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商银行与轮船招商局关系述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谢俊美

摘要: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筹备处就设在轮船招商局上海总局内。招商局为之收存股银、散发行章及有关办行宣传活动资料。又认购银行股本银八十万两。银行总行成立时,大力协助开张并存款三十多万两。平日存款亦多存该行。辛丒年间,通商银行津、京两分行遭抢被毁,亏损严重。辛亥革命中,招商局长江航运因战亊损失很大。入民国后,面对艰难时势,彼此仍能互相援助,沟通信息,为中国近代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盛宣怀;中国通商银行;轮船招商局;近代化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批能人志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打出"自强""求富"的口号,历尽各种艰难,开办了一系列的洋务新政。1873年(清同治十一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以下简称招商局)[1]1897年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以下简称通商银行)就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前者是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嚆矢,洋务企业的领军代表。后者是中国第一家带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银行。他们前后赓续相继出现,显示了中国近代化的发生、发展,具有反对和抵制外国资本入侵、捍卫和挽回民族利权的重大意义,是民族觉醒的标志。今年是招商局成立145周年,通商银行成立120周年,这里就通商银行与招商局的关系略作论述。

一、通商银行筹集股本,招商局认股最多

甲午战败后,清朝统治力量遭到严重削弱,面临的形势也更加严峻。"内忧迭起,外患丛兴。法既虎视于南,俄欲鲸吞东北,复有英、德、美、奥诸大国耽耽窥伺"。有识之士深感"欲泯外人侵夺,惟有振兴商务;而商务之兴,则非银行无以收转圜之益,且利权外溢,纯属漏卮,故创设银行实有刻不容缓之势"。[2]

18969月(光绪二+二年八月),盛宣怀从湖广总督张之洞手中接办汉阳铁厂后,感到"因办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因为有了铁路,钢材才有销路。"经过-番活动,在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和的支持下,由张之洞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联名保举,清政府任命盛宣怀为铁路督办大臣,负责修建芦汉铁路。在铁路招股时,商人们耽心芦汉铁路"工巨货少,利无把握",都不敢认购。盛宣怀认为只有银行与铁路"同时并举",才能解决铁路招股问题,于定决定开设银行。

同年10月(九月),盛宣怀向清政府递呈了一道《自强大计折》,附设立达成馆和银行片,正式提出他创办银行的计划。根据他的计划,他要开办一家由国家资助、商股商办的商业银行。新银行可以代理国债,以足国用,可以帮助国家解决困难等。当时因为筹措支付对日赔款,清政府无奈向俄、法、英、德等列强重息商借。被借款弄得焦头烂额的翁同和对盛氏的银行计划非常感兴趣。他曾说过"此人综核精能,苟在农部,百事举矣。""杏生自是彼中能手,货殖传中人,往往能尽人之才力,其静思不可及也。"[3]所以,全力支持盛宣怀开办银行。次年一月,清政府正式谕令盛宣怀"着照所拟办法,延订商董,招集股本,妥定章程,以收利权",[4]择期开办。稍后,盛宣怀递呈了《中国通商银行开办大概章程》。章程规定银行资本一千万两,先收一半,五百万两。每股股银一百两,共五万股。开办时先收二百五十万两。

根据盛宣怀计划,银行开办首先要争取清政府的支持。他主张仿照当年招商局开办的办法,由户部或南、北洋"发洋二百万(南洋百万,北洋亦凑百万),作股份可,暂借亦可,合成商股五百万。"认为"此等事,商办能持久无弊,然初创时非藉官力辅助,因商力不足也。"[5]总董们同意"官力辅助",但"不领官本",坚持"商股商办",耽心一旦领有官股,政府势必插手控制。"近时招股风气尚未大开,如一时难于集股,拟拨借北洋发商生息之款,暂为垫足,待开办后,果有利益,商股易于招集,陆续拨还官款。从前招商创办之初,借给官本而仍还官府,并无短少,此其明证。"[6]协商结果,银行最终不领官本而领存官款。银行开张之日,户部正式拨存银-百万两交通商银行储存,年息五厘,以六年为限,按年付息。限满后分作五年归本,每年二十万两,息亦递减。[7]以示对通商银行开办的支持。户部拨存的这笔款项,仍具有临时资本的作用。

