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平 

摘要：漕粮海运是晚清最重要的漕粮运输方式。这种运输方式的变化，对清代运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河运漕粮的盛行，直接推动了运河沿岸城镇的繁荣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漕粮海运构成运河带经济区衰落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漕粮海运对沿海经济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它对沿海经济的影响，由点到面，重点集中于若干个与漕运相关的城市。

关键词：漕粮海运经济区域变迁

Title: The Sea Transport of Tribute Grain and Economic Area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bstract：The Sea Transpor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 of Tribute Grain Transpor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is change led to significant influence both on the Canal and Coast Economic Area. The prosperity of Canal Economic Area depended on the Canal Transport. The Sea Transport of Tribute Grain not only weaken the Canal Economic Area but also strengthened the Coast Economic Area.

Key words：Grain transport; Sea Transport; Economic Area; Transformation

清代的漕粮海运，最初的两次始于道光六年（1826年）和二十八年，咸丰朝以后，除因太平天国运动及义和团运动而偶有中断外，漕粮海运已经成为晚清时期最重要的漕粮运输方式。这种运输方式的变化，对清代两个著名经济区域：运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区，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即欲就此问题做一简单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运河经济带河运时的繁荣

这里所说的“运河经济带”，系指运河沿线、漕粮河运时会经过的地区。通过对运河沿岸城镇经济的考察可知，漕运海运对它们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都不容忽视。河运漕粮的进行，使得原有工商业城市更加繁荣，也使得一些不甚发达的城镇发展成为兴盛的商业城市，并促进了邻近地区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1）物资流通量大

我国传统社会的商品交换水平不能算很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水运作为最先进的运输方式，无疑是联系各地经济正常交流的重要工具。通过大运河在这些地区的联系、沟通和纽带作用，运河沿线融为整体，江淮鲁豫等内地经济也连成一片。

清代前期河运兴盛之时，每年承运漕粮的运船六、七千只。按规定，凡漕船出运，除装载正耗粮米外，还可附带一定数量的免税土产货物。如果每年出运漕船以6000只计，每船平均携带“土宜”150石，则嘉道年间漕船每年所带的免税商货有90万石之多。再加上旗丁水手携带的走私物品，数量更为可观。这对于清代运河经济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物资的交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以山东临清为例，南漕“悉由此河输至京师”，这里每届漕运便“帆樯如林，百货山积”。因为当地人口众多，粮食消费量巨大，地产谷不敷用，只能取资于商贩，“秫、粱则自天津溯流而至；其有从汶河来者，济宁一带粮米也”[i]。有学者研究，乾隆时期，临清城内共有粮食市场六、七处，经营粮食的店铺多达百余家，每年粮食交易量在五、六百万石至一千万石之间，“是当时山东，恐怕也是华北最大的粮食市场”[ii]。因为商业发达，临清钞关收入不断增加。乾隆元年（1736年），“解税额户部银29680两，工部银4572两”[iii]。两者并计，共34000余两，可见贸易的兴盛。

（2）因漕运而地位上升

因地处运河沿线而使自己地位上升的例子极多。比如山东德州，“在汉为鬲，隋唐为长河县，宋为将陵县，元为陵州，明清为德州”[iv]。随着明清漕运的发达，德州仓成为运河沿岸的四大名仓之一[v]。济宁州在明初也不过是兖州府所属一散州，只因运河通航后，成为南北漕船往返停泊的重要码头，地位得以提升。每年在此交流的南北货物不下数百万石，商民之至者乐而忘归，流寓之人恒多于土著，“庐旅盛于三选七迁”[vi]。

临清也是如此，它位于运河山东段境，会通河与卫河、汶河在此交汇，是运河商路上最重要的枢纽性市镇。自东晋迄五代，临清“干戈云扰，沦为英雄用武之地”，并无商业价值可言。临清的兴起始于明前期，经明中叶至清中叶数百年间，随运河商路的兴旺而盛极一时，“勃兴而不可遏”。它的势力范围，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东南纨绮，西北裘褐，皆萃于此”，这种繁荣自然是“藉助此河之力颇大”[vii]。临清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7年）升为直隶州，下辖武城、夏津和丘县3县，成为临清建置史上的最高规格。

