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飞

导言：三千年一大变局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既充满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的社会大转型时期。一方面，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世界也在进入中国。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受到了无情地破坏；代表着相对先进生产力水平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却又以极其野蛮的侵略和掠夺方式，企图使中国沦为世界资本市场的附庸国和殖民地。这样一种局面，用当时洋务派领袖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三千年一大变局”。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思潮纷呈，流派林立，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纷纷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而这时，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后，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较为系统的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这些引进尽管仍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层面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但它毕竟在这个封建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国的近代化，就是在这样一个内外矛盾交错情势下，艰难起步的。因此可以说，中国早期改革舞台上，洋务派是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如中央的奕訢、文祥集团，地方的曾国藩、左宗棠两个湘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

一、军事工业：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中国的近代化，起步于军事工业。它首先是在李鸿章的淮军系统中实行的。1862年春，淮军组建之初，曾国藩亲手为这支新成立的军队订立营制，一切仿照湘军。配备的都是大刀长矛、以及旧式的抬枪。然而，进驻上海后不到一年，淮军就”尽改旧制，更仿夷军”，全面的改换装备，使用洋枪洋炮、聘请洋教练，从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成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军队。起因就是李鸿章到上海没几天，即前往英法军舰参观，”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在羡慕之余，密令部下将弁随队学习。并且全力笼络当时的洋枪队统领华尔，请其帮助采购西洋军火。但采购总非长久之计。他打听到，当时在他大哥李瀚章手下的丁日昌，已经在广东制造出类似的大小蹦炮，并正在招募香港工匠试制西洋的开花炮。于是锲而不舍盯着曾国藩要人，甚至于专折向朝廷请调，说丁日昌”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终于在第二年夏天把他调到上海主持炸炮局。当时上海一共设立了三个炸炮局，其他两个分别由清军参将韩殿甲和英国军医马格里主持，但丁日昌办的这一局成效最高。而马格里这一局则随淮军作战迁往苏州。（插叙故事：他们先后造出状如怒蛙的”田鸡炮”〈也就是后来的迫击炮。和能发射80磅炮弹的开花炮，在淮军攻打苏南的战役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丁日昌所以能够”留心西人秘巧”，与他在广东通过老乡黄达权结识了近代著名改良思想家王韬很有关系。黄达权字平甫，少年时曾经到美国留学，精通英文，当时在来香港传教的理雅各牧师处作翻译，王韬原来在上海英国传教士所办的墨海书馆做事，因为化名黄畹向太平军上书，遭清政府通缉逃到香港，与黄达权相识。有一天，黄对王韬说起丁日昌正在试制西洋炸炮的事，王韬听了，就动员黄把他收藏的关于西方火器制造的书找出来，由他们二人共同翻译一本《火器略说》，呈送给丁日昌，成为丁试制中的重要参考书。后来，丁本人也成为淮系集团的重要骨干。

李鸿章不仅带头实践，还有较为系统的认识和言论。他在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八日致总理衙门函中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这里的”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确实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所以有一位著名史学家评价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边文章。”

随后，1865年，李鸿章让丁日昌在上海就近访求，经过数月的努力，购下设在虹口的美商旗昌铁厂，将其与原来丁日昌、韩殿甲两个炸炮局合并；这时候，曾国藩在前年委托容闳赴美国采购的制造机器的母机也适时运到，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于9月联衔奏准朝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所有局务，责成丁日昌督察筹划，先造枪炮，兼造制器之器。1867年，该局由虹口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建后建起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等，厂房一直扩展到黄浦江边，开始建造兵轮。后来该局于1868——1870年间，又陆续设立翻译馆、汽锤厂、枪厂、并在龙华镇建厂制造枪炮火药及铜帽炮引。一个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械的综合性新式军工企业，因为曾国藩很早就去世了，所以有关该局发展的大政方针，一直由李鸿章掌管。它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军工企业，一直传承到今天的江南造船厂。

淮系集团举办的第二个军工企业是金陵机器局，1865年，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后，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在雨花台设厂，改称金陵机器局。此后也逐渐扩充、改进，到60年代末，已经能够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枪炮弹和其他军用品。

第三个是天津机器局，1865年春天，由于捻军北上、京畿地区震恐，清廷在飞诏李鸿章调兵北援的同时，还命他派员赴天津协助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炸炮局，动因是应急，骨子里是企图建立由满族贵族控制的军火工业，打破汉臣的垄断。李鸿章识破朝廷用意，起初采取敷衍态度。但他很快就接替曾国藩率军北上直接指挥”剿捻”，加上恭亲王奕訢也正式奏准清廷在天津设局，于是这件事便由正在主持江南制造局的丁日昌兼管。丁分别从旗记、旗昌两洋行购到八种设备，并令江南制造局代造铸炮、铸弹的各种模型用具等，于1868、1869年先后解运天津。殊料李鸿章本人很快即于1870年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而顺理成章、不费吹灰之力就坐享其成，把天津机器局控制在淮系的阵营中。

再来看第四个——福州船政局。它是由湘军统帅、闽浙总督左宗棠1866年创办、当年就由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的。该局一开始和李鸿章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1872年初，内阁学士宋晋以福州船政局”靡费太重”为由，奏请将江南、福州”两处轮船局暂行停止”。于是引发了一场有关近代造船工业的”兴废之争”。李鸿章在这场争论中，以一篇脍炙人口的《筹议轮船未可裁撤折》，对沈葆桢表示了坚定的支持。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与福建两局休戚相关，另一方面也是李鸿章与沈葆桢私谊深笃、政见一致

（插叙背景故事：李鸿章在丁未科考中进士同年中，与沈葆桢同门同房，关系最为亲近。两人经历各不相同，交情却绝非一般。李鸿章考试时的房师（相当于今天的班主任）叫孙锵鸣，也是当时的名士。丁未科虽然人才济济，但他这一房只考中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两人，不由得牢骚满腹。他乡试中举时的恩师即是大学士翁心存，也就是翁同和的父亲。据说翁心存对孙锵鸣说：”你先不要发牢骚，把这两个学生带来让我看看。”于是李、沈二人在孙锵鸣的带领下，前往拜见了这位太老师。翁心存有一大特长，就是擅长”风鉴之术”——也就是很会看相。他首先上上下下打量了李鸿章几眼，就大惊失色地说道：”此人将来的功业在我辈以上。”接着又看了看沈葆桢，又说：”这将来也是一个名臣。你这一房考中的人虽少，但有了这两个，还有什麽可遗憾的。”这是夏敬观在《学山诗话》里绘声绘色描述的一段。沈葆桢生于1820年，大李鸿章三岁，但进士及第的名次却排在李鸿章以后三名〈李第39名而沈第42名〉。他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父亲沈廷枫，道光举人，娶了著名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六妹林惠芳为妻，也就是沈葆桢的妈。沈家在沈葆桢年幼时十分清贫，但林惠芳在沈葆桢五岁时就开始教他读书，常常在夜里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给儿子逐字讲解。除了智育以外，沈母还很重视孩子的德育。沈葆桢小时候胆子很小，夜里听见猫叫都害怕。沈母便用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来教导，她问儿子：”你敬仰历朝历代的忠臣孝子吗？”葆桢回答：”当然敬仰。”沈母随即举例说了许多古代忠臣孝子九死一生、百折不挠，才能成就事业的故事。看到儿子听得很专注，就问道：”你知道他们的胆子从哪儿来的吗？”葆桢说：”他们天生大胆。”沈母便说：”不对。因为他们做人做事都堂堂正正，心里想的都是如何孝敬父母、报效国家，所以胆子就大了。”随后又经常有意让沈葆桢独自往返阴森可怕的地方，一来二去，沈葆桢的胆子也就练大了。