通商银行开办前,盛宣怀还掌控经营其他企业,如招商局、电报局、仁济和保险公司、汉冶萍煤铁公司、华盛纺织厂、磁州煤矿等。这些企业有的经营好,收益多,如招商局、电报局等,有些则需要资金资助,如汉治萍煤铁公司。通商银行的股本一半来自这些盈利企业,其中又以招商局为主。招商局"为中华第-发韧之大航业"。[8]"中华航业之先河,中国公司之领袖"。[9]根据股董宣统元年(1909年)调查,招商局在"盛宣怀督办任内,自光绪+-年至二十九年止,历届细帐,除各项开支外,实在还清前欠官项银一百七万余两,报效银九十-万二千两,还清前欠洋商各款银-百七十九万五千两,又磅亏二+七万六千余两,股商利息及还款利息银五百三+七万八千余两,总、分各局董事、司事奖赏花红四+二万两,股商公积添入本局股本银二百万两,公积入通商银行股本银八十万两,湖北铁厂股本银二十七万四千两,萍乡煤矿股本银十六万四千两,铁厂、萍矿存款银四十六万九千余两。船栈添本-百八+五万两,备添船栈公积银八十六万两,共总收存余利银一千五百四十余万两。至于商股,新旧各银四百万两。盛于交卸之日,结存码头,栈房、轮船、地产,按照时价估值,并连公积,不下二千万两之数,可谓厚矣。"[10]由于获利丰厚,为权贵唾涎。后来-度为袁世凯夺去,这是后话。从这段资料中知道,招商局从公积银中购买了通商银行八+万两股份。

招商局认购通商银行股银八十万两,是由盛宣怀亲自"电谕"决定的。当时他正忙于铁路借款事,无暇顾及银行招股。通商银行档案存有这方面的记录。"盛大臣认招轮船、电报两局华商股份一百万两。"一百万两中,"电谕(招)商局拨银八+万两,望日向取,已关照商局。[11]"电报局股银十万,(四月)二十六目前准付。宣。""电局三干八百股,内有电商+万在内,其余十万须在三月以前余利内提给。"[12]这些印证了招商局、电报局分别承购了通商银行股银八+万两和二十万两。这一数目占了通商银行股银的百分之四十,而其中招商局又占了百分之三+二。它对通商银行的开办起了关键性作用。

通商银行章程规定,银行日常经营活动由总董负责,总董必须是华人,必须是"公正殷实、声望素着、招集巨款、为股商信服者,方可保充。"[13]"各总董认招华商股份一百万两。"。通商银行共选定了张振勋、叶成忠、严信厚、杨文骏、刘学询、严潆、陈猷、杨廷杲、施则敬、朱佩珍等十人为总董,每名总董都认购或认招了十万两股银。+名总董中,严潆、陈猷、施则敬都是招商局的人。他们都是跟随盛宣怀多年,为招商局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盛宣怀的信任和业界的好评。他们的加入,不仅为通商银行认招了三十万两股银,而且为通商银行日后的经营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通商银行的另外五十万股银则由各省区招集认购。从通商银行所存资料来看,大多由各地分行董事、大班认购,其中以京、津分行和香港、镇江、烟台、重庆等地分行认购较多。截止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开张前夕,银行招股大致完成,所欠十余万两最后由盛宣怀个人认购,总算凑足开办所需的二百五十万两。

二、通商银行的经营管理较多地吸取了招商局"官督商办"的教训

通商银行开办之初,盛宣怀就一再强调办事必须"尽除官场习气",这多半是吸取招商局存在已久的问题。招商局创办之初,名义上"事权属之于商",但因"事系(李)文忠手创,所谓总办,副会办者揽其大纲。且多由李氏任命",即所谓"官督商办"。"上司视其为调剂属员之优差,于是奔竞钻谋视同禄位。上以是求,下以是应。当总、副会办极盛之时,委有七、八人之多,营业日败,余利日削,有虚糜而无实业,莫此为甚。"[14]此外,挂名支薪、拿"干修"的人也不少。这些人里面有京官大僚及官僚子弟(代表官僚)和与盛宣怀关系较深的人。这种情况作为通商银行督办的盛宣怀最清楚不过,对此感慨也最深。所以,在银行章程中明确规定,通商银行是一家"商业银行",而非"官督商办",是"商股商办,官为护持,与寻常商家银行不同。""银行之得利,全在乎管事当手之得人。今中国开办银行,无论现下将来,管事经手必须除去官场习气,皆用熟悉商务之人。"章程还规定:"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不用委员而用董事,不刻关防而用图记,尽除官场习气,俱遵商务规矩,绝不徇情,毫无私意。总期权归总董、利归股商,中外以信相孚,生意以实为主。"[15]

