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年/朱英

　　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87年5月1日至5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召开。来自国内和美国、日本、香港地区的近八十名专家学者向大会提交了六十余篇论文。另外因故不能前来的法国学者白吉尔教授、美国学者高家龙教授也分别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和论文提纲。这些论文，或以特定的经济部门如外贸、航运、铁路、电讯、工业、商业、财政金融和海关为对象，或以若干特定地区和城市如长江流域、珠江三角洲、东北地区、上海、汉口、苏州、无锡、台湾为对象；或以若干近代企业和企业家如招商局、汉冶萍公司、荣家企业、大生集团、唐廷枢、薛寿萱、卢作孚为对象；或以特定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如中美、中日的经济关系为对象；或以若干特定问题如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商会、赛会与租界问题、商业资产阶级与华侨资产阶级为对象，分别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方法，对1840至1949年百余年间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这个重要历史课题作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在五天会议期间，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又围绕着“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对外贸易与中国近代化”、“中外投资与中国近代化”三个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现将与会学者的观点和讨论意见分若干专题介绍如下。

　　一、中国近代化的内涵与起始时间

　　关于近代化的涵义，中国大陆学者在此之前尚未展开充分的讨论。从国外和港台地区学者的意见来看，一般都趋向于对近代化作广义的理解。如美国学者提出：“‘近代化’一词不应仅限于指经济的变革，如国民市场的出现和生产、运输中技术革命的开始等，而且应包括制度、组织和文化意识为适应新的商业、工业和国民秩序所作的各种调整，以及早期亚洲民族主义的出现”。有的美国学者还强调指出，近代化不等于“工业化”或“西方化”。港台学者一般也认为，近代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内容，也包括政治、社会方面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学者在提交的论文中，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包括经济上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新的社会家庭关系和新价值观念的建立等几个方面。有的则着重强调工业化和民主化是近代化的两大主要特征，其他的种种标志，诸如思维个性化、社会都市化等等，均由此派生衍化，可以视为工业化和民主化在社会各个领域作用的结果和表现。还有的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近代化，与收回主权、争取民族独立紧密相联，二者相互影响，不能分割开来，因此民族独立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应视为中国近代化的内涵之一。

　　关于经济近代化的涵义，有的学者在论文中提出，经济近代化应具备六个标志，即1．使用大机器的近代产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2．各类市场体系和制度的完善；3．对世界市场的较深的参与；4．技术进步；5．人口迁移和都市化；6．以及由以上诸因素造成的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变。

　　中国的近代化始于何时？在这次会议上对这一问题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最初发端于国防近代化。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等人就购买和采用了西方先进的武器船舰，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开始。另一种意见侧重从生产关系的变化和新经济因素出现的角度考察，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商业、金融业中已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方式和生产关系产生，因此中国的近代化始于鸦片战争以后至洋务运动发生之前的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有关的思想先行产生，时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而作为具有一定规模，并且是有明确意识和目的的近代化运动，则应该是肇始于洋务运动。

　　二、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同时又作为一个后进国，在近代化发展过程中，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都十分突出。如何评价这两方面的影响，是研究中国近代化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这个问题较早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兴趣。一部分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是来自国外，其它方面的变化重心也在国外。外部的影响对晚清的历史起了空前重大的作用。因此，可将中国的近代化看成是对来自西方的冲击的一系列反应。近年来，另一部分美国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内部因素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部分因素在后来的近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仍然认为，对于一个近代化起步晚的国家来说，它的近代化总是同外国的挑战有关，中国自然也是如此。中国大陆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两大派。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近代化的根源在于本国内部早已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所以中国的近代化是内发性的。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近代化是在外力刺激和推动下才出现的，因此它是一种外发性的近代化。

