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聿新

壹、前　言

鸦片战争的刺激，中国知识分子己开始意识到改革的必要。传统的知识分子所注重的多是从历史中寻求改革之道，诸如在货币、农业、盐政、漕运等方面的经济改革，以及吏治澄清，广开言路等政治改革，脱离不了传统的窠臼。那些直接触及到鸦片战争的改革者乃是在传统的改革之外再加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夷技」。诸如魏源一面撰《海国图志》以倡导识夷、师夷、制夷，但在另一方面撰《圣武记》以兴内政，复清初盛威。魏源、林则徐、徐继畬这些带有进步思想的改革者，所提出识夷与师夷的理念，并未获得回响，《江宁条约》订立后，反因中西接触面的开广，导致磨擦与冲突的扩大，从官方进一步扩张的民间，当初所提倡的识夷，反而加深了对西方的仇视；所提倡的「师夷」，更由于不了解夷技背后的科学理论及伴随科学理论成长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丁守存、龚振麟、丁拱辰、潘仕成等人（注一）的努力终不得要领，「师夷」之声烟消云散。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确定了安内先于攘外，先藉外力消除太平天国及捻乱这些心腹之患，及推展坚船利炮政策获共识仍而正式将魏源、林则徐等人的「识夷」及「师夷」政策正式落实于实际的运作之中，展开了模仿西法的洋务运动。当清政府以官方之力决心推展西法时，自然会去克服许多困难。困难所在，一为缺乏了解西方的专家，一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阻力。船坚炮利的推展有利于消靡内乱，抵御外侮，增强政府威信，自然较易获得共识。洋务运动推动者并不以购买西洋现成船炮为满足，尤其是当阿利国舰队事件发生后，这些主持洋务者认为应避免中国受制于西方，必须要有自制的能力，而确立了「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政策，并企望「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习，继而试造」（注二）。在他们的心目中仍将船坚炮利的国防科技归为中国传统百工之范畴。由于他们了解有限，自然困难重重。为从根学起而开始提倡科学教育时，更欲将科学教育提升至科举的层次，破坏了传统以士、农、工、商为先后的秩序的社会结构及教育内涵而招致诸多阻力。传统结构及内涵历经了千余年社会化的过程，已深植人心不易变更。其后虽然恭亲王等洋务派获得胜利，但他们依然一直在与这种阻力抗争与妥协。

洋务运动的开展使「识夷」与「师夷」更加深入，洋务派了解到中国确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方，一方面传播西方的进步理念；一方面企图将这些进步的理念与中国传统的理念相互整合，将传统的阻力化成助力。从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洋务派重臣及其幕宾如容闳、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以及王韬、陈炽等人思想中便具有这些倾向。而马建忠所涉及西化层次则多及于动态的显示行为，也就是可以目睹耳闻具有实质性改变层次（注三），诸如将民生工业与西方经济思潮的结合，以推动富民的理念；将西方海军战略战术及科技人员培育理念用之于中国海军及海防之中；他甚至更将英文文法的规则引进中国语文中，建立中文文法，来提升人民的教育水平；在政治上，他更强调西方国际政治的均衡理念，以使中国能在列强的相互制衡中求取最大的利益。

马建忠不像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在理论上的发挥并企图以整合的方式落实于实际运作之中，他虽是在介绍西方具体而正在实际运作之中的项目，但他所推动的项目中均寓涵着西方新的政经理念，企盼以具体建设来改变中国人的观念，在倡议兴建铁路时，他不仅言明铁路的安全性，更提出了西方在兴建铁路时的筹款、创造及经理的新理念；在提及关税时，他更将西方正在运作的国家主义的经济理念以具体的方式表达出来；在开发中国矿产时，他更提出中国采取金银复本位制并逐渐走向全面金本位制，及发行纸币。

马建忠的西化理念，源其自幼生长的上海，从小受教会教育，奠定了他的现代知识基础，再加上他曾留学法国，亲眼目睹了欧洲的进步，尤其是德国、意大利统一后的发展；法国如何自普法战争中的阴影下复兴，以及英国的稳定发展。他同样也能深入了解传统的中国，故在政治改革方面，尤其是政府制度的改革方面着墨甚少，他不愿改变中国传统的结构，只是另辟一途以具体的做法使中国能展现出另一种新貌，但这种新貌却足以对中国传统的结构产生整合与质变。

贰、马建忠的生平

马建忠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正月初二生于江苏丹徒，为史学家马端临第二十二世后裔，父亲松严世奉天主教，母亲沈氏家自利玛窦到中国以来便信奉天主教。他在七岁之前循例入私塾受传统式的教育，嗣因太平天国攻陷长江下游之地，只得随家人辗转至上海，于咸丰二年随其兄马相伯入徐汇学校，学名斯才。兄弟二人倍受校长意大利人晁德莅（AngeloZottoli）的喜爱。徐汇为法国主教Maresca于道光二十年，鉴于长江水灾后，秋收不登，为收养中国人子弟而设（注四）。马建忠在徐汇，除接受传统中国的教育，当然必须接受西方语文及科学教育。

马建忠出身天主教徒及所接受的西化教育在当时甚为人所鄙视，但此却奠定了他接受新知的基础，他原想循例参加科举以登仕途。但因太平国的举事及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放弃了科举之路，「舍其所学，而学所谓洋务者。始求上海所译书观之，未足餍意，遂乃学其今文字与其古文词，以进求其格物致知之功，与其所以驯至于政治之要穷」（注五）。在语文方面，除了一般通行英、法文外，并学希腊文。为了解西方语文的发渊，更肆意学拉丁文。此外，他又广泛涉略，地理、国别史、政治、物理、化学、生物、矿物等学科，约略经过七、八年的苦读，「于彼国一切书籍，庶几贯穿融洽，怡然理顺，涣然冰释，与汉文无异」（注六）。

洋务运动期间，中国最需要是具有「识夷」基础的知识分子，同文馆所培置的语文人才，学养不足，不足以担大任；对外人又不信任；对于一般自幼在外国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又深怕其西化太深有碍大体，同治十一年，派第一批幼童出国时，由容闳担任副职，而不熟悉洋务的陈兰彬却担任正监便可以看出，李鸿章认为容闳虽然熟悉洋务及其语言文字，却「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注七）。马建忠则具有容闳的优点，却无李鸿章言及容闳缺点，再加上他长兄建勋受知于曾国荃，御太平军有功：又曾任准军粮台，参赞李鸿章的营幕戎机。二兄相伯，学中西，亦受知于李鸿章（注八），马建忠较其二位兄长更具才华，自然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光绪三年（1877），首届船政学堂学生出洋，李鸿章特派他担任留法学生团的随员并兼法文翻译。他非船政学堂出身，薪津特别由李鸿章所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机构拨给，可见李鸿章对他的厚爱。

马建忠至法国后，进入巴黎政治学堂（EcoledesSciencePolitiques）主修国际公法与国际政治。由于他的学基深厚，在校成绩斐然，除获政治法律方面的师优奖外，又特别参加难以通过的文词科考试，以考验他的语文基础，当时在法国的日本、波斯及土耳其的留学生从未有通过该考试者。考试内容为「以拉丁文拟出古罗马皇贺大将提督征服犹太诏；法文译埃及、希腊水战拉丁歌章，舆图，及希腊、拉丁与法国著名诗文，兼问各国史学」，成绩甚优（注九）。光绪五年五月二十日（七月廿九日），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法学士学位（Licenciéálecolédedroit）（注一○）。