这种"尽除官场习气","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的提法和规定,是对先前洋务企业管理存在问题的总结,是商人要求摆脱封建官府束缚、争取企业自主管理的反映,也是对西方在华企业管理的学习和借鉴,是-个历史性的进步。但话又说回来,规定归归定,但事实又是另一回事。就通商银行督办、总董而言,他们大多是拥有官衔的人,盛宣怀官四品卿衔,义和团运动后赏加少保,故人们称他"盛宫保"。总董中张振勋官太仆寺卿,其他如严潆、陈猷、严信厚、施则敬、杨文骏等人几乎都拥有候补道、府、县和同知、县丞等官衔。中国是个官本位国家,洋务企业的董事、总董们,若不拥有官衔就无法同官府打交道,办理有关企业经营中遇到的若干问题。因此,在经营管理方面很难做到"尽除官场习气",通商银行分行大班、董事中虽无象招商局有关分局如镇江分局总办朱某平日抽鸦片、下午起床、不务正业745F[16]的情况,但总行总董们也不得不承认,各地分行"官气未免太重"。说"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但实际并未做到。在总行"华人往往到班不依期,告假无定时,且多年轻人,算盘笔墨均未娴熟。"746F[17]通商银行各分虽不存在象招商局轮船中存在的偷窃商旅货物、"经手管理人员通同作弊、朋比分肥""侵吞搭客水脚"等等现象,[18]但同样存在大班、董事将总行资金和地方所存官款私下拆放、为个人谋利,造成总行严重亏损的现象。许多分行大班,董事如天津分行梁景和、镇江分行的尹稚山、烟台分行的万霞如、香港分行的冯厚光等大多为当地庄号老板,钱业老手,"既办行,又开钱庄、票号,一心两用"。且通商银行自始至终都未能制订出一部分行章程,这就为各地分行董事、大班钻了空子。

招商局在经营管理方面虽实行"官督商办",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毕竟是"商办",所用董事都是华人,得天时、地利、人事等优越条件,所揽生意也以运漕和官物及中国商民为主,所以,经营颇能持久。但值得注意的是,通商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并建立洋帐房、聘用曾在汇丰银行任职多年的美德伦为洋大班,目的是为了便于同外国银行打交道,与外资在华企业做交易。但银行开办后,外资银行拒不承认通商银行钞票,后由美德伦签名,方才接受。外资在华企业也绝少同通商银行有业务往来。总董们承认"卑行自开办以来,均系华商交易,绝少洋商往来。"因为过分强调"悉照西国规矩,未能与华商通融办理",严重脱离国情,结果造成"营业日益萎缩,盈利无多"。[19]

三、通商银行总行的筹备开张多得招商局大力协助

由于通商银行与招商局同属"-家",都是由盛宣怀督办,所以,通商银行的筹备活动,从股金的收存、"收单"的开据、银行开办资料的印刷和宣传活动,乃至银行总行的开张等,都是由招商局大力协助完成的。

18972月(光绪二十三年正月),盛宣怀接奉办行谕旨后,就在招商局上海总局内设立通商银行筹备处,委托招商局负责银行开设的一切筹备活动。

同年四月初,盛宣怀指示筹备处办理"股银收挂"事宜:"银行招股现定初+日,先在商局挂号,所有挂号事件即派令陈辉庭兄(即陈猷)经理。"并令"先收股银十成之-。"[20]不久,总董和华大班陈淦就致电盛宣怀:"今日又收招商局代挂号及股银五万二千六百六十两。"直到银行总行开张前十天,四月+六日,"股银及收银单"才改归"银行收发",具体由陈淦收存和负责"填发收银单"。[21]

