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立之   2007-08-23

一、李鸿章，盖棺无定论

整整100年前，一个老人在国人曰皆可杀的骂声中悲怆失意地死去。临死之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赶来催促他为此生的最后一个卖国条约签字画押。弥留之际他还在为国担忧，念念不忘痛斥已被砍头的山西巡抚毓贤。他认为正是毓贤等人纵容民众诛杀洋人大使，导致八国联军入侵，使帝国脸面丢尽。

这个老人就是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卖国贼李鸿章。李鸿章是因为肝病而死，按照中医的观点，恐伤肾、怒伤肝，他一生签署多个卖国条约的怒气全部于淤积在肝上，牢骚郁抑，胸中块垒，焉有不死之理？这个在大清王朝位极高、权极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臣死前或许已经预感到了身后的骂名，因此，时有盛怒、或如病狂、拊心呕血、遂以大渐。

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大陆教科书上，李鸿章都是作为反面教员出现的。然而，在大清帝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而他所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最难堪之事。李鸿章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因此，国人在痛骂他的时候，是否知道他内心的无助无辜与无奈？国家衰败到了一场大风就要刮倒的地步，作为一个忠心的老仆，也只能捂住什么算什么了，只要房梁不垮就谢天谢地了。

李鸿章的政敌梁启超在李去世后两个月就写出了名著《李鸿章传》。他说，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代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早在甲午海战之前二十年（1874），李鸿章目睹小国的日本因学习西方而崛起，竟敢藐视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帝国，出兵攻打台湾，深为震动，在给皇上的奏折里痛切地写道：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品、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

当今之世，乃千年来一大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抓事，精功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况且那洋人论势不论理，以兵势相压，我方欲以笔舌胜之，不是开玩笑吗？因而自有洋务运动以来，迭次办案，无非是委屈将就，今后此类事件会越来越多，洋人恃强要挟，国不将国也。

因此，李鸿章在千夫所指的情况下大办洋务。所谓洋务运动，就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机器制造业，走工业化道路，以此遏制洋人气焰，维护大清国利益。为此，李鸿章一再请求朝廷废除科举、普及西学，开化世风，使天下有识之士无不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等事，可期逐渐精强。

有学者指出，按照１９世纪下半叶人类文化已达到的水平去衡量，清朝末年的统治者大都是知识低下，目光短浅的平庸之辈。但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他们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较杰出的人物。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氏的见识超出同侪，这个论断是公允的。准确点说，他是甲午战争前，为数不多的识见超群的清政府大员之一，无奈生不逢时而已。

有学者在研究了日本、德国、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百余年来近代化的历程，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它们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三部曲：一是统治形式为开明专制。虽然是独裁统治，但官员和民众却把近代化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奋斗不止。如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大久保、韩国的朴正熙、台湾的蒋氏父子。二是资本主义民办工业化。这是近代化的核心。官办的工业化往往效率低下、亏损累累，只有民办，才能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三是政治民主化。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专制体制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近代化活动宣告成功。

在历史上，中国几乎是与日本同时代遭受列强欺辱，同时代走上近代化之路的。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仅仅相差了四年，李鸿章在1872年上书同治皇帝，奏请在香港设立招商局，开始了洋务运动。但是此后结果却大相径庭，日本在20多年后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却愈发堕落为世界上最腐朽最软弱的国家之一。

同是亚洲国家，为什么日本的近代化成功了，而中国的屈辱却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也许，我们能从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股份制企业招商局的兴衰中看出一些端倪。招商局是中国最早的航运企业，也是中国洋务运动硕果仅存的产物。

二、袁庚，功成身退后的孤独

能把100多年的封建大臣李鸿章与共产党的官员袁庚联系到一起的就是招商局。

作为一个颇有学识和见识的人物，袁庚不像一般人物那样以谈李鸿章为耻，而是对李鸿章的一些举措颇为欣赏。他告诉我，1872年，李鸿章上书同治皇帝和皇太后，请求设立招商局，奏折呈上三天之后被批准。而在1978年10月，袁庚的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也是在上报中共中央三天之后获得认可。袁庚认为这既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必然，因为任何国家、任何政权都必须在世界大潮流中力争强盛，否则，就会被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不屑一顾地抛弃。同时袁庚的这份报告又是一种悲哀，招商局的重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历史的重复，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明就是在这种重复的悲哀中跌入了积弱的深渊。当然，重复也代表一种反省和新生，只要重复的不是错误。

李鸿章的奏折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他说，若是由商人入股，官方出面组织运输的轮船招商局成立，从此中国轮船畅行，闽沪各厂造成商船亦得随时租领，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李老爷爷的本意是调动官方的势力与实力，支持中国新兴的民办机器制造业，但在给皇帝的说法上却用心良苦，说是入股商人所属的轮船股本必将运输经营的过程中，渐归并官，国家可以坐收渔利。