沈葆桢13岁时，与他的表妹也就是林则徐的次女林普晴订婚，从郎舅到翁婿，真是亲上加亲。林普晴比沈葆桢小一岁，出生在中秋节的子夜，皓月当空，所以林则徐给她起名普晴。由于沈廷枫一直没有出来做官，沈家的家境也一直十分清寒。林则徐贵为封疆大吏，能看上这个穷外甥，说明他很有眼光，他看上的，正是沈葆桢的勤奋和才华。1839年沈葆桢考中举人的当年，也就是林则徐下决心在虎门销烟的前夕，命沈葆桢与林普晴完婚，可以说得上是托付有人了。林普晴也不愧是名门之后，在沈葆桢赴京会试屡试不第的艰难岁月里，她把陪嫁的首饰和细软都典当一空，并把金手镯换成藤手镯，终身佩带，作为支持丈夫学业的象征。沈葆桢考中进士后，和李鸿章一同被点为翰林，当了三年翰林院庶吉士，又一同当了三年翰林院编修。1853年，李鸿章回乡办团练，沈葆桢则沿着传统的仕途于次年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后来，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的同时，曾国藩在1862年初也上奏力荐，将沈葆桢破格提拔为江西巡抚，跨入了封疆大吏的行列。

李鸿章和沈葆桢从同学、同事到同僚，他们之间的公私往来是很频繁的。李鸿章在1858年底投奔曾国藩时，特意绕道广信，与沈葆桢彻夜长谈。后来李鸿章和曾国藩闹矛盾，在湘军幕府感到不太得志，想去沈的家乡福州当道台。沈葆桢得知后，立刻写信劝李鸿章不要赴任，而是留在曾国藩身边等待机会。他们差不多同时当上巡抚，李在江苏、沈在江西。两人都负有向围攻天京的湘军协助军饷的任务，这也是曾国藩保荐他们的一个重要条件。沈葆桢不像李鸿章那样圆滑，他认为江西也没有江苏富裕，所以不但不愿协饷，而且还上奏要求截留江西漕粮税银五万两，用作江西本省军饷，接着又截留江西厘金。使得他的上司兼恩主曾国藩大为光火，在朝廷打起了奏折官司，闹得不可开交。于是李鸿章一连写了好几封信劝沈葆桢，做人既要讲信用也要讲义气。这件事最后在朝廷的调解下对曾、沈二人各打五十大板了结。但李鸿章这时候的形象和声誉显然比沈葆桢要好得多。

1866年，福州船政局的创办者、闽浙总督左宗棠调任陕甘，专折保奏正在家乡守孝的沈葆桢接替他担任船政大臣。当时清廷已有意让新任闽浙总督、李鸿章的好朋友吴棠接办船政事务，左宗棠当然不愿意。他和李鸿章是冤家对头，但对沈葆桢却非常器重，于是三顾茅庐请沈葆桢出山。殊料沈葆桢接任后并不分湘淮畛域，他主持开办的船政学堂，派出了近代最早留学西欧学习海军的学生，他们当中，如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萨镇冰、叶祖圭、还有严复等人，学成回国后都被李鸿章吸收，成为北洋海军的栋梁之材。

1874年，日本侵略军借口琉球渔民被牡丹社原住民杀害事件，大举侵入台湾，盘踞琅峤一带。清政府授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前往台湾办理海防和对日交涉事宜。这项任命据说是出于李鸿章的密荐，他认为必须要有一个有勇有谋、刚柔相济的大臣才能担此重任，而沈葆桢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沈葆桢果然不负众望，临危渡台，到台湾以后，他看到防务十分空虚，便向朝廷报告，要求从北洋抽拨3000人、南洋筹拨2000人共五千人驰赴台湾。李鸿章认为此时南北洋防务均很吃紧，无兵可调。于是便把刚从陕甘前线撤回徐州休整的淮军铭武军马步13营共6500人，由唐定奎统率，成建制地开赴台湾，有力地支持了沈葆桢在台湾的布防。这唐定奎是淮军刘铭传手下一员猛将，合肥西乡唐老圩子人。他排行第五，因为身材高大而且肚子特别大，所以有一个绰号叫作”唐五肚子”，他的四哥唐殿魁也是一员猛将，在尹隆河战役与捻军作战阵亡。合肥乡间有一句顺口溜：”刘六麻子李鸿章，唐五肚子后添汤。”就是说他是接替四哥当上铭军统领的。这支铭武军，实际是淮军两大主力——刘铭传的铭军和郭松林的武毅军撤并以后合成的精锐主力，来到台湾，犹如蛟龙入海，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极大的威慑，促进了琉球事件的顺利解决。

为了迎接淮军进驻，同时进一步加强台湾防务，沈葆桢不惜巨资，在台南姚莹当年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安平古堡不远处，修起了一座具有近代较高防御水平的军事城堡，沈葆桢亲笔题写了堡名——”亿载金城”，意思就是希望宝岛台湾的防务千秋万载固若金汤，至今遗址尚存。〈1995年春笔者首次访台时，在城堡外的山丘上，曾亲眼看到不少淮军将士的坟冢，仿佛仍在默默地守护着城堡，也仿佛正在充当着无声的历史见证。〉

由于日本侵台的刺激，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兴办海军。按照一些大臣的设想，需要办南洋、东洋和北洋三支水师，或至少南、北洋一起举办。但当时清政府财力拮据，主持此事的李鸿章在写给大哥的私房话里也感慨说：”海防题目太大，恐怕交卷不起。”这时候，已经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桢，毅然作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就是把朝廷原定每年拨款四百万两，平均分给南北洋作为海军经费，主动全部让给北洋，以便李鸿章全力以赴，加快北洋海军的建设。这种南款北让、顾全大局的做法，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是极为罕见的。不仅如此，后来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与洋商争利，沈葆桢也积极支持，当招商局计划用222万两银子买下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但经费尚无着落时，沈葆桢鼎力相助，从江苏各项财政收入中拨出一百万两白银，成功地收购了旗昌公司。李鸿章一想到这两件事，就不由得感慨说：”幼丹（沈葆桢字）真是个光明磊落的伟君子。”按：此段仅作讲述，不是正文。）

所以，尽管当时曾国藩、左宗棠等洋务重臣都不同程度地对沈葆桢表示了支持，而李鸿章的议论，是最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况彼之有是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而浸被中国已如是之速。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自立耶？”又认为沪、闽两局的开办，”皆为国家筹久远之计”，所以决不应裁撤。

在两年后的第一次海防大筹议中，沈、李二人，再度表示了基本一致的立场。因此，当1875年7月15日，沈葆桢接到谕旨调任两江总督，他首先考虑的继任船政大臣人选有两人：郭嵩焘与丁日昌，均是出自李鸿章的建议。并且他们在海防筹议中也都发表了出色的见解。但郭嵩焘因顾忌到与该局创办人左宗棠的芥蒂而不愿就任；于是沈葆桢便全力推荐丁忧限满的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丁之后的的继任者在中法战争前，有吴赞诚、吴仲翔、黎兆棠、张梦元、何如璋、张佩纶。除张梦元外，其余均为淮系中人物。由此可见，淮系的势力此时也逐步渗入到福州船政局。这方面还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福州船政学堂学生派遣出国，及其归国后留为北洋所用。

综上所述，在足以囊括中国早期近代化成就的近代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和他的淮系集团创办并掌握了前面三个；后来又参与控制了第四个。由此亦足可见其影响之大之深了。

二、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

在创办近代工业的同时，洋务派普遍感觉到寻觅和培养”制器之人”的重要，当时有三个途径：一是聘雇洋教练、洋技师，也就是”洋为中用”，但这不可靠也不能做久远之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金陵机器局由马格里督造的大炮接连发生爆炸，因为他本人只是一名军医，并不懂军工制造）；二是派遣留学生（先后有留美幼童、赴欧洲学习陆军军官和福州船政学堂留欧学生），在当初也有远水不解近渴之虑。第三条就是在国内通过设学堂、译西书，就地训练培养人才。但这在当时，同样面临封建士大夫的强大阻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866年底的京师同文馆之争，当时奕訢、文祥等洋务派上奏要求在京师同文馆内设立传授西学内容的天文算学馆，遭到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他最代表性的言论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因，在人心不在技艺。”