招商局总局和各分局还积极负责通商银行开办的宣传活动和招股工作以及物色分行董事和大班的人选事宜。如四月二十四日,盛宣怀急电上海总行总董,要他们赶快寄百本银行章程和股份收单到鄂。次日,总董回电:"章程百本、收单二百张已交(招)商局寄鄂。"[22]通商银行厦门分行、烟台分分大班人选久久不能择定,是招商局厦门分局及烟台分局的董事一手物色帮助解决的。总行开张之日,盛宣怀"因洋债、路工担搁",无法到沪参加总行开张典礼活动。"二十六日赶不到沪,开张偏劳诸位费神"。[23]所从,银行总行开张活动也是由招商局总局大力协助完成的。为了通商银行的开办,招商局出了大力,功不可没。

四、招商局盈利多存通商银行,在经营活动方面同通商银行多所配合

根据盛宣怀"自家生意自家做、利益不落外人"的经营原则,凡盛宣怀所掌控的企业的存款和放款、押借款大多交由通商银行办理,这对稳定其所掌控的企业的正常营运,至关重要。通商银行开张之日,招商局-次就在通商银行存银三+二万两。电报局也拨存银十八万四千两。仁济和保险公司司则拨存银二十-万两,六天之后,再存银十万两。[24]与此同时,招商局各地分局、海关道、盐道等机构也陆续将收银储存通商银行。以示对通商银行开办的支持。

通商银行日常的经营活动,同样得到了招商局的支持和配合。1900年(光绪二+六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北京期间,京津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商家歇业、工厂倒闭,比比皆是。通商银行北京分行遭抢被毁,所存官款,包括武卫中军饷银在内,大多作为拆放款,拆放出去,以致-时无法收回。而官款,尤其是军饷催还甚急。荣禄以军饷告急,要求银行尽快拨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曾将-笔海防捐款+二万八千多两活期存放天津分行,由天津道张振棨担保,言明十月还款。袁世凯勒限张道-个月内还清。而此时天津分行大班梁景和因病刚去世不久,张道无法,只得求助上海总行。而总行此时也缺少现银。若挪用他项垫付,要损失一万六千多两。正好此时招商局天津分局有一笔釆买军米款暂未起用,招商局会办沈能虎(子梅)了解后,表示"有款可拨",愿意"随时划付",[25]此举遂解决了通商银行"一时之难",为通商银行总行"节省银万余两"。招商局天津分局汪(瑞高)致电通商银行总董:"张道款已备齐,并有纱厂备息一万,商局(指招商局天津分局)缴报效六万两,均请购米拨用,以省汇兑"。[26]

招商局除了在业务经营方面与通商银行保持协调外,在信息方面也能及时沟通。19022月(光绪二十八年正月),署顺天府尹孙宝琦(慕韩)上折奏请户部开设官银号,即户部银行。天津招商分局和北京电报局董事们得知后,立即电告通商银行上海总行。北京电报分局冯子仙探知后,直接找到军机大臣鹿传霖,指出孙氏此折"其意欲藉此架空通商钞票,且为随时通挪起见。"冯氏还亲自"电询慕韩,请将官银号归并通商银行办理。"[27]次年又传出袁世凯欲开"国家银行"。盛宣怀感到"国家银行"一旦开设,通商银行已无足轻重,计划将通商银行商股二百五+万两改作萍乡煤矿商股。如此"可使醴潭铁路速成,煤焦通运,即可添置炉机,粤汉轨料亦可自办,出铁日多,则获利在即。"至于部存官款一百万两仍储存通商银行。他斟求张之洞的意见,张氏对此"亦以为然",[28]但外务部讨论时则坚决不同意,结果盛的停办银行计划未获通过。

五、时势多舛,社会多故,招商局、通商银行在艰难中挣扎前行

企业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然而近代中国是-个外患频仍,内忧不断的国度。通商银行成立后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发动戊戌变法、慈禧太后发动推翻变法的政变。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发生慈禧太后欲废除光绪帝、另立溥隽为大阿哥的"废立事件"。1900年(光绪二+六年),发生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动荡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战争,给洋务企业的经营活动带来巨大冲击和破坏。

