此，无法对此版别认同，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此外，戴建兵《中国近代商业银行纸币史》，以及最近出版的《中国近代纸币史》，两书中均说明通商银行共发行有10个版次的钞票，其中有民国六年（1917年）商务印书馆版，但是实物仅见民国三年（1914年）版；另外，民国十七（1928年）、二十年（1931年）版，实物仅见有民国十五年、二十二年版。由于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曾经发行过4种不同版别的一元票，是否将此作为不同的几种版别，也无不可。在能见到的各类钱币资料中，以马传德先生《老上海货币》一书所刊列的通商银行钞票版别，不但最多也最为详细。我们以方法论来研究钱币，以钱币实物为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除此无别。当然，我们更期待新的钱币实物出现，届时将有力地补充文字史料的不足。

本人箧中藏有民国二十一年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第七版）加盖舟山地名券复印件1枚，系旅居美国著名的钱币收藏家柏文（BAIWEN）先生生前所赠送（附图）。该券为5元版，正面上额自右向左楷书”中国通商银行”字样，中间花符内直书面值”伍圆”，下列”凭票兑付通用银圆”二行楷书，下侧”中华民国廿一年六月印”印刷年版，外框小字”伦敦华德路公司印”楷书一行，左旁为上海外滩建筑及黄浦江风景图，右旁为财神图样；钞票四周花栏围绕成边框，四角”伍”字面值，左右两侧加印”上海”地名，内中两边英文冠字：CB、AD，号码为000534；下边两侧分别有”董字长印”、”经理之印”两方红色篆印；背部上列绶带书有英文：TheCommercialBankofChina(意为中国商业银行)，中间圆形花符内为双狮对置，间隔球形”中国通商银行”标记，下为英文面值:FiveDollars（5元），四周及左右两侧均为阿拉伯面值”5”字，上侧左右亦为英文冠字及号码，中部两侧分别由董事长及总经理的英文签字，钞票票幅为15.2×8.2厘米。

与通常钞票不同的是，该枚钞票正背面两侧四角分别加印有四个仿宋体的”定”字，左上右下有二个楷体”岱”字，均为红色；此外在钞票的正背部还分别加盖有”德”字圆形戳记各1个；另有一方形和圆形的戳记，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不清而无法辨认。

据《舟山市金融志》记载：”民国十八年（1922年），中国通商银行在舟山沈家门设立支行，复于十四年（1925）5月6日，在城关镇增设定海支行”。⑥

清末至民国时期，我国的钱庄和银行，有领用银行钞票的制度，分别称为”领券制”和”暗记券”。中国通商银行始于1905年，与钱庄订立领券合同，其领券方法，以5天期钱庄票照按照早市”洋厘”（以银两表示的银元市价），折合银两领用银两票或银元票。藉此，钱庄一方面可代银行推广发行纸币，另一方面也可获得5天期限的利息，银行与钱庄双方均可获得共同的利益。

民国十二年（1923年）年底时，上海曾经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许多银行资金不敷周转，当时沪埠各钱庄为了应付危机，钱庄与银行双方订立领用钞票合同。合同规定由钱庄备足保证金，一般是现金（钱庄票）七成、政府公债三成，向银行领取十成钞票，以50万为限度；此外在领用的钞票上加盖暗记，这样，银行在回笼各钱庄领用的该行钞票时，可以根据暗记，随时向钱庄兑换成现金。而钱庄领用的银行暗记钞票，银行可通知外埠各分支行处，凡符合暗记者可一律收兑。在外各分支行处收兑的暗记券，通商银行可以随时凭代兑行报单，签发代兑换领券证，向钱庄兑取现金。所兑之券随时由银行负责运回，其运费由各领券钱庄负担。⑦

《中国近代商业银行纸币史》记载，通商银行总行库存券中，除了沪券（本地券）之外，计有：京、汉、苏、甬、厦、锡、定、杭、扬、通等部的地名券。⑧由于银行与钱庄双方在拟定钞票上的暗记是保密性质的，因此，钞票上加盖的暗记至今无法识读。有关资料刊出仅上海行庄领用的暗记券种类有：子、东、华、民、俭、惠、浦、宇等72种，内中以汉字者69种，英文字母者3种。据此，这枚中国通商银行二十一年版的5元券，系由总行在印刷好的钞票上，再加印舟山的地名汉字记号”定”、”岱”后，由中国通商银行定海支行直接在舟山发行的。钞票上加印的”定”字即定海，”岱”字即岱山地名。《中国近代商业银行纸币史》称，1935年11月2日止，通商银行库存的”定”部暗记券，大约还有18.5万元。至于暗记”德”代表那一个钱庄，虽然一时无法考证，但根据舟山的钱庄性质与经营方式研究，在海岛本地的钱庄向银行领取的钞票，可能会直接加盖该钱庄的名称。查找有关资料分析，舟山钱庄以”德”字为名号者，仅有设立于民国七年，由胡和声创办的”同德”钱庄。该钱庄初设时资本金3,000元，年营业额30,000元，地址在定海城关镇中心的状元桥下，据说经营的效益不错。此外，再也查不到与”德”字有关系的钱庄名称。