而在北京还在为要不要学西学吵得不可开交时，李鸿章和他的淮系集团把持下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里，却已经在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是因为看到人才的重要性，所以李鸿章在创办江南制造总局之前，就已经于1863年3月11日奏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馆，形式仿照京师同文馆之例，所以一开始又称上海同文馆，到1867年始改称”上海广方言馆”。最初设在上海县城的旧学宫后面敬业书院西侧。第一任学监即为冯桂芬，他是近代早期著名改良思想家，林则徐的门生、时任淮军的高级幕僚，曾以《采西学议》名动公卿，这时又为学馆拟定《试办章程十二条》，对教学制度和学习内容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当时学馆的中堂上，悬有李鸿章与冯桂芬亲笔书写的楹联，李联是：”声教遍东西，六寓同文宣雅化；诵弦宜春秋，四方专对裕通才。”冯联是：”九丘能读是良史，一物不知非通儒。”形象地体现出了创办者的宗旨。而李鸿章所以能支持广方言馆的开办，就是他敏锐地看到了：”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

广方言馆开办六年后，1869年，由当时的江海关道涂宗瀛禀准南洋大臣马新贻，将学馆并入江南制造局，理由是制造局本身在前一年夏季设立了翻译馆。这是由近代杰出的科学家徐寿向当时的制造局会办沈保靖、冯焌光提议后设立的。广方言馆与它事同一律，所以归并。归并后的学馆新址设在制造局高昌庙新址的西北隅，1869年底竣工，共有楼房、平房8栋74间，楼上24间为翻译馆，楼下及平房50间为广方言馆。制造局总办此时又兼任广方言馆总办，总办冯焌光、郑藻如于是重新拟定了《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广方言馆课程十条》，对规章制度和课程设置进一步规范化。他们还根据李鸿章的授意，希望通过曾国藩禀请朝廷，对于广方言馆的优秀学生，能够赏予举人头衔，允许他们”一体会试”，这实际上也是李鸿章”士终身悬为富贵功名之鹄”思想理念的具体体现，但终因曾国藩过于拘谨而未能实行。（背景资料：后来在1874年的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又进一步阐发了他的教育改革观点：”科目即不可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这里的”另开洋务进取一格”就是反映了他要求改革科举制度。）

广方言馆先后开办长达42年，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较为专业化的外交洋务人才。如从1868年起，该馆先后五次共选送28名学生赴京师同文馆深造，大都成绩优异，其中有8人先后担任出使大臣和驻外公使，即：汪凤藻、杨兆鋆、刘式训、陆徵祥、吴宗濂、刘镜人、唐在复、戴陈霖。另外还培养出了从事西学翻译和教育的大量人才，杰出的有：汪凤藻（后任南洋公学校长）、席淦（知名数学家）、经亨咸（北洋海军医学校校长）、吴匡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徐绍甲（江苏高等学堂法文教员）、郭世绾（北京大学教授）、钟天纬（上海三等公学创始人、近代小学教学法改良家），以及严良勋、朱格仁、瞿昂来、朱敬彝、黄敬尧、吴宗濂、周传经等人。

至于翻译馆，也是在晚清社会中由官方出面，创办最早、历时最久、译书最多的一个机构。当时在馆内从事翻译工作的，除了主持其事的徐寿及徐建寅父子，先后还有华蘅芳、舒高第、赵元益、郑昌棪、钟天纬、瞿昂来、李凤苞、贾步纬等中国学者，以及傅兰雅、林乐知、伟烈亚力、金楷理、卫理、秀耀春、罗亨利、玛高温等西方学者。译书的程序是：（1）由傅兰雅等人从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订购西文书籍；（2）由西方学者将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再由中国学者逐句笔录；（3）由精通古文的中国学者将笔录好的全篇修改润色，使之符合中文文法；（4）校印出版。译书馆创设之初，傅兰雅等曾提出，是否先从翻译《大英百科全书》入手，可以对西方科学和语汇的概念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清政府地方大员决定先从洋务活动迫切需要的学科与门类开始，也就是急用先译。于是就有了上述这样一套程序。

有急用先译，就有急用先学，为了解决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些前所未有的译名对照和规范问题，翻译馆先后编译出版了《金石中西名目表》（1883）、《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87）《汽机中西名目表》（1889），为后来学习和介绍西学的学者打开了方便之门。后学者如梁启超，对这些对照表称道备至，认为它们将”西字、译音二者并列，最便查验，所定名目，亦切当简易。后有续译者，可踵而行之。”至于译作的文字润色，毋庸讳言，由于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科技专家如徐寿、华蘅芳等人都是放弃举业而专攻经世格致之学亦即近代自然科学的学者，古文造诣在当时相对略显薄弱。李鸿章等为此也想了一些弥补的办法。著名的桐城名士、文献校雠学家萧穆（敬孚或敬甫），就是在翻译馆设立之初，被曾、李二人推荐到馆里从事文字润色工作的。

（背景资料：据冒广生（字鹤亭）回忆，萧穆在同乡好友吴汝纶1865年考中进士后，曾陪同他一起去谒见曾国藩，”湘乡询吴先生乡、会试座师、房师，知吴先生会试出周（畇叔、冒广生外祖父）房，曰：‘吾门生也……然则汝小门生也。’吴先生遂拜揖，称小门生。湘乡又曰：‘小门生尊而不亲，不如门生。’吴先生遂再拜，称湘乡曰‘老师’，自称曰：‘门生’矣。既而问萧来意，萧以谋食对。湘乡即就客座书一字使谒合肥。书曰：‘桐城萧穆，今之读书种子也。岂可使读书种子而无噉饭之地耶？’合肥得书，聘为上海制造局编纂。”金天翮《皖志列传稿》萧穆传也记载：”同治初年，金陵克复。曾国藩督两江，注意文事，延揽学人。穆以县诸生上书幕府，时上海方创立机器制造局，附设翻译馆，译欧美天算舆地声光化电诸书，用文笔雅驯者讨论修饰，穆首予焉。”再据吴孟复先生考订：除了年限记载有误（萧穆正式进入翻译馆应在1872年），上述的其余记载大致是准确的。）

萧穆只身居沪三十余年，”居广方言馆，同馆中习西学者朝夕相见，未尝款洽，人也诮其腐拘。”也许正是这种字斟句酌的”腐拘”，使得当时西学译书既文笔雅驯又不失本意。

根据翻译馆译员陈洙所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统计，从1871年到1909年，共有译书160种，几乎涉及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成为当时西学传播的一个中心，它的影响绝不亚于江南制造总局本身。这大半应归功于淮系成员的努力。

（补充叙述：在李鸿章创办和支持近代各项教育事业的活动中，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他对上海格致书院的支持和捐助。”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简称，它本来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一个哲学范畴，语出《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也就说必须穷究事物的原理才能获得知识。由此而阐发，到了清末，便把从西方传入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统称为”格致之学”。创办格致学院的动议是由我国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以及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等人一起提出的，麦华陀是近代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和翻译家麦都思之子，麦都思又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学翻译和印刷机构——墨海书馆的创办者。他们当时所倡办的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它既不属于西方教会和外国机构，又不完全由中国人管理，在最早发起倡办的八名董事中，中外各占四名，中国人有徐寿、徐建寅父子、唐廷枢和一位清军副将王荣和，外国人有传教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福弼士和麦华陀。可以称得上是中西合璧了。书院虽然由董事会聘请监院管理，经费由民间捐助，但在当时官本位的体制下，没有一个权势显赫的大人物出来做台柱子是不行的。徐寿父子当年在安庆湘军大营帮助曾国藩试制火轮船”黄鹄号”的时候，和李鸿章有过数面之缘，后来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和李鸿章又有了上下级关系。于是徐寿便以”卑职”的身份向远在天津的李鸿章接连上了两份禀帖，请他”酌拨经费”，赞助和支持格致书院的开办。