1900年(光绪二+六年),即通商银行开办第四年,华北地区爆发大规模义和团运动,各国借口保护使馆,联合发动侵华战争。在联军入侵期间,通商银行北京分行、天津分行损失惨重。北京分行被抢被焚。当时行中存有荣禄的"武卫中军饷银二十六万,又往来浮存银五万两,统核规银三+三万两之谱。"[29]"当银行未焚之先,荣中堂之兵(该兵衣上有武卫中军字样)及‘拳匪’即将银库及大铁柜击开,并将行内所有抢劫一空。""当银库被击开时,除紧要值钱单据外,有存现银洋约八万两,均为荣中堂之兵及‘拳匪’所窃,银行房屋、银库铁柜钞票尽被焚毁。""计抢去钞票十万两,现银二万八千余两,银元二万五千余元及各户借卷契据一概无存。"[30]武卫中军存行饷银二+多万两早被银行作为放款,放给天津、北京两地钱庄及商家,由于京津市面被摧毁,放出之款无法追回,总行一时也无力塾还。但荣禄催还甚急,总行只得暂时先垫还一部分。联军占领天津后,天津分行大班梁景和避难来沪,不久去世。总行在清查其分行帐目时,发现无法收回的拆放款高达二十九万三千余两,梁氏挪用官款私下放债款不下三十多万两。总行为之共垫赔行平银六十六万七千四百余两之多。为了减少亏损,总行后来找到梁氏保人梁绍刚,向其索赔,但无结果。不得已向香港地方高等裁判所起诉梁氏,裁判所以梁氏当初担保梁景和为"经理"而非变更后的"大班",经理和大班两者任职不同,梁绍刚不再负有担保责任为由,判决通商银行败诉。官司一直打到伦敦英国高等法院,结果因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出走日本,最后不了了之。在清查天津分行帐目的同时,又发生镇江分行大班尹稚山拖欠镇江海关道存银及拖欠客户存银四十多万两的严重事件,后在两江总督端方和江宁布政使周馥及江苏布政使黄建莞等人协助下,通过没收尹氏家产、发行彩票,收回了大部分款项,但总行仍为之垫赔银七万多两。总之,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通商银行共垫赔了九十多万两。这是一笔巨额亏空。经过+多年的积累,直到1914年,银行才将此亏空垫完。盛宣怀一次在致银行总董、大班的信中不无伤感地写道:"本督办奉旨招股选董承办此举,原欲为中国开利源,不料迭遭患难,致亏巨本,始愿难偿,尚赖诸公驻行办事,不辞劳怨,得以完璧归赵,此必为股东所钦佩感戴不遑者也,绝无归怨之理。"[31]

相比之下,招商局在这场事变中损失要小得多。义和团运动发生后,招商局因忙于海运,基本未受大的冲击。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商局在紫竹林一带房屋被毁,海运一度中断数月,所以,财产损失不大。招商局的业务活动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发起"东南互保",同英法等驻沪领事签订"互保"协定,从而保证了长江航运的畅通和东南地区的社会稳定,使得招商局经营活动得以照常进行,营运收入未见减少。招商局的艰难曲折是在光绪二+八年以后的人事变更,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中损失最为惨重。

1901年(光绪二+七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为招商局获利丰厚,袁世凯和一些满族权贵对之唾涎已久。还在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军机大臣刚毅在南下视察后,就曾与大学士徐桐上奏,要求招商局向朝廷报效。招商局此前每年已报效银-百二十多万两,主要用于南北洋学堂、北洋海军余舰维修、实业学堂等常年经费开支。但在强势面前,盛宣怀与招商局只好同意每年再报效现银十万两。从"二十五年始,每年报效实银,船局(指招商局)六万,电(报)局四万,共+万两,年终如数报解。"[32]邮传部成立后,盛宣怀原先掌控的"轮船、铁路、电报、邮信,分作四项,归部管辖"。袁世凯"以轮船(招商局)系属商办性质,不以归部辖为然,局中委员仍归北洋委派",委派杨士奇来控制,将招商局夺到自已手中。宣统改元,载沣摄政,认为袁世凯手握重兵,对清朝威胁太大,借口将其逐出政坛。经过多年的折腾,招商局已无盈利可言。自杨氏督办,所用委员,盛气凌人,且与船务隔膜,与股东、董事势同对立。因而华商解体,洋人猖獗。加上"市情多变,生意减色,水脚跌价,遂致亏败"。1910年(宣统二年),招商局第三十七期商况"收支不相偿,亏损伙多。"[33]