马建忠在法期间，除在学校接受教育外，并经由李鸿章的推荐，任出使四国使者郭嵩焘的随员，郭认为他「志趣尚好，人亦聪明，法文法语既精，现在官学讲习交涉律例，可备就近驱策，傥能兼翻译，又不误所学，则两益矣！」（注一一）特别将中国驻法使馆的购置交由马建忠办理（注一二）。光绪四年曾纪泽出使英法时，李鸿章亦向曾推荐马建忠，并出示马建忠所撰《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予曾阅，曾对他的评价为「精通法文，而华文函启亦颇通顺，洵英才也」（注一三）。因马建忠在校成绩斐然，以及他曾随其兄相伯入修道院，感于中外修士待遇不平而毅退出的经验（注一四），在洋人面前态度高傲。光绪五年十一月，曾纪泽在法晤其法国友人利格夫人时，利格夫人特向曾诉马建忠之不是，曾在日记中记有「眉叔（马建忠）狂傲，待西人不以礼，人多衔之，利格夫人谈及马建忠则轩眉切齿，怒不可解，巴黎士绅，下至倡优妓女，亦有深恨之者」（注一五）。曾纪泽在法期间，除在光绪五年正月偕马建忠觐见法国总统外，尔后在法期间的日记中未再提起马建忠的名字，可见曾对马建忠的印象不佳。但知识分子却对他持肯定的看法，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Cordier），认为他和蔼可亲，环境适应良好，深受巴黎社交界欢迎（注一六），马建忠给李鸿章的信中亦提到他「多与当道者往还，而所最善，则有彼之所谓翰林院数人，专讲算化格致诸学，与夫各国兴替之由，各国仰钦，尊如北斗」（注一七）。

马建忠在法国留学期间，亲眼目睹西方各国在工业革命后期的发展，尤其是新兴的德国、意大利的蓬葧发展，及普法战后法国的复兴，而规划出中国的发展策略，「治国以富强为本，求强以致富为先」。发展的步骤则为「首曰开财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国用，四曰端吏治，五曰广言路，六曰严考试，七曰讲军事，而终之以联邦交焉」（注一八）。其后他的立论是多着墨于这几项。

光绪六年，马建忠学成归国，李鸿章鉴于他的语文能力及对洋务的娴熟，特奏请朝廷赏马建忠二品衔，发交总理衙门存记，以备出使之用（注一九），但未获回应，李鸿章只得请他董理天津水师营务处，办理海军事务：海军正是李鸿章所精心擘画的国家大政。光绪七年，李鸿章特命马建忠随德将汉纳根（MajorVonHanneken）乘海舰勘察旅顺炮台，规划海防事宜。同年李鸿章又藉重他在外交上的长才命他前往香港、西贡、新加坡、印度加尔各答集地察看鸦片销售情形，他并至加尔各答与英印政府判鸦片售禁问题，以杜绝走私、及藉重税绝禁鸦片（注二○），未护英方同意。光绪八年春夏，他又衔李鸿章之命参与朝鲜与美议约，在他藉势推引之下，朝鲜不但完成了与美议约，并依美约方式与英、法、德等国议定了商约，而解决了各国对朝鲜觊觎。他鉴于朝鲜与俄国相邻，为杜绝俄国的野心，要求朝鲜政府与俄国政府谈判边界界定事宜，并谘访中东路通商的利弊。同年六月，朝鲜又发生壬申事变，李鸿章又命他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兵舰前往朝鲜观变。在他建议下，朝廷终增兵朝鲜，平定了壬申事变，诱执大院君并送至天津看管。在朝鲜期间不断地与日本周旋，终使朝鲜与日使花房义质订约，解决了朝鲜内外危机。李鸿章为此特奏请赏马建忠戴花翎，以海关道存记擢用，吏部却以与章程不符而未答允。

光绪十年，李鸿章又命马建忠为会办以改革招商局，他虽名为会办，因总办唐景星衔李鸿章之命办理开平煤矿事宜，督办盛宣怀又北返天津，招商局实际掌握在马建忠的手中。同年中法战起，法舰封锁长江，他为使招商的船舶免于为法军所获或击沈，特与美商旗昌行（Russel&Co.）商议，将船只以银价五百二十五万两售与该公司，双方签订秘密协议，名为出售，实为暂租，待战事结束后再由中国赎回（注二一），马建忠如此做的原因，乃根据咸丰八年（1858）中美天津条约第二十六款订有，当中国与他国交战时，美国船只可自由出入通商口岸，「倘日后另有别国与中国不和，中国应禁阻不和之国不准来各口交易，其大合众国人自往别国贸易，或贩逢其国之货物前来各口，中国应认明大合众旗号，便准入港」（注二二）。招商局船只悬挂美旗可突破法国封锁，继续营运，有利于中国。二为时间紧迫，若押东西给别的国家，至少需六个月时间方能生效，美国洋行则不然，只要谈判妥贴，签字即生效（注二三）。马建忠此举，保障了招商局的船只，事后亦证明他的处置并无不当之处，但却为他招诸多非议（注二四）。李鸿章对他亦不谅解，盖因招商局船舶原购自旗昌行，而今以贱价又卖给该公司，有图利之嫌，其次在战后收回的过程历经波折（注二五）。为此马建忠终未能坐上招商局总办之位，只能在盛宣怀之下担任会办之职，直至光绪十七年(1981)（注二六）。此后马建忠虽渐淡出政坛，但并未忘却对国事的关心，中日甲午战后，他提出设翻译书院以培育洋务人才及增广知识分子见闻。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又参与李鸿章的特使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礼。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马建忠与其兄相伯居上海，与梁启超为邻，梁启超对马建忠甚为佩服，从马处获得不少新知，并从马学习拉丁文，日课二小时（注二七）。

马建忠淡出政坛，并未丧失对中国的关怀，为提振教育以新民，藉深厚的中西学养，将英文文法用之于中文之中，使中文规则化，撰成《马氏文通》一书，探求「自文学以来至今未达之秘奥，启其缄縢，导后人以先路」（注二八）。该书于光绪二十二年脱稿，二十四年正式刊行。光绪二十六年八月，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为东南自保之事，特至上海，要马建忠至其行辕译俄国电文七千余字，由于过度疲劳，以致热病大作，于十四日病逝于上海寓所（注二九）。

参、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发展策略

洋务运动目的是在求强与富，对于洋务运动期间西方民主政治的蓬勃发展并非有意的忽视。魏源在《海国图志》对美国的民主政治露出羡慕之意，徐继畬及梁廷亦表达出同样的钦羡之意，然他们所认识的只是表面上的制度，而非其背后文化背景的形成。一旦这种制度在中国运行，必会产生各种不一的困惑。

中国政治运作所重视的是民本，民本的实践是靠仁政，也就是使人民的生活与生计获得保障的生存权，而负责执行君主仁政策略的则为「士」。洋务运动求富的历程基本上是在求取国富与民富，负责执行求富政策的洋务派，亦多以「士」来自居，且同治，光绪及掌权的慈禧太后，从事现代化建设的洋务派多为实际权力的掌握者，当然对于民主政治会产生认知上的差异。