当时正是1874年海防大讨论的热潮以后，李鸿章显然十分愿意倡率一种向西方学习的风气。于是，我们在台湾王尔敏先生所著的《上海格致书院志略》中，看到一张捐助人的统计表，当时各方人士捐银的总数是6929两，李鸿章赫然列在首位，一个人就捐了1087两，第二名是两江总督李宗羲1000两。李鸿章的捐款中，1000两是清政府给他的养廉银，87两是他私人的积蓄。在他的带动下，天津兵备道丁寿昌、海关道孙士达、淮军正定镇总兵吴育仁、上海道台冯焌光、以及沈保靖、郑藻如、朱其昂、盛宣怀、徐润等淮系要员纷纷解囊捐助。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876年6月22日，格致书院正式开学。书院坐落在公共租界北海路，十分宽敞，内设西学书屋和知新堂，陈列各种西学书籍和科学仪器，供学生观摩和实验。开学仪式当天，中外人士二百多人前往参观，轰动一时。书院大门上悬挂的”格致书院”匾额，也是由李鸿章亲笔题写。后来，知新堂进一步扩建为自然科学博物馆。因此，有些学者说这所书院是近代的”科学之家”。书院前期的教学和管理都由徐寿亲自负责，1884年徐寿逝世，第二年聘请由香港返回上海的著名进步思想家王韬担任监院。除了正常的课程外，书院还定期或不定期的举办各种科学讲座，为普及科学知识、培养近代科技人才作出了贡献。

李鸿章对于格致书院，并不只是捐了银子、题了匾额，就图个虚名了事。而是自始至终积极参与和关心支持。因为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在思想性格中就养成了一种趋新的精神，也就是对新生事物有很强的领悟力。当时格致书院每年都要举行命题考试，据不完全统计，李鸿章在1889年夏、1890年春、1891年春、1892年夏、1893年夏、1894年夏先后五次充当命题人，他出的题目有：中西格致说含义异同、西方格致说源流（1889年）；化学原子名称中译问题（1890年）；周髀经与西法平弧三角近似说（1891年）；德、奥、义合纵，俄、法连衡论（1892年）；以月离测经度解（1893年）等，涉及到近代自然科学乃至时事政治的方方面面。这在当时的封疆大吏里是很难得的。虽然有些题目是由幕僚代拟，但也可以看出他的知识面还是比较广的。中法战争以后，他还专门聘请了一个美国传教士丁家立，担任英文家庭教师，在教子侄学英语的同时，他也跟着哼会了几句。1897年，清廷终于下诏决定举行经济特科选拔人才，比李鸿章当年上奏折要求另开洋务进取一格取士，整整晚了33年。）

三、民用工业：从求强到求富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军用到民用的历程。这是因为，从求强目的出发举办的军事工业，本身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环，把这一个环节孤零零的移植到中国，缺乏社会经济发展和的稳固基础，就形成了诸如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应求、转运维艰、技术落后，管理混乱等弊端。早在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创设时，李鸿章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即已提到购置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并且预见到”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其中已经隐含有发展民用机器工业的想法。到他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同时经过一段兴办军事工业的实践，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富”才是”强”的基础，中国所以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他在光绪元年八月二十六日致丁宝桢的信里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之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形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考察古今各国发展的情势，他提出，富强相因的命题，认为中国”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

为了不受军工企业弊端的影响，也为了速见成效，李鸿章决心在轮船、开矿、铁路、电信、纺织等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和领域”逐渐仿行”，于是他和他的集团在19世纪70至90年代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的出现。如下表：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孙毓棠、汪敬虞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除了上表外，经李鸿章倡导、支持，又淮系成员兴办的，还有徐州利国峄煤矿、山东登州铅矿、平度金矿、淄博铅矿、湖北长乐、鹤峰铜矿，热河建平金矿，以及上海伦章造纸厂、湖北聚昌、盛昌火柴公司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与同一时期其他洋务集团相比较，淮系集团堪称是：创办最多，成效最大。这些民用企业采用的经营管理方式是”官督商办”，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创办于1872年轮船招商局。下面即以其为例详细分析：

（一）创办初衷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最早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早期各类工矿交通企业中规模最大和最早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民用企业。

轮船招商之议，早在太平天国平定后的同治六七年间即已开始，当时在淮系班底工作的道员许道身、同知容宏率先提出《华商置造洋船章法》，即输入西方航运方式，分运漕米兼揽客货的方案，但结果是”因循日久，未有成局。”面对”各口通商以来，中国沿江沿海之利，尽为外国商轮侵占”的严峻形势，李鸿章对鼓励华商发展本国轮船航运之事，一直颇为关注。1872年1月，内阁学士宋晋以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糜费太重”为由，奏请停止造船，由此引发洋务派和守旧派关于造船工业兴废的一场大论争。在这场论争中，李鸿章坚定地站在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等洋务派官员一边，指出：”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针对如何解决造船养船耗费巨款的问题，他又提出”配运漕粮，商人租贷”的变通办法，并主张”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准其兼运漕粮，方有专门生意，不致为洋商排挤。”这就开了筹建轮船招商局之端绪。

与此相应的步骤，是李鸿章在1872年初即授意津海关委员林士志”与广帮众商搭雇洋船者”拟议轮船章程九条，并函告两江总督曾国藩，而曾氏同时也命综理江南轮船操练事宜、前福建台湾道吴大廷筹议轮船招商局租赁事宜。吴氏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在分呈南北洋大臣的禀文中，提出办理此事有”五难”——即招商难、设埠难、保险难、揽载难、用人难；具体的解决办法：一是准其兼运漕粮，二是廉收租价，三是准其转运煤铁，并附以各项优惠条件，庶能做到官商两便。但此禀递上时，曾国藩已经作古，继任者何璟对此兴趣不大，批令其再与江海关道沈秉成及江南制造局总办冯焌光妥筹。而李鸿章则对这一禀文十分关注，详细披阅。鉴于”五难”中”招商最难”的实际情形，他在批示中表示：应物色殷商所深信之官，使之领袖，假以事权，即可达到”官为之倡”，”而勿绳以官法”的目的。这年五月，他还面谕盛宣怀另行草拟一章程，对轮船招商局事宜做进一步推敲。

在这次筹议过程中，李鸿章深深感觉到”徒议章程而不即试行，仍属无济于事。”并且”若不及此时试行，恐以后更无试行之时。”于是1872年7月间，他即乘在天津验收海运漕粮之际，商令上海沙船界头面人物，经办江浙海运多年的候补知府朱其昂及其弟朱其诏等，议妥轮船招商章程二十条，并拨借北洋练饷二十万，于10月间派他们在上海设局招商。此时，何璟、沈秉成等人仍在游移，经李鸿章”详晰告知，均各释然。”不久，何璟因丁忧去职，由江苏巡抚张树声署理两江总督。张一上来不太了解情况，有些犹疑。为加速促成此事，李鸿章又特意致函张：”与阁下从事近二十年，又几见鄙人毅然必行之事，阻于浮议者乎？……兹欲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千数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张树声本为淮系大将，自当欣然附和。这样经过一番筹备，轮船招商局于1873年1月14日由李鸿章正式奏准设立，由朱其昂为总办，承运江浙漕粮，并兼揽客货。在此之前，李氏函达总理衙门的咨文中，对招商局的性质作出了明确规定，”仍应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

（二）官督商办体制的确立及弊端

试办半年以后，李鸿章发现朱其昂虽然熟悉官方漕运业务，但对揽载客货和船务经营等近代化经营则不甚谙熟，加上用人縻滥，商股不足，很快即陷入困境。李鸿章本想延揽经营丝茶和军需生意的富商胡光墉（雪岩）入局，但胡氏本系左宗棠集团的中坚，加以”畏洋商嫉忌”，不肯入局。这种情况下，在总理衙门任事的淮系幕僚孙士达（竹堂），即以”闽粤人财力雄厚”为由，建议李鸿章招罗粤商入局办事。1873年夏天，经盛宣怀、陈钦和林士志介绍，曾任英商怡洋行买办的唐廷枢（景星）和宝顺洋行买办徐润被延请入局，由唐廷枢任总办，徐润为会办，朱其昂和具有引荐之力的李鸿章亲信盛宣怀也担任会办，从而形成唐、徐、朱、盛四架马车为代表的”官督商办”管理体制。从招商局内部的分工看，代表官方的朱其昂主管漕运事宜，代表商人的唐廷枢和徐润主管揽载、招股等业务，而盛宣怀则既过问漕运、也过问揽载，实际上是以李鸿章的代言人的身份联系协调官商两端。由于唐廷枢和徐润在局内既是资本（商股）的所有者，又是资本的经营者，凭藉着多年积累的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以及他们在上海商界的声望，在经过一番调整改进后，无论是招商集股还是轮船业务，均呈现出蒸蒸日上之势。

