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悦

洋务运动时期是中国”徐图自强”的时期，在外侮内乱的严峻形势下，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盛宣怀为代表的洋务派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创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和民用工业，生产了大批的武器弹药和民用物资，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腐朽的清王朝灭亡的进程。但”同治中兴”乃至振兴清王朝的神话必然要破灭，甲午海战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而洋务派的军事，民用工业也随之趋于消亡（尽管其后有张之洞的继续经营，但企业性质已逐渐开始变化）。历史证明了生长在一个集权专制社会的机器工业的寿命必然不会长久，它必然会因为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缺氧而死亡。但这一历史进程中，国人思想的变化，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却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洋务工业中的公司治理萌芽，虽然弱小但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其对于之后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北洋军阀的官办公司，买办公司，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直至建国后的工业联合公司，国营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有限责任公司的发展，颇有滥觞的地位。

对于洋务企业的定性，史学界的通说是：军事工业纯属官办，而民用工业为官督商办。由于军事工业关涉到国家命脉与国家安全，所以不能交给私人办理，因此在这种国家垄断的，非营利性的工业中，没有不同主体利益的协调，也不会产生公司治理的需要。民用工业则有所不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官方的倡导者深入到以利润为核心的广大工业领域时，一种官商合办的形式必然应运而生。由政府垄断这些工业是不现实的，其原因有以下种种：第一，尽管这些专卖有很长的历史，但清政府主办的只是盐，铜，瓷器。重要项目如茶，糖，谷物，纺织品和航运等，绝大部分都是私营的。第二，现代企业需要专业管理和技术才能，这是官员们所不具的。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库没有大量的能够转化为兴办企业资本的闲置资金。1

“官督商办”这个词语最早由李鸿章发明。这个概念本身却是含糊不清的。人们往往引用李鸿章的两句话”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2以及”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3来说明”官”掌企业大权，”商”承担企业亏损。这种说法明显断章取义。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官方不可能筹集到巨额资本，因为没有商人愿意从事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按照李鸿章后来多次所作的阐述，所谓”官督”，实际上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官为保护，扶持；二是官方委派代表对企业进行监督，稽查。所谓”商办”，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商务（包括产销或运销在内）由商人经理，官不过问；二是盈亏均由商人承担，与官方无关。4显然，这样的解释存在很多的漏洞，最明显莫过于：如果国家不从中获利，那么它创办民用工业的目的何在？

所以，国家是企业利润的享有者之一，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官督商办的企业的经费主要来自商股，但有时也会有官方的垫款或者贷款，而且，国家出于对这类企业的保护和扶持，给予企业减免税厘以及专利等权利，还特意对之加以庇护，防止封建顽固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但是，这样的保护和扶持并不是无偿的，企业必须接受洋务派派出的人员担任督办，总办，会办等要职。可以说，国家的垄断地位一方面为企业带来外部的好处，另一方面却在企业内部的权力分配上造成了强权主义。官方由当初单纯的监督者变成了所有者，监督者和经营者三位一体的身份。这明显是一种杂糅，是一种权力的过度集中和腐化。但这样的治理模式却在民用工业创办的早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1884年以前，唐廷枢，徐润等既是该局的大股东——商总和商董，又是李鸿章委派的官方代表——总办和会办，他们有”官”“商”双重身份，又善于经营管理新式企业，所以轮船招商局在他们的主持下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十年的时间内建立了一支相当可观的商船队，没有被外国公司挤垮。5

显然，这样的企业对国家是有利的。那么，怎样看待企业中官商之间的关系呢？在企业创立的过程中，李鸿章显然吸收了中国古代盐务，西方的合股公司以及中国的合伙商号的特点：即盐务模式中吸收富商资本和管理技能而官员全面控制，西方模式中的国家资助和私人投资传统合伙商号模式中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这是一个杂糅的新模式，一方面，出资者不能以选举代表的方式参与企业管理，即股东”无权管理”；另一方面，非出资方或小股东——国家却越过全体股东的意志牢牢地控制了企业。首先，企业的管理者均由政府委任；其次，这些管理者亦官亦商，便于经营管理和政府控制。而提供了主要资金的商人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中却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所有权和经营权都失去了。这其中，国家的利益是不言自明的，他想借民用工业的营利为军事工业注入资金（当然其中不乏洋务派领袖在朝廷派系斗争中的一己私利），而商人也期冀在投资中获利，尽管他们并不对无权管理的情况提出疑问。具有军事国家一般性格的清代社会，同时，商人势力亦极度膨胀为社会上之一巨大机构力量。6他们为企业注入了大量的资本，使得国家能够顺利地行使经营管理职能。

早期时候，商人经理在筹足资金方面相对地说没有什么困难，在唐景星和徐润于1873年7月负责轮船招商局以后不久，招商局的实收资本增加很快，到1874年差不多达到五十万两，到1880年达到一百万两。在1881－1883年期间，对公司的股票求过于供，特别在1882年，公司很快筹足了其被批准的资本额二百万两。7但到了洋务运动后期，由于政府对企业控制的加强以及官方资金渠道的加宽，商人对投资的热情减退了，同时，国家资本和政府贷款注入企业成为这一时期的新现象。

由于民用工业产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王朝。越是风雨飘摇，国家的控制就越强。而且，商人获利过多也违背了清政府的初衷，加之洋务运动后期官员腐败成风，中饱私囊，民用企业举步维艰，最终被私人企业取代，这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在十九世纪末，商人们越来越不情愿对官办近代企业进行投资，这不仅是由于给予他们的职责不够，当其中任何一个公司倒闭的时候，它们所在的省政府常常要求把公司的剩余的资产优先偿还官债，给商人股东的就为数不多了。8

还是以轮船招商局为例，1885年，盛宣怀接管后，将”用人”，”理财”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并大肆贪污受贿，致使轮船招商局在其接管后几年内不得不宣告破产。九十年代以后，民用企业中”官权”的加重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官僚们几乎将企业变成了自己的私产，早期还若隐若现的”合作”，”共营”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的全面控制，商人几乎不能从投资中获利，所以这种”官督商办”企业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消亡。1900年兴起的私人企业运动中，商人要求公司商办，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公布了私人公司合股的法律和章程。可见，商人对自己在”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地位是不满意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深入人心，商人地位的提高也必将成为越来越强烈的呼声。

甲午中日战争后，洋务运动已被维新运动所取代，但洋务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一定的延续，代表者便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他提倡所谓的”官倡民办”，让政府和商民在共同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政府在这里是扶持者，倡导者，开风气者，而商民才是发展经济的真正的承担者，实施者。9其实，”官倡民办”只是政府的一个幌子而已，是在官款难拨，商款难筹且商人对官办企业普遍失去信心的情况下所作的一个表面上的变更，实质上并不能掩盖政府借民款为自己谋利益的”深谋远虑”。张之洞的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代之以以争取路权为代表的私人企业运动，这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

纵观洋务运动的全过程，就民用工业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发展状况来看，其失败的根源在费正清教授的一段话中被概括得淋漓尽致：”因此，官商合办到底该如何进行，在这方面仁智之见大不相同，商人们欢迎官方的提携和眷顾。他们在草创时期甚至会接受以政府的贷款和管理指导为形式的国家控制，相反，张之洞，盛宣怀等官方主办人对这种官商合伙的概念却大异其趣。由于国家没有多余的资金搞这些经济事业，所以一定要利用商人们的财源和吸收他们的资本来为国家的目标服务，近代企业虽然能使中国强大以对抗西方，可是它太重要了，所以不能完全交给商人去办，官方一定得保留控制大权。”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