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

来源:《当代金融家》

雷 颐

鸦片战争用暴力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中国被动地进入近代。林则徐、魏源等开始意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为中国所不及,因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当时震世骇俗的主张。二十余年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中的经世派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始了引进近代大机器生产、仿造洋枪洋炮的洋务运动。由于当时朝野封建顽固势力十分强大,外国的大机器生产被视为有害人心的奇技淫巧,洋务派被攻击为以夷变夏丧心病狂寡廉鲜耻之辈。以求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巨大的阻力中缓慢发展。

随着近代军工企业数量越来越多,洋务派面临的财政困难越来越严重,财政问题亟待解决;同时洋务派认识到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背后是以雄厚的财富为基础的。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开始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洋务运动从求强阶段进展到求富阶段。轮船招商局便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是洋务运动从求强转为求富的主要标志。

回应顽固派挑战

创办轮船招商局最直接的原因是回应顽固派的挑战。

船坚炮利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最早也最为直观的认识,所以中国向西方学习也是从仿造轮船枪炮开始的。中国近代正式有造船工业,是从李鸿章1865年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开始的。紧接李鸿章之后,洋务派的另一重臣左宗棠于1866年底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

正当造船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顽固派官僚、内阁学士宋晋于1872123上奏,要求停止造船。他的理由是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而仅福州船政局由于连年造船,听说经费已拨用致四五百万两,糜费太重。因此不必在传统水师木船外再造轮船,增加巨额费用。总之,在财政如此紧张之时还殚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他同时提出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与福州船政局相同,所以请旨敕令闽浙、两江总督停止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两处继续造船。

对宋晋的建议,朝廷认为不无道理,但此事毕竟事关重大,且与位高权重的曾、左、李都有关系,因此将他的奏折交两江、闽浙等省督抚阅看,酌情议奏。对宋晋的意见,曾国藩表示坚决反对,但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的文煜则表示支持。这使清廷依然举棋不定,便于18724月初再发上谕,要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三人通盘筹划,悉心筹议。

左宗棠、沈葆桢于5月初先后复奏,坚决反对停止造船,而李鸿章则迟至6月下旬才复奏,上《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在此折中,他首先指出中国面临的形势是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方列强之所以能横行中土、中国之所以受制于西方各国,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弓矛、小枪、土炮不敌彼之后膛枪炮;中国传统的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攘夷,就是维持现在的局面也要学习、制造西方的船炮。谋求自强之道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日本是一小国,为自保而学习西方,结果近年来反而逼视我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他进而指出: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鉅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这正是要求停止造船论的由来。因此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尤不可省。求省费则必摒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由于反对造船者以财政、经费紧张为理由,因此李鸿章在陈述了中国面临的不得不造轮船的历史环境后便具体分析财政问题。他指出,办厂造船是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鉅而效迟哉,但仍应坚持下去,否则前功尽弃,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由是言之,其不应裁撤也明矣。接着他提出了解决经费问题的具体建议,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由财政紧张顺理成章地提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是要求富,提出不仅要建造兵船,更应建造商船,设立经营民用商业运输企业,要建立用大机器生产的煤矿、钢铁企业,创办民用企业营利赚钱。

清廷将左、沈、李等三人奏折又交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上折完全支持他们的意见,这场洋务派与顽固派对是否要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进行的又一场重要争论才告结束。李鸿章此折借顽固派提出的财政紧张,反而提出更为顽固派反对的求富主张,使洋务运动从求强阶段深化为求富阶段,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而李鸿章借力打力的技巧端的是老谋深算。

官督商办

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李鸿章即指出创办民用轮船公司是求富的重要方法,但他承认现在的情况是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所以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要由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为众商所深信的人出面主持。当奏折被批准后,他就开始了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准备,于1872年底向朝廷呈上《试办轮船招商局折》,同日致函总理衙门,将此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创办轮船招商局,首先要打破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中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由于利益巨大,所以许多洋行经营航运业务,但最主要的是美商旗昌、英商太古和怡和这三家轮船公司,它们资金雄厚,中国的航运业务事实上被它们垄断。在它们的扩张下,中国旧式船运业遭到了致命打击,以前曾经盛极一时的沙船业濒临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创办轮船招商局可说是符合中国航运和民族经济发展趋势的明智之举。李鸿章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不过,由于中国素有的抑商传统,再加上朝野反对新式机器生产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所以中国商人还根本不可能办新式工商企业。一些商人为了赚钱,只能依附在洋商名下,有些还在洋行中投入巨额资金。这样的后果是政府税收减少,而且华商依附在洋商名下还容易受到洋商的盘剥。因此,李鸿章提出了由官方出面创立轮船招商局的主张。

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指明当前的形势是:中国长江外海生意,全被洋人轮船夹板占尽。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人股分居其大半。闻本利不肯结算,暗受洋人盘折之亏,官司不能过问。如果设立轮船招商局,则华商可以名正言顺入股,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和懂得新式经营的人才。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干涸,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筹建企业,更无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瞄准了买办阶层。在为外商服务的过程中,一些买办积累了一定的近代工商经营管理的实际经验和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财富。把他们连人带资本从洋商中挖过来,确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