然而随着招商局的进一步发展，官督与商办在体制内的矛盾日益显得不可调和，表现在人事安排上也是弊端丛生。首先，从招商局内部的经营人选来讲，唐、徐等人似乎预见到”官权过重”（即政府干预太多），会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利的影响，因而在创办之初的局章中即明确规定：所有管理人员应尽量精选，不得人浮地事，并请官府免派委员。李鸿章亦本着商务由商自任，盈亏与官无涉的原则，对企业用人不做过多干预。如1874年9月，宋晋向他推荐金安清入局任事，即被其断然拒绝：”招商局本无委员，亦无薪水，器之似难位置。”但从实际的情况看：”招商局因官有漕粮相助，凡官荐之人，势不能却。”李鸿章很快也发现，”至漕务各员荐人，该局不敢坚拒，自有苦衷”。另一方面，因唐、徐等人包揽局务，招商局总、分局二十余处，所有经理办事人员，非其亲戚即粤籍同乡，仍是沿袭封建传统任人唯亲之习俗，而同为会办的盛宣怀曾托朱其诏安插亲戚于局中任事，朱则复函说：”商局用人景翁（唐廷枢）早有定夺，……无从报命。”这样一来，势必导致下属机构风纪弛懈，同时也激化了官商矛盾。

其次，从高级管理人员的层面上看，正像李鸿章对大哥李瀚章说的私房话：”唐、徐、朱、盛各有私意”；盛宣怀于1874年一度到湖北活动长江中游各省绅商购船，”欲与商局外另树一帜。”李鸿章也得知盛与唐”不甚相洽”，但他认为，”海洋生意唐较盛、朱尤熟练”，针对朱其昂所提议的（浙）江、广（东）漕运归盛、朱包办一事，李鸿章认为是盛宣怀”做事欠老成”，以后唐、徐难免会有意见，应该统归于招商局名下，不过由盛、朱经手，庶可做到”融洽分明”。由此可见，他实行的是”兼而用之”和稀泥策略，但这并不能掩盖以唐、徐为一方，盛、朱为另一方的商与官之间的矛盾。盛宣怀先是分心于湖北武穴、广济煤矿的事务，随后又因王先谦参劾其购买美商旗昌公司船产时有侵渔行为，而于1880年起”不预局务”。唐延枢则因1877年开平矿务局的开办而占去大量精力，留下来主持局务的徐润，则乘机挪用商局款项投机房地产经营，后来在1883年的上海金融风潮（又称”倒帐风潮）中宣告破产，并因亏欠招商局公款16.2万两，被李鸿章革职。

（三）国有化危机和抗拒湘系染指

1878年7月，因朱其昂病故，李鸿章札委广东籍江苏候补道叶廷眷接任会办，叶在淮军入沪之初曾任南汇、上海知县，也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李鸿章此举，意在利用叶的同乡关系招徕粤商继续投资。但叶氏到任后，经过详细核帐，发现了招商局由于”明亏暗耗”，用款繁多，加上收购旗昌后洋商仍一意倾轧，”以致日行支绌”的重重危机，向李鸿章报告说：”……招徕新股，亦必听人情愿，不能使之强来。”既然商股严重不足，借用官款做本又因”利息厚重”而造成巨额亏耗，于是他提出仿照福州船政局成案，将招商局改归国营。具体做法就是将官方借款改为官股，并增拨公款二百数十万两，将亏欠之款先行还清，官股不再计息，商股亦可停利拨本，所有船栈码头，一切悉属官局。但当时，一方面李鸿章为了海防需要，亟须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同光年间的洋务新政，对清政府而言始终面临资金严重不足的难题。招商承办，本为广开利源，如反以官款垫亏，岂不是大违创办初衷；同时，改”招商承包”为官办，也是从经济改革道路上的倒退。因此，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这一国有化方案都不能为李鸿章接受。招商局里唐廷枢、徐润等人也加以抵制。叶廷眷见李鸿章迟迟”未从其请”，一年后便籍口母丧离任，而李鸿章接着便以叶氏曾经保荐其族亲叶显照办理天津机器局、亏挪公款为由，将其撤任。

叶廷眷的方案虽被李鸿章所否决，但却为新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再次建议筹设官股提供了张本。1880年11月26日，刘坤一首先策动担任国子监祭酒的湘系成员王先谦，就李鸿章奏请酌提招商局拨还官款一百万订造北洋铁甲舰一事，上奏弹劾唐廷枢、盛宣怀等”营私肥囊”，建议清廷饬下南洋大臣查办此事。与此同时，刘还将王氏奏折密抄给彭玉麟等湘系大员，为设置官股方案布置声援。12月17日，军机处就王先谦所奏征求各有关督抚意见，刘坤一便在《覆陈海防事宜折》中，极力反对再购铁甲舰，并提出招商局官本还清后，所缓还之息亦应存作官股，以便日后国家可进一步分享招商局利润，甚至还提出政府”宜得一大力者主持，唐廷枢、徐润与之左右。”这显然与李鸿章一贯主张的”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重商政策大相径庭。除了刘坤一本人受传统重本抑末思想浸蚀较深之外，其中更为深层的原因：一是他坚决反对因北洋舰队的强力扩张而造成对湘系不力的地位；二是对招商局拨还官本（公款）时南北洋比重不均、重北轻南表示不满；三是急欲利用招商局内部因叶廷眷撤任而激化的官商矛盾乘虚而入，以湘系取代淮系对局务的控制。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盛宣怀因王先谦的参劾而去职。此外，湘系中人还想拉拢叶廷眷复出倒戈，但刘坤一以叶”现在丁艰，又不得于北洋[指李鸿章]，未便强之入局，留为后图”而婉拒，实际上也是怕和李鸿章搞得太僵。

富于权力斗争经验的李鸿章，此时自然不甘坐视。立即以强硬的姿态抗疏陈言，折中说：”臣于招商局向不敢置身事外，然王先谦既谓上海及滨江码头多系南洋所辖地面，应请就近派员办理，臣何敢蹈越俎之嫌，贻人口实。且局务虽有起色，究竟用人立法是否合宜，臣亦未敢自信，才力实愧竭蹶。可否请旨饬下南洋大臣刘坤一，询其立法用人与保利权而息浮言之道。如已确有把握，请即责成刘坤一一手经理。臣即勿庸过问，以一事权。”这种绵里藏针、以退为进的策略，似得自曾国藩的真传。刘坤一对究竟能否治理好轮船招商局，并没有确实把握，当时他在朝中无论地位还是权势，也无法与李鸿章抗衡。最后，以恭亲王为首的总理衙门认为：”局务应由李鸿章主政。”并且提出：”李鸿章倡设此局，洞悉情形，唐廷枢等均系李鸿章派委之员，该大臣责无旁贷，凡有利弊之事，自应随时实力整顿，维持大局，仍咨会南洋大臣，以收通力合作之助。”表示了对李鸿章的坚定支持。

为了查明招商局管理人员有无营私害公侵渔中饱行为，李鸿章遵旨派出江海关道刘瑞芬、津海关道郑藻如，会同南洋大臣所派之江南制造局道员李兴锐一同前往查办。刘、郑均为李氏亲信，李兴锐虽然是湖南人，但他早年与李鸿章一起是曾国藩的门生兼幕僚，1875年由李鸿章札调为江南制造局总办（后来又于1889年被李鸿章奏留直隶，委办北洋海防支应局），也算是个亦湘亦淮的人物，凭着他与李鸿章的交情，自然与刘、郑等一齐为唐、盛等开脱。