江苏也有不少例子。比如淮安，地处黄河与洪泽湖的交汇之所，是大运河沿岸南北交冲城市。它的城墙为清乾隆时所筑，名“清江浦”，濒临运河南岸，在清代建有船厂和漕仓。在海道未通以前，为南方诸省北上舍舟登陆要道，“帆樯林立，盛极一时”[viii]。湖广、江西、浙江、江南粮艘，“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ix]，同时，除淮安常盈仓特设在清江浦之外，城内又另设有常平仓2处，预备仓3处，庄仓5处，可见位置之重要。

（3）贸易极度繁盛

漕粮河运的进行，使得人员往来频繁，物资流量巨大，运河沿岸城镇的贸易都盛极一时。有人这样形容乾隆年间临清的发达：“科第接踵，舟车毕集，货财萃止，诚天下佳丽之地，所以衣冠文物胜于他邑。”[x]这里商业繁华，店舍、塌房众多，货物批发转运买卖尤为兴盛。除了粮食，棉花、布匹、绸缎、红白糖、茶叶、瓷器、铁货、竹制口等货物的交易量也很大。[xi]因贸易繁荣，临清的不少街道也以商业命名，如锅市街、碗市街、果子巷、白布巷、油篓巷、箍桶巷、马市街、牛市街等[xii]。

德州也因漕粮河运，使得相关贸易频繁，饭店、旅馆等消费行业畸形发展。这些店铺均集中在顺成街、米市街、西关街、小锅市、北厂，以及河西刘智庙。当地居民也广泛参预这种商业活动，“几乎家家户户打锅饼、烙麻酱火烧，或烧羊肉，到处摆摊售卖”[xiii]。德州最著名的杂货店为德合号和德大号，均经营纸类、江大米、红白糖等与运河有关的商品，并随运河的畅通而持续了200多年。当地的农产品，如红白麦、吉豆、芝麻、玉米、红粱等，畅销外地，“颇属繁盛”[xiv]。

河运时期，济宁商业同样繁盛一时，“江淮百货走集，多贾贩，民竞刀锥”[xv]。有人曾这样描述济宁城最著名商业区义井巷：“济上当南北要冲，而义井巷又当济上要冲。其居民之鳞集而托处者不下数万家，其商贾之踵接而辐辏者亦不下数万家。”[xvi]清代济宁亦出现了不少以商品命名的市街，如布市口街、纸店街、瓷器胡同、果子巷、姜店巷、枣店街等，还有以商品兼手工业命名的街道，如船厂街、打铜街、炉坊街、竹杆街、油篓街、打绳街、烧酒胡同、粉坊街、香铺胡同、曲坊街、皮坊街、褐褙街等[xvii]。每当漕运之时，“士绅之舆舟如织，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鳞萃而猬集”[xviii]。

淮安也是如此，因漕运总督衙门设在淮安城，大批理漕官吏、卫漕士兵住在淮安城。每年秋夏之交，漕船到达淮安，一律要停泊在城西运河接受盘查，押漕官吏、船工水手纷纷上岸贸易，“牵挽往来，百货山列”[xix]，促进了淮安与南北各地的物资交流。当时淮安城西运河岸边，店铺、饮食摊贩常常排列数里。商业的繁荣也体现在街道名称上，如古东米巷、钉铁巷、粉章巷、竹巷、花巷、干鱼巷、羊肉巷，还有专门化的商品市场，如米市、柴市、兰市、驴市、猪市、海鲜市、鱼市、莲藕市、草市等[xx]。由于“市不以夜息，人不以业名，富庶相沿”，不仅本城居民居商者多，外籍商人也纷纷来此经营，“占籍牟利”[xxi]。另外，清初淮安就出现了商人子弟学校，并且规定府学名额中，商学额取6名，可见势力巨大。