　　在这次会议上，这个重要问题又理所当然的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关于促使中国近代化起步的因素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外部因素即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起了决定性影响，是主导因素。内部因素即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次要因素。因为在当时，中国封建社会母体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远未能达到诱发出产业革命的程度，不可能促使中国走出中世纪，踏上近代化的道路。持此意见者有的还进一步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外来影响不仅表现为逐步瓦解了中国家庭手工业和小农业牢固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为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创造了必需的客观前提条件，而且也是促使清朝统治集团中洋务派主动创办近代军、民用工业的主要原因。有的学者则从上海初期租界对城市经济近代化的影响论述了外部因素的作用，认为租界无疑是资本主义列强侵占中国的产物，但它的设置，一方面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先进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关系的滋生，使传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租界的市政建设，特别是公用事业的建设，也加快了上海城市经济近代化的步伐。有的学者具体就海关设施的影响作了考察，指出海关既是资本主义列强攫取和维持其在华权益的工具，同时也创办了一些近代化设施。有的美国学者则论述了在外来因素影响下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演变特点。

　　另一种意见则在承认外部因素的作用与影响时，同时强调内部因素的作用与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虽然没有一个工□手工业时代，但自十六世纪已开始有手工工□出现。它作为一种新的内部经济因素，必然会在中国近代化起步过程中发挥作用。有的学者指出，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内部经济结构已发生变化，虽然近代文明因素的发展很不充分，但已形成一定的趋势和模糊的轮廓，显示出中国近代化模式的潜在自然形态。进入近代，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中国潜在的近代化形态转而以西方模式为座标定位起步。因此，考察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既要注意西方外来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内部因素的作用。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化发端的主要动因固然是外部因素的刺激和影响，但中国本国工业化能否起步？何时起步？却取决于清政权在外部因素影响下采取何种政策。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本国最早的近代军、民用工业，即是由清政府创办的。由此看来，在中国近代化起步过程中，内部因素的影响同样占有重要地位。有的则探讨了清末重商主义的兴起和清政府经济改革的历史作用，说明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内部因素的影响，“新政”是清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施行的一次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也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资本主义因此得以合法形式出现，并促成了二十世纪初全国范围振兴工商实业的热潮。

　　中国近代化发展缓慢，步履维艰，最终未能取得成功，其原因究竟何在？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从西方学术界来看，除了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化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外，绝大部分西方学者都认为是内部因素，即过于成熟的和牢固的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阻碍，是中国近代化失败的主要原因。近年来，虽然有部分西方学者注意到外部因素对中国近代化的阻碍，但仍然认为内部因素是导致中国近代化失败的主要因素。从中国大陆学者来看，过去普遍认为外部因素，即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是阻碍中国近代化成功的主要原因。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对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是阻碍中国近代化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的传统看法提出了异议。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对民族资本的压抑，固然是中国近代化发展的重大障碍，但中国近代化之所以长期阻滞，决定性的原因在于我国内部，即统治者面临强大的外来压力，没有迅速进行全面改革，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对外贸易，积累资金用于实现国家的近代化。具体以缫丝工业来说，虽然没有遭受外国资本竞争的压力，却仍然未能得到迅速发展，丧失了居世界四大产丝国首位的优势地位。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中国政治腐败，行政效率低下，政府不能在技术与资金两方面扶持生□业的发展。有的学者从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清政权历史地位及其作用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清政权扮演了工业化领导者和组织者的重要角色，其发挥何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工业化最终的发展方向与成败结局。中日两国同样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抑，而日本民间资本却发展十分迅速，并在与外国资本的激烈竞争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的民族资本则遭遇与其相反的命运。关键是因为两国政权性质不同，所起的作用判然有别。这说明中日两国近代化之所以形成不同结局，主要在于内部主客观因素的差异。有的学者对中国招商局和日本邮船会社进行比较，论证中日两国近代航运都是在不平等条约签订后，外国航运势力居优势地位的条件下兴起的，具有许多相似之处。日本的成功是因为继承了十六世纪西欧重商主义传统，对私人资本大力扶持并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政策，而中国却未能做到，由此也说明内部因素的重要影响。还有的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三十年代初武汉工业的影响，阐明危机对于苏联实现经济近代化是良机，而对中国的经济近代化却是厄运，主要的原因也在于两国社会性质不同，对内对外政策相异。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从阻碍中国经济近代化来说，内部和外部两种因素都很重要。就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发展看，内部封建主义的阻碍并不亚于帝国主义的摧残。至于说哪种因素起主要作用，则需要作具体分析，很难统而论之。例如新式航运业在兴起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在有些地区主要来自于西方侵略势力的压抑，在另外一些地区则主要受封建势力的阻挠。