袁世凯失势后,招商局收归邮传部管辖。局中的许多股东有见营业日亏,向邮传部提出要求成立董事会,将招商局改由九名董事、两名查帐员组成的董事会管理,负责经营,但遭到邮传部的反对。邮传部强调招商局系"官督",力批"商办"。"招商局只可仍照从前由官派一、二委员,专管运漕、文案,其余轮船商务必须悉由董事会公举熟悉轮船及商务之人办理。至于航路、吨位、造船一切关系交通之事,应由董事会禀请邮传部核定,每年盈亏账目,亦由董事会禀报"。股商对此非常不满。

由于营业亏损,股东们要求按原先约定的股息银每股-分发放股东。董事会犹豫不决。盛宣怀自袁世凯夺取招商局后,一直心有不甘,伺机重新夺回。袁世凯失势后,他认为机不可失,是夺回重新掌控的时候了,于是积极鼓动股东要求董事会将公积股银分给股东。他致函郑观应:"通商银行股票八+万两,汉冶萍股票-百二十余万两,皆弟任内千辛万苦得来,若存在局中,他日必为(邮传)部提,莫若趁此时候,尽数分给各股东作为余利,提出之后,则公积均是码头栈房呆产,不怕官场强夺也。务望我公速与贵同乡股东商酌,赶紧寄意见书两、三封交于董事会,弟必当切实作主,赶正月底结帐时即行议定,约计每般可分得通商股票银二+两、汉冶萍煤铁厂矿股票口口口元,庶几股票可以值钱,方能有效。"[34]于是郑观应联络香港、澳门招商轮船有限公司的郑慎记、郑秀记等股东写信给董事会,要求将招商局所存公积通商股票、汉冶萍股票作为股息发放给股东。"查公司章程,不准别营事业,请将所存通商银行股份八十万两、汉冶萍煤铁厂股份一百二+万元,应即照股摊分。所存本公司之股票亦请估出清还欠款,此是股东应有之权利,望各董事于股东常会之期,请决议施行为荷。"[35]在盛宣怀、顾咏铨、王子展等人的幕后活动下,股东大会表决通过,董事会顺势表示同意。于是招商局所购通商锒行股银就这样发放给众多股东。而这些持有通商银行股份的招商局股东一下子又成了通商银行股东。傅筱庵等一批人就是这样进入通商银行的。

招商局在19117月(宣统三年六月)前,局中已无现金存储。又因自保船险、添置船械,亏累严重。同年十月,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武汉三镇控驭长江中下游,左右南北形势,成为南北双方交战之区,战事特别激烈。而"招商局长江航业以汉口-埠为大宗,局置财产也以汉口为巨,每岁商货出入,估计货本约值七、八百万两,所得货脚常在五十万之外,而产息尚不在内,实为航运最发达之区"。武昌起义后,商局"停航四月,除少得水脚银二十万两不计外,该埠猝被兵祸,至击沉趸船二艘,现已日久朽坏,尚难设法捞起。又焚毁栈房四座,小洋楼一所,均已变成瓦砾,无从检拾。又局产验货房、码头驳岸等处,均被蹂躏不谌,非重建大修,无可应用,此项工费核计业已不赀。又拆毁水龙船一艘,沉没挑船四只及起锚胖筒一号。以上损失估银十七万数千两之谱。""其被焚被抢损失最巨、又索赔最急,尤以各栈所储商货为大宗,而商货之内尤以土药、洋纱、匹头为大宗",此次商局因战事损失"总共估本银为-百二十一万二千五百三十万两。"[36]

相比之下,这次通商银行损失要比招商局小得多。除了上海总行所存度支部造弊所用银三十万两被沪军都督府查封没收外,都督府对通商银行再无其他损害行为。都督府原打算查封该行,但由于军政府领导层中如李钟珏、王一亭等人都是该行董事,不少人持有该行股票和在该行存有钱款,加上该行登报声明该行是家商业银行,并非官办,银行一切变更须待股东大会讨论决定,等等,沪军都督府就不再过问了。不过该行因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遭到巨大亏损,这时乃至以后一段时期,经营仍处于相对困难之中。民国改元后,盛宣怀失去清政府这座靠山,不能再对通商银行进行"督办"。1913年通商银行召开首届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董事会。盛宣怀虽拥有该行大量股份,但因名声所系,未入董事会。虽然他的外甥顾咏铨和亲信王子展担任董事,但他们的影响已非常有限。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通商银行的领导权逐渐落入傅筱庵手中。新中国成立后,通商银行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银行,即今天的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