二、海运对运河经济区的打击

运河城市商业的兴起，过分依赖运河和漕运，所以任何对运河或漕运的冲击，都会对它们产生不利的影响，并直接反映到经济发展上来，这也体现出商业城市的特点。

（1）直接影响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发生王伦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漕运重镇临清旧城，“绾毂南北水陆咽喉”[xxii]，军事厮杀切断了当地的商业交往，临清经济大受影响。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北伐在天津受阻，洪秀全派援军克临清，又与清军在此激战，临清经济再受打击，正所谓“经王伦之劫而商业一衰，继经咸丰甲寅之变而商业再衰”[xxiii]。当然，对于临清商业打击最大也最沉重的，则是漕粮海运。清代后期尽管也偶行河运，但总体而言，漕船往来临清者已大为减少，商品交流日疏。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海运地位的确立，清廷再也没有花大力对运河进行过整治，致使运河河身日浅，河道渐涸，仅东昌、临清间有小舟来往，商业大受影响，因漕运而兴起的商行更是“倒闭无余”。[xxiv]清廷颁布漕粮改折诏后，运河通漕作用彻底消失，临清的航运能力完全恶化，“运河河淤涸而商业终衰”，与当初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满目劫灰，元气不复”[xxv]。

临清对于运河的依赖，还可以从它的人口变动中看出来。据统计，乾隆年间到解放初期，临清城的人口由至少20万锐减到不足5万，临清也由直隶州重新降格为国民时期的县。同期山东其它非沿运河城市的人口，则基本保持了正常的3‰以上的增长率[xxvi]。这显然表明，临清繁荣时期的运输、交通、商业与农副业等，都因漕粮海运而极大衰落，导致人口非正常萎缩。由此可见，临清城市的发展对运河具有何等的依赖性。

临清邻近的地区也受到了这种影响，比如临清之北的武城县，同样处于运河干线上，“卫河漕转东南之粟，由县治径达直隶天津”。当其盛时，“舳橹千里相衔，商贾麇至”。漕运改制后，“商业顿衰，生计亦因而雕耗”[xxvii]。德州也是如此，盛极一时的饭店、旅馆，皆随漕运停止，全数关闭。德合号和德大号也因运河停载，立见衰落。对此，清人讲得很清楚：咸丰以后，漕运停而南舶不来，德州水陆商务大为削弱，“而生齿盛衰亦有密切关系”。

南北大运河停运后，淮安城市作为南北大运河转输中心的地位快速下降，“漕运改途，昔之巨商去而他适”。光绪年间，淮安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农副产口皆绕海道而行，商业流通大受影响。《淮安府志》记载，淮安自海运后，“云帆转海，河运单微，贸易衰而物价滋”[xxviii]。三十一年（1905年），清淮绅商修建的恩公路碑也对这种情况作了记载：“清淮扼南北水陆之冲，揽河漕盐关之要，夙称繁盛，莫之与京。”而自从漕艘停运，江海通轮，“舟车罕至，遂日即凋弊，而莫之或恤”[xxix]。

又如高邮，亦为淮南运河要冲，漕运繁忙之时，“帆樯南北，日夜灌输于京师者，居天下之七八”[xxx]，商业发展“亦颇极一时之盛”[xxxi]。甚至连高邮城外的运河两岸，也有大大小小的12个集市，以供漕船通过时提供服务。漕粮改行海运以后，往来船只减少，当地商业受到沉重打击。[xxxii]淮安府阜宁县也是如此，河运盛时，商业繁荣，“贫民不无溉润”，但随着海运兴起、河运不行，“商民重困，生计萧条”[xxxiii]。县城中最为有名的几个集镇，如东坎镇、大套集、八滩镇、丝网滨等地，生意皆“一落千丈”[xxxiv]。宿迁县也有同样的经历，它濒临运河，昔为南北水陆之冲，“商贾辏集，市街兴盛，为淮北之一大埠”，因漕运改道，“出此间者除邻近数县外，已可谓绝无其人”，商业交往大为减少，“市况遂日益衰落”[xxxv]。

漕粮海运对清代运河经济带的冲击，并不仅限于山东、江苏等有漕省份，凡河运经过的地方，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比如河北静海县，为河运的必经之地，因所处的特定地理位置，使得贩运粮食而来的，南至卫辉、磁州，北至京师，“视年之丰歉以为籴粜”。其它商品也很丰富，“东则海滨之盐，西则独流洋芬港之苇席蒲藕，北则直沽之海味鱼虾，南则临清之百货”，相当繁荣。自漕粮海运后，运河航运价值降低，往来商人大量减少，“粮艘之竹木酒米无由再至，市廛较昔寥落焉”[xxxvi]。又比如河北沧州，当河运盛时，“南省漕粮运京师岁辄九千余艘”，随着漕粮海运的兴起，商业也大受影响[xxxvii]。