　　三、对外贸易与中国近代化

　　对外贸易，作为中外经济关系的先导和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中国近代化的作用和影响是，国内外学者较为重视，也研究得较多的课题。从西方学者来看，对此问题主要有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认为外贸有利于中国近代化，外贸带来的不仅是资本和外汇，也带来技术、管理知识、人材和企业家，对任何参与国来说，外贸都能促进该国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另一派意见强调外贸不利于中国近代化。认为帝国主义将中国拉入世界市场严重扭曲了中国经济，中国是世界市场的受害者。从国内学者来说，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在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中国对外贸易，使中国长期处于贸易入超的被动地位，不等价交换又使中国财富大量外流，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是中国近代化资金不足的主要原因。

　　在这次会议上，有的中国学对这一传统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有的学者系统分析了1840年至1936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商品结构变化后指出，尽管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从而产生了一些不利于中国的因素。但近代对外贸易毕竟在客观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积极作用。这些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自然经济的分解；2、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经济的繁荣；3、为中国商人投资近代工业积累了资金，4、促进了中国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5、进口商品有利于改进生产，改善生活。有的学者在研究了中美贸易后指出，中美贸易对中国的近代化具有双重影响。其积极影响表现为：1．显著的比较利益；2，促进出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兴起；3．导致先进技术的转移。其消极影响表现为，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中国，贸易的主动权操诸美国之手，双方的贸易地位是不平等的。因此，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中美贸易对中国经济近代化起过积极作用。但从国际利益的分配看，这种积极作用的深度和广度未必是理想的。有的学者具体分析了对外贸易对苏州丝织业的影响后指出，鸦片战争前，由于清政府对丝绸对外贸易实行种种限制，阻碍了苏州丝织业生产能力的扩大和资本原始积累的增加。鸦片战争后，闭关自守状态的被打破，对外贸易的发展，客观上适应了苏州丝织业拓展海外市场和扩大国际贸易的内在要求，从而刺激了苏州丝绸生产的繁荣，促进了苏州丝织业由传统手工业向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转化。有的学者在分析了生丝外贸对中国□丝工业的影响和作用后，认为生丝外贸不仅推动了中国□丝工业的发展，而且还促使一部分明智的企业家在付出惨重的学费之后，对内加快了企业的管理和技术改革，对外建立了自己的生丝直接外贸机构，从而在国际生丝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通商口岸是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发生地，对外贸易对于通商口岸近代化的影响和作用，也得到与会学者的重视。有的学者在考察了上海对外贸易与近代化的关系后，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对外贸易对上海近代化的影响，1．带动了与其相联系的对内贸易和有关商业的发展；2．推动了近代交通运输和电讯事业的兴起；3．刺激了金融信贷业务的兴旺发达；4．对上海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有的学者考察了汉口近代对外贸易对商业的影响，指出传统商业在对外贸易的影响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商业的演变又对中国原有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十分广泛复杂而又深远的影响。仅就城市而言，它不仅促进和推动了汉口近代城市的形成，而且促进了金融和货币制度的近代化，同时还对近代工业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尽管对外贸易是由外力所强加，尽管由此产生的影响错综而又复杂，但从历史进步的角度来说，这种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对外开放仍然比闭关自守好。

