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很重要的30年。在这30年内，近代中国一些开明的官员进行了一场自我图存的运动，从前叫做自强运动，后来称之为洋务运动。

从”夷务”到”洋务”

“洋务”一词是从”夷务”一词演化而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将外国称之为”夷”，带有一种歧视性，认为他们的文化比中国的文化要低，和外国打交道的事情称之为”夷务”，将外国的物品称之为洋货。在清朝的道光年间，将对外贸易、交涉等通称为夷务。在鸦片战争之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和他们签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条约中他们提出，以后说到我们的时候不许称”夷”。起初，中国的官员不同意，他们将此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定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有一条正式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但是，在实际官员的文书中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使用”夷”。外国人发现在官方的文书中还是使用”夷”字，甚至在皇帝的上谕中也发现使用”夷”字，就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后来在官方的文书中，逐渐用”洋”字来代替”夷”字，和外国人打交道就称之为”洋务”。

最早，一切和外国人有关的事物通称为洋务，例如办同文馆、幼童出国、买机器、办工厂通通称为洋务。有一句话叫做”弱国无外交”。在19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是列强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时代。中国一些统治阶级内部的人也想让中国富强，引进机器和现代的科学技术，他们认为办洋务是最重要的。从19世纪60年代初，封建统治者中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现在面临的侵略者与以往的不同，是中国几千年所没有的大变局。在过去，中国也曾经被一些国家侵略过，甚至被一些少数民族征服过，但是那些国家的文化较之华夏文化来说要低，容易被华夏文化所同化。西方国家与以往的不同，一些汉族的大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他们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干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感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中国只有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清朝的军队才能够强大。

汉族地方大员和满清王公大臣的联盟

洋务运动特指19世纪60－90年代，清政府部分官员从事的以富强为目的，挽救封建王朝的运动。开始创办大量的军事工业，后来又创办了一些现代的民用企业，建立了新式的学堂，派遣留学生，编练新军、创建现代化的海军等。这30年恰恰是一代人的时间，这些官员排除了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困难，呼吁借取西洋，倡导和推行自强运动，他们被称为洋务派。从传统的观点来反对这场运动的官员被称为顽固派。

洋务运动可以说是在列强的侵略下，中国的大门被坚船利炮打开后，统治者被迫学习西方的一些技术，主动引进了以大机器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之所以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办洋务运动，有一个客观的条件：清朝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在统治的两百年间警惕汉族人取得政权，清政府中重大的权力，尤其是兵权，完全集中在满族人手中，汉族的大臣多担任副职。然而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势如破竹，清朝的军队被太平军打得七零八落，清朝的一些高级将领包括一些巡抚被太平军俘获。而在此时，一些汉族的地主阶级，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纷纷靠自己的力量来办团练。清朝官方的军队依靠地主的团练来镇压太平天国，以湘军为代表，这种汉族地主阶级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力量。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一些军权被汉族大官僚掌握。太平天国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使汉族地主阶级开始掌握一些权力，清王朝的统治权力开始下移。

汉族地主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冲破一些阻力兴办洋务运动，同时他们也获得了满清权贵中一些开明的王公大臣的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恭亲王弈訢。洋务运动是由地方大员和朝廷中的恭亲王的推动下形成的。用李鸿章的一句话概括起来说就是：”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不仅要购买外国的枪炮、军舰，还要学习制造这些枪炮、军舰。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比较务实，并不拘泥于传统的孔孟之道。

洋务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以”求强”为中心，是洋务运动兴起的阶段，创办了大量的军工企业。

第二阶段，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大约15年的时间，除继续兴办军工企业外，将更大的力量放在兴办民用企业上，洋务运动的重心从”求强”转为”求富”，这是洋务运动的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新企业创办的不多，旧企业内部矛盾重重，洋务运动的弊端在这一阶段更多地显露出来，主要的成就是建立了北洋海军，但是北洋海军被日本全歼，这是洋务运动衰败的阶段。

求强阶段：渴望船坚炮利

清军在1861年攻陷太平军占领的安庆以后，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安庆军械所，尝试建造现代的枪炮，威力不大。后来曾国藩试造了一艘小轮船，起名为”黄鹄号”，小轮船是手工生产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能算是近代的军事工业。在兴办安庆军械所的时候，招揽了一批当时精通算术、物理、化学的科技人才，为西方近代工业的引进打下基础。