面对湘系集团谋设官股、觊觎招商局管理大权的挑战，局内一度因官商矛盾而离心离德的淮系众骨干也摒弃前嫌，联合对外。如唐廷枢即主动为受诽谤最重的盛宣怀辩白说，收购旗昌一事，盛只参与动议，而从未经手银钱，”职道经手之事固不便使盛道遭受不白之冤。”同时，唐、徐、盛等人还积极串联，谋求对策。如唐、徐致盛宣怀的信中称：”或恐都中人言藉以有关公款为责，此亦易办，只须弟等变卖船只码头，归还公款有余，散此公司，另图活计，纵有亏折，与公家无涉。可不须查办。”招商局官商一致的强烈反应，也影响到李鸿章，使他坚持执定既有的”招商承办”方针。

（四）郑观应的整顿：积重难返

1881年，唐廷枢因开平煤矿公务羁留天津，徐润又适逢丁艰回籍，唐、徐二人会衔禀请李鸿章札委张鸿禄（字叔和）帮办局务，不久，李鸿章又札委郑观应到局帮办。于是，1882—1884年的局务主要由唐、徐、张、郑会商办理，而其中发挥显著作用的则是早期改良思想家郑观应。

郑观应原为太古洋行买办，是郑藻如的近亲。由于这层关系，李鸿章于1878年札委他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并于1880年担任该局总办；旋又出任上海电报局总办；1882年，他正式脱离太古，全身心地投入轮船招商局事务。他上任不久，即拟出”救弊大纲”十六条禀呈李鸿章，在内部则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盈扭亏等各方面力加整顿；对外则与怡和、太古等洋行签订了”齐价合同”，以避免与洋商削价竞争，从而使业务蒸蒸日上。1884年初，李鸿章下札，升任他为招商局总办，但郑氏极力辞却。

郑氏力辞，直接的原因是1884年他本人因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巨大亏空而破产，更深层的原因是他本人此时对”官督商办”的体制，已经不再抱有希望。诚如他在给唐廷枢的密函里所写的：”查招商局乃官督商办，各总、会、帮办俱由北洋大臣札委，虽然我公现蒙李傅相器重，恐将来招商局日有起色，北洋大臣不是李傅相，遽易他人，误听排挤者谗言，不问是非，不念昔日办事者之劳，任意黜陟，调剂私人。我辈只知办公，不知避嫌，平日既不钻营，安有奥援为之助力？而股东辈亦无可如何。”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郑观应所料，1884年初盛宣怀重回招商局实行整顿，次年被李鸿章任命为”督办”而取代唐廷枢总办一职。根据他提出的”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的原则，政府”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会办三四人应由督办察度商情，秉公保荐。”由于他长期在外任职（先后任登莱青道和津海关道），便将局务委托由其保荐的马建忠、谢家福、沈能虎三员会办分任，盛宣怀则用”互相勾稽”亦即互相监视的办法来控制，以达到综合平衡各会办的权力。但这种做法使得招商局的官气愈来愈重。1891年马建忠愤而离职后，李鸿章于次年再度札委郑观应帮办局务，重新提出改革整顿的方案。但已经积重难返了。

轮船招商局是中国早期近代化企业的一个典型，也是李鸿章自诩的”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从对它经营管理和人事制度上的剖析，可以概括淮系集团在经济领域运作的诸般特点：一是从创办到衰落，淮系集团要员始终保持着对它的绝对控制，并为此倾注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二是当其面临外部势力（如湘系集团）争夺控制权的挑战时，其内部的离心力马上又能转化为向心力而一致对外；三是作为”官督商办”的经营样板，淮系集团中凡是有近代管理经验的菁英，如唐廷枢、徐润、朱其昂、盛宣怀、郑观应、马建忠、谢家福、沈能虎等，均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参与过招商局的管理，并由此引发，拓伸向近代化领域的其它部门，如煤铁、电信、纺织等，从而使淮系集团在近代化事业的开拓方面，相对其它集团来得更为宽广和深远。

四、开风气之先：铁路与电报的创建

（一）小引：铁路建设之议的缘起

铁路是工业时代的象征，也是东西方沟通的象征。

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上海至江湾路段，于1876年6月30日建成通车，与世界第一条铁路——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的诞生，相距四十六年。虽然同样也是英国人修的，它在中国的遭遇则很发人深省。因为在当时，那个冒着黑烟呜呜作响的黑铁怪物带给中国人的不是喜悦。朝廷以为外国人修铁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士大夫认为，火车打破了传统秩序的宁静；而老百姓则抱怨铺设铁路虽坏了田庐、妨碍了风水、乃至惊扰了在坟墓中安息的祖宗亡灵。加上这条铁路通车后不久，有个行人在轨道上行走被火车轧死，造成一桩严重的外交公案。当时的上海道台冯焌光提出”以命偿命”，要处死火车司机；英国方面则认为死者很可能受人指使而卧轨。最后的结局是，这条铁路被中国官方用二十六万五千两白银购回，于第二年20月21日停止运行，然后拆除。铁轨后来抛弃到了台湾基隆的打狗湖。

在近代中国，首先提出修建铁路的中国人是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他在1859年写的《资政新篇》中曾经建言，给能造火车者以专利，并在全国”二十一省通二十一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格于时局，未能实行。在他之前一年，还有一名外国人，即驻印度英军退伍大尉斯普莱（RichardSprye），写信给英国外交部，建议修筑一条从下缅甸通过中国西南边陲重镇思茅进入华中的铁路，以应付”将来的竞争”，并且自印了一本《英国与中国铁路》的小册子争取舆论。但英国政府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西方列强正式向中国地方政府提出修筑铁路的要求是在1863年底，由英、法、美三国驻沪总领事通过江海关道，向李鸿章建议承修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遭到断然拒绝。李鸿章在同治四年二月十七日的致总理衙门的信里回顾说：”苏城初复时，该领事等请由沪开铁路至苏，当经剀切禁阻。……查铁路费繁事巨，变易山川，彼族亦知断不能允，中国亦易正言拒绝。”可见，直到1865年，李鸿章和各省督抚的认识是一致的，对铁路采取排斥的态度。然而就在这一年，总税务司赫德写了《局外旁观论》，接着，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也写了一篇《新议略论》，都有修筑铁道的建议。李鸿章向来以趋新自诩，读到这些，自然会有所触动。1867年，清政府在派遣蒲安臣代表团出使前，考虑到西方各国公使经常向总理衙门提出修铁路问题，于是总理衙门又以信函的形式向各督抚征求意见，得到的反馈仍然是众口一词，碍难实行。李鸿章此时已在湖广总督任上，他的态度是：铁路”有大利于彼，有大害于我”，坚持不允；但又指出：”铁路工本，动费千数百万，即各国商众集赀，亦非咄嗟能办。或谓用洋法雇洋人，自我兴办，彼所得之利，我先得之，但公家无此财力，华商无此巨资。官与商情易隔阂，势尤涣散，一时断难成议，或待承平数十年以后。然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耳。”这大约是受到丁日昌的影响，因他这一时期正忙于剿捻军务，在与丁的通信中，多次谈到运兵运饷的困难。而丁日昌草拟的《三洋水师章程》中，也隐含有发展近代国防，水陆交通须放在第一位，必须”权自我操”的思想。

到1872年10月，李鸿章在致丁日昌的信里，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土若竟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庶足相持”的观点，他指出：”俄人坚拒伊犁，我军万难远役，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蹜伏，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当时”闻此言者，鲜不咋舌。”1874年，日军侵犯台湾，沿海形势紧张，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所附条陈中乘机向朝廷提出，如果内地修有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里，不致误事。但奏折递上后，也是洋务重臣的文祥竟然”目笑存之”，次年春，李鸿章又趁进京参加同治皇帝葬礼之际，向恭亲王力陈铁路的利益，并请先试造清江浦至北京一线，以便南北转运。奕訢则以”无人敢主持”为由拒绝；李又请他能否”乘间为两宫言之”，奕訢仍复以”两宫也不能定此大计”婉拒。于是李鸿章”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其实，”绝口不谈”只是李鸿章在信里向郭嵩焘讲的气话。这是因为1877年3月，郭嵩焘抵达英国甫及三月，就接连给李鸿章写了四封信通报在英国的观感，在第四封信里，他写道：”来此数月，实见火轮车之便利……其地士绅力以中国宜修造火轮车相就劝勉，且谓英国富强实基于此。”李鸿章的回信就是说明中西国情不同，中国由于守旧势力过于强大，连文祥、奕訢这样较开明的中枢权臣都感到无能为力。