　　在讨论中，有的学者强调了对外贸易对中国近代化的重要作用，认为因中外经济关系变化引起的中国近代化进程，在经济领域中，包括两个层次：以卷入世界市场为特征的商品交换的发展和以使用机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为前提。有的学者指出由于中国幅员广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有必要从国别、时期、地区、行业具体分析对外贸易的影响，不仅要从经济上考虑，而且要从社会的变化来考虑。

　　四、外国投资与中国近代化

　　外国在华投资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是最近若干年来中外学者普通注意的问题。从西方学者来看，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外资有利于中国近代化，认为外资不仅在许多领域的近代技术引入中起了企业家那样的开创性作用，而且在近代部门中占了很大份额。外资在华企业并未阻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外国在华投资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化，认为外国在华投资的利润最终落入外国人手中。外国对中国政府的贷款使中国税收中越来越大的部分作为债款利息付给外国人，使工业化失去资金，导致通货膨胀，经济停滞。从中国大陆学者来看，一般都认为外国在华投资是帝国国主义的一种经济侵略，外资企业是为了剥削中国人民的剩余价值来华的。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外资在华企业带来了一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如何评价外资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应该从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与会代表感到已往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全面，需要重新作深入探讨。问题之一是应该将外资和外债区别对待。有的学者认为外国商人在华投资设厂，目的在于谋取利润，但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中国经济近代化发展的客观作用。有的学者具体论述了外国资本与长江航运近代化问题，认为外资航运企业将近代先进航运技术引进到中国，带来了长江航运近代化的深刻变化，诸如中外贸易的扩大、国内市场的拓展、沿江城市的出现、内地社会风气的转变，都与长江航运的近代化有着不同程度的关系。由于近代中国铁路运输十分落后，因而长江航运的近代化就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具有影响的因素。问题之二是对借用外债要作具体分析。有的学者对张之洞借用外债的思想动机和实际效果给予说明，认为以借外债断定张之洞卖国有失偏颇，事实上其后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发展。其中所应吸取的教训是，借用外资也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不能盲目进行投资，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同时要注意是否有偿还能力，以免因此而受他人控制。

　　也有的学者认为，对在华外国资本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如“满铁”作为日本在华资本的大型公司，虽然在中国发展了近代铁路交通设施，创办了煤铁等近代工业，但这一切都为日本所有，民族经济并未真正受益，因而谈不上对中国的经济近代化有什么积极影响。有的学者就清末民初中国对日借款导致半殖民地化的加深进行了分析，说明借款虽然为中国兴办和发展了某些“实业”，但主要是起了消极作用，使中国的经济命脉逐渐被日本和其他列强所扼制。还有的学者对四国新银行团与湖广铁路续借款案加以探讨，指出湖广铁路工期长达三十八年，在世界铁路修筑史上所罕见，并成为列强之间争夺中国铁路主权的筹码，主要因为它控制在贷款的外国银行团手中。这一事实表明，在旧中国企图依靠外国贷款发展中国经济近代化，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与投资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怎样评价钱庄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过去强调钱庄主要是为外商服务，具有浓厚的买办性。此次提交会议的有些论文认为，钱庄的经济活动也加速了城乡商品的流转速度，起到扩大国内市场的作用，其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还有的学者论述了华侨投资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说明近代中国沿海地区大量的华侨投资，促进了沿海近代城市的兴起、交通运输的近代化和机器工业的发展。这种作用在各地区的表现不完全相同，是多层次、多类型的。加速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不仅要借用外资解决资金短绌的困难，更应采取各种措施大力鼓励华侨回国投资，

　　最后，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展示了当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水平，而且必将大大促进近年来刚刚在我国起步的近代化研究。同时，也为历史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尽管目前这个方面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提高，有关的理论还需进一步探讨，有关的资料还需进一步搜集整理，研究的方法也需要更加多样化。但我们可以相信，随着改革与开放的深入，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勃蓬开展，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　前景将会更加广阔，更加富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