马建忠虽然留学法国，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环境自然制约了他对政治改革的兴趣与方向，他肯定西方在端吏治，广言路及严考试方面的成就，盖这些是中国传统实践民本的基本的条件。他在法国期间正值欧洲民主及经济极速发展时期，他观察这种发展情势，认为民主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并非有必然的关系，以新兴的德国而言，其经济成长与民主化之间并没有密切相应的关系，普鲁士的中产阶段级人士大部分仍然不直接参与政策的决定，无产阶级几乎完全不参与，而却能将法国打败走向统一与强盛，他所留学的法国却接二连三发生政治危机（注三○）。因而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无论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式的内阁制，美国的总统制，以及法国第三共和国式内阁制，均持否定的态度。他评讥英国内阁制「君主徒事签押，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遇有难事，则以议院为借口」，评讥美国总统制，「监国（总统）虽由民自举，似乎公而无私矣，乃每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更一监国，则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党羽，欲望其治得乎」？至于法国，则正值第三共和新成之初的纷扰时期，一八七七年的宪政危机，保宪派与共和派为总统是否有权免内阁总理之职？内阁总理除对国会负责外，是否还须对总统负责？形成总统与总理、国会之间的权力争执，因而他批评法国虽「为民主之国，似乎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为朋比，除智能杰出之士，如点耶（LouisAdolpheThiers）诸君，苟非族类，而欲得一优差，补一差缺，嘎嘎乎其难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注三一）。「议院多植党与，每与执政不相能，故执政院迭更，而执政之心腹，如头等公使，势必屡更新」（注三二）。

马建忠为李鸿章所赏识，实际参与了洋务运动，当时欧洲意大利首相加富尔（CamilloCavour），德国首相俾斯麦（OttoBismark），俄国的加且高佛（AlexanderGortchakoff）等人，地位亦犹如李鸿章一般，他们在欧洲纵横捭阖，立一席之地，深获马建忠的认同，他们成功的原因，「先定所向，所向既立，而后心无旁营，力无旁贷。所谋则济，所举则成。如加孚尔（加富尔）以统一为心，壁斯玛（俾斯麦）以雄长为志，加且高佛以廓辟为怀，终皆克偿其愿，所向先之故也」（注三三）。在他心目中，李鸿章亦非等闲之辈，亦有足以与他相抗衡的实力与地位，他企盼着李鸿章在内政与外交能「所向先定」。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工业革命进入一新阶段，工业发展与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互为表里，工业发展促成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扩张，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扩张又促成工业力量的提升，一个国家的经济生产力或战争潜力不再以面积和人口为决定因素，而是以工业化的程度来定。洋务运动推展正值工业革命进入第二期的新阶段，自然面临内外的压力。解除内外压力成为中国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必须时时面临的课题，其中最使洋务派头痛者，则为来自外在的压力，那就是一方面要向帝国主义学习，一方面又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凌，使中国能在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发展。洋务运动开始之初，清政府在与外力妥协下，利用外力解决中国内部危机，为洋务运动奠定了根基。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国际环境又产生巨大的变化，意大利、德国迅速成为强权，内战结束后的美国更积极向外扩张，合纵连横，纵横捭阖，中国自然成为他们的目标。马建忠于光绪三年他所提出八项发展策略中最后一项为「终之以联邦交」，可看出其重要性。盖中国的政经发展不得不藉重西方帝国主义的经验，且这些必须在稳定的国际环境下，才能顺利发展，他所提出「所向先定」也就是如何在外交上建立均衡制衡的态势。

马建忠的均势理念，是以十八世纪的欧洲之法国，普鲁士、奥国、英国与俄国五强之连横合纵，以及自维也纳和会（ViennaConference）以来的欧洲情势为基础，他专注于国家的互动与权力的分散（decen-tralized）体系，当时的欧洲并无一个超级强权的存生，行为互动的结果常视成员大小以为定，实力的分配比较平均，追求的目标也能逼于情势而相互容忍，在这种均势下，每个国家比较不会坐视他国威胁其目标的追求，也比较不会将其国内资源，大量投资于军事力量的发展上，以求自身的安全，一旦有一国家拥有超级力量以控制他国，必导致其余国家的恐惧，促成他们的结盟以对抗此一超级强国。

马建忠所提倡均势的理念，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新的理念，虽然有许多人曾以春秋战国，或以中国与夷狄相争来形容当时的国际情势与中国的处境，以及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虽带有均势的味道，但均是中国式的，也就是以中国为主体东方式国际关系，马建忠则以西方式的思考方式来论证或印证国际关系中的均势理念与春秋战国理念相合之处。

马建忠的均势理念是建立在国家实力及政治运作的基础上，也就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而抛弃了传统的道德论点，他特别提出英国外交政策上的「利在则友，利亡则寇」，来说明利的重要性。既为均势，当然中国传统的天朝观，也就是超级强权的上下国际关系，必须抛弃，盖因中国已非天朝，而西方列强亦非传统夷狄所能比拟。对于洋务派所坚信的以国际法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执依据，马建忠则持保留的态度，一方面是国际法尚未成定论流派甚多，各派学说不尽相同；其次国际法不过是强国在交涉时寻求私利的借口（注三四）。

国际关系均势的维持，有赖于强国之间的制衡，一些小国惟有周旋在强国之间以维持国家的安定。中国必须借重均势的有利环境，致力于竞争力的提升。马建忠生长在上海，亲眼目睹西方列强在上海的发展，留学法国更目睹欧洲的进步实非中国能比拟，他曾以奥托曼土耳其为例，来说明求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性，「嗟夫，当回人之灭东罗马也，开疆展土，欧亚为之重足而立，所来使臣，动加鞭笞，而莫敢谁何。今则时穷势迫，国内之政教财赋反为外人牵掣。民贫国蹙，僻守一隅，几于国不其国者，何也？处递变之时，不因时而与之俱变，内无定向而知变之士穷，外无友邦而应变之方少，徒守此千百年前玛奥买（默罕穆德Mohanmed）所著《高朗》（《可兰经Koran》）一书，欲以应夫千百年后世道之变，无惑乎日就削亡，徒为天下后世多一泥古不通今之龟鉴，可不惜哉？今夫应时达变之才识，系乎用，难责人以必有；而相时制变之实学，关乎理，亦力学之可求。然专论夫理者，遇事每仓皇而失措；泛求用者，临时转窒碍而鲜通，是必理用之兼备，庶可泛应而曲当」（注三五）。他虽未言明中国的情形与奥托曼土耳其情形有相似之处，由这段话中，明显出看他对保守势力的阻碍，颇不以为然，在作为与思考上，他可视为一寓理念于实作的洋务派。

欧洲自进入工业革命第二期，进步神速,为中国学习的目标，马建忠认为中国与欧洲列强的交往，不能仅在于邦交的维持与外交的周旋，必须深入欧洲各个层面，了解其进步的动力为何，他对出使人才格外重视，意大利加富尔，德国俾斯麦，法国大意郎，俄国加且高弗，英国巴麦尊，以及奥国梅特涅之所以能担国家重任，乃是由于他们「先皆久游列国，或充公使之选，或为游览之娱，一旦身入机府，他国之民情俗尚，了如指掌。复得出使之臣时传消息，虽千里如一室矣。己亦不易知也，知我之所长，尤宜知我之所短。知我之所长，故掩之以待时而发；知我之所短，故彰之可因奋而更」（注三六）。中国要想藉均势的环境从事建设，最好方式便是积极与各强国交往，因「使臣庄岳其间，朝夕观摩，以为他日返国之师资，而不失邻善之望也」（注三七）。