招商局成立之初的经营相当不错。

1873年，招商局轮船「伊敦」号由上海首航香港，开辟了中国第一条近海商业航线。同年，招商局开辟了至日本的中国第一条远洋商业航线。

1877年招商局收购了财力雄厚的美资旗昌轮船公司，外资洋行垄断中国航运的格局为之一变。，成为中国民族航运业的象征。

招商局投资创办了创办中国第一批民族工商企业，其中著名的包括：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中国第一条电话线，中国第一条铁路……

然而，招商局好景不长，待到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势，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即告彻底破产。1978年6月，受交通部长叶飞委派，袁庚去香港调查招商局的经营情况。到香港一看很伤心。袁庚说，当时香港有个船王叫包玉刚，1950年，招商局起义时有13条船，包玉刚才有两条船，到1978年，包玉刚却成了世界船王，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而此时有106年的历史的招商局却一条船都没有，破败不堪。当时的招商局在做什么呢？如果有船到香港了，船上的人需要大米、蔬菜、水，招商局的人就把东西送到船上，或是把生病的船员送到医院，收他的手续费。香港没人知道招商局，问人，人会反问：照相还有局？

看到一个企业变成这样，心里非常难受。袁庚说，有了香港做参照，很多问题就变得清楚了，比如说包玉刚，是从上海乡下到的香港。在市场经济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下，有才华的人会脱颖而出。于是就产生了1978年10月9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要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

按照当时中国普遍的思维模式，这简直是一份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是犯上作乱。更何况袁庚曾被定为美国特务被关入秦城监狱，直到1973年才被释放。

然而，这份在当时看来触目惊心的报告在三天里通过了。看来它与中国政府试图改革的愿望不谋而合了。

到2000年，招商局资产管理总额达1200多亿港元，列中国大型国有企业500强的第26位。曾创办过中国第一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招商局，于1987年创办了中国大陆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于1988年倡导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由企业合股兴办的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同时还收购了伦敦和香港的两家保险公司，成为第一家进入国际保险市场的中国企业。

100年的弯路让人百感交集，当年的李鸿章为什么败得那么惨，而权力与地位都不能与他同日而语的袁庚却能功成身退？

三、百年之间的异与同

招商局在洋务运动中不到20年便由盛而衰，在改革开放中不到20年又由衰而盛，100年的历史弯路，辜负了多少大好时光和热血男儿？看看百年间这个企业遭遇，也许很有意思。

1、在李鸿章时代，中国的主体反对近代化，因而阻力奇大。反对派说他西人尚无疑问，华偏增多口，没事找事，危及国家安全；说他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也，肥己进身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说他夺小民生计，资敌人深入，李鸿章每办一事，顽固派都会横加阻挠。招商局开设之初，地方官帅经常派员查帐找岔，敲竹杠，使其穷于应付。因此，在20年这个相同的时间单位里，中国仅修建铁路百余公里，而日本则修筑了3000英里。

2、人才奇缺。中国当时还在实行科举制度，因而管理层和知识层对科学技术和政治民主知之甚少，大臣之中真心搞洋务者不过二三人，企业中技术人才全靠外国人。所请外人高下不等，所用机器原委难明，因而很多事不免观望。

3、失误多多。阻力大人才少，对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浑然不知，加之甲午战败的致命打击，李鸿章的失败已成命中注定。

而到了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袁庚那里，中国的情况已经与当时有了天壤之别：一是国际环境由外国欺辱压迫盘剥变为平等竞争，民族自信心高涨。二是中国主体现代化决心极大，中国大陆的两代领导人都对招商局这个改革的试管婴儿呵护备至。三是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在中国得到了相当的普及。四是对西方世界由盲目痛恨到承认和尊重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但是，即使如此，袁庚们在改革中遭遇的阻力和攻击竟然与李鸿章时代惊人地相似：

1、卖国。反对改革的极左人士影射蛇口类似于旧中国的租界。

2、挑战国家体制，威胁国家安全。

3、损公肥私，倡导拜金主义。

4、导致两极分化，社会不公。

100年过去，主义不同了，说法仍似曾相识，这说明一直深深禁锢中国人的保守、僵化、夜郎自大等思想观念还颇有市场，特别是一些中上层官员把保守当忠诚，把僵化当原则，完全扭曲了生活、生命、国家、民族的本来面目，眼瞅着中国在世界的落后与贫穷不心疼，却痛骂那些实干家是叛逆。好在他们再也成不了气候了。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1985年的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后说，虽然这个报告着重指出了中国经济上的各种弊病，但却证实了我的看法：中国100年来的革命，已于80年代完成。其间最大的一个收获，则是这个国家今后已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这说明中国历史已开始与西洋文化汇合，免除了主义的混淆隔阂，使全民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环境而生存。说明中国过去以刑法作张本，以文士管制亿万农民的方式，终于被注重民法，以商业习惯、以律师、会计师、工程师为前导的管理方式所代替，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

为了这个结果，中国上至国家首脑，下至黎民百姓，在思想观念上的激烈交锋待续了100年，显示着整体社会重新构造过程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