（2）间接影响

河运不行，运河失修，黄河改道，由此而引发的间接影响也不容忽视。比如山东利津，咸丰以前，黄河水由利津入海，河道通畅时，南北商船由渤海驶入河口，在铁门关卸货，再由河内帆船转运而上。当其盛时，“物品云集，商人辐辏”。咸丰五年（1845年），黄水北徙，夺淮入海，使得利津的唯一交通运输线大清河水源锐减，航运价值降低，商业受到困扰。十二年（1886年），铁门关被黄水淹没，码头迁至县城东关，大的商船无法驶入，只能全靠小帆船往来剥运，“商业即见衰落”[xxxviii]。黄河改道成为当地商业不振之重要原因，而黄河改道又与漕运息息相关。

漕运改道还连带对其它地方的经济产生了冲击。如河南陕县，虽远离运河，因与黄河相联，河运时有不少商船随之而来，“至太阳渡、茅津渡而止”。海运兴起后，河道阻塞，运船逆流而上至茅津者，“绝无焉”[xxxix]。

三、沿海经济的兴盛

与漕粮河运类似，为鼓励船商承运漕粮，清廷也有免税带货的规章，这对于南北商品流通，以及上海、天津、宁波等沿海地区物资集散中心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因这些城市在漕粮海运中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它们的发展也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1）行业性盈利

上海地处海疆，因地理上的关系，居民操航业者甚多。上海高桥中学有一块明永乐时期的石碑，记载当时居民人工堆筑方圆百丈、高三十多丈土山的情况，土山上设烽堠，日夜燃烧，作为当时船商进入黄浦河道的航标，人们称之曰“宝山”，并成为今日“宝山”地名的来由[xl]。由此可见，上海经济很早就与海运业联系在一起。

在轮船出现以前，沙船是上海是最重要运载工具。上海沙船业形成于明末清初，清初厉行海禁，沙船生计受到影响，后海禁开放，沙船数量越来越多，上海港拥有“沙船之乡”的称号，“邑中富户，多半由此起家”[xli]。在漕粮海运兴起前，上海船商主要从事豆饼运输业。漕粮海运之后，每年有数百万石漕粮由沪至津，“均以沙船承其乏”。清廷为招徕沙船，又规定船主可以同河运漕粮一样，免税携带土宜。政策上的扶持使得上海获得了发展的绝好时机，沙船在此段时间空前的发展，船只数量大为增加。在对漕运“独专其利”的同时，还促进了南北商品交流，致使“一时生涯鼎盛”。富户漕运起家者也以上海“为独多”[xlii]。总之，作为漕粮海运的起运地，频繁的漕粮运输与商品交流，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漕粮海运的兴起，河运水手大批失业。这些人无家可归，大都集中于上海，为上海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轮船招商局创办后，“搭客运货，更为利便，而沙船之业遂衰”，海运逐步改归招商局承办，“今之沙船，寥落晨星矣”[xliii]。但招商局总部设在上海，对上海经济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2）粮食集散地

天津原名直沽，本为“海滨荒地”。元代定都北京，因运漕以海运为主，而海运均起剥于天津，所以直沽作为海运码头的地位，在元代已经形成。明清时期，天津城市获得更大的发展。从康熙年间起，由辽东经海路贩运粮豆到天津的商业活动就十分兴旺。

随着道光六年清代首次漕粮海运的推行，天津城市的发展开始和漕粮海运发生关系[xliv]。天津是海运的终结地，每当沙卫船只抵津之际，清廷都钦派大臣前往，负责漕米验收和在当地收购余耗，江浙江粮道也须亲自前来，使得围绕验收工作而来的剥船、水师、经纪人等，云集一时。清廷又规定，运船可以在天津出售及购买免税货物，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天津商品贸易的发达，并成为天津城市手工业、商业、饮食业等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作为海运的终结地，天津与漕粮海运相关的建筑相当多。浙江粮道行馆和浙江海运公局均设于天津东门外南斜街，江苏粮道行馆和江苏海运公局则设于城东南闸口。为方便在天津处理有关事宜，长期承担漕粮海运的众沙船主，还于同治十年（1871年）四月，在小闸口西大街南石院，建立“江浙沙船公所”[xlv]。专门为海运而修的天后宫，在天津日常生活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天后宫地势宏敞，为津市适中之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天津商会改修天后宫，然后仿照博览会成章，举办天津商业劝工会，“系商市之一大观，不惟工业以比较而精，即商情亦以团结而胜”[xlvi]。