国际政治活动有竞争，有合作及竞争与合作互相混合，就洋务运动发展时期而论，尤其是在初、中期，中国实无与西方列强竞争的本钱，为培育中国竞争能力唯有与强国合作，习其所长，马建忠的外交策略从他处理朝鲜问题可以看出，他不但促成朝鲜与美国订立商约，借机促成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订立商约，建立朝鲜与各国的合作，以制衡日本同时保障中国的朝鲜利益使朝鲜能会全心致力于建设。马建忠所以提出均势理念，并非中国参与均势中的军备竞赛，而是中国借着国际间的均势环境，致力于国家的发展，即使中国己达于先进国家之列，中国仍不会走向帝国主义之路。权力政治为国际间不可避免的现象，国家原是一个权力制度，为了图存，必然崇尚权力，权力政治终走向恶性循环。国家为了自保，必然从事军备，又感本身力量不够，因而参加同盟；同盟与同盟之间从事军备统事，又遂使国际均势受到威胁，终致引起战争，战后必然签和约，重新安排国际均势，后来均势又遭打破，又引起战争，周而复始。马建忠为避免走向这种恶性循环，使国家的建设毁于一旦，他企望以外交手段来维持国际和平，使国家能在和平环境中永续发展，「夫处今之世，轮舟铁道，梭织环中，而欲自囿一隅，禁绝外人往来，势必不能，不若因其利而利之，以广我之利源推行尽善，国富民殷，立约修和，而内外平睦，四境无鸡犬之警，万国消锋镝之忧，谁谓交涉之学小补也哉」（注三八）。这也就是他为何提出「终之以联邦交」的目的。

肆、中国经济发展之道

洋务运动的推展乃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内忧外患，很自然地是以船坚炮利的国防技为首要目标，且很快地得到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认同，然就当时的情势而言，无论是外在西方列强的侵扰，或是内部太平天国与捻乱，乃是肇基于经济问题。外在列强的叩边为西方资本主义横行的结果，内在的动乱多少是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这些并非依赖国防科技所能解决。

十九世纪六○年代的中国在内忧外患冲击之下，清政府已到了瓦解的地步，之所以能转危为安，就经济层面而言，不得不归诸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传统经济策略一直受到重农轻工商思想的制约，虽然是以自由经济为主，但生产规模无法扩大，以小农家庭手工业为主，使农业无法达到商业化的地步，市场的狭隘性与运输的局限性限制了货物流通。儒家知足、安份、勤俭与克己的价值观更与传统经济互为表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深入中国，从中国获得许多利益，但这种利益是建立在中国货物输出而产生顺差的基础上，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下，西方没有任何产品能在中国畅销，洋务运动船坚炮利国防科技之所以能够推展，亦依赖着顺差所带来的资金，贸易的顺差使国防科能顺利推动，却使中国市场为西方资本家所垄断，顺差所带来的利益，亦多为西方所享有，并未恩泽到中国广大的人民。中国并非未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影响力，而认为这种影响力不足为道，且这也不是中国经济的主流，他们所重的只是如何「筹饷」以提振国防重建国威，建立新的「夷夏之防」。

国防科技产品并不投诸市场，不讲求竞争与利润，其所需的庞大资金对反而其它建设产生排挤效用，技术落伍，产品较西方逊色甚多，不但不能建立起新的「夷夏之防」的长城，反而使西方资本家利用中国发展国防科技的机会从中获取更多利益，更使其它的经济发展与西方加大了差距，当中国意识到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时，又无一套完整的发展策略，只能以零散的方式为主，当然无法与西方资本家相抗衡。

马建忠并非第一个提倡采用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人，早在他之前，王韬便提出以资本主义方式兴利的主张（注三九），但他却是中国资本主义建构发展蓝图较为完整者，一方阐叙理念以消靡反对者的疑虑，一方面提出具体运作的各个环节以期落实。财政与经济发展二者息息相关，在他建构的蓝图中，二者同时着手，他对政府全力发展国防科技的策略并不表赞同，他参照西方国家发展模式，认为国家发展应以振商业兴利为主，得民心为要，「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注四○）。马建忠虽以习外交为主，但他的外交策略，乃是藉国际间的均衡之势，使国家能在无外患之下，全心全力发展经济。

虽然西方资本家已垄断中国的市场，中国并非全无发展机会，广大的幅员为经济发展的依据，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体市场。马建忠便以此提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来对抗西方资本家在中国的喧嚣，尤其自一八七○以后，西方不论在商业上、工业上、及交通上及农业上均已放弃自由放任主义，排斥过去二十年间的世界主义，各国均可在关税障壁之内，开发自己的富源，扩大国家的竞争力，德国于一八七九年转向保护主义，在关税保护下，独占国内市场利润，利用独占利润，降低售价，扩大销路，提升了德国的经济。中国虽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关税无法自主，却可在厘金方面大作文章，无形中达到提升关税的目的，但此却给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控制关税的借口，马建忠主张于洋人提出洋货入内地免厘金时，中国可藉答应其要求换取以修约达到关税的自主的目的，中国便可对民生所需的进口自然原料，如国内所产不多，也须依赖进口者，则减征关税。外国进口商品，中国亦可自行制造者，则加增关税以保护商民；如本国无法制造且为民生必须品，则降关税以苏民困；所用不多，或为奢侈品则一律加重关税。对于出口货他主张免除出口税以增加其竞争力，即征亦不可多，但对国内独有的土产，不怕他人竞争者，则增其出口税（注四一）。此外马建忠更藉国际间对鸦片禁声日隆之际，向英国施压，提高鸦片进口税率及由政府来专卖鸦片，以增加国家的税收，及以寓征于禁的政策逐渐杜绝鸦片（注四二）。他这种参照欧洲保护主义的策略，因不合于列强利益而未能实现。

资本主义讲求兴利与竞争，关税保护为兴利与竞争提供有利的环境，兴利首要目标便是能累积资本，中国最缺乏的便是资本，累积资本最佳的方式，对中国而言便是藉关税自主，以提振商业，在关税无法自足及最惠国待遇下，他只得在完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提出富民理念，强调「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其方式为「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出口货多，则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则未散之财不复散」（注四三）。其具体做法，一为提振中国固有而具竞争力产品的质量，如丝茶，并予减税。其次仿制中国需求甚多的外国货。第三则为开采中国自有的矿源，尤其金矿，以增加自有的财源（注四四）。此外政府应鼓励民间自由发展经济不应设限，此充分发挥了自由经济的精神，「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均之之道，在货物流通而无雍塞不行之患。其法亦因民之利，大去禁防，使民得自谋其生，自求其利；在上者为民除害，设法鼓舞，令民踊跃于农桑懋迁，而不自知。昔人谓：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禁防之，最下者与之争。凡设法布网，令民不得自主，皆禁防之而与之争者也。草野之民，苟可自求其利，饱食暖衣，亦何乐而为不法以蹈罪戾？故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此言信不诬也。民苟自足，君孰与不足？泰西各国，其始亦皆多设禁防，民不聊生；后乃翻然变计，除厥苛政，俾民得自主，而国富兵强，内外无忧」（注四五）。