进入民国后,招商局的营运虽还在继续,但内容已发生很大变化。前清时代享有的种种特权不复存在,也不再专门运漕,它直接隶属民国交通部,按照新的航运章程进行营运。运营的环境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民国年间,军阀混战,招商局的船只常常为军阀强行征用或野蛮截留,改作运兵运械之用。货运常遭乱兵、土匪劫掠,根本无法正常运行,损失惨重。1929年改归南京国民政府管理。就是在这种十分艰难的环境下,招商局的先辈们披荆斩棘,风雨前行,一直坚持营运数+年。19499月招商局正式停运。次年并入中国轮船航运有限公司。香港招商局后来则另组轮船招商局集团,继续为中国现代航运事业作贡献。

人世有代谢,青山无古今。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几多变迁,历史早已翻开新的-页。作为当年中国近代航运业的鼻祖招商局和中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它们的活动事迹早已载入史册。然而先辈们为维护民族权益、抵制外国侵略的爱国创新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了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把中国建成-个富强繁荣的国家,我们共同努力吧!


注释

[1] 关于招商局成立,一说是同治十年。宣统元年十月招商局?"股商调查轮船招商局缘起利弊"的报告中写道:"同治十年,盛宫保在直隶条陈于李中堂,请设轮船招商局。公举唐景星、徐雨之为商董,招集商股百万,并由盛借领官本制钱二十万串,购置旧轮船数号及上海浦东、天津紫竹林码头两处,先从津、沪办起运漕、揽载,资本甚薄,不成局面"。(汪熙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轮船招商局》第9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简称《招商局档》)

[2] 陈惠勋致盛宣怀函(光绪二+二年十月二十日)。谢俊美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中国通商银行》第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简称?《通商银行档》)

[3] 翁同和致翁曾荣函。谢俊美编:《翁同和集》第255 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4] 盛宣怀禀(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六日)。《通商银行档》第26页。

[5] 盛宣怀致李鸿章函{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通商银行档》第26页。

[6] 严信厚拟通商银行章程(光绪二+二年十二月初+日)?《通商银行档》第43页。

[7] 谢俊美:《翁同和传》第493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

[8] 庄箓致盛宣怀函(191263日)。《招商局档》第1088页。

[9] 招商局董事会向股东临时大会报告节略(1912616日)。《招商局档》笫1088页。

[10] 股商调查轮船招商局缘起利弊(宣统元年十月)。《招商局档》第919页。

[11] 沪(杨)子萱来电{四月+一日)。《通商银行档》第545页。

[12] 严潆送银行总董电(四月二十日)。《通商银行档》第548页。

[13] 中国通商银行大略章程。《通商银行档》第48页。

[14] 严义彬致沈云沛说帖(宣统元年十二月)。《招商局档》第934页。

[15] 中国通商银行大略章程{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通商银行档》第4951页。

[16] 镇江众华商上盛宣怀公禀(宣统二年正月初七日)。《招商局档》第937页。

[17] 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会议和公信录(光绪二十六年)。《通商银行档》第718页。

[18] 俞朝棨密查招商轮局情形说略(宣统元年)。《招商局档》第923页。

[19] 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会议记录和公信录。《通商银行档》第717页。

[20] 同上引。《通商银行档》第713贡。

[21] 沪陈猷、施则敬来电(光绪二+三年四月十六日)。《通商银行档》第547页。

[22] 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会议记录和公信录。《通商银行档》第548页。

[23] 盛宣怀来电{四月十九日)。《通商银行档》第548页。

[24] 通商银行往来电报抄存(一)。《通商银行档》第550页。

[25] 天津张道来电。通商银行往来电报钞存(一)。《通商银行档》第600页。

[26] 天津招商分局汪道来电。通商银行往来电报钞存(一)。《通商银行档》第601页。

[27] 冯道来电(正月二十七日)。《通商银行档》第598页。

[28] 外务部致盛宣怀文。(光绪=十九年三月初六日)《通商银行档》第291页。

[29] 冯景彝致陈淦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通商银行档》第137页。

[30] 北京分行洋大班厚士敦禀(光绪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通商银行档》第136页。