兴办洋务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是李鸿章。李鸿章在1862年率领淮军到上海协防，亲眼看到了西方炮弹的厉害，将其称之为神技。他决心学习仿造，在上海设立了洋炮局，规模不大，很多东西靠手工作坊似的生产。此时安庆军械所也生产了一些炸弹，但是一些炸弹射出后不炸，”黄鹄号”行驶的速度很慢。此时曾国藩、李鸿章觉得像安庆军械所、上海洋炮局这般用手工的方式制造机器是不行的。这时，中国赴美留学生容闳回国，通过关系见到李鸿章，提出要使用机器生产，得到曾国藩的赞同。曾国藩派他到美国去购买机器，使用大机器生产，这件事情意义重大。从世界各个国家工业发展的阶段来说，先用手工制造机床，再用机床来生产机器，从手工的过程发展到用机器生产机器的过程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洋务派直接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尤其提出要引进制造机器的机器，在很短的时间内跨过了手工工业的阶段，加速实现了从手工制造到机器生产的转化。

1864年，湘军攻陷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太平军的失败已成定局，虽然还有少量余部在江南转战。此时洋务派的官僚腾出物力、精力、人力，大规模地引进机器，大规模地兴办洋务运动。此前他们将太平天国称之为心腹之患。1865年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购买了上海一个美商的机器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的兵工厂，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机器生产工厂。以此为依托，陆续又开设了一些分厂，设立炼钢厂，自制钢材，生产枪支、弹药、大炮以及后来的轮船。另外的一个企业是金陵机械局，由李鸿章创办，1865年建在南京的雨花台，生产军火和枪炮。在试炮的过程中发生了爆炸事件，所以进展不很顺利。

左宗棠在1866年设立了福州船政局，他对于建厂的规划现在看来有些地方是很可笑的，这说明他对现代化军舰和商船的区别并不了解。在奏折中他将军舰和轮船混为一谈，建了军舰之后，一旦发生战争就可以作为兵船，没有战争就可以搞运输。虽然看起来很好笑，但是他的这种决心还是很可贵的。因为在初期，中国人很难对大机器有一个很透彻的了解，只是觉得它很厉害。企业中聘请了很多外国专家，尤其是聘请了法国造船的专家。可以说，福州船政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专业船舶制造厂，附设的学校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学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学习航海，一部分学习造船，造船就要学习现代的数、理、化等知识。1884年8月下旬，中法战争爆发，法国的军舰开进福州的马尾，法国首先开战，炮轰船厂，使船厂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这一事件使人们意识到军舰要商战两用是不行的。以后福州船政局专门制造兵舰。

另外，天津机器局成立于1867年。因为一些重要的军事企业都设在南方，使得清廷对李鸿章、曾国藩迅速扩大的势力很不放心，急于建立由中央直接控制的现代化的军工企业，所以在天津建立了天津机器局，但是它的规模很小，制造一些军用器具，像炮车、炮架，远远不能和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这些地方官的洋务企业相比。它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清朝的权力结构中，权力正在逐渐地下移。

以后洋务派又修建了一系列的兵工厂。从1865年到1890年，洋务派共创建了21个兵工企业，像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西安机器局、福建机器局、兰州机器局等，后来在东北建了吉林机器局，在台湾还有台湾机器局。洋务派建军工企业最直接的动机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同时也有反对外国侵略的作用。无论动机如何，一种新的生产力的引入，引起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洋务派引进大机器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起点。在制造军工企业的过程中对西方的机器生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洋务运动就从求强过度到求富阶段。

求富阶段：打造经济实力

从19世纪70年代初，洋务派开始创办民用企业。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是：

第一，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军、海军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经费不足、原料供应不足，同时需要运输、电讯等配套设施，所以通过求富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

第二，随着认识的加深，他们认识到西方的”长技”除了船坚炮利以外，更重要的在于西方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于是洋务派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民用企业以达到求富的目的。

从19世纪70到90年代，洋务派一共创办了二十几个民用企业，包括航运、矿物、电讯、纺织、冶炼、铁路等方面，其中比较重要的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

轮船招商局是1872年由李鸿章委派沙船世家、浙江海运的候补知府朱其昂在上海创办的。它是在外资垄断了中国沿海、沿江航运，军事工业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出现的，是洋务运动中创办的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1872年初，李鸿章指出；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竖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抢夺，则需华商自理公司。当年12月，轮船招商局成立。最初，商人资本很少，很少有人敢认购股份，主要依靠官款，由知府来办。1873年7月，李鸿章委派上海一个买办商人堂廷戍为总办，朱其昂、徐润、盛宣怀、朱其昭先后为会办。改组后的招商局实权掌握在唐廷枢、徐润的手中，这样他们招募的股本有所增加，到1877年已经招募股本73万两，慢慢收购了美商的航运公司的船，船只增加到33艘。轮船招商局同外国的航运公司进行竞争，曾经一度打破了由外轮垄断中国航运的局面。招商局的总局设于上海，分局设于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甚至在国外也开设了分局，如横滨、神户、新加坡。