洋务运动进入民生工业发展阶段，牵连的范围也日渐扩大，经费的筹措愈加因难。马建忠主张借外债以因应之。举外债必须考虑到其源出，洋务运动进入第二期时，正值国际投资扩大时期，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资本的输出，有利于英国商品的流通，如订购英国火车头之类的生产财增加，扩大了英国制品的输出，就整个金融环境而言有利于贷方，马建忠主张趁机举外债以兴利业，将之用之于山泽的开辟，港口的疏浚，及铁路的兴建，为国家开财源，他将举外债的目的订为「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在自由经济之下，资本一定往最有利的地方流通，中国为一新与市场，处处充满商机，如将外债用于兴利，不召自来，国际金融环境既有利贷方，中国可从金融市场中选取最有利的外债，他主张向外国民间借取，并由政府自行办理，直接前往英法本国的大银行商借，以消除外国政府的不当控制以及在华西方资本家从中获取渔利。同时限定外债不可与入股混为一谈，以靡消外人控制中国民生工业（注四六）。

由于中国工商业不发达，民间资本累积甚为不易，传统的钱庄、票号等信用机构不足以应付需要，且中国之工商规模以家庭手工业为主，营销管道有限，马建忠秉持自由经济的精神，主张聚资成立股份公司从事于工商业，可控制商品的进出价，以与在华的外资相抗衡。聚资的方式，「或纠集于商，或取给于官，或官与商相维合办」。但他基本上主张在创立初以官商合办为宜，为政府只是从旁协助，非直接参与经营，以分权责。官商合办的另一原因，则为可由政府出面向国外借款，由国家担保，此外，国民所得微薄，储蓄不足，由政府负筹资的工作或出相对资本，聚资将更易速（注四七）。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国际金融发生重大变化，那就是自银本位走向金银复本位制或由银本位制改为金本位，中国生产力薄弱，购买力低落，以及黄金存量不足，人民喜以黄金为饰物，实无法建立金本位制，乃以银本位为主，维续银本位制对中国贸易发展各有利弊，利则在于有如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创造顺差，弊则在于进口货上涨，洋务运动推展亟需从国外进口大量资本财从事建设，进口货上涨不利于国家经济发展，且银价对先进国家货币如英镑与美金兑换不断下降，而金价则日昂，为平衡进出口贸易的损失，马建忠率先提出在对外贸易上采取金本位制，「失子母相权，无畸重畸轻之币，如是可暗弥折耗之费亦至少千万」。他参照西方先进国家发展的经验，在对外贸易上金本位制势在必行。至于在国内仍以银本位为主，但必须改革国内银币由私人员行铸制，成色重量不一的弊端，由官方自铸大小银币，使轻重画一，以节省钱银兑换的损失。此外，他亦曾建议以库银为准备金发行纸币，以便货币能充分流通，如以四千万两银，则发行六千万元纸币。这种超额发行纸币为因应资金需求而常有之现象，但若控制不当，极易发生通货膨胀之危机，因而马建忠的原意并非有意造成通货膨胀，应是指可创造更多的循环信用。此外，马建忠建议政府应筹设邮局以取代传统的驿站，不但可节省政府在译站的支出，加速讯息的流通，邮费的收入亦可挹注于财政收入（注四八）。

马建忠为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建议仿照西方广征税源，举凡工艺之物、税质剂之卷买卖之契约、商店、住屋、酒及车马均应课税，但必须「取为民者还为民用，民有利不能生，即以所取者生之；民有害不能去，即以所取者去之。立法无中饱之弊，涓滴归公」。最终不但民生日裕，国用益饶，且有利于上下之情通，以达到君民一体的境地（注四九）。

经济发展与活络，交通建设不可或缺，马建忠副合李鸿章的主张兴建铁路，为中国铁路建设提出甚为完整的说帖，盖马建忠在欧洲留学之际，正值欧洲及美洲铁路具有革命性的发展，铁路与轮船的结合，对于经济生活引进全新的要素，如迅速、安全、有规则、廉价的运输、长距离贸易的力量。中国沿海与沿江的主要的运输已多为洋人所掌握，并企图以铁路的兴建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经济。马建忠从财政上开源节用的库储、盐课；经济上的地利煤铁及其它有色金属的开发，农业拓展；社会上人口的移动，社会安全与救济；以及国防上军队布防，说明兴建铁路的必要性。对于铁路兴建的财源筹措与偿还，建筑的步骤，以及其营运与管理的各个细节，均予翔实地阐述，基本上他强调铁路为「为民谋生之具，即所以为国开财之源」（注五○）。

为配合中国推展金银复本位或金本位制，必须从事金融改革，马建忠亟力推动开发中国自有的金银矿，「矿产不一，而为用首推煤铁。然煤铁所以致富，而非以为富，所为富者莫金银矿若」(注五一)。洋务运动推动，资本明显地不足，煤铁的开采有利于致富，然煤铁中国自用已嫌不足，必须花费巨量外汇从国外进口，而金银矿的开采，尤其是金矿的开采可迅速累积资本。此外，中国金银矿多处于中俄边界以及山东内陆，久为外人觊觎，如不开发，中国不仅遭受到财政上的损失而影响建设，亦将丧失国防的能力。

在自由经济下，如何使产品具有竞争能力与获取利润为首要之务，中国的丝、茶不但具有竞争力且能独断市场。但英、日等国以技术来弥补其不足之处，反而使中国的丝、茶竞争力减弱，马建忠认为要想重振中国丝茶竞争力，惟有聘请西方专家，尤其是意大利与法国的专家，来改革与提升中国的丝织业，以及参照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方式，来改进制茶的进程（注五二）。另中国纺织业生产规模小，质量不佳，成本过高，无法与洋货竞争，不但发展受到限制，且耗外汇进口，马建忠亦主张扩大织布局之规模，并行保护政策，以维护自身的利益（注五三）。

马建忠为配合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主张设立商务衙门，虽然限定其职责为专门处理对外借款事宜，但此举却为中国工商发展新举，表示政府开始重视现代工商，脱离了传统的思考模式。

洋务运动进入推行民生工业之际，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传统的模式已无法应付，而新的发展模式亦随着西方经济思想引入而引发了不同的策略，有的提倡自由贸易；有的主张回归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模式；有的认为中国市场的完全开放，必然会导致洋商相互竞争而减少利润，愈耗生计。但均无法提出一套适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马建忠留学欧洲，已能体会出德国、意大利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已脱离了英国古典自由贸易的模式，就连他所留学的法国亦开始了保护政策，因而他所拟定的中国经济发展策略，自然含有浓厚的国家主义派(即历史学派historicalschool)的色彩。从马建忠有关政治经济发展的言论中，如《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铁道论》，《借债以开铁道说》等文中可看出。国家主义派政经学家为一实践派的政经家，他们许多策略透过德国，甚至法国、美国等国家予以实践且获得了相当成效。该派起源于德国，十九世纪的德国经济情况及制度与英国全然不同，理论经济学尚未在德国生根，当时古典自由贸易经济家所公认的企业竞争与自由经济在德国受到严重的制约，德国以农业为主，工业发展远落后于英国，必须藉重政府的力量，以国家意识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方足以与先进国家并驾其驱，德国经济情况与中国相似，马建忠自然会受到影响而借重德国等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模式。