与天津类似，晚清时期通州的发展也与漕运海运有密切关系。在通州，有大批为漕运服务的人员。通州城设有专管漕运、仓储和验收的官吏和兵士，总数在1000人以上，剥船户人数则更多。当地还有专门收售粮食的“麦子店”和“江米店”等。每当夏初漕粮抵坝之时，这里的漕粮搬运工约有四、五千人，“类多无业贫民，藉以糊口”[xlvii]，可见数量之大。

（3）“宁波帮”与海运

上海、天津都是大都市，处于通商口岸，经济基数甚大，使得漕粮海运对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表现得还不是非常突出，浙江宁波的例子则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宁波城东、北、南三面环江，府城盘结于三江口中，“海船可以出入，此宁波所以易富也”[xlviii]。

宁波“南北号”是浙江沿海贸易商船的主力。19世纪初，在镇海、上海等处驻港的“南北号”商船约有400艘。鸦片战争后，外国轮船势力入侵，浙江宁波“南北号”疍船数量急剧减少，到道光末年，所存商行仅20多户，木帆船100余艘。自咸丰三年（1853年）起，浙江漕粮亦行海运，上海沙船供不应求，这就给处于衰落中的浙江帆船业打下一剂强心针，宁波“南北号”开始迅速在浙江漕粮海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浙江首次海运漕粮，受雇出运的“北号”商船约130余只，其中一家单独派船6只以上的就有11家。而当时在甬江码头为南北号服务的秤手、斛手、杠、挑力夫、修船、制蓬、打索的工匠极多，据知府段光清调查，宁波码头卸载脚夫共3000余人，加上家眷，“仰食于海船之进出者不下万余人”[xlix]。

因为浙江海运量保持在六、七十万石的水平，需船较多，而承运的商船不仅可以获得数十万两银子的运费和数万石的耗米，按规定每次出运还可得二成免税货物，所以获利颇多。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许多宁波航海商人和船号纷纷拿出所有积蓄，甚至变卖产业投资海运事业。就在实施海运的头一年，宁波所辖的鄞、镇、慈三邑九户“北号”船商，便捐资重修了“辉煌恒赫，为一邑建筑之冠”[l]的甬东天后宫和庆安会馆，成为宁波船商、乃至宁波事业发展的象征。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通往镇江以上的长江航运受阻，宁波成为上海与内地川鄂皖赣等省物资交流的重要中转地。为确保漕粮海运时南北航路的畅通，免受海盗袭击，“南北号”集资7万元，购买轮船“宝顺”号，自行为漕粮海运武装护航，并多次剿匪成功，声名远播[li]。此后，随着漕粮海运的继续，宁波“南北号”海运业，在咸同时期也维持了近20年的兴盛局面。《鄞县通志·食货志》指出：“舟楫所至，北达燕鲁，南抵闽粤，而西迤川鄂。皖赣诸省之物产，要由甬埠集散，且仿元人成法，重兴海运，故南北号盛极一时。”可以说，正是由于漕粮海运，宁波才获得飞速发展，出现了鼎盛时期。

在海运事业中大获其利后，宁波商人开始向上海移民，最初主要从事商业、沙船运输业，之后渐向钱庄业集中。清末共有九大钱庄，宁波籍的就多达5家，他们还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设立了自己的同乡组织——四明公所，势力之盛，可见一斑。

简言之，河运漕粮的盛行，直接推动了运河沿岸城镇的繁荣与商品经济的发展。雇商海运后，河运所占比重急剧下降。伴随着河运的衰废，运河沿岸的城镇失去赖以繁荣的政治条件和地理条件，随之衰落，漕粮海运构成运河带经济区衰落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围绕着漕粮海运而兴起的系列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也对沿海经济的发达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成为近代上海、天津和宁波等沿海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

[i]朱镜等纂：《临清直隶州志》卷九《关榷·税额》,乾隆五十年刻本。

[ii]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iii]朱镜等纂：《临清直隶州志》卷九《关榷·税额》。