考虑到当时的情形,他提出招商局应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即由官总其大纲,查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将来若有洋人嫉忌,设法出头阻挠,官方可出面交涉,以为华商保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官督商办成为中国近代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在给同僚的信中他写道: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

回收利权

当时长江的航运业为外国公司垄断,但这些公司却有很大比重的华人资本。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上海轮船业实际是华洋合资,华资为主,洋商主持,不少洋行的许多轮船实际为华商所有。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洋商将相当一部分赚取的利润运回本国,无意在中国境内迅速扩大规模;二是因为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俗称买办,积攒了大量财富,想投资新式企业而得不到清政府的许可。而且,中国官员对一直采取压抑政策,任意勒索刁难,一位中国商人写道: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只有依附洋商、挂外国旗,才能避免官员的敲榨。不过,洋商庇护是以丧失许多利润为代价的,所以不少买办希望能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华商。李鸿章的官督商办设想,客观上适应了华商的需要。

一开始,李鸿章仍习惯地任命官员经办此事,饬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局。但朱是官员,根本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业,并且官僚习气浓重,商人避之唯恐不急,根本招募不到商股。不得已,李鸿章于18733月撤掉朱其昂,任命原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重订局规和章程。同时,原宝顺洋行买办徐润被任命为会办。买办出身的唐、徐二人有长期经营近代航运业的经验,在他们的领导下,轮船招商局开始迅速发展。

唐、徐二位商人主事后,上海商人信心大增,招募商股进展顺利。他们按照商业模式、规则办事,规定每百股举一商董,由诸商董中推举一商总,总局和各分局分别由商总和商董主持,使投资人对局务有一定发言权,大股东享有经营管理权。

创办之初,招商局一方面面临洋商的竞争,另一方面面临国内守旧势力要将其改归官办的压力,形势不容乐观。但李鸿章仍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原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供大力支持。当时沿海和长江航运已为外商垄断,新成立的招商局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李鸿章为招商局奏准了运送漕粮和一些官府物资的专权。此举是轮船招商局可以建立、维持的关键。在与洋商的激烈竞争中,中外双方大打价格战,因此招商局资金一直紧张,李鸿章多次指示拨借官款,有时还规定可以缓息。这些措施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不到10年时间,货轮即由初期的4艘发展到30余艘,总装载量近24000吨。经过激烈竞争,轮船招商局在1877年收购了美商旗昌公司的全部产业,包括16艘轮船和长江各埠及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码头、栈房,从而超过英商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以后它的业务不断发展,先后在烟台、汉口、天津、汕头、福州、广州、香港及日本、新加坡等国的重港口增设了分局。

有关数据表明,轮船招商局的建立确实达到了分洋商利权的目的。仅1873年到1876年间,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总共损失4923000两白银,这其间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商人的费用当在136000两白银以上。因此,李鸿章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得意地说道: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成,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惨淡结局

1885年以前,轮船招商局发展迅速,但以后就陷入停滞状态,直到李鸿章去世都没有大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的色彩越来越浓。

1883年迫在眉睫的中法战争,在上海引发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许多企业陷入困境,招商局也不例外。要求将其收归官办的呼声一直存在,这时陡然强烈起来。在经济和政治双重压力下,李鸿章不得不于1885年重组招商局,札委官员盛宣怀为督办。盛是官员出身,在任督办期间一直保有官职,因此在他主事期间官督大为加强,商办大为削弱。在挑选高层管理人员时,盛宣怀按官场规则,挑选自己的亲信担任各种职务,而不是以商场规则以股份多少或才能高低任用人员。这样,大多数高层管理人员都有深深的官方背景,但却缺乏经营近代企业的经验。这种状况使商人望而却步,不愿参股。由于管理者其实是官员,多有捞一把就走的心态,所以在后二十余年中招商局的利润很少用来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而是想方设法分红。另外,招商局开始被官方视为摇钱树,户部不断要求核查(实为要钱)招商局账目,同时明确要求招商局总办应由高官会商遴派。从1891年后,谙熟官场规则的盛宣怀还每年向官方报效”10万两。

招商局已然成为一个衙门,既丧失了自主经营权,又不断被官方索财,终只能惨淡经营。在70年代末,它的船只数目和吨位远远超过英商怡和、太古公司,但到1894年它落到与怡和不相上下、远远不如太古的境地。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企业,揭开了近代中国收回利权的序幕,因此意义非同寻常,它的成败确引人深思。

外资确实挤压中资,但在历史上,外资却又是中资产生的温床,华商在此进行初步的资本积累,学习到近代企业管理经验。在新式大机器生产和民间资本面对国内的重重阻力和外面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官督商办模式对当时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对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其成败的关键之处在于官方色彩是渐渐淡化还是不断强化,方对企业是支持、扶持还是将其作为一个下属衙门对待。

这就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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