有关舟山的钱庄情况，根据资料记载：舟山钱庄于晚清已经形成，以宝源钱庄创设于光绪末叶，资金2.5万元，营业额30余万，历史最为悠久。宣统年间仅定海已有钱庄20余家。民国以后，钱庄兴衰互见，至民国廿二年间，定海县全境有钱庄40余家，其中收入《中国实业志》的有32家，数量居甬、杭、绍、永嘉之后，这在经济不很发达的海岛城市----舟山来说，实属不易。《舟山市金融志》列出同康等钱庄共有53家，可见舟山金融业情况之一斑。

舟山向以生产鱼、盐等海产品著称，且与上海、宁波等商埠相邻，宁波帮中的舟山籍旅沪实业家如朱葆三、刘鸿生、周祥生、王启宇、厉树雄、许廷佐、周晋镳、韩之鹏等辈不乏其人。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五口”通商以后，在上海的浙江籍商人约有20余万人，仅在上海一地，有名有姓有档案留存的知名舟山实业家，大约有一百余人。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把他们都笼统地归类在上海的”宁波帮”中，这不仅舟山与宁波仅仅一水之隔，交通往来十分便利，而且语言、风俗、饮食、习惯等方面都有极为相似之处。其中仅朱葆三、刘鸿生、周祥生、王启宇四位巨头，无论其资产和社会影响，在上海具有鼎足之地位。仅以朱葆三个人投资来说，其投资涉及领域之广、参与创办的企业之多、投资数额之巨大，是当时在沪舟山籍民族资本家中绝无仅有者。⑨

根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书记载，朱葆三所投资经营的银行，包括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华商业储蓄银行、利华商业银行、上海煤业银行、江南银行、济东实业银行等7家；朱葆三又是上海华商保险业的开拓者，1905年他创办华兴水火保险公司后，次年又创办了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华成保险公司、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上海联保火险公司等5家企业；朱葆三还是近代航运业的重要人物，他先后投资创办宁绍轮船公司、长和轮船公司、越东轮船公司、顺昌轮船公司、镇昌轮船公司、同益商轮公司、舟山轮船公司7家；同时还参股法商东方航业公司、投资由张謇创办的大生轮船公司、大达轮船公司、永利轮船公司、永安轮船公司等5家；其他如机器、电气、煤炭、自来水、纺织、面粉、榨油、造纸、新闻事业等，无所不办。而且投资家乡，兴办实业，造福子孙，热心于家乡的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他在定海曾兴办定海公学、定海申义小学、定海时疫医院，创建定海自来水公司、舟山电灯公司，捐资修建定海南珍桥，并重修民国《定海县志》等大批公益事业。⑩

另如刘鸿生人称”火柴大王”，不但在火柴工业有重大贡献，还投资码头、水泥、煤炭、搪瓷、银行、保险等行业，是一位集商业、工业、运输业、金融业于一体的、在近代中国有影响的民族资本集团。此外，周祥生----是近代上海出租汽车业的先驱者，1923年在上海创办祥生汽车出租行，1932年成立祥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在交通运输业有较大的影响。王启宇----中国机器印染业的首位创造者，曾先后创办达丰染织厂、振泰纱厂，并投资泰山保险公司、舟山轮船公司、兴业钢铁厂、中华劝业银行等企业。数量众多的舟山籍旅沪实业家们，他们不但在沪上和海外发展经济，对舟山工业、交通运输、水产业以及经济、金融的发展，都曾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⑾

中国通商银行先后发行过银两票2版，计350万两，发行银元票8版，计8,520万元。其中销毁银两票46,357两，银元票9,894,789元。此外，尚有作废的银两票3,440,773两，银元票2,239,311元。另据张家骧著《中华币制史》一书的记载，中国通商银行在民国七年流通的钞票数量为1,622,317元，八年1,502,287元，九年1,097,569元，十年1,071,250元，4年间钞票的流通数量约共计530万元。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纸币，设计美观大方，富有民族特色，使用钞纸讲究，印刷质量精致，代表了我国早期的华商银行发行的钞票风格。⑿

注释：

①盛宣怀”奉呈自强大计折附片”《皇朝经世文编》卷二。

②盛宣怀”奉呈自强大计折附片”《皇朝经世文编》卷二。

③盛宣怀”奉呈自强大计折附片”《皇朝经世文编》卷二。

④马传德等著：《老上海货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⑤林准祥：”美国钞票公司承印的中国纸币”（1905-1940），刊《香港钱币研究会会刊》2002年号（总第17期）。

⑥董秉权主编：《舟山市金融志》第7页，上海社科出版社1996年版。

⑦傅为群：”上海钱庄与钱庄票”，刊《亚洲钱币》2000年第一期（总第5期）P62。

⑧戴建兵：《中国近代商业银行纸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⑨陶水木著：《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⑩上海《申报》1926.10.2.”朱葆三先生事略”。

⑾盛观熙：”上海商帮中的舟山籍人士”《舟山晚报》总1320期，2001.1.25.

⑿张家骧著：《中华币制史》第200页，台湾信江出版社，民国十四年版。

参考书目：

1、陈训正、马瀛：民国《定海县志》。

2、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3、周葆銮著：《中华银行史》（1919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4、《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五卷，上海书店出版1999年版。

5、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12-1927年）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朱镇华：《中国金融旧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

7、李坚：《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1991年版。

9、江苏省钱币学会编：《中国近代纸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

10、Albert·Pick：STANDARDCATALOGOF《WORLDPAPERMONEY》(Volumetwo)KrausePublications.

（本文摘自作者著：《梁溪集·中国钱币研究丛论》P181-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