[iv]李树德督修：《德县志》卷二《舆地志·沿革》，民国二十四年刊本。

[v]王道亨修：《德州志》卷二《纪事》，乾隆五十三年刊本。

[vi]潘守廉等修：《济宁直隶州续志》卷五《建置志》，民国十六年铅印本。

[vii]王舆：《临清州治记》，张自清等修纂：《临清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viii]殷惟和纂：《江苏六十一县志》上卷《淮阴•城市》，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ix]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四《漕运》，同治十二年刊本。

[x]朱镜等纂：《临清直隶州志》卷六《疆域志·风俗》。

[xi]朱镜等纂：《临清直隶州志》卷九《关榷·税额》。

[xii]朱镜等纂：《临清直隶州志》卷十一《市廛》。

[xiii]冯翥编纂：《德州乡土志·户口》，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186页。

[xiv]李树德等修：《德县志》卷十三《风土志》。

[xv]杨士骧等修：《山东通志》卷四十《疆域志第三·风俗》，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影印本。

[xvi]杨定国：《义井巷创修石路记》，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四《建置志》。

[xvii]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二《街衢》。

[xviii]康熙《济宁州志》卷八《艺文志》。

[xix]光绪《淮安府志》卷二《疆域志》。

[xx]乾隆《淮安府志》卷五《城池》。

[xxi]范以煦：《淮壖小记》卷四，咸丰五年刻本。

[xxii]魏源：《乾隆临清靖匪记》，《圣武记》卷八。

[xxiii]张自清等修纂：《临清县志》卷八《经济志·商业》，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xxiv]张自清等修纂：《临清县志》卷六《疆域志·河渠》。

[xxv]张自清等修纂：《临清县志》卷八《经济志·商业》。

[xxvi]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页。

[xxvii]王延纶等修纂：《增订武城县志续编》，《李书田序》，民国元年刻本。

[xxviii]光绪《淮安府志》卷二《疆域志》。

[xxix]此碑仍在淮安县城内，见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

[xxx]道光重刊嘉庆《高邮州志》卷一《镇市》。

[xxxi]殷惟和纂：《江苏六十一县志》下卷《高邮县•城市》，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xxxii]胡为和等修纂：《三续高邮州志》卷一《实业志·营业状况·商业》，民国十一年刻本。

[xxxiii]阮本焱等修，殷自芳等纂：《阜宁县志》卷一《疆域·恒产》，清光绪十二年刻本。

[xxxiv]焦忠祖等修，庞友兰等纂：《阜宁县新志》卷十四《商业志·市集》，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xxxv]殷惟和纂：《江苏六十一县志》下卷《宿迁县•城市》。

[xxxvi]郑士蕙等修纂：《重修静海县志》卷一《集市》，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xxxvii]张凤瑞等修：《沧县志》卷三《方舆志·建置》，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xxxviii]王廷彦等修纂：《利津县续志》卷二《法制•实业》，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xxxix]欧阳珍等修纂：《陕县志》卷十二《交通·河运》，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xl]贵芳：《宝山、沙船和商船会馆——记明清两代上海海运业的盛况》，《解放日报》，1956年8月4日。

[xli]胡祥翰编：《上海小志》卷三《交通》，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xlii]胡祥翰编：《上海小志》卷三《交通》。

[xliii]李维清编纂：《上海乡土志》第150课《沙船》，清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xliv]傅崇兰在《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中说，从道光六年开始，“清廷就主要依赖海运南粮了”（第243页），显然是不准确的。另外，该书中对于清代海运漕粮的数目统计表（第243-244页），所有备注均为错误，“白米”一项皆应改为“漕米”。

[xlv]津商会三类292号卷，《商船公所原契底一纸》，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三，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05-1106页。

[xlvi]津商会二类1043号卷，《天后宫商业劝工会开办经过》，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807页。

[xlvii]《驻通州官宪捐廉修建通惠河泊岸义地记》，转引自傅崇兰《运河城市史》，第163页。

[xlviii]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6页。

[xlix]段清光：《镜湖自撰年谱》，第91-92页。

[l]张传保等修纂：《鄞县通志》，《食货志·戊编·产销》，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li]马新贻：《浙江海运漕粮全案重编》卷六《放洋巡护事宜》，同治六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