马建忠并未在他的论著中提及国家主义派等政经学家的理念，但他所拟订的经济发展的策略与具体措施与该派的重要理念相合，首先就国家观念来说，该派反对世界主义式(cosmopolitical)的经济而采用国家主义，以亚当斯密为主的世界主义式的经济是针对英国本身的需要，以英国国民生活为基础，因而《国富论》对英国的需求，比较对于别国需求来得长久，英国为当时最先进的国家，摒除国界的自由贸易自然对英国有利，而国家主义派则认为经济发展不能摒除国家的存在，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语文；有其本源及历史、风俗习惯、法律及制度；有其生存、独立、进步及延续之权；有其领土及会社，而这个会社不但完全分立，并有其特殊之智力及利益；国家系一统一体为自己而存在，祇承认自己的法律而不受其它相同会社的支配，国家必须能藉其本身的力量及资源以维持其独立生存。个人既藉国家的扶助，并在国家的抚育之中得到智力上的培养，生产力、安全及幸福；人类文化只有从各民族的文化及发展中，才能表现出来(注五四)。马建忠所拟定的经济发展无论是在具体建设如铁道，或是开矿、以及其在对外贸易的看法，均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与环境特色而形成的，且各种建设必须藉重政府的力量，如设立商务衙门，聚资成立公司，以及各种有形建设。此固一方面受到西方国家主义派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而言亦是基于中国的政治环境及传统文化上基础，盖中国的政治经济着重民本的生存权，这种民本并非由下而上，而是由上而下，也就是必须借重大有为的政府来推动，从他反对西方民主，但却赞扬西方民情能上达，就可以看出，他企盼政府能在经济发展上发挥积极的功能。

其次就生产力提升而言，中国人民虽都劳心劳力，仍陷于贫困，不得不再藉崇尚节俭以延续生命，盖其基原因乃是生产力不足。国家主义派认为亚当斯密只注重交换价值而忽略了生产力的生产性，国家主义的李斯特(FriedrichList)曾举一例子，他举出有二个农夫，每位各有五子，每一农夫之所得除必需费用外，可余千元。甲则将千元存起来，使其五子依然在田间工作。乙则用千元培植二子，使其成为技能高超精明过人的地主，其余三子则各依兴趣使之习商；甲之行动以价值理论为行动，而乙之行动以生产力理论为其据。就交换价值而言，甲于临终之际，其所保有之交换价值或远超过后者，但就生产力而言，则情况大不相同，盖乙之财产分为两部分，每一部分均将因管理改良助力，致使其总生产较过去全部生产为多，而乙之其余三子，亦均因其才能而拥有无限之谋生资产(注五五)。中国重士农轻工商，多数农夫均欲维将其子送往仕途，而不愿其从事工商，从事工商者亦同样宁愿将其子送往仕途而不愿其继续其业，当然无法提升生产力。马建忠的经济发展论点使是着重在生产力的提升，他主张改善产品的质量，开发自有矿源，并藉富民理念鼓励人民从往仕途发展转向工商业，以提升国家的竞争力，为国家创汇，正是国家主义派理念，此外马建忠主张设立翻译书院以及撰《马氏文通》亦是着重国民素质的提高以增加国家的生产力，此亦正是国家主义派的主张。

就保护政策而言，国家主义派李斯特认为时代不同，需要不同政策，两个高度文明国家之自由竞争，如欲求双均获利，必须两者工业发展处于相同地位；如其中一国之工商、航业不幸落于他国之后，而其拥有之精神物质条件本足供其发展工商，航业，则此国为求能与先进国家自由竞争，首须加强其本国之各项力量，联合商业政策对付外人，俾致力促进工商发展，藉以将先进国家之资本、人才与企业棈神移植于本国，因此保护政策为文明落后国家欲达成与先进国家并驾其驱的唯一手段。在采取保护关税之初，将提高制造品的价格，为不容争辩的事实，俟本国能充分发展生产力，所制产品价格较进口者廉时且足以与先进国家竞争时，才可松弛保护，恢复自由贸易，以利国家竞争而鼓励其国工商业发展(注五七)。这种保护政策正是马建忠所企望的，然中国在不平等条约制约下，「各种货物除鸦片外，无所轩轾，正子两税，值百抽七有半之数。咸丰八年所定条款，虽在英法二国定税之先，然为时未几。咸丰十年，英法之税制，已为欧洲各国轻税之嚆失，尚有远过于中国，则当时英法与中国立约，岂非欺我不知，以与争利，且又许各口岸运行土货，止纳半税，并无旗号、口岸、外捐名目，是利源尽为所夺矣，数十年吸中国膏血，官商贫富，无不仰屋而嗟」(注五八)，中国俨然为最典型的自由贸易之所，此正足以影响到中国工商业的发展，马建忠为恢复关税自主以保护本国工商业之竞争力，曾提出允诺免外国货在中国的厘金以换取与列强修约，藉以争取关税自主，他并从国际法的角度陈述修约方式，「夫和约之与商约有异，在我不背和约，决无开衅之端。而所定商约，则固有以十年或十二年为期，如欲修约先行知会之专条，今于每国修约期前，先为知照，以一年为限。届时会议，坚持应加数条之税，彼习见中国办事有前茅而无后劲，不能坚忍，势必极力争辨，如或限满，税则犹悬未定，不妨仿照西国展限一年。若彼仍然抵难，则豫告之曰，俟所展限期满，犹未定议，所来商货，当照通共税则纳税。而通共税则先为酌定给阅，较拟加之税更重，迫之使不得不从，是亦寓刚于柔之术也。不许通商或可藉以挑衅，欲行增税，断难因之兴戎，不然欧洲瑞士、比利时蕞尔弹丸，介之大国之间，将无税之可加，而国非其国矣。然犹可自立而度支不窘者，弱于势犹强于理，中国据理而争，何畏不情之请，...此理光明正大，质之万国，无可置喙，盖通商足见邦交之谊，加税乃我固有之权，不得谓税章之利洋商而害华商者历有年所，中国习惯自然势难变易，正当谓税率之损华商而益洋商者历有年所，外人从旁窃笑，急须更张」(注五九)，然列强为其利益，商约修订终无法达成，中国依然是自由贸易的型态，马建忠为提振中国工商业，只得从国内着手，也就一方面着手于生产力的提升，一方面自行保护本国的工商业，他赞同李鸿章给织布局十年保护，在十年之内不许他人再设织布局，盖因「织布机器费用浩大，少织则费重而本有所亏，多织则费减而利可稳获，...务使每年所织之布足敌进口十分之一，方可足为收回利权之善策，诚得其人善办，不出十年必有成效可观。而后推之织绒、织呢、织羽、织毡，皆可次等施行」(注六○)，招商局之享有某些特权，甚至可与洋商联营，亦是基于保护政策。

马建忠并非一经济理论学家，但他也并非不懂经济，从他在法国所受的教育，以及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尚未分化来看，他亦涉及甚多有关政经方面论著，就中国的情势而言，犹如当时德国，近代经济理论尚未生根，具体经济发展策略可透过政治人物的运作而予以实践，他衡量国情，国家主义学派的观点最适合于中国，然在列强的压迫下，中国的开放最合于列强的利益，使中国成当时最典型的自由贸易的实验所，中国毫无能力改变这个事实，马建忠倡行的保护政策当然也无法获得实践，他曾至印度与英印政府谈判如何禁绝鸦片贸易时，正值国际禁鸦片之声正隆之际，英国政府为其利益，罔顾国际情势而拒绝中国的建议。他只得在衡诸客观环境下，也就是在市场完全开放下，写出了《富民说》，他鼓励民间自由贸易，政府尽量不干与，以提升人民生活。对大型企业则以政府之力予以保护，以维护其生存及与外国的竞争力，此外，他亦致力于生产力提升的配套措施，如对教育、管理及交通方面的兴革。马建忠对经济发展策略的修正，因而有人将其归诸自由贸易者，并批评他赞同对大型企业的保护措施之不当，实则他的经济发展策略仍含有浓厚国家主义色彩，有利企业竞争力的保护政策，他当然不愿意放弃。