李鸿章的修铁路计划受阻，而英国商人却无视中国主权擅自修路，19世纪70年代初，英商怡和洋行即以修马路为名，瞒着中国地方当局修建吴淞铁路。1876年7月，上海至江湾段建成通车，因发生轧死中国人事故，被迫停驶。清廷谕令李鸿章与南洋大臣沈葆桢”妥商归宿之法”。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西华（G.F.Seward）提出，吴淞铁路可否”准令洋商承办，照各国通例，由中国抽纳捐税十年，再照原价收回。”李鸿章当即拒绝，认为英商欺瞒在先，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必须收回此路。他派朱其诏、盛宣怀二人前往上海，与英方代表梅辉立（W.F.Mayers）谈判，最后以28.5万两白银的价格，将吴淞铁路买回，也得到了沈葆桢的支持。但是买回来以后如何处理，李鸿章却与沈葆桢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梅辉立曾经建议，仍交怡和洋行承办数年，李鸿章坚决拒绝，主张由华商集股，继续经营。但沈葆桢却将用重金买回的这条铁路拆毁，铁路器材运往台湾，弃置海滩，任其锈毁。以至于李鸿章在给郭嵩焘的另一封信里愤然写道：”幼丹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这个批评是一针见血的。

正是感到在内地修铁路阻力太大，李鸿章也将眼光转向台湾，并寄希望于时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1877年，丁日昌通过对台湾的考察，上奏清廷，主张在台修建铁路。这是与李鸿章充分商量过的，李鸿章在读过奏折草稿后，随即提出意见，认为”各省煤铁矿渐兴，内地轮路亦须筹办，独惜大疏后段声明他处不得援以为例，未免瞻顾太多，转予廷僚以口实。兄曾发狂论以‘朝开铁路，夕死可矣！’仅见台湾线路之成，尤非志愿之所及。”可见这时候他的期望和抱负很大。丁的奏折递上后，李又很快去信表示支持，鼓励他”专致力于铁路、电线、开矿、招垦等务。”当时台湾士绅林维源、林维让兄弟捐银50万两作为筑路经费，清廷却将这笔巨款给用于赈灾，釜底抽薪；李鸿章又出面向英商丽如洋行借款，又因利息过高也未借成。加上丁日昌本人病重离台，所以台湾铁路此时并未能修成。

1878年开平矿务局成立，总办唐廷枢禀请李鸿章从唐山修筑一条至胥各庄的轻便铁路，用来运煤。李鸿章专折具奏，获清廷批准。唐胥铁路顺利动工，修路工人都用矿区四周地区的农民，并聘雇英国工程师金达（C.W.Kinder）督修。这一情况使李鸿章深受鼓舞，认为修建一条横贯南北的大铁路时机已到。于是就有刘铭传的上奏，从而引发一场铁路问题的大论战。

（背景资料：当时为了求得最高当局的支持，李鸿章倡议、并且由法国人资助，在慈禧太后居住的西苑〈即北、中、南海间〉修建一条小铁路，到1888年底竣工，从中海紫光阁、时应宫、福华门入北海阳泽门北行，至极乐世界东转，抵达终点镜心斋，全长约1500米；法商还提供了一台机车和六节车厢。这一小玩意使得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以及王公贵族们大开眼界。对火车的态度也转变了〈唐胥铁路因此得以建成通车〉。但可笑的是，由于慈禧讨厌火车蒸汽机的巨大声响，所以列车不用火车头牵引，而是由太监用绳索拉着在轨道上拖行。堪称世界铁路史上一大奇观。）

二、铁路争议的经过及影响

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局势紧张，俄国出动陆海军进行威胁，清政府在派曾纪泽谈判的同时，也开始做战争准备。9月26日（八月二十二日）李鸿章上奏称：”查刘铭传将略最优，……昨复钦奉谕旨，饬催来京，臣又备文加函敦劝矣。该提督勋望智略，实不在鲍超之下，昔年督办陕西，并未遇贼，竟遭谗毁，素性耿直，不受羁勒，未免抑郁以去，此次如投袂赴阙，惟祈温谕慰勉，假以事权，其才可当一面。”清廷接受李鸿章的推荐，旨命刘铭传进京陛见。

作为追随多年的老部下，李鸿章对刘铭传一直十分器重。早在同治八年刘铭传在剿捻军务结束后，因嫌朝廷”功大赏轻”而乞病归乡，与李长乐等在家乡吃喝嫖赌、放荡不羁。李鸿章得知后，立即去信规劝：”……久无嗣音，未知踪迹近在何处？传言与李良臣盘桓六、霍一带，纵欲张乐，酣戏淋漓，欲效信陵公子醇酒妇人以自乐耶？似未宜尔。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乃可敛浮气而增定力，窃愿吾党共勉之。如公之才识、声望、断非终老林阿者，及此闲暇，陶融根器，后数十年之世界，终赖扶持，幸勿放浪自废为祷。”但他也知道，刘铭传出身卑微，没有功名，必须遇非常事件有非常表现，才能破格擢拔，由武入文，得授封疆。所以1870年的天津教案和此次的伊犁交涉，他都设法推荐刘铭传应诏赴京，也是为这位爱将创造机会。

上面这封信对刘铭传一生的思想发展影响很大，整个70年代，他在养疴田园的同时，读了不少西学书籍，同时也接触了不少具有社会改良意识的人士，并且曾经雄辩地提出：”非罢科举、火部案、辟西校、拔真才，不出十年，中国将不可问。”思想见解上的认同、放言无忌的个性、以及赋闲的勋臣旧将的地位，使李鸿章觉得，刘铭传是能够提出铁路这个自己”绝口不谈”的话题的合适人选。11月22日刘铭传乘轮船由海路抵津，谒见李鸿章，并在天津盘桓六日，28日方起程赴京。这六天当中，除了交换对伊犁备战形势的看法，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李氏幕僚们的帮助下，起草了《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

根据目前的有关资料，参与草拟工作的，有李鸿章的机要幕僚吴汝纶，李家的西席范当世。吴、范本是好友，范入李家，即是由吴推荐，两人共同切磋，自不在话下。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即是著名清流名士张佩纶，由于其父原安徽按察使张印塘在咸丰初年与李鸿章一同在安徽与太平军作战，”往往并马论兵，意气投合，互相激励劳苦。”是共过患难的战友。所以张佩纶在1879—1881年丁母忧期间也在李鸿章幕府帮忙办事，他也对于奏稿的修订提供了意见，并且由于他的关系，另一位清流健将陈宝琛也得以参与对奏稿的起草修订工作。所以在陈宝琛的《陈文忠公奏议》家刻本里，保存了刘铭传所上的这篇奏折。

正像王家璧所指陈的，李鸿章对这一切，事先都知情，甚至可以说是主谋。他在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给张佩纶的信里说：”省三回津，日趣复奏铁路事，此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幸与吾党发其端。”这是明确地把这项奏议放入淮系集团的总体利益目标加以考虑。半个多月后，他在十二月初五日致张佩纶的另一封信里又和盘托出真情：”铁路一事，鄙人蓄之十年，明知与世龃龉，未敢遽发，此执事所略知矣。省三入山后，书问久绝，比应召而出，谓专以此献之大廷，方服其识力之勇决。乃天语亦相咨询，倘不乘斯时旉陈事理之必当行，负国负友兼负平生矣。”所以也可以说，这份《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是刘铭传打算再度出山时，献给李鸿章乃至清廷最高当局的一份见面礼。李鸿章趁时复奏，不愿负国负友负平生，也表明他和刘铭传之间有着某种约定。