另外一个重要的企业是开平矿务局，为了解决军事工业和轮船所需的燃料问题，而煤是当时最主要的燃料，洋务派开始注重自采煤铁。1876年，李鸿章派唐廷枢带领开矿人员到唐山，煤块和铁石寄交北京的同文馆。当时的一些老专家、老教师及很多化学家进行化验，证明了煤铁的成色非常好。从1877年起李鸿章派唐廷枢组织筹建开平铁矿，1878年开平矿务局正式筹办，总局设在天津，矿区设在开平，募款达到20多万两。他们进行了一些技术性的改造，增强了它的竞争能力，煤的产量不断增加。为了运煤，在1880年挖了一条从芦台到胥各庄长达70里的河道，称之为”煤河”。同时从河头修筑了一条长约15公里的铁路直达矿区，1882年开始通火车，这是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也称为”唐胥铁路”。

在1874年左右，日本想侵略台湾虽未得逞，但是这次事件使洋务派感到消息的畅通对作战的重要性，一定要有现代化的通讯设备。他们提出不可以没有电报，1879年，李鸿章在很短的一段距离进行试验，在大沽到天津之间架设了电线，把军队的一些房营接通。试验成功后，在1880年9月李鸿章上奏，要求修建从天津到上海的铁路，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0月设立电报总局，由盛宣怀任总办，津沪线在1881年4月开工，11月竣工。1882年4月，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吸引了很多商股，募集股本8万两。以后中国陆续地修建了其它的电报局，有上海至汉口，从天津经过山海关到黑龙江，烟台至威海，汉口经四川到云南。电报业四通八达，连新疆的伊犁都架设了电报线，信息特别畅通。

为了抵制外国的棉纺织品在中国市场的倾销，同时考虑到洋布利润很高，在1878年筹建了上海机器织布局。

官督商办的利弊

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的经营方式以官督商办为主，只有少数采取官办。所谓官督商办就是指洋务派在经营近代民用企业的过程中采取由商人出资认股、由官方借垫部分资金来筹建企业，并且由官方委派官员进行管理的一种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官方所委派的总办和会办大多是以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身份出现的，如唐廷枢、徐润既被官方派做官总领导企业，同时又是主要投资者，作为商股经营企业。过去，商人的地位一直较低，用大机器生产需要很多官方的支持，官督商办从这方面来说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亦官亦商的身份也会带来一些弊病。

民用企业无论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还是官办，或者官商合办，都明显地属于资本主义的企业。首先，这些企业的经营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而进行的商品生产，这些工业产品直接投入市场，交通、运输、电讯、电报等都是主要以赢利为目的。第二，民用企业的生产力水平有很大的提高，采用大机器生产，雇佣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工人，局厂中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劳资关系。第三，这些民用企业中吸取了大量商股，这些投资者是中国最早的资本家，包括从买办商人、地主官僚转化来的人。企业中的资金已经是资本了。

但官督商办仍然是一种比较落后的经营方式，夹杂着很多封建的成分。第一，从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来看，官办民用企业属于清政府，官督商办企业也是清政府委派官员来管理，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中都有一定的官款，并且这些企业都程度不同地依赖于政府。第二，从企业经营的目的来看，虽然是以谋求利润为主，但是和官方有很深的关系，它必须满足清政府的特殊需要。第三，从企业内部的分配来看，官督商办企业每年发给股东的官利和余利使企业的净收入被分配殆尽，这就影响了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经营是背道而驰的。在70年代到80年代，这种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发展的比较迅速，但是弊病越来越多。

随着纯粹的民间资本的兴起，效率提高，从90年代以后官督商办企业的地位逐渐下降，被商办企业取代。官督商办企业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洋务派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经营近代企业，促进了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民营企业的产生。起初，封建顽固势力的阻力很大，不允许兴办新式企业，只有依靠官方的力量才能在某种程度上采用新的生产方式。第二，民族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有一定的抵制作用，分洋人之利。在开风气方面，官督商办企业同时兴办新式学堂，像江南制造局附设了译书局，翻译了大量的西学图书，康有为等人都是读了江南制造局的书而受到了启蒙。

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了，后期官办企业的腐败性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官员贪污腐化，既是官又是商，官商不分，这是导致它失败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