十九世纪六○年代后，古典自由经济及功利派的经济上自由贸易理论为一些新兴国家摒弃或予以修正，但在中国，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无法行保护主义，只得在自由贸易的架稍下进行经济改革，从马建忠的转变可以明显看出，此外，中国经济理论的缺乏及清末的政治动荡与反对专制的呼声，亦助长了自由贸易经济理论在中国声势。这也就是为何当新兴国家实行保护主义，以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之际，严复所译自由贸易及功利主义派的论著，获得广大回响的重要因素，然随着中国主权完整的实现，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主义派的经济理念发挥重要的作用。

伍、西式教育的提倡与人才的培育

洋务运动面临最大问题，便是人才的培育，这也是最因难，最耗时，也最不易获立竿见影之效，但却是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基础，无此基础，一切建设将成泡影。

马建忠认为洋务运动既然是师法西方，理应直接向西方学习，他特重外交的推展，盖外交的圆融与否宜接影响到国内经济的发展，他心目中的外交人员具有双重使命，一是从事于一般的涉外事务，另一则是向西方取经的先驱。一八七五年清政府正式任命郭嵩焘、陈兰彬为驻英美公使，中国开始了在国外设常设使馆，若设馆仅是为之备数，不问其它，则丧失了外交的真正意义，「夫今天下之自诩稍通时务者，若不曰治本在富强，采矿、炼铁、防口、设险，则国库殷实，而兵力日振，以临欧洲，执不震慑。若出不过聘问专对之才耳，焉足以言治本」？他企盼驻外人员能「庄岳其间，朝夕观摩，以为他日返国之师资，而不失邻善之望也」。为了培育外交人才，他提出了设置出使学堂的构思。

出使学堂，乃是根据马建忠自身学习的经验及参阅欧洲各国方式而来，出使学堂修业年限六年，前三年专注以法文，拉丁文为主的语文教育，并兼习华文，史鉴，西洋史以及基础科学。后三年除送至相关机构实习外，仍应于第一年自读英文及法律例摘要，第二、三年则送至巴黎使馆暑学习公法、律例、条约、理财、赋税，以及各国交涉往来的公牍，并考课其法文与华文公牍，英德二外文。经考核通过后才正式成为外交人员（注六一）。

马建忠所构思的出使学堂颇有补同文馆之不足以及延伸同文馆语文教育，以使学用一致，他感慨奥托曼帝国的衰亡为「国内之政教财赋反为外人牵掣。民贫国蹙，僻守一隅，几于国不成」其原因乃为「处递变之时，不因时而与之俱变，内无定向而知变之士穷，外无友邦而应变之方少，徒守千百年教条，以应千百年后世之变」。此亦不正是中国的写照，幸而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但却缺应时达变之才，尤其是自同治末年日本的崛起所带来的威胁，马建忠设立出使学堂的目的便是在培育应时达变，理用兼修之才，冀使中国能在国际均衡的环境下，全心全力发展经济，惜其构思未获采纳。

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他认为中国目前最需要是如何求取图存救亡之策，中国之所以为西方所制，乃是西方对中国了如指掌，而中国对西方却无所知晓，其因乃在「外洋各国，其政令之张弛，国势之强弱，民情之顺逆，与其上下一心，相维相系有以成风俗而御外侮者，率皆以本国语言文字，不惮繁琐，而笔之于书，彼国人人得而知之，并无一毫隐匿于其间。中国士大夫其泥古守旧无论已，而一、二位有志之士，又苦于言语不通，不能遍览其书，遂不能遍知其风尚，欲其不受侵也得乎」？马建忠有感于中国知识分子苦于语文不通而无法了解西方，而上海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学堂及京师译署，虽设有同文书馆，有专习外文的学生，但其「第始之意，止求通好，不专译书，即有译成数种，或仅为一事一艺之用，未有将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条贯穿，译为成书，使人人得以观其会通者，其律例，公法之类，间有摘译，或文辞艰涩，于原书之面目，尽失本来，或挂一漏万，割裂复重，未足资考订之助」（注六二）。马建忠因而有了设置翻译书院的构思。

翻译学院以训练翻译人才为主，其招收对象分为二类，一类为已通晓英文或法文者，入院除加强其原具有语文能力外，须亦加读诸子百家及唐宋诸家之文；一类为长于汉文者，入院专习外文。经过二年中外文训练，虽不能使译文（外文翻成中文）达于信达雅之地步，至少可免壅滞艰涩。

翻译书院设置的目的是在传播西方的知识使中国走向现代化，马建忠仍根据其对西方了解，认为中国所亟需的乃是以一些奠定现代化基础的基础学科作为翻译的标的，一是各国时政与内治之政的书籍；二是政治、兵书、经济、财政及外交之类的书；三是西洋史及基础科学的书籍，诸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矿物等（注六三）。从这些类书中，可以看出，马建忠仍坚持其以得民心的富民政策为本，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为末的一贯主张。盖发展那些为末的事业，虽能使国家获得表面上即刻的效用，但在基础不稳固上，这些事业终将成泡影，这也就是为何甲午之战中国败于新起日本的主因。

马建忠并不以满足知识分子求知欲为鹄的，他认为要使民富，除藉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外，必须要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西方强盛是由于人民从小奠立学习的基础，「余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其君为文无不明习，而后视其性之所近，肆力于数度、格致、法律、性理诸学而专精焉，故其国无不学之人，而人各学有用之学。计吾国童年能读者固少，读书而能文者又加少焉，以及时为文而以其余年讲道明理以备他日之用者，盖万无一焉」（注六四）。中国由于文字在训诂，音韵及字书三者莫衷一是，再加上书面文字与口语的无法配合，致使造成双重障碍，一为语文学习障碍，必须花费甚多的时间于训诂、文字学、句号及音韵的学习，一为因语文的障碍而造成甚他学科的学习的因难，无法以中文有效而明确地表达出西方现代学科的真正涵义，也就是现代学科中文化的困难，造成中国现代化的迟滞。马建忠因而以英文文法为根基，特撰《马氏文通》一书，以解决上述难处，「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理之所在，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然后及其年力富强之时，以学道而明理焉，征特中国之书其理道可知，将由而求西方所载之道，所明之理，亦不难精求而通焉。则是书也，不特可群吾古今同文之心思。夫如是，胥吾京陔亿兆之人民而群其材力，群其心思，以求夫实用，而后能自群，不为他群所群。则为此书者，正可谓识当时之务」（注六五）。

《马氏文通》一书，乃是在为传统文字奠立学习的基础，马建忠所列之书如《四书》，《三传》、《史记》、《汉书》、韩愈文为历代文辞升降之宗、以及《国语》、《战国策》，均为清朝学子必读之书，他依清朝古文家清规戒律者，如语录语、佛老语、八股评语、骈文四六语、传奇小说语、市井俗语等，均未采用（注六六）。他搜集了约七千至八千句古汉语例句，加以分类，尝试指出其中的规律，如疑问代词作宾语，位置在动词之前；否定句里代词作宾语，位置在动词之前，都是第一次有系统的论述。他又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严格意义语法范围内，常常要涉及修辞，如他说：「偏正两次之间，文字参否无常。惟语欲其偶，便于口诵，故偏正两奇，合之为偶者，则不参之字」，凡正次欲求醒目者，概参之字（注六七）。