刘铭传的奏折是十一月初二日（12月3日）正式递上的，在折中，他具体分析了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特别指出北邻沙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铁路以达珲春，不出十年，祸将不测”；东邻日本，”恃有铁路，藐视中华，亦遇事与我为难。”面临俄、日两国强劲的军事威胁，中国必须急起直追，修造铁路，有了铁路，便于迅速调兵运饷，保卫边疆，亦有利于漕务、商务、赈务、矿务和旅行，是一项”裕国便民”之举。他还在折中建议修造南北铁路各两条：南面两路，一由清江至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均直达北京（亦即后来津浦、卢汉铁路的雏形）；北面两路，由北京东通奉天，西通甘肃。鉴于铁路修筑工需浩繁，他又建议可以先借洋债。

此折一上，立即在朝廷内外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字子腾）抢先上折反对，指出修建铁路有”三弊”：一、清江浦乃水陆通衢，一旦筑路，商贾辐凑，洋人觊觎，难免不生事端；二、清江浦至京，一千数百里，田、庐、墓、桥之拆移，难免不会滋生扰民之事；三、修路虚糜帑项，赔累无穷。清廷接到这个意见，立即将其与刘铭传原折一并发交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讨论。要他们”悉心妥议具奏”

李鸿章于十二月初一日（12月31日）呈上《妥筹铁路事宜折》，对刘铭传奏折中的论点进一步详加论述，主要胪列了修铁路的诸种好处：便于运兵御侮、保卫京师，促进生产发展、繁荣经济，遇有水旱灾害可以及时赈济等；他还建议中国应成立铁路公司，由刘铭传担任督办。针对张家骧提出的”三弊”，他还特意附上了《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逐一予以驳斥。认为：”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并指出：”臣于铁路一事，深知其利国利民，可大可久。假令朝廷决计创办，天下之人见闻习熟，自不至更有疑虑。”但他同时又认为这件事的关键在于经费的筹集，”若洋债未能多借，商股未能骤集，则虽欲举办，一时亦乏其力。”在给张佩纶的信里，他也坦露心曲：”子腾所驳三大弊，业经详具一疏，剀切上闻。即使阻于廷议，后世必有踵而为之者，勿令笑我辈之拙也。”可见他对因顽固派的反对而”阻于廷议”是有心理准备的。

果然，李鸿章的奏折一上，立刻又引起一片新的反对声。顺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读周德润、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等纷纷上奏指斥。刘锡鸿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指出修铁路有”不可行者八、无力者九、有害者九”，认为如果铁路修通，中国险要尽失，外敌即可长驱直入；洋人亦可由铁路进入内地城乡；修铁路需采购大量外国器材，会导致白银大量外流；火车运费高昂，运费加入货价内，会造成货价猛涨；丝茶为中国主要出口品，有了铁路运输，出口量大增，价格就会下降；加上当前国库不裕，民力贫弱，修铁路实无此巨额财力。刘锡鸿曾经出使英德等国，号称通晓洋情，尽管其言论强词夺理，有些地方甚至荒唐可笑（如说修路会触怒山川之神，易发生洪涝灾害），但颇能混淆一些人的视听。尤其是筑路经费问题，正好触及李鸿章的短处。至于其他人,如周德润叫嚷在中国修铁路是”用夷变夏”，王家璧攻击李鸿章”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的态度就显得十分重要。刘坤一的奏折于次年正月初八日递上，他一方面认为：”铁路火车之有裨益，别项虽未深知，至于征调转输两端，可期神速，实为智愚所共晓。”赞成先修筑清江浦至北京一路；另一方面又担心铁路建成后，会使脚夫失业，税利减少。所以建议总理衙门”参酌异同，权衡轻重”。态度暧昧，模棱两可，实际上把球又踢给了朝廷。当时刘铭传还是赋闲之身，一见事不可为，便仍请赏假养病，打道回府。李鸿章孤立无援，在这场论战中败北的命运便是注定的了。1881年2月14日上谕发布：”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李鸿章当时在写给王闿运的信里愤愤不平地说：”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即反映了他这种四顾茫然的心情。

（三）转修电报线：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然而历史毕竟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李鸿章一看铁路修筑计划一时难以实现，便转向兴办阻力较小、投资规模不大的电报事业。这也是他在1867年首次上奏清廷正式提出的，当时未被采纳。1880年当年，在天津设立了电报总局，由盛宣怀担任总办，次年又在天津与上海间设立了7处分局。随后又不断扩展，建成浙、闽、粤陆路电报干线。与此同时，唐胥铁路工程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1881年末建成，全长约10公里，1882年，英国工程师金达用矿上的废锅炉改制成一台蒸汽机车，用以运煤，又遭顽固派弹劾，说什么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奉旨查办，机车停驶。矿务局总办唐廷枢等力谋挽救，几经周折才得以重新运行。这件事，增强了李鸿章等人兴修铁路的信心。

四）最后的胜利者

经过中法战争，清廷最高统治当局终于逐渐认识到建设铁路有利于调兵遣将，巩固国防。1885年成立的海军衙门兼管铁路事务，由醇亲王奕譞任总理，李鸿章为会办。清流人士、兵部侍郎黄体芳曾经上奏要求清廷免去李鸿章的会办职务，被廷旨斥责为”迹近乱政”，将他”交部议处”。这也说明清廷在这一问题上对李鸿章开始信任。李鸿章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依靠奕譞支持，于1886年组成开平铁路公司，出资收购唐胥铁路，并扩修至芦台，名唐芦铁路，1888年又延长至天津，称津沽铁路，全程约130公里。随后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也在台湾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招商引资，兴修台北到基隆、新竹的铁路。淮系官员的这些作为，为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起了筚路蓝缕的先导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当1887年3月，奕譞奏上《请准建津沽铁路折》时，同样也有一批顽固派人士跳出来反对，如大学士恩承和吏部尚书徐桐联名致函奕譞，极尽危言耸听，但奕譞不为所动，因为他此时对铁路的认识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李鸿章则据理力驳，对两人谬论一一澄清。

到了1888年末，又有更多的顽固派反对修路的弹章蜂拥而来，甚至有20多人联名的。著名者有国子监祭酒盛昱、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仓场侍郎游百川、内阁学士文治等，叫嚣铁路是”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并说太和门失火是”天象示儆”，围攻李鸿章”误国家”。要求罢建津通铁路。李鸿章则针锋相对，写了《议驳京僚谏阻铁路各奏》等信件，逐一批驳反击。奕譞见事情棘手，只好奏明慈禧，于1889年2月14日明降懿旨，命有关的13位督抚将军对双方意见各抒己见。除了一人未见复奏、两人不作表态外，其余十人的复奏，均经慈禧详加披阅，认为唯有两广总督张之洞、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护理江苏巡抚布政使黄彭年的奏折”各有见地”。这三人都是主张兴修铁路的，后两人又是淮系成员，尤其是刘铭传，不但上奏支持，而且还向李鸿章拍发电报说明利害关系：”津通铁路此次如办不成，以后绝难再举，不独贻笑外洋，朝野有志之士亦冷心解体。”李鸿章给刘铭传的电文则说他读了刘的奏折后”痛快得未曾有”。这说明，此时的李鸿章，已经不是孤军奋战了。而且，尽管日后在修路问题上又有津通和卢汉之争，但修建铁路这件事本身，在近代中国已是大势所趋。李鸿章、丁日昌、刘铭传等淮系官员在铁路筹议中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结语

作为一个由内陆走向沿海，由安徽走向全国，由传统走向近代化的实力最强、创办最多的洋务集团，李鸿章和他的淮系集团在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思想文教等领域里，所作的各种创建性的新事业还有很多，诸如纺织、矿冶、海军、新式学堂等等。本篇列举的只是其中不多的几个典型例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这些事例的描述，我们可以看见前人在近代化历程中跸路蓝缕所走过的足迹，以作为今天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