[31] 盛宣怀致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大班函(宣统元年闰二月+二日)。《通商银行档》第453页。

[32] 盛宣怀咨顾咏铨、郑观应文(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九日)《招商局档》第765页。

[33] 高木六郎致盛宣怀函(宣统三年七月十九日}。《招商局档》第1055页。

[34] 盛宣怀致郑观应函(宣统二年正月初四日}。《招商局档》第936页。

[35] 郑慎记等致招商局董事会函(宣统二年二月十二日)。《招商局档》第940页。

[36] 招商局上交通部呈文(一九一二年五月七日)。《招商局档》第1083页。



[1] 关于招商局成立,一说是同治十年。宣统元年十月招商局?"股商调查轮船招商局缘起利弊"的报告中写道:"同治十年,盛宫保在直隶条陈于李中堂,请设轮船招商局。公举唐景星、徐雨之为商董,招集商股百万,并由盛借领官本制钱二十万串,购置旧轮船数号及上海浦东、天津紫竹林码头两处,先从津、沪办起运漕、揽载,资本甚薄,不成局面"。(汪熙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轮船招商局》第9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简称《招商局档》)

[2] 陈惠勳致盛宣怀函(光绪二+二年十月二十日)。谢俊美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中国通商银行》第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简称?《通商银行档》)

[3] 翁同和致翁曾荣函。谢俊美编:《翁同和集》第255 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4] 盛宣怀禀(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六日)。《通商银行档》第26页。

[5] 盛宣怀致李鸿章函{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通商银行档》第26页。

[6] 严信厚拟通商银行章程(光緒二+二年十二月初+日)?《通商银行档》第43页。

[7] 谢俊美:《翁同和传》第493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

[8] 庄箓致盛宣怀函(191263日)。《招商局档》第1088页。

[9] 招商局董事会向股东临时大会报告节略(1912616日)。《招商局档》笫1088页。

[10] 股商调查轮船招商局缘起利弊(宣统元年十月)。《招商局档》第919页。

[11] 沪(杨)子萱来电{四月+一日)。《通商银行档》第545页。

[12] 严瀠送银行总董电(四月二十日)。《通商银行档》第548页。

[13] 中国通商银行大略章程。《通商银行档》第48页。

[14] 严义彬致沈云沛说帖(宣统元年十二月)。《招商局档》第934页。

[15] 中国通商银行大略章程{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通商银行档》第4951页。

[16] 镇江众华商上盛宣怀公稟(宣统二年正月初七日)。《招商局档》第937页。

[17] 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会议和公信录(光绪二十六年)。《通商银行档》第718页。

[18] 俞朝棨《密查招商轮局情形说略》(宣统元年)。《招商局档》第923页。

[19] 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会议记录和公信录。《通商银行档》第717页。

[20] 同上引。《通商银行档》第713贡。

[21] 沪陈猷、施则敬来电(光绪二+三年四月十六日)。《通商银行档》第547页。

[22] 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会议记录和公信录。《通商银行档》第548页。

[23] 盛宣怀来电{四月十九日)。《通商银行档》第548页。

[24] 通商银行往来电报抄存(一)。《通商银行档》第550页。

[25] 天津张道来电。通商银行往来电报钞存(一)。《通商银行档》第600页。

[26] 天津招商分局汪道来电。通商银行往来电报钞存(一)。《通商银行档》第601页。

[27] 冯道来电(正月二十七日)。《通商银行档》第598页。

[28] 外务部致盛宣怀文。(光绪=十九年三月初六日)《通商银行档》第291页。

[29] 冯景彝致陈淦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通商银行档》第137页。

[30] 北京分行洋大班厚士敦禀(光绪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通商银行档》第136页。

[31] 盛宣怀致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大班函(宣统元年闰二月+二日)。《通商银行档》第453页。

[32] 盛宣怀咨顾咏铨、郑观应文(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九日)《招商局档》第765页。

[33] 高木六郎致盛宣怀函(宣统三年七月十九日}。《招商局档》第1055页。

[34] 盛宣怀致郑观应函(宣统二年正月初四日}。《招商局档》第936页。

[35] 郑慎记等致招商局董事会函(宣统二年二月十二日)。《招商局档》第940页。

[36] 招商局上交通部呈文(一九一二年五月七日)。《招商局档》第10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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