《马氏文通》为中国第一部有完整体系的中文文法书，当然有许多值得评论的地方，但就第一部而言，能有如此的水平和规模，已经大大出人意表，在《文通》出版二十年后所出版的一些语法著作，较之《文通》多有逊色（注六八）。

马建忠的另一项重要改革为军事教育的改革。清季军队自八旗衰微后，不论在兵员征召训练，以及军士官的养成均缺乏一定的制度与体系，再加民间养成「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观念的作祟，自然影响到军队的素质。马建忠虽然并不主张扩张军备，但他对于海军却情有独锺，一方面是由于他曾随同船政局学员一同留学欧洲，他鉴于欧洲的经验，海军不但有助于国防，更有助于经济力量的提升；一方面是海军为一科学兵种，有助于国家现代化，一方面中国海岸线甚长，又为西方列强「出入我口澳，布伏我肘腋，窥视我虚实」之处。

马建忠对海军军的构思主要依据西方的模式，甚至在某些方面完全抄袭西方，尤其是英法的模式，他从三方面着手，一为制度的建立，一为军旅武装原则的确立，一为沿海防御网的建立。当然他最重视的就是军队的养成制度，他企图为海军提出一套新的养成制度，以摆脱传统的束缚，此犹如他以新的教育制度培育外交与从事现代化工作人才一样，「今以各国讲求船身、机械、炮位之精实，课训将练兵用人之效，因已登峰造极，无美不收。中国当此初创，席其智谋，祛其胶固，其能事半功倍也何疑？器械精者仿而用之，不必问其为德为英；章程善者采而行之，不必问之为中为外。非浮慕也，非浅尝也」（注六九）。

马建忠对海军养成教育，课分为三级，一为兵源的招募与训陈，二为士官培训，三为军官的养成。其中最主要为军士官的培训与养成，他建议在广州、福州、上海、天津等重要沿海港口设置海军小学，选年十四、五岁身家清白，身体健康，捎通汉文者，每校以取五十人为限，入校受训一年，教授英文，基本的数学以及兵法。考试及格者每校选十五名送入设于水师衙门处的大学院，接受分科教育。不及格者，则从其中挑选臂力强，擅巧思者派至教练船中训练，每年于其中选取二十名担任船上管轮生，也就是士官。

进入海军大学院者经过二年的基本教育后，从六十名中选取五十名，以躯干魁伟，心静胆壮者三十名学习驾驶航海。精于数理者十名学机械制造，五名学医，五名学会计。分科教育为二年，及格者，习机械制造派入工厂担任考工生。习会计者担任支应生，派入各舰从事经费稽核并习公法以从事文案处理。习医者派入医院。习航海驾驶者则派至教练船实习以备尔后担任船长之需（注七○）。

马建忠所拟海军军官的养成制度，可以说是现代理工商医人才培育的场所，它较诸福州船政局及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学校更加完备，颇有寓理工商医人才于海军之意，如再加上他欲寓文法政人才于外交学堂及翻译书院，则已具备现代教育内涵。他寓人才于海军的构思的另一面，则在提升军人的地位，以达到文武合一的地步，「西国仕途，武重于文。盖能武者必能文，而能文者未必能武；合文于武，故第以武名而武重矣。…中国初设水师，官员多居武职，以其职掌武事故也。夫因其职掌武事而授以武职可也，授以武职而令文武兼全之才士同于引重挽强之粗人不可也。中国重文轻武之风，积重难返，凡居武职者，不复问其才学者何，即睥昵而不屑为伍，甚有数年充当管驾之员，一二语与长官龃龉立受扙责，反不如从九，未入班者，习其俗使然也」（注七一）。马建忠海军大学院的设置在另一方面当然也是在提升学习理、工、医、商者的地位，换言之也是从另立一途来为学习与洋务运动相关学科者谋取出路，企以文武合一的观念来变中国重文轻武轻，轻工商的观念。

陆、结语

洋务运动带动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就理论与运作的阐述而言，马建忠可以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先驱，他不只就经济层面阐述，对于与相关的政经思潮，新的军事及教育理念亦予以配套的陈述，马建忠并不想改变中国现有的结构，以免其研拟洋务政策节外生枝，他采取了「西学为用」的理念，他也不想与反对洋务者辩论，在他的著作中，即使具有指标意识的《马氏文通》一书中，看不到他像王韬、郑观应、薛福成、李鸿章、恭亲王等人那样从传统的思想从中提出洋务发展的理论基础。马建忠所提出的多是在西方发展己具成效且值得中国人参效的诸多施政措施，他企盼以实际的建设来改变中国人的观念，因而要了解马建忠不能单纯他所拟定的是体建设来看，还要深切了解在这些具体建设中所富涵的新的政经理念。难怪梁启超称赞他，「君（马建忠）之于西学也，鉴古以知今，察末以反本，因以识沿革递嬗之理，通变盛强之原，以审中国受弱之所在，…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义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注七二）。

马建忠认为国家强盛的基础在经济，但要发展经济必须要建立起适当的国际环境。就中国而言，洋务运动的开展使中国必须在国际体系中寻求发展，一方面要拉拢西方学习西方，一方面又要避免西方干扰，使中国洋务运动能顺利推展。为此，他大胆提出国际均衡理论，他认为中国没有能力支配国际政治，唯有在均衡的国际体系下，中国才能顺利推动经济建设。对内政而言，他注重民本，反对民主，此亦是基于经济发展，中国的政治环境以及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发展经验，因而他称赞那些有能力的首相或大臣，如德国的俾斯麦、法国的大意郎、俄国的加且高佛、英国的巴麦尊、意大利的加富尔、奥国的梅特涅，他们均能在国际均衡制约的体系，从事于国家的建设，他当然也企盼李鸿章能成为中国的强人。

马建忠认为洋务运动应以求富为先，他原冀期以保护政策来提振中国工商业，但在客观环境无法自主下，他只能顺照完全自由贸易法则来作为拟订求富策略的基础，主张利用中国在经济上的优势，如农业特产以及轻工业等处着手，反对大规模地提倡船坚炮利的国防工业。就中国的环境以及西方发展的经验，国防过度发展必然会产生财政上的排斥效用，影响到经济发展。此外，在中国科技水平不高的环境下，强调国防工业反而使国防与经济发展同蒙其害，主张将发展求富利民的民生经济列为首要。

虽然马建忠认为民生经济发展优先于国防工业，他却不反对有利国防与科技海军的成立，盖海军为一国际与科学兵种，且有维护国家的海防安全之责，但他主张发展海军另一深层的意义便是寓提振工、商、医于海军，藉海军来培育工、商、医甚至外交的人才，此正与他寓现代法政学科于出使学堂及翻译书院一样，此外他更藉新式海军的建立，以提升军人的地位来改变传统上重文轻武的观念。马建忠的海军政策并非单从为国防而国防层面考虑必须将其置于政经发展的整体面考虑。他为使中国人有一好的学习基础，特撰《马氏文通》一书，以为中